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弟弟首次没在傍晚烧热水，那水本是要留给从山上割松油回来的父母洗热水澡用的。我们搬了一张藤椅和一张木凳，坐在大门两侧，像两个门神一样恭候父母踏进家门。

大门外晒的衣服此时应该被我们收起来，但现在仍然迎风招展，低飞的蜻蜓碰到了我们兄弟俩喜气洋洋的鼻尖。我们身后的香桌上放了一座自鸣钟，每到整点和半点都会自动报时。我向后望了一眼，意外发现时间仍停留在我们兄弟俩决定不烧热水的五点一刻。我弟不为所动，他不像之前那样去对照黑白电视里的时间调整自鸣钟。我们家不仅时间需要自己动手调整，一切家务也要靠我们兄弟俩，譬如烧热水、收衣服、做晚饭和洗碗。不过从今天开始，这一切都将改变。那座用了几辈子的自鸣钟将会换成用电池的钟表，烧水壶会被热水器替代，蒸饭会有电饭锅，甚至那台经常需要去屋顶上调整卫星锅方向的黑白电视也会换成有十几个台的彩电。

这绝非异想天开，也不是在用好吃懒做幻想家里家电齐全。锁在父母房间抽屉里的那张存折将会全方位支持我们的想法。我们兄弟俩俨然已是这张存折的主人，用了几乎不到一分钟就把存折里的积蓄分配完毕，除了用来购置家里缺的家电，我们还要抽出一些去县里的大酒店花。分配完以后，算术比较好的弟弟发现还剩很大一笔钱，他一时不知道该拿剩余的钱怎么办，便扭过头来问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的我，亚哥，钱多得花不完怎么办？我从藤椅上坐起来，大手一挥道，老弟，看来你真是没有做少爷的命，有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听着，好好跟我学习怎么做一个阔少。剩下的钱就拿来买一辆轿车，这样以后我们去哪儿都有车坐，别提有多威风了。

我弟从木凳上站起来，连连表扬我的想法好，可一场太阳雨的到来瞬间把我浇回现实。我指着外面没收的衣服喊道，快去收衣服！可我弟无动于衷。他此时似乎坐上了那辆有空调的轿车，正在打开车窗，邀请每一个走路的人搭车，发现很快人满为患后，又中途把那些人赶下去。他说，亚哥，我好像有点儿晕车。我过去把他摇醒，说，再不收衣服就晚了！我弟睁开眼睛看到雨水打湿了衣服，说，我们家现在有钱了，这些破衣烂衫就丢了吧。我想想也是，为此又跑到父母的房间，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存折再次确认里面的金额，确认无误后，我在二楼的走廊上冲下面的弟弟喊道，衣服确实不值得收，就让它们淋着吧！

天空先是被闪电撕开一道口子，然后一棵高出群木的松树就应声倒下。树上还有山火燃烧，假如大雨旋即落下，就不会形成烧山之势，如果大雨迟迟不落，就要及时用刚装上的电话拨打119。父母怕遭雷误击，纵有再多不舍，也不敢再在七峰山上割松油，改去了屋后的太顶峪。

太顶峪离家远，松树出油率也没有七峰山多，我和我弟之前需要在五点一刻烧热水，父母改去太顶峪割松油后，烧热水的时间就延到了五点半。这推迟的十五分钟我们兄弟俩也不能偷懒，而是要先淘米做饭，还要去菜畦里摘菜。自从改去太顶峪割松油，父母每天都早出晚归，我们兄弟俩做好饭烧好热水后还有空坐在大门两侧，等着父母身披落霞踏进家门。我会起身接过父亲手上的松脂刀，我弟则负责接母亲脱下来的斗笠。我把松脂刀放进香桌下的抽屉里，我弟把斗笠挂在墙上的日历旁。抽屉里放了剪刀、针线、牙签以及其他杂物。挂斗笠时，常会惊动挂历后面的蟑螂，父亲就会眼疾手快，用脚踩死几只从墙上逃下来的蟑螂，然后拎起蟑螂的触须，嘴里“咯咯”叫着丢到门外，引公鸡母鸡来啄。我一般坐藤椅，我弟则坐木凳，谁也不能坐错位置。原因不是我仗着兄长的名义坐软藤椅让我弟去坐硬木凳，而是我弟个头儿还没长起来，坐藤椅就会像一屁股栽进沟里，起都起不来，矮小的木凳刚好适合他。

我从楼上下来，坐回藤椅，发现藤椅被我坐得越来越塌，而我弟坐在木凳上的脚越伸越长。之前他的脚还够不到地面，现在却要横在地上，差点儿把我撂倒在地。我两手靠着扶手，看到太阳雨变小了，夕阳穿过客厅的后窗，从敞开的大门里照射出来，照到我弟兴致勃勃晃动的鞋尖上。

家里的自鸣钟罢工了，可我仍然知道此刻是五点三十分零一秒，因为父母几乎每天都在这个时间点回来，今天也不例外。我们家大门外是一条上山的必经之路，夏天人们为了避暑会从我家屋檐下过。我们允许肩挑谷子或者担樵的过屋檐，哪怕这些人经常趁机透过没关的门窗往里偷瞥，但绝不容许有人牵牛从屋檐下走过。原因很简单，这些耕牛经常会屙下一坨冒热气的牛粪。父亲曾在屋后修过一条路，以牺牲屋后那丘田为代价，想让他们从那儿走，然而人们对父亲的无私奉献并不买账，仍然从我们家屋檐下往返。从此，我们兄弟俩就多了一项任务，盯着那些水牛和黄牛，千万别让它们走到屋檐下，即使最后没拦住，也不能让它们在屋檐下屙屎。前些年，我们兄弟俩力气小，不足以把一头牛赶走，父亲便把客厅里的藤椅和木凳搬到大门外，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就坐在这里，别怕，那些牛不敢顶你们。自从修路的法子失败以后，父亲再一次认识到自己勇武有余谋虑不足，本想再用拳头解决这个难题，但看我们兄弟俩还小，便无奈把握紧的拳头松开。后来见我们兄弟俩弥补了他智谋方面的短板，终于不再动不动就慨叹浪费了屋后那丘田。

我们兄弟俩的智谋主要体现在对付那些牛上面。我们没用蛮力把那些牛赶走，怕那些牛二话不说就用牛角顶我们，也没有苦口婆心跟那些养牛户讲道理，因为对于占惯便宜的人来说，任何道理都像涨价的柴米油盐。我们的办法是每天收割两次青草，分别在那些牛上山下山的时候放在屋后那条路上。我们的方法奏效了，那些牛果真被带有露珠的

青草诱到了屋后那条路上。父亲知道后，竟对我们兄弟俩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期待将来我们能成为“大老板”光宗耀祖。

利诱耕牛时间久了，我们对大门外的这条路就变得极为敏感，但凡有点儿风吹草动，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从我们两边出现的是人还是牛。此刻，我不用扭头右顾，就知道父母回来了。我不从外形和气味上辨认他们，虽然他们身上长年带有松香味儿。我认出他们靠听走路声，他们脚上穿的解放鞋踩在泥地里时很平常，但只要踩到屋檐下的水泥地上，就会发出黏鞋底的声音，只因他们的鞋底沾了松脂。平时，我们听到这种脚步声，准会第一时间起身把大门让出来，但这次我们却足足等父母踏进客厅，打开电灯，走进厨房，最后走回到我们兄弟俩面前时才说话，说话也是因为父母看起来好像脸有愠色。当然我的底气很足，不至于被父母纸糊的怒火吓住，是我那个胆小如鼠的老弟忍不住先开口说话了，爸妈，你们是不是想说今天你们生的两个儿子等于没生，什么活儿也没干，客厅没扫，衣服没收，热水没烧，饭也没做？如果你们现在去看时间，还会发现那座自鸣钟也坏了。你们先别忙着生气，因为亚哥接下来会告诉你们我们袖手没做的原因，到时就该轮到我们生气了。我等老弟着急忙慌说完，不紧不慢地接过来补充道，爸妈，你们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害我们兄弟俩平时买一杯瓜子的钱都没有。每天只能在大路上，边看别人拽着装满零食的裤兜从店铺里出来边流口水，还要跟在别人屁股后头看看能不能捡漏儿。从今天开始，我们兄弟俩终于也能提着裤子从店铺里走出来，让别人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捡漏儿了。说完，我志得意满地看着老弟，说道，喂，老弟，看在你比我小的份儿上，我让你先买。老弟低下头数出两根手指，然后又觉得买两件东西有点儿保守，又把其余八根手指数了出来，并在我和父母面前高高扬起。我从老弟伸出的十根手指缝儿里看到我父母越来越难看的脸色，还不等老弟把想要的那十件东西挨个儿说出来，就见父亲的巴掌像竹子一样在老弟的脸上破开了。老弟捂着通红的脸颊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我则在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之前溜了，当然不是做逃兵，而是去搬救兵。

我跑进父母二楼的房间把他们的存折拿下来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四周一片暗暝，只有我家客厅洒出来的灯光有点儿像乳黄色的麦芽糖。我翻开那张存折，大声说道，你们打错人了！你们存了五十万居然还不说，该挨巴掌的应该是你们！父亲把手上像蛇信子一样的松脂刀放在地上，灯光被咬出一个小小的伤口。我踮起脚尖凑到父亲肩头，他正把存折拿到灯下检查。检查了半天，他对母亲说，小英嫲，好像金额的确变多了。母亲也摘下了斗笠，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放在桌上。桌上瞬间隆起一座小山，嵚崎山尖正对着趋光的蚊虫。

她把存折接过去，没有看多久，只是打眼一瞧，旋即就像关灯一样掐灭了父亲和我们兄弟俩的希望。她说，荣佬，两个细崽不晓事，你个大人也不晓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就是五千块，这两个细崽是把小数点后两位也算进去了。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不算数吗？那我跟亚哥怎么却算爸爸妈妈的小孩儿？这是老弟待母亲说完后几乎是脱口而出的疑问。父亲把存折夹在腋下，蹲下来捡松脂刀。我连连后退。看到父亲走到香桌前，拉开抽屉，把松脂刀放进去。他习惯了关紧抽屉，今晚他却没关紧，抽屉还留着一道可以塞进一个巴掌的缝隙。接着他朝我走来，伸手道，弟弟不懂事，你个做亚哥的也不懂事。把钥匙拿出来！我只好把父母房间的钥匙交出去。交出这把钥匙意味着我们兄弟俩从此与电视机彻底无缘，以后自鸣钟再坏，老弟也不能跑到父母的房间打开电视看里面的时间，再跑下来告诉站在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我，到底该把金属指针往哪个方向拧了。还意味着我们只能时时刻刻枯坐在大门边，盯着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和畜生。更意味着此后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再也吃不到任何能满足舌尖的零食，因为我们再也进不去父母的房间摸零钱了。我们兄弟俩看到父亲拿着钥匙夹着存折走出大门。我朝老弟示意跟上去看看，老弟却不敢，我当然也不敢轻易招惹盛怒之下的父亲。

母亲看我们兄弟俩傻站着干瞪眼，招手让我们兄弟俩过去，笑道，别怕，钥匙就放在墙上。老弟高兴地跑进厨房给父母烧热水，我狐疑地跟进去，问道，那面墙那么大，你怎么知道放在哪里？老弟说，你帮我烧水我就告诉你。

之后，直到上学前，我们兄弟俩的日子都没什么变化。我们依旧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我负责做早饭，老弟负责晾衣服。母亲会把从绿水潭里洗完的衣服放到门外的晾衣竿下，这根晾衣竿经过长年累月的劬劳变得有些佝偻了。老弟这时就会撸起袖子走到这里，地上放的桶里装满了父母和我们兄弟俩的衣服，但祖母的衣服不包含在内。

她虽然跟我们一起住，但跟我们吃不到一起。她吃的食物不能放味精，也不能放太多盐，就像赤脚医生开的药方那样需要少许和适量。负责做饭的我始终无法把握这个度，祖母从此就自理伙食了。她有时会在我们吃完后做饭，有时又会赶在我们吃饭前做饭，至于何时做饭，并没有一定之规，全看当天天气如何。因为靠天吃饭的父母只有在晴天霞光满天时才会早起上山割松油，遇到雨天，就可以多睡一会儿。祖母做饭前必用钢丝球或者丝瓜瓤把锅擦洗数遍，再烧热水烫一遍，最后才开始做饭。

如果说祖母跟我们吃不到一起是由于身体原因的话，那么她的衣服不跟我们的一起晾就纯属精神问题了。这个生于1930年的老人，如今还固执地认为男女的衣服不能混在一起，否则就会造成家里阴盛阳衰的局面。于是每当弟弟在门外晾衣服之时，祖母也会在门窗上晾自己的衣服，有时还会趁我们兄弟俩不注意，把晾衣竿上母亲的衣服和我们父子三人的隔开一点儿。母亲对祖母过分洗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无法容忍她在门窗上挂衣服，因为这有碍观瞻，而我们家又像一个动物园，每天都有人来来往往，甭提有多难看了。母亲怒气冲冲走到祖母面前，说，你不知道这样做很难看吗？祖母晚年发福了，发福的标志就是所有衣服都变阔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内裤，挂在门窗上就像抹布似的。祖母回头看了看我那个骨瘦如柴的母亲，回道，你是还没老，等你老了你的衣服也会变阔。母亲见她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没好气地继续说道，谁有闲心关心你的衣服阔不阔，我是让你别在门窗上晾衣服，以后我可以把你的衣服一起洗。祖母忙把自己的衣服护在怀里，说，那怎么行。母亲拿祖母毫无办法，平时由于要干活儿没有力气多管，

遇到过年过节，就会在客人上门做客前把祖母的衣服拿进她的房间。可是给客人倒完茶出门一看，衣服又挂到了门窗上，只好又把衣服放进房间。给客人夹完菜倒完酒出来一看，又挂上了，再次把衣服藏进去。把客人送回到半路，回来一看，门窗上已经没有衣服了，因为已经晒干了。哭笑不得的母亲就吹枕边风，让父亲去管管。父亲对祖母的脾气比对自己的衣服尺寸还了解，他自己也是那种暴脾气的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管，母子两人的暴脾气就会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双方给各自的气球里吹气的方式如出一辙。祖母吹的气是自己如何年纪轻轻守寡养大父亲，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一生下来就用尿桶溺死。父亲吹的气则是他从小到大都要干活儿，到了读书的年龄，家里没钱，还要自己给自己赚学费才能争取到开蒙的机会。最后这两个气球就会吹得像客厅一样大，再被双方最后一口唾沫星子戳破，然后这两个气球里的仇恨气体就会充满整个房子，经久不散。母子两人和好的前提是必有一方身体有疾。因此父亲轻易不管。

老弟晾衣服时，我都会从厨房里走出来，背靠到楼梯间的门框上，这么做绝不是因为我的饭做好了，抱着胳膊冷眼旁观老弟吃力地把衣服拧干，而是在防备下楼的父母看到老弟又在摸他们夫妻俩衫裤上的深兜和浅兜。父母经常忘了把衣服里的零钱掏出来，好在人民币用棒槌捣不坏，老弟去摸湿裤兜时，也会尽量小心，有时还会把指甲啃短，避免指甲刮花浸水的钞票。当他准备伸手进裤兜时，会迅速往后瞥一眼，看到我仍在给他把风，这才放心地把手慢慢伸进去，就像在摸一窝鸟蛋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湿钞票用两根手指夹出来。接着我也会迅速往楼梯间瞥一眼，再快步迎过去，伸手捧过老弟手上的零钱，钻进厨房，把火烧旺一点儿，这样才能快速烘干贴在我大腿上的湿钱。

自从父亲让我把他房间的钥匙交出去后，我们兄弟俩愈发频繁地通过这种方式填充我们的小金库。父母几乎不会把大纸票放进裤兜，所谓大纸票一般指五十块，上面从左到右分别绘有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包头巾的农民和戴帽子的工人头像，在我们这儿不叫它五十块，而叫“工农知票子”。钢蓝色的百元人民币，则是巨额钞票，难得见到，即使摸到了也花不出去，因为店铺不敢轻易从小孩子手里收取，倒不是怕破不开，而是怕来路不正。我老弟一般摸到的都是几毛几块钱，运气好顶天也只能摸到绘有仙鹤劲松的五块钱。因是小钱，我们兄弟俩的心理包袱便越来越轻，后来老弟都不需要我把风就敢去摸兜，这次他却突然闯进厨房，冲烧火做饭的我哆哆嗦嗦地说道，亚哥，糟了。

我正在擦火柴，擦断了好几根都没擦着，以为是蜗牛角一样的火柴头返潮了，没想到是老弟把晨风带进来了。我说，快把门关上。老弟没有说话。我抬头觑了他一眼，看到他脸色铁青，嘴唇像沾了盐巴一样闭不上，问，你怎么在打摆子？生病了吗？我站起来去摸他的额头，发现很烫，准备去楼上喊父母，老弟抢先一步把门一关，用背堵住门说，亚哥，你看。我走过去一看，发现他手心里竟躺着一张百元巨钞，由于刚从湿裤兜里摸出来，还有些潮湿发皱。我忙把这张巨钞捧过去，坐下来把它平放到大腿上，还往空中扬走灰烬，以防污染这张可供我们兄弟俩花一整年的钞票。我不敢再添柴，用灶膛里的余温烘干它，并小心地用指腹抚平起皱的部位。老弟在我头上说话，亚哥，我看还是把钱放回去吧，别被爸妈知道了。我侧耳倾听了一会儿，说，你听，爸妈下来了，现在想放回去也来不及了，等爸妈去割油了再放也不迟。老弟一听觉得有道理，他把厨房门打开，尽量装作正常的语气说话，爸爸妈妈，饭就快好了，我摆好碗筷，就可以吃了。我一个激灵，迅速把这张钞票压在屁股下，不知怎的，好像有刀片在拉我的肉，心跳也加快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以为那座自鸣钟又坏了，不然缘何早餐时间变得这么慢。以前两三口就能喝完一碗粥的父母好像齿摇牙疏，我看到他们每一口粥都要含在嘴里五六分钟才会咽下去，一碗只够喝三口的稀粥足足被他们吃了一刻钟之久。老弟用胳膊肘捅了捅我，那意思是叫我去把时钟拨快一点儿，这样父母在贴着碗沿喝粥时瞥到的时间会让他们立即放下碗筷，连嘴都来不及擦就拿上松脂刀和斗笠赶去太顶峪。可我非但没有这样做，还让父母吃慢一点儿，时间还早。我说这话的时候挡住了那座自鸣钟，父亲手握一双筷子把我推开，瞄了一眼时间，迅速放下筷子，离开座位，再回到饭桌前，手上就多了两把松脂刀和两顶斗笠。他把两把松脂刀别在腰上，把叠在一起的两顶斗笠分开，大的那个给自己戴上，小的那个递给母亲。母亲刚好吃完，放下碗筷接过斗笠，再把它戴上。

我送父母出门，老弟的眼睛也越过我的肩膀目送他们，父亲这时回头说，望什么呢？我们身上是有金子不成？还不快去把碗洗了。我听到饭桌上四只碗叠起来的声音，返回去帮老弟抓起那八根筷子，说，我知道把钱藏在哪儿了。老弟抱着碗走了几步，听到我的话回过头说，不是把钱放回去吗？我走过去，接过老弟手上端的碗说，看爸妈的反应好像还不知道，不知道的钱就不算偷。你说，要是有人拿走了我们家里被遗忘的物品，那我们还算有损失吗？老弟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接着抬起头说，好像不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叫道，这就对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当即就去花钱，还得捂几天，省得到时爸妈突然问起乱了阵脚。

接下来我们对把钱捂在哪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老弟说，我看还是把钱捂在枕头里，这样除了我们的脑袋，谁也不会知道，比存银行还保险。我说，妈妈经常把我们的枕套翻去洗，很容易被发现，不行。老弟又说，把它夹在书里，爸妈没有看书的习惯，肯定不会被发现。我说，他们虽然没有看书的习惯，但有抖书的习惯，只要进到我们房间，准会把书页拎起来抖一遍，看看有没有硬币掉下来，就像我们走路看到茂盛的树，就想捡起一块石头丢过去，看看有没有枣落下来。老弟说，那把书藏起来呢？我说，更不行，把书藏起来爸妈就会以为他们给我们买书的钱被两个大孝子给挪用了。老弟没了主意，他在水池里把筷子一撂，用力地甩了甩手，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藏在哪里？我拧开水龙头，让水流把白碗和黄筷在红霞天里逐渐显形，再把冲走泡沫的碗筷抱起来，把它们甩干放进橱柜，然后回到紧皱眉头的老弟面前说，藏到墙里。老弟曾在数天前的一个晚上，为了让我替他烧火，竟公然哄骗我说父亲把他房间的钥匙放在了楼梯间的那面墙里。这面墙遗留的窟窿，不是质量问题，是父亲故意抠掉了一块砖，因为那时经常停电，怕我们兄弟俩摸黑上楼梯时摔下来。之前也曾给我们兄弟俩买过一个手电筒，可是老弟常用光照着做鬼脸，电池耗费极快，父亲就把手电筒收回去了，至今还锁在他房间的抽屉里，再也发不了光，就像落雨天的夜晚繁星不再出现。我曾仔细敲打过这面墙上触手可及的红砖，可是没有一块有松动迹象。那时我差不多和父亲一般高了，父亲不可能把钥匙藏在超过我们父子身高的位置，于是上当受骗的我便带着怒火去找老弟算账。老弟摸着脑袋把过错归咎到了母亲身上，还说是母亲告诉他钥匙藏在了墙上。我说，妈妈有说藏在楼梯间的墙上吗？老弟噙笑道，那倒没有。最后老弟同意连续洗三个夜晚的碗筷，这件事才算过去。

墙上其实藏不了钥匙。除了楼梯间的那面墙，我们兄弟俩还检查过二楼走廊的那面长墙，只在墙角用扫把扫出了一只风干的蝙蝠。这些年除夕大扫除都没能把这只蝙蝠清扫出来，没想到现在却被两个格外缺钱的难兄难弟从犄角旮旯里清理了出来，也算为下一个除夕清洁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自此，我们兄弟俩才知道被那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夫妻诓骗了，害得我们在后来的几天里用勤奋干活表现自己。用红砖砌成的墙壁无法留住风，当然也无法藏住一把钥匙，因此老弟怀疑墙壁是否能藏钱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我在橱柜里放完碗筷后又径直走到灶膛前，这里堆满了晒干用以引火的芒萁，还有一些最经烧的瘦柴。我从中抽出一根竹棍，再把竹棍放倒，在地面敲了几下，一张卷成拇指粗细的钞票就这样露了出来，我再轻轻地把钞票捏出来。老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迅速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把这张百元巨钞抚平放在太阳下。我说，还有点儿潮，等完全晒干了就可以藏进墙里了。待这张人民币完全晒干，背面的五指峰终于夺其翠后，我把它对折放进了兜里。走上楼梯的时候，闻到了从我兜里散发而出的阳光之味，原来阳光的味道是胰子的草木香。

老弟跟在我身后，这时快速跑到我面前，朝我努努嘴，我往后望了一眼，竟看到祖母在跟踪我们。被我们兄弟俩识破，她假装蹲下去捡地上的拐杖。现在轮到老弟给我把风了，我让他在下面看着祖母，别让她上来，然后迅速走上去，顺便捡起地上的一个红塑料袋，裹上钱，再从我们兄弟俩房间外的那面墙上抽出一块早已松动的红砖，把塑料袋塞进去后，安回红砖。我往后退了几步，发现自己不会认错，因为红塑料袋露出了鸡冠一样的标记。我回到老弟身边说，好了。老弟这才意识到不对劲，问，亚哥，你怎么连我也给瞒了？这正合我意，两个人知道的秘密不算秘密，要一个人知道的才算秘密，以后就可以靠这个秘密让老弟替我干这干那，而我就可以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作威作福了。

不过老弟也不傻，他知道不受制于人的办法就是主动跟父母坦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都用这一套威胁我把藏钱之地告诉他。我不吃这一套，依旧坐在大门外的藤椅上，双腿还架在老弟坐的那条木凳上。老弟起身在屋檐下走来走去，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牵着牛从门外经过，我们也不用去管有没有牛会在屋檐下屙屎。但是我听不得老弟在我面前犹疑不决的脚步声，他穿的拖鞋鞋跟掉了一半，走路时鞋跟打在地上就像鞭子抽在牛身上一样响。我让他停下来，有本事现在就去太顶峪跟父母告状。我笃定老弟没有这个胆子，说完后哂笑着望着他，老弟被我望得满脸通红，连同他的脖子都青筋暴突，他二话不说就转身离去，用他脚上那双破鞋义无反顾地去登那座充满荆棘的太顶峪。

我待他走路的声音渐隐才感到慌了，便起身跟在他的身后。老弟走得很坚决，没有回头看过一眼。上山要穿过那泓山随水转水随山转的回文绿水潭，水浅处铺了一条石头路，看似万年牢，但踩在上面要格外小心，因为有时大雨会冲走石头底下的泥沙，这时用力踩在上面就会像踩不稳高跷一样落水，因此很多人走之前都会先检查一遍石头坚不坚固，然后才会带着身后的人踏上去。可是现在没有人在前面探路，他要自己摸索着走完这条将近七米的石头路，他迈第一块石头的时候纠结了很久，我甚至感觉他要卷起裤脚去涉水过岸了，若非水深及腰，他说不定真会改走水路。好在第一块踩上去的石头安稳如山给了他信心，他继续去踩第二块石头，第二块石头也没有松动，反倒是他自己的身体晃了一阵儿，浮现在绿水中的倒影也有点儿像快被风吹灭的烛光，待他的倒影幽而复明后，他踩上了第三块石头，这块石头比其他石头都小，他的速度要很快才能借助这块石头踩到第四块石头上。我在后面看得好笑又担心，要不是我们兄弟俩现在闹着别扭，说不定我会亲自跟他示范一遍，走石头路千万不能犹豫，一定要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加速跑过去，否则会很容易被自己的恐惧打倒。不过好在老弟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走完了，我等他再往前走几步，待他不经意间回头的视野里看不到这泓绿水潭后，我再快速跑过去。

我坐在此岸的一棵树下，待彼岸的老弟上山时惊起了半山鸟鸣后，旋即飞奔过去。事实如我所料，我的确跑得又快又稳，低头的瞬间看到倒影在往前翻飞，抬头的时刻看到白云在天上纹丝不动。哎呀，可是在踩最后那块石头的时候，我由于自满带来的疏忽导致脚下一滑，整个身子都砸进了潭中。

我在水中挣扎，中午的太阳被我溅满了水花。

我在挣扎中还看到了老弟那张同样被水花溅湿的脸，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脸上也曾有过的担忧。他飞快地跑到一块石头上，蹲下来用手拉我。我看着老弟伸出的手如同嫩藕，不敢伸手去接，害怕把他也拽下水。老弟这时看到岸边有根枯枝，他把枝干那头伸进水中，自己的脸却被笊篱似的枝条刮来刮去。我成功上岸后，看着老弟被枝条刮花的鼻子和脸颊问，疼吗？老弟这时才发现他的脸破相了，他用手去摸自己的鼻子，去摸自己的脸蛋儿，每摸一次嘴里就发出咝的一声。

我抓住他的手，不让他有细菌的手去感染脸上的伤口，问他为什么突然跑回来。老弟被我牵住，我带领着他从这条石头路上往家赶，我身上不断滴落的水花让他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催我快点儿回家换衣服，否则感冒就要喝难喝的姜汤了。这时候我走得很慢，绝非怕再次踩空落水，而是担心老弟在身后跟不上。走完石头路后，老弟才放心地停下来回答我说，说实话，我不敢再往上走了。我走到半山腰时，感觉身上凉飕飕的，鹧鸪在耳边乱啼。太阳也失去了光芒，像被烧掉的锡箔。眼前一片漆黑，身后却有阳光，像在吹口哨，诱惑着我往回走。可是我又怕回头被你取笑。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着我！从我走出家的屋檐就知道你在偷偷跟着我了。到绿水潭边时，我甚至还知道你往嘴里叼了一棵狗尾巴草，因为我听到草籽误进嘴里你啐唾沫的声音。

我惊讶地看着这个明显比我聪明的老弟说，原以为我是猎人，没想到倒成了猎物。此时我们已经离开了绿水潭，再次站到了家里的屋檐下。老弟坐在木凳上，我上楼换完衣服，把湿衣服晾在楼下的晾衣竿上。虽然阳光变弱，但晒干我的湿衣足够了。父母的衣服早就晒干了，当它们还很潮湿时，看不出厚薄，只有现在完全晒干后，我才意识到阳光居然可以轻易穿透父母的薄衫。

老弟坐在我身后的那张木凳上说，其实是你落水刚好让我找到了理由回头。当时我站在半山腰那个阳光和阴影的分界线上，正愁没有办法呢，就听到一声巨大的落水声，好像山上滚下来了一块巨石。听到声响后，我毫不犹豫地往回跑，一跑到绿水潭边，就看到你在水里像只没提前放血就被丢进沸水里的鸭子。我看到你差点儿把整潭水都给溅光了，刚才往回踩石头路的时候，石面上都是水，我都不太敢去踩。

我晒完衣服走到老弟面前，却没有底气再去坐那张虚位以待的藤椅。我说，迟早有一天我要学会游泳。老弟听到我的话，从木凳上站起来，拍手说道，我也要学游泳，学会了游泳，我们兄弟俩就能从高高的悬崖上往绿水潭里跳了。到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把潭水给抓花了，更不会把整座太顶峪都给吓一跳。我从换洗的衣服里掏出那个红塑料袋。在刚才上楼换衣服时，我顺便把藏在红砖里的钱也给拿出来了，此时我准备把这笔巨款郑重地交到老弟手上。我把塑料袋翻开时，就像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仔细掰开一层又一层手帕。

可是当我把红塑料袋打开后，发现里面的百元巨钞竟被人替换成了一截同等大小的报纸。老弟把这截报纸抢过去仔细查看，我看着上面“汪辜会谈”的近闻，心里百感交集。老弟误以为是我把人民币替换成了旧报纸，便对我的恩将仇报嗤之以鼻，当即上楼，谢绝与我在同一个空间里相处。我从屋檐下后退出去，抬头冲已经走到二楼走廊的老弟喊，亚哥跟你发誓，要是我搞的鬼，全家死光光！老弟听到我的毒誓，气急败坏地探出脑袋，骂道，再胡说八道我告诉爸妈去！此时我想起了形迹可疑的祖母，便蹑手蹑脚地打开她在一楼客厅左边的房间门。

她的房间有两扇门，第一扇通往客厅，另一扇通向屋檐，每到灯火通明的除夕夜，祖母都会冷不丁打开第一扇门，吓在客厅里围桌打牌的我们一跳。祖母的房间没有开灯，她明亮的眸子贴在门缝里，大声喊道，还不把电灯给关了，是不是打量着电费花不完？我这时就会走进去，把她房间的灯打开，对她说，奶奶，今天是除夕，不用关灯。祖母慢慢走回到床上，她的床上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因为她把所有衣服都摞到了床上，而床下放的那个箱子却成了摆设。我把她床上堆积如山的衣服抱进箱中，打开箱子的瞬间，一股陈年旧尘扑鼻而来，我咳嗽着把衣服强行塞进去，跪膝压上去才好不容易关上。床上已有了祖母的位置，她躺在床上看着我出去，等我走到门边时，我的身后传来啪嗒一声，得，她又把电灯关上了。我苦笑着回到客厅，说，各位同年，劳烦小点儿声。

祖母用靠近客厅的那扇门监视客厅里的一切，以防我们背着她偷享食禄，她的耳朵对翻塑料袋的窸窣声很敏感，却对窗外六畜走过的嗒嗒声充耳不闻。除了每隔三天必不可少的晒衣服，她很少会打开另一扇门。我现在从靠近客厅的那扇门走进去，她的房间白天都很昏暗，不是因为阳光透不进窗，而是她一年四季都支着一张糯米色的蚊帐，帐下堆放的衣服制造出了一个尺寸为一米八乘两米的阴影面积。房间里还隐隐传来一股中药的味道，晚年的祖母经常自己煎中药调养身体。她有个专属的红泥小炭炉，把从赤脚医生那里抓来的当归等中药放进一口迷你锅中，然后添水坐到炉上，趁父母归家前把药煎好，否则药味儿就会熏得满屋都是，门外经过的人用鼻子一嗅，准会以为我家里谁得病了。她会把药渣倒到门外那个葡萄架下，我怀疑葡萄树最后枯死跟没病吃了太多药有关。煎好的中药则会被她端进房间。自从我们兄弟俩好几次当她面把她哄骗我们喝进去的中药吐出来后，她就收起了劝人服药的菩萨心肠。

我在祖母的房间没找到那张丢失的人民币，倒在床下的木箱里看到一碗还冒着热气的中药。我把木箱推回到床下，把蚊帐束起，偏西的阳光从后窗照进来。我看到蚊帐的孔眼中穿梭着斑斓的浮尘，祖母堆在床上的乱衣也似乎被镀上一层金纱。我离开祖母的房间，坐到客厅的红木沙发上抓耳挠腮。这种情形下的时间既没有万事挂心头的匆忙，也没有赋闲在家的悠闲，更像是突然离开人世队伍拐到岔路上的一双脚，所望尽皆颢然，所闻也悉数洞彻，偶一抬头，忽然有一滴松脂落下，强留住一抹海棠红。此后即便在相同的时段，相同的地点，却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感受，皆因愁情是绿锈，无法用砂纸擦掉。我无法摆脱眼前这间空荡的客厅，好像被时间之网给困住了。而墙上那座自鸣钟仍旧在不疾不徐地往前走，同时这个时间也将会出现在父亲的手腕上。

当父亲看到腕上的手表指向下午三点半后，就会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下坐下来，从兜里掏出一盒被压扁的烟，点火之前，先把脚边的枯叶清理干净，避免烟灰引发山火。抽烟时，还会用左手去接烟灰，只有不烫手的烟灰才敢用嘴吹散，烫手的烟灰则立即用手攥灭，松手后发现手心满是灰烬，便起身去摘几片朝露仍未晞的叶片擦手。做完这一切，父亲就会把双手交叠，把嘴放到虎口处，吹出一声嘹亮的口哨。这声口哨不仅会惊起一群倦鸟知返，还会让我那个跟父亲分开割松油的母亲旋即转身穿过夫妻俩在这一天共同割过的一百零九株松树，回到父亲面前。父亲一直希望每天归家前由他走到母亲面前，可是母亲始终没有学会吹口哨，便只好让她辛苦走几步了。不过母亲却不觉得辛苦，因为返身途中的野果和凤蝶颇能打消她一天的疲乏。回到父亲身边的母亲采了一衣兜的野果，她会把成熟的挑出来，半青的就丢到地上的松针与松果上面，喂那些夜晚出没的小动物。父亲吃野果的时候看到母亲脸上沾满了凤蝶的鳞片，就会伸手帮她擦，可是他的手茧很厚，怕把母亲的脸蛋擦坏，然而多年以来，母亲的脸蛋也不复当年白嫩，早已能经受得住一双茧手的揉搓。母亲看到父亲的心情有些低落，笑道，放心，果子涂红了嘴巴过几天就会消，不会有人说你抹了口红的。父亲说，我不是因为这事儿，我是觉得你跟着我受苦了。山里不用戴斗笠，割松油的时候，父母就把斗笠分别戴在两棵矮树上，经常让胆小的动物望风而逃，现在母亲踮脚从矮树上拿回两个斗笠，大的给父亲戴，小的自己戴，说，夫妻间别说两家话，再说两个细崽也很晓事。我之所以对双亲在太顶峪上割松油的情况一清二楚，是因为我曾在好几个暑期上山帮忙割过松油。此刻我终于从客厅走到了门外，抬头冲着二楼那间我和弟弟共同的房间喊道，爸爸妈妈快回来了，快下来烧水。

老弟听到我的呼唤并未从房间里出来，我只好自己上去。经过走廊那块用以藏钱的红砖时，我低头觑了一眼，不明白这么隐秘的地方为何会被祖母发现。我打开我们兄弟俩房间的那扇门，看到老弟趴在床上仍在生闷气。我喊他起来去摘菜，菜畦里的叶菜和悬挂的冬瓜吃完了，今天轮到那些埋在地里的萝卜。我则负责去烧热水，待老弟摘完菜清洗完毕，半锅的热水也差不多烧完了，这时正好从老弟手上接过那根萝卜，将其切成薄片，挖一勺凝成雪的猪油丢进锅里，待雪油融化，再把切成硬币大小的萝卜片放下去，翻炒至断生，加入半碗水，盖上锅盖，焖煮一分钟。香味从锅盖里钻出，老弟这时就会从门外闯进来，趁我不注意去揭锅，他以为里面煮的是鱼肉，不然不会这么香。我见状，忙跑过去阻止，可惜晚了一步，锅气早被放光了，吃的时候总是差点儿火候，不够脆，有些发软。不过父母对吃的没什么要求，只要不太咸不太淡，至于食物是煮得太过还是刚刚好，最后终归要进肚的，没必要太讲究。

看着使性子的老弟，我讲光了唾沫依旧无法让他相信钱被第三者坐收渔利了。最后眼看天色将晚，再不烧水做饭就来不及了，我只好一拍胸脯告诉他父亲藏钥匙的地点。老弟听罢，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叫道，好啊，我就知道是亚哥你搞的鬼。阿爸明明把钥匙藏在了那个窟窿里，我却每次踮脚去摸都摸不到，还摸到一手蟑螂屎。是不是你把钥匙换成了蟑螂屎？我一边憋笑，一边点头。老弟又问，不对啊，既然你把钥匙拿走了，阿爸每天晚上怎么还能进得去房间？我在床上坐下来，把两个枕头在床头摆好，说，每天吃完晚饭，我都会趁你洗碗筷的工夫把钥匙偷偷放回去。事到如今，老弟再计较也于事无补，决定既往不咎，伸手让我把钥匙掏出来。我摸了摸裤兜，发现钥匙不见了。老弟抱着胳膊冷眼瞧着我说道，装，继续装，我就看你还能装多久。我嚷道，谁跟你装了，钥匙真不见了。想起我刚才换过衣服，马上跑下楼去摸晾衣竿上还没晒干的衣服，发现也没有。我惊慌失措地回到二楼，经过楼梯间的时候不敢去摸那个长方形窟窿，如今那里成了最后的希望。

老弟看我不像在开玩笑的样子，立马跑到楼梯间去摸那个一块砖大小的窟窿。我始终不敢走下去，而是躲在房间里。我没有把门彻底关上，是害怕听不到老弟失而复得的惊叫声。可是我没有听见这声让我提到嗓子眼儿的心重归原位的喜悦，反而听到从父母房间里传来的急促电话铃声。犹记得刚安装电话时，我们兄弟俩最期盼有人给家里打电话，我们还把七位数的电话号码抄到手上，逢人就告诉，可是没有人给我们家打电话。后来当我们兄弟俩先后上了小学，又最怕电话响，因为一般都是老师的家访电话。可是如今正值暑假，老师不会给我们打电话做家访，打电话的一定另有其人。

我拉着也被电话响吓上来的老弟一个劲儿地说道，快想办法啊，等下电话就哭岔过去了。老弟挣掉我的手，没好气地说，亚哥别说胡话，电话又不是婴儿，怎么会哭岔气？那把黄钥匙应该是在我落水的时候掉进了绿水潭，钥匙掉进潭中用手是摸不到的，要耐心等待明天阳光最烈的中午，届时滚烫的烈日就会像一把电力十足的手电筒，照亮潜藏于河沙中的钥匙，这时只需把手探下去就能成功打开家里那扇被上锁的房门。可是父母等不到明天，电话铃也等不到明天。老弟打算破门而入，他去厨房拎上来的那把斧子告诉我他绝对没有在讲笑。我捂住耳朵的同时也捂住了电话响，老弟却放下了手里的斧子，他过来掰开我长在耳朵上的双手，说，亚哥，电话不叫了。刚才电话叫的时候我们只有干着急，现在电话不叫了我们却只剩下了担心。我们兄弟俩都怕错过这通电话，因为这很有可能关乎我们的期末成绩。傍晚五点的钟声猝不及防地敲响了，我的心脏也被重重地擂了五拳，我拉着老弟快速下楼，事乱如麻也得先把水烧热、饭做好再说。

空空如也的客厅再次验证了我的猜想，顺手牵羊之人一定是祖母，由于心虚理亏，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缺席了客厅里的黄昏。在此之前的大部分黄昏，她都会在厨房清理红泥小炭炉，并把迷你锅里的药水一滴不剩倒进碗中，有时还会把迷你锅高高侧擎起来，就为了能用舌头接到流速堪比达利软钟的最后那滴药水。刷完迷你锅，她就会把炉中的灰烬连同药渣一起倒到门外的葡萄架下。为了让炉子尽早降温，她还会用抹布蘸水盖在炉壁上，就像给发高烧的病人冷敷一般，待听到炉壁发出吱的一声，就会迅速把抹布放回原位，用手摸摸炉壁。由于手掌苍老起皱丧失了对温度的感知，祖母竟一时无法觉察炉壁是否发烫，这时就会喊我们兄弟俩去摸。可我们兄弟俩为了躲避苦过暗恋的中药，早就跑得没影儿了。

老弟把我那张藤椅搬到了门外，跷着二郎腿对我说，亚哥，冲你今天干的那些好事，今天我有资格享享清福，就要劳烦你去摘菜做饭了。对了，别忘了先把水烧起来。我恶狠狠地瞪了老弟一眼，可是我敢怒不敢言，只好先烧水再去菜畦里摘菜。现在离立秋还早，还没有白霜染瓜菜，霜打的茄子会发蔫，但挂霜的瓜菜不仅口感颇佳，甜味也够。

我摘完菜回去，没在屋檐下看到老弟，倒在藤椅下看到一只没来得及穿走的拖鞋。我把菜放到厨房的水池里，来到客厅发现父母端坐在红木沙发上。他们头上的斗笠忘了摘，就像戴了两片枯萎的荷叶。我看到门外晾衣竿上的衣服被收起来了，正放在母亲温暖的臂弯里。父亲的长目光从客厅的斜下方穿过来，我在这道三米长的目光注视下瞬间垂下了头颅。想象中的顽强抵抗并不存在，反而很快在父亲的不言自威中主动交代了一切。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是有些肉疼，母亲却大度地说，衣兜里的一百块是我故意放进去的，就为了让你们放暑假有钱买书看。不过你们弟兄俩千万要记住，莫翻他人的衣兜。至于丢失的钥匙更不打紧，我和你阿爸没那么愚，钥匙只配一把，我们身上有备用钥匙，不仅我们房间有多一把钥匙，这栋楼的每一间房我们都有第二把钥匙。这些钥匙就挂在你阿爸的裤腰带上，每次上山割松油时只要晃晃腰上挂的这串钥匙，再苦再累也值了。我们生气不是因为钱和钥匙，我们是生气你们兄弟俩为什么没接到今天那通电话。

当晚，父亲吃完晚饭，把我们兄弟俩叫到他房间。老弟坐在床沿，我则盯着墙上挂的日历出神。这本日历每一张都写着一首唐诗，午夜到来即失效的这页上写的是杜工部的《新婚别》，上面的那句“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在父亲此刻打的免提电话里让我找到了活生生的例子。

父亲给祖母的弟弟，也就是我们嘴里的山公公打电话，今天下午我们兄弟俩错过的那通电话就是他打来的。父亲对山公公的来电很重视，不仅因为沾亲带故，还因为我们所有人最后都会有求于他。山公公是专门哭丧的，即所谓的唱夭人，唱的一首《辞灵谣》据说可以让所有亡魂心无挂碍地去远赴黄泉路。父亲没见过祖母的丈夫，他是个遗腹子，对自己父亲的印象都是在后来步履蹒跚的成长期间断断续续听说的，这些碎片不足以让“父亲”这个形象变得有血有肉。父亲跟祖母之间的母子矛盾大多都跟此事有关，祖母从未主动跟父亲说起有关她丈夫的一切，父亲的成长道路上始终伴随着纷纷扰扰的流言。骂他杂种有之，冤枉他阿爸是国民党的亦有之。

电话被接听后，对面传来一声粗重的“喂”。父亲清了清喉头，回道，不好意思，今天没接到您的电话，是有什么事吗？山公公说，你阿妈在我这儿，你明天过来把她接回去吧。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最近几天往生的人也多，我要去唱夭，没空陪阿姊。母子之间没有隔夜仇，荣佬，听我一句劝，服个软，这么多年我阿姊真是苦过来的，结婚没多久就守寡，到现在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守的哪门子寡。我听到父亲哽咽回道，好的，我知道了。

第二天，父亲没有与母亲上太顶峪割松油，而是骑着那辆嘉陵摩托来到了一山之隔的六甲村。天干地支纪年法起头是甲字的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妇女怀孕也称身怀六甲。我在父亲的后座上问他六甲村来自哪种说法，父亲在后视镜里面露难色，说，我也不知道，估计哪一种都行。老弟没跟我们一起来，原因是这辆摩托车只能载两人，回来的时候祖母还要坐，就没老弟的位置了。自从我们兄弟俩越长越大后，父亲的摩托车就载不下我们了。从前这辆摩托车可以载上所有家人，母亲和祖母贴坐红色后座，我和老弟挤在像奥特曼脑袋一样的蓝色油箱上，驾驶员父亲夹在我们四人中间，重心全在他搭在前刹车手柄上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上。

半个小时后，父亲骑着破旧的摩托车载我翻过山岭来到了六甲村。我们在村口见到了披麻戴孝准备去唱夭的山公公，他把大门钥匙丢到父亲怀里，然后就带领着送葬队伍往前哭丧了。我在摩托车后座频频回首，圆形方孔的纸钱撒了一地。午后要是落了大雨，这些和珙桐花一样白的纸钱就会被碾作尘。山公公领着队伍前往一座山，这座山四面皆青，唯有山腰突兀显现方寸黄土，那是一座新坟。山公公嘴里唱的《辞灵谣》渐隐，顿挫的哭腔仍在我耳边萦绕，可我却一个字都听不清。

我当时正处于一个图文对照的年纪，对于春联上老是出现的“々”，也是问了学校的梁老师，才知道这是一个叠字符号。现在我问父亲山公公嘴里唱的是什么内容，父亲却在后视镜里给了我一个他也不知道的表情。来到山公公家后，父亲把摩托车停在院里的荔枝树下，在山公公的厅堂里见到了祖母。祖母正在给桌上的等路打结，我们那儿把礼物都唤作等路，皆因去做客时一般都会被提前等在路口的主人迅速接过去藏于怀间，我们送出去的礼物很少在室内被接过去。据说当初先人从北方逾岭而来时，闽粤两省之平原无所寄其足，故瓯窭于山谷间，常有猿猴抢其物，需把货物贴身相藏。久之，等路就成了礼物的代名词。祖母看到我们父子两人，忙把等路护在怀里，急道，你的那一百块我过几天就还你，现在想还都还不了了，都被我拿来买了这些等路。我看到祖母把等路装进了一个红色的网兜里，网眼里尽是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父亲扫了一眼，说，你买这些老古董送谁去？祖母把红网兜提起来，说，这些才不是老古董，这可是五十年代的“四个一”。贤孙，你不知道什么是“四个一”对吧？今天奶奶就告诉你。当年我们只要一床红棉被、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一个痰盂就能结婚了。哪像你妈嫁过来时，伸手就要“三机”，就是缝纫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祖母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接过去的时候发现这张老照片有锯齿边，还是黑白的，年轻的祖母跟一个年轻的男子头挨着头，脸上的笑容保存得比这张老照片新。

我大叫一声，咦，这不是阿爸吗？祖母把照片抢回去，笑道，这是你的爷爷。不跟你们说了，我马上就要去见你的爷爷了。听完祖母的话我们父子二人面面相觑，都以为祖母得癔症了。父亲忙拦住她，急切问道，你是说我阿爸还活着？门外的阳光像把刀一样刻出了祖母脸上的皱纹，她用手挡住阳光说，不知道美香还认不认得到我，我是不是先化个妆再去？接着，有些站立不稳的父亲就用颤抖的声音喊了祖母一声“阿妈”，在我印象中，尚属首次。祖母回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好像父亲是在叫别人。过了一会儿，祖母才回过神来，她用“欸”回应了这声世界上最亲切的称呼，忙奔过来把等路塞到父亲手上，牵起他的手迈出大门，嘴里欢快地说道，我们母子一起去车站接你阿爸回家。

父亲骑上摩托车，我坐在油箱上，祖母坐在后座，我靠着父亲宽阔的胸膛，祖母贴着父亲结实的后背。六甲村地面上的纸钱被父亲加快油门的摩托车轧出了蛇鳞一样的花纹。离了六甲村，我看到后视镜里的祖母已不复刚才的兴奋，她业已认不出早已旧貌换新颜的上杭县。旅客在路边不再能随意招停大巴轻易去往龙岩或者厦门。现在旅客统一要在候车厅里等候，还要仔细留意用客家话和普通话双语播报的班次发车信息，否则很容易错过龙岩梅花山的那群虎和厦门的那片海。祖母拎着一网兜等路站在车站门口，在她面前的是一扇自动感应玻璃门——出发的旅人和归来的游子进出这扇门时，再也不用放下行李去手动开门。

父亲牵起祖母的手，祖母有些不习惯，不知道是父亲的手太冰还是太暖，看到人流进出不歇，担心迷失于成千上万张陌生的面孔里，便握紧了父亲的手，就在这对母子即将踏入那扇门时，祖母顺手把我也给拽了进去。现在我们仨坐在能看清屏幕班次轮流滚动的位置，祖母坐不惯这个会冰屁股的银色座椅。我也坐不惯，但比起站着，我更喜欢坐着，哪怕始终要用手垫屁股。祖母没去看屏幕上的班次，她盯着那些到站的旅人。四十多年过去了，她仍有把握把丈夫从万千人里一眼认出来。父亲难得看到母亲如此激动，他让她坐下来，有时候等待比在路上需要花更长时间。祖母说道，我都等一世了，不介意再多等一会儿。我看到父亲咽了咽唾沫，即将要开口的话语似有千斤之重，阿妈，阿爸到底去哪儿了？祖母坐回到儿子身边，跟他说起了那个素昧平生的父亲。

他叫林美香，很会养鸭，他养的鸭子羽亮膘厚，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他还很爱美，喜欢给鸭子染各种颜色，因此那些鸭子也有了名字，它们的名字叫赤橙黄绿青蓝紫，跟天上的虹一个名字。每次要杀鸭时，他就会去池塘里点兵点将，点到哪个颜色，哪个颜色的鸭子晚上就会进他们夫妻俩的肚子。

婚后，美香在池塘里养了更多鸭，当那些鸭苗投放到水面时，池塘还空出很大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当那些鸭苗初长成时，池塘就挤不下那些拨清波的红掌了。那天是他们新婚一周年纪念日，所居竹席尚未暖，烟囱也不及黑，祖父即决定去赶大集贩鸭。他挑着两笼彩鸭徒步走到县车站，那个时候这个车站还很简陋，进站口有一面大镜子，供游子离家前在镜中最后望一眼亲朋。祖母把美香送到车站，也在镜中跟他不停地挥手，印象最深的是有片红色的鸭毛飘到了她面前，可惜她当时只道是平常，没有把它珍藏在相册里。为了省钱，她没有在县里等，因为县里的水米都要花钱，她决定回家去等，等到傍晚再去月台接祖父。

那天祖母在家里干活儿时突然心下一沉，赤脚医生养太把完她的脉后，揖手告诉她有喜了。祖母立即奔赴月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祖父。可是那天等了很久都没等到他回来，祖母以为是祖父在路上贪看山明水秀，忘了归途，守到午夜仍未守到。第二天、第三天依旧如是。后来祖母每天傍晚都会来这里等。

父亲出生后，车站旁新建起了一家邮局。那时祖母经常背着年幼的父亲去邮局里问有没有丈夫的来信。后来父亲结婚买了电视，祖母才在电视里看到三十年前丈夫失踪的原因，竟是被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抓了壮丁。

祖母的梦里此后长久地出现斑斓的鸭毛到处乱飞的场景。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现在，祖母又在一张报纸上确认了在台湾的外省人即将返乡探亲的消息。这些年，祖母的身体变得格外虚弱，都靠从养太那里抓的药勉强吊一口气。听闻这个消息后，祖母的身体有劲儿了。

父亲听完早已泪流满面，他起身把母亲紧紧抱在怀里，我看到父亲像抱着一张薄薄的纸。此时我满脑子都是疑问，我问祖母，你怎么知道祖父今天会回家？祖母挣脱父亲的拥抱，往身上摸出一封信说，美香写信告诉我的。父亲忙把信接过去，我也起身凑过去看。只见上面的字迹漫漶不清，许是路上淋了雨雪之故，但字里行间尤亲可见，爱有心，字体还是繁体字。我跑上月台，紧盯着从每辆大巴上下来的男人，我相信不会把我未曾谋面的爷爷认错，因为他长得和我父亲一样。祖母和父亲在我身后也用同样迫切的目光扫视月台，可是等月台都空了，我们依旧没有看到那个远离故土近半个世纪的游子……

信上有见的亲字终究不可见，我们三代人温热的爱心也早晚会慢慢凉下去。

九月份，我去湖洋乡念初中，路途遥远，不能再走读，只能寄宿在五床十铺的宿舍，每个礼拜回一趟家，带够大米和用油渣煸炒的雪里蕻。弟弟仍在古楼读小学，他已经升到了四年级。放寒假时，我问弟弟祖母最近有没有再去上杭县等待祖父归家。弟弟放下作业，拉着我来到祖母的房间，他从床下拖出那个大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本蒙尘的相册，由于相册上经常放着一碗药，上面就出现了一个圆印子，酷似祖母戴的手镯。老弟指着相册的空白处告诉我说，祖母每去一趟县里，就会用指甲划一道痕。我看不清相册上究竟有多少划痕，倒不是因为祖母的房间仍旧昏暗不明，而是因为那天是个阴天。祖母的房间已经收拾干净了，糯米色的蚊帐揭下来清洗过，床上的乱衣也叠了。老弟告诉我说，祖母每天早上跟他一起出门，傍晚和他一起归家，一个去县里等人，一个去小学读书。祖孙俩会共同走过一段很短的路程，到了古楼小学，两人就会像两根天线一样岔开，一个继续往前走，一个拐进教室。老弟每周可以休息两天，祖母却无法休息。

我把相册放回去，把里面的药碗拿出去。我似乎闻到碗里的药味更浓了，老弟告诉我说祖母加多了当归。我们兄弟俩没再像从前那样搬两张凳子在大门口当门神，我们靠在大门两侧，看着暮归的老牛从我们面前走过。晾衣竿上如今空空如也，衣服已经换到了二楼走廊上晾晒，这样就不会因为家里白天没人而被雨淋湿或者被六畜弄脏。父母如今在七峰山上割松油，往后家里的开销将会越来越大，哪怕会被雷公劈，也要换到出油率高的七峰山。

晚秋的午后，天空眨巴一下眼，闪电便如期而至，我和弟弟同时离开墙壁。我跑上二楼走廊把衣服收起来，以防衣服被潲进来的雨水打湿。老弟则跑上屋顶，把晾干的雪里蕻收了。我收完衣服也上到屋顶，看到房屋前方的那座七峰山像团墨一样黑。老弟对我说，亚哥，我们去接阿爸阿妈回家吧。我说，不用烧水吗？老弟说，现在家里安了热水器，不用再烧水了。我看到祖母出现在路上，她比一年前更老了，那封信就像她这些年养生的药材一样，勉强帮她吊了一口气。父亲一再劝她放弃幻想，好好养老，可是却被祖母指着鼻子骂作逆子。祖母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没有一个外人敢主动招惹她，更不敢当面提一切和结婚有关的事宜。幸好现在有了电话，煲电话粥煲煳后的电子伤口总比古早时的音信全无痊愈得快。赤脚医生养太有一天主动走进我们家，对这个病人的家属说道，以后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从那时开始，父亲就和山公公开始为生命倒计时的祖母准备葬礼。

现在，祖母兴冲冲地往家里走来，我们兄弟俩下楼去接她，从她嘴里仍旧没有听说祖父的消息，她的喜悦是因为打听到了近来有更多海峡对岸的老兵陆续返乡的消息。她说那些人回家后，一路都会给小孩儿发糖，还把钱往空中撒，最后抱着异地半个多世纪的妻子流干了泪水。现在家里有了电饭锅，不用再烧樵做饭，炒菜也有了电磁炉，厨房的那口大锅已经很久没用了，灶膛前堆放的木柴变少后也没有人去重添。不过我仍要去菜畦里摘菜，秋冬的百菜园里染了霜，我摘了几根黄瓜，回到厨房的时候，来不及把咬了几口的黄瓜藏起来，就被刚到家的父母撞个正着。

父亲让我去把祖母叫出来吃饭，今晚不做饭，他去县里买了熟食。我看到父亲已把熟食装盘分好了，一盘切成条的猪耳朵、半斤烧鱼白、两块炸肉、一碗簸箕粄，还有半只蒸鸡。我走进祖母房间，很暗，我把灯打开，走到床边喊，祖母，起来吃饭了，阿爸买了很多你喜欢吃的。祖母没言语，她盖了被子，但我没看到被窝有起伏，我用手去探祖母的鼻息，手指没有感受到热气，拿起挂在蚊帐上的那面镜子，镜子背面嫦娥拖拽着长长的云袖奔月忙。我把镜面放置在祖母鼻下，镜面没有起雾。我吓了一跳，摔碎了镜子，父亲听到响声跑进来，问道，怎么了？我哭道，祖母没气了。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说，我知道了。过年前两天，祖母即被从容地葬在了雷电交加的七峰山上。我和弟弟没去，我们跑上屋顶，看着送葬队伍远去，同时远去的还有山公公嘴里唱的丧歌。

老弟问道，亚哥，山公公唱的什么？我说，唱的《辞灵谣》——

……

叹亡人辞灵朝南方

南方有座赤莲台

亡人殇家赤莲台

从今一去不回来

夏天见你好忧愁

门堤庭楼闹惆怅

化鱼常在路上游

何方客，何方收

亡人已去

孤魂回

……

老弟用手指了指楼下的葡萄架，兴奋地嚷道，亚哥快看啊，葡萄藤发新芽了。

【林为攀，福建上杭客家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芙蓉》《上海文学》等，出版《追随他的记忆》《万物春生》《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