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曾多次为《广西文学》的“诗歌双年展”撰写综述，对广西诗歌的发展状况较为熟悉。若以刘春、黄芳、陆辉艳、黄土路、牛依河等诗人近期的诗集作为观察切口，或能更深入、真切地把握广西诗歌的现状与特质。

刘春是在诗歌创作与研究领域均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诗人。无论是他早年参与创办广西民刊《自行车》，还是后来创建网站“扬子鳄”以及编选《70后诗歌档案》，其诗歌写作、批评与相关编辑工作，都生动呈现出“70后”一代人的精神历程、成长轨迹与社会际遇。由于早年在桂北乡村的生活经历，刘春早期诗歌中难免带有一种源自地方性经验的焦虑。在诗集《两种故乡》的第三辑中，他以“歧路村”为象征，将过往的乡村记忆、土地伦理、家族命运与青春往事，转化为如胎记般伴随一生的精神印记。“让我起立向少年时代的我致敬/那颗冲动又随时随地为真理敞开的心/如此孤独，又充满感激”（《怀念》）。在城市化的遮蔽下，刘春不得不以略带尴尬的姿态面对并试图纾解这种焦虑，也因此身心深处承载着“两种故乡”的纠葛。近年来，刘春逐渐将目光投向日常场景与细微事物，透过对他者与自我命运的洞察，持续推动自身的诗歌写作。他甚至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平静的表象下触及深处的震撼。同时，其诗中的精神面貌、思想张力与包容空间日益开阔，一种关乎命运共同体的诗歌意识正在形成。例如《风吹大海》《微茫之光》等作品，在具象与虚无、对话与独白的交错中，既关乎个体命运，也指向整体性的生存境遇。而组诗《词不达意》则将现代经验的微妙触角探入古典诗词的空间，在古今对话与语言再造中，展现出汉语的魅力以及现代诗歌差异化表达的可能。

黄芳是“70后”诗人中较早崭露头角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位。与同时代许多女性诗人相似，她曾在诗歌中反复书写女性的身份、经验与意识，并通过理解、“扮演”乃至重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形象，试图抵达“永恒的女性”之境。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一生仿佛都在准备、创作并修改一幅终极意义上的自画像，而诗歌正承担了自白、祷词、慰藉与白日梦的功能。近年来，黄芳的诗歌愈发显露出一种沉潜的力量。她的自白、自省、对话、协商与追问，皆附着于具体的物象与内心的图景之中。在《黄昏里》等作品中，随着“中年经验”的来临，她更加专注于日常的生存现场，以及其中无法回避的疾病与死亡叙事。在记忆与现实交织的视野里，她将普通人的命运从斑驳的阴影与黑暗中，重新带回文字的阳光下。黄芳总能于现实与想象之间找到微妙而精准的连接点，在细节与幽微的场景中激活想象的闪电，引发低沉的雷鸣，并在看似寻常的表象背后，展开戏剧化的灵魂分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诗歌在静水流深中依然葆有力道、张力与锐利，“父母赐予的206块骨头/我一生都保持了它们应有的硬度/我死后/请让它们在烈火中焚烧/请把我终生不曾曲迎的灰烬/埋在笔直的树下”（《遗言》）。这样的诗句，再次印证了女性诗人天然带有的自白气质与自画像般的精神品质，也让写作成了一种深刻的个人传记。

在广西“80后”女诗人中，陆辉艳的创作显得异常安静而又特别。这种特别，源于她在当下的生活里对过往持续的追溯与挽留，也源于她对命运那张最终底牌的清醒察觉。更重要的是，在她日常、干净、舒缓而节制的语言节奏中，那些细小、幽微、沉暗的日常事务，却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势能，呈现出寓言般的真实与命运感：“那是在夏天，我推着父亲的轮椅/经过香樟树下/在它折断的地方/已新长出枝叶/它们还没有听到过滚雷声”（《闪电》）。她仿佛推开了日常的屏障，在寒夜中为自己铺就漫长的铁轨，必须走过寒冷、黑暗与雨水，才能维持一个人“更清醒地生活”（《简单生活》）、“可以被证实的生活”（《薄暮》）以及“理应是更加仁慈的生活”（《仁慈的生活》）。在陆辉艳缓慢如镜头推移的书写中，凝聚了如此多的阴影与尘埃。她的诗歌于平静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张力，以及反讽与悖论的光芒。诗人如同飞蛾，一次次扑向刺痛灼热的灯火，“犹如绳索之于囚笼或船渡/犹如永恒的黑暗之于人类或鳟鱼”（《条纹》）。那是在不断失去中挽留记忆、在生存困境中寻求自我救赎时必然发生的碰撞与碎裂之声。陆辉艳的诗歌让我们感受到诗的纠正力量，也印证了诗歌作为个体主体性精神事件的意义。她揭示出现实生活与诗歌现实之间既相互关联又本质区别的关系——通过建立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诗歌现实，她为自我找到了支撑点，或一个幻梦般的入口。由此，她得以穿透经验的表层，抵达存在的内里，在语言的转折与缓冲地带，同时揭开生活的真实与虚无。

黄土路写诗已逾30年。我十分认同他的诗观：“诗人在他时间和空间里舞蹈，向下挖掘或向上飞行。当他挖掘，他是滞重的，当他飞行，他是轻盈向上的。诗人可以是一只昆虫，一条小鱼，也可以是猛禽和大象。诗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营构房屋、爱情甚至战争，最终又平息它们。”向下挖掘与向上飞行，构成了黄土路诗歌多年来并行的双重向度，或更准确地说，二者已融合为同一个方向——正如某位伟大诗人所言，“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实际上是同一条路”。更重要的是，黄土路的诗歌并未局限于既定的语言经验或生活经验。他始终尝试拓展语言与生活的双重边界，这使得他的写作拒绝预设与定型，而是通过不断的偶然性与生成性，激活诗歌面貌的无限可能与未知状态，从而印证了一位诗人的创造效力与内在活力。在《黑暗前传》《人与动物的交流史》等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黄土路诗歌强大的消化与包容能力。日常与未知、情感与感受、经验与超验、智性与直觉，种种元素在他笔下得以充分对话与融合。

牛依河一次次书写故乡，一次次弯腰捡拾“故乡剥离出来的碎片”，将它们重新拼贴成形。诗人曾坦言：“每一个乡愁都是不可治愈的/大地的裂缝”（《碎片》）。当精神层面的“乡愁”抒写与具体的时代背景、乡土命运以及现代性的城市话语相联结，这一写作类型便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强烈的现实感与伦理化的精神姿态。显然，诗人的“乡愁”源于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挤压及其所带来的焦虑，他也因此在诗中反复探寻不确定的命运。如果说乡村或乡愁仍具有某种精神救赎的可能，那么诗歌便成为个体最后依托的乌托邦。倘若这种向上、向后的精神向度，与真实不虚的生命体验、乡村场景以及社会伦理相互融合，矛盾之诗与焦虑之诗便同时产生——消亡的事物、紧张的时刻、挽歌与夜歌也随之必然浮现。在整体性碎裂的境况下，诗人只能从回忆与寻找出发，而乡土的地方性知识与空间差异正逐渐消逝。可贵的是，牛依河的“乡愁”书写避免了单一向度与伦理化的简单判断。实现了对“乡村”“乡土”“乡愁”的深厚自省与复杂呈现。

以上五位广西诗人的诗歌品质具有鲜明的差异，却又都是从分层的生活现场与精神渊薮中激发而来。整体来看，诗歌更像是一把重新整理生活的起钉器，让我们目睹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彼此砥砺与博弈。

（作者系《诗刊》社副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