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6年马年央视春晚把分会场之一设在了浙江义乌。我对于义乌有特殊的感情、也有具体的记忆。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先生是义乌人，两年前的夏天，首届雪峰文论奖把颁奖典礼放在义乌的冯雪峰先生故居举办，我作为获奖者之一全程参与，印象很深。那场颁奖典礼同时也是“移步异景”式的实景演出和文旅景点展示，我要在冯雪峰先生出生的老房子里候场，当时躲在古老的木门背后听外面的演出内容，大约是对“鸡毛换糖”之类经典场景的演绎，隐隐听见了拨浪鼓的声音。“鸡毛换糖”和拨浪鼓，都是独属于义乌的“梗”、某种意义上也是极富改革开放时代代表性的“梗”。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撰文提到，义乌“是以小小的拨浪鼓‘拨’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第二天我就找去著名的义乌国际商贸城玩——不是“采风”，真的就是一个人打车过去瞎溜达——单在玩具区就玩掉了一整个下午。商贸城真的大，是那种只逛其中一角都一定会迷路的那种大。我在商贸城里看到了我小时候的玩具，看到了适合我年幼的儿子的玩具，除了人的玩具还看到了猫狗的玩具，当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无数的人的面孔：中国的面孔、外国的面孔、认真忙碌的面孔、惊奇游逛的面孔、一脸懵圈找出口或厕所的面孔、心无旁骛对着计算器计算利润的面孔……逛到商贸城关门，我随着潮水一样的人流涌向路边，等待网约车或公交车的人群包裹我，四下此起彼伏的除了喧闹人声还有气球、毛绒玩具、做成动物形状的充气游泳圈。我站在那里，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是热的、是生动的。而这生动的背后，是“小商品”背后的“大历史”“大逻辑”。

两年过去，我跟着春晚的镜头重回义乌。义乌分会场的主舞台设在全球数贸中心，相较于国际商贸城，这里的景观更加魔幻、更有未来感，高新技术的痕迹与景观在此分外醒目，也让我生出许多新的感触。商贸文化的底色（关联着过去几十年的“好日子”）与数智科技文化（接通向未来几十年的“大盼头”）互为表里，交织在春节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性符号之下。尤其是对“地球村”元素的凸显，忽然唤回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中直接有“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的句子），在世界文明格局深度调整的当下，这种同当下现实紧密绑定的“call back”其实格外珍贵也格外重要。这是以别样方式讲述出来的“昨天，今天，明天”。我意识到，也许我们过往都过于关注义乌身上的经济元素，而忽略了经济发展背后巨大的历史脉络、文化隐喻、文明气息。进而言之，这种充盈着强大文化隐喻的时间感本身，非常值得我们去更深切地感知并阐释。

除了“时间感”，马年春晚的义乌舞台也让我在“空间感”的层面生出颇多感触。一个感触维度是“空间经验的身体性聚集”。义乌此次的动作不止一个“分会场舞台”，而是就此打造了系列新春活动。根据报道，义乌围绕春晚分会场及五大街区，联动了全域14个镇街，按“一镇一特色”推出166场春节文旅活动，涵盖新春市集、屋檐音乐会、异国年俗等诸多内容；全城设10处春晚同框打卡点，保留造景道具，推出了8条特色主题路线。此中一大特点，就是充分调动并实现了真实空间之内人的身体性聚集。空间的经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直观作用并呈现于人的知觉化身体。小到对具体节日经验的体察、大到对文化共同体的体认，在最基本的维度上，都首先要经由个体知觉来实现。而知觉的主体就是“身体”：人作为身体而知觉世界，身体凭借知觉而进入世界、使物体显现，而知觉，乃是“作为通向真理的入口为我们而被规定的”（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在视听文化时代，身体的参与感常常变得扁平化、二维化，而“新春文旅”类的文化实践，恰恰是通过空间场所的设计，将二维化的身体重新拉入了三维化的社会生活场域：人们从“看”“听”等相对静止的状态里走出、进入“走”“动”“说”的身体动作世界——甚至还包括“吃”，我们看到，各类地方特色美食在新春文化活动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戏份，这无疑是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环节之一，也是对空间里的身体经验最直观有效的激活路径。

另一个维度则是“空间文化的地域性凸显”。“地域”是近些年文学领域的热点词，在广义的社会文化层面上这一概念同样重要。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地方”势必会获得重新的关注和思考，地域文化特色的意义和地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事实上正在获得新的、更深程度的体认与重视——这当然不是全球化的“反题”，而是包含在全球化经济文化建构实践内部的“同题复调”，显示出现代社会里文化结构和文化景观的更立体的面目内涵。在此意义上，“地方”乃是“空间”的更具体、更个体经验化的呈现（及建构）方式。如同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所区分的那样，“地方”（place）是经过了个人经验指认和生活感受再造后的“空间”（space），“一旦空间获得了界定和意义，它就变成了地方”。这种范畴界定和意义书写，在段义孚看来，乃是源自于空间中运动的停顿，以及随之而来的特异性文化价值凸显，“停顿使一个地方有可能成为一个感受价值的中心”，这即是所谓的“恋地情节”，亦关联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在大地上的栖居”。作为“世界超市”，如今的义乌关联着全国3200万工人、贸易链通往全球各地，但它自身的质地始终是独特和鲜明的。此次马年春晚舞台上的“义乌戏份”，既突出了全球化语境里的“世界义乌”形象，更展示了“世界上的义乌”，也即在一个日渐流动互融的世界上义乌独特的文化气场——例如，计算器的意象在屏幕里呈现得自然而然又理直气壮，而我之前看到新闻报道，参与马年春晚表演的义乌老板娘们甚至在彩排后台利用休息时间处理新年货物订单。地域文化符号在空间性的场景内获得集中展示，进而衍化出流动增殖的文化情感，而义乌身上的“文化符号”又不止简单是景观性的，更是气质性和价值性的。这背后的故事，或者说叙事展开的可能性，既是地方性的，也是普遍化的，它提供的是一种极富时代感的文学性。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