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现代语境中，文学作品中的自我常常呈现出分裂的倾向，如鲁迅《狂人日记》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审视自我，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现代自我在多重关系的异化中崩塌……近期文学刊物中的诸多作品，多将“自我”置于历史记忆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关注个体如何发挥自身主动性，重建自我。

在历史记忆中，个人的认同和选择往往与宏大的历史相关联。王开的《草帽顶纪事》（《民族文学》2025年第12期）在叙写怀兴地区乡村振兴建设的同时，也讲述了草帽顶及其周围抗联遗址发生的故事。小说将当代以谭群众为代表的乡村振兴实践者，与历史上以辰生为代表的抗联战士并置，诠释了理想信念在不同的时空下以不同的方式对个体自我的塑造。在王矿清的《戏神》（《芒种》2025年第11期）中，塞戏在日军侵略的背景下，从艺术竞技变为个人抉择和家国命运的隐喻。“戏神”韩留根的成长与死亡，将塞戏与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结合，展现了传统文化与民族救亡的结合。

作家将自我放置在历史中考察时，不仅揭示了历史对个人的塑造，也关注到个体的鲜活与复杂。杨本芬的《和彭齐周的邂逅》（《万松浦》2025年第6期）关注到知青群体中的“伤痕”，以温情的叙事展现历史中鲜活的个体。李立泰的《过秋》（《芒种》2025年第12期）以极具生活气息的笔触，描写了人们在公社劳动中的种种秋收趣事。“我”勤劳能干且恪守原则，和居大牙等人偷拿棉花、玉米等行为，四叔、三歪因为贪吃馍馍闹肚子进了医院形成对比。即使“我”如此道德自律，在面对肉包子时也会产生想要带给母亲的念头，这些正是复杂自我的生动体现。

自我的建构与历史记忆有关，也在与现实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交互中形成。在作家们的笔下，人们在和欲望与创伤的周旋中，实现自我的和解并从中获得成长。在2025年第11期的《西湖》中，作家多关注到个体成长中的创伤。单甯的《杀猹》写失聪的少年不断成长，听见自我的声音；沈轶伦的《竹筏顺流而下》书写主人公寻找母亲，在记忆的河流中顺流而下，与创伤和解；惠兆军的《怪物死亡的原因》描写失业的中年人何如异化为蜘蛛，希望自己能够网住所有人，却被家人嫌弃和驱逐，宿命般地被小孩踩死。龙垚的《落日计数器》（《百花洲》2025年第6期）不厌其烦地写周溪清洗、切配食材，接送女儿和打扫卫生，谈及婆婆的烹饪指导和丈夫的冷漠等细节。而到山顶上看日落则成为周溪对抗婚姻生活的无意义和确认自我的方式。杨遥的《双猫记》（《万松浦》2025年第6期）结尾“高卫东忽然觉得找到了想找的那种猫”，何尝不是找到了从前快乐的自己。

现代的自我，不是传统社会中稳固的、坚硬的、本质化的自我，而是一个在不确定的关系网络中不断生成的自我。作家们通过书写，展现出人可以在社会洪流中发挥创造性，构建更好的自我。自我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叙事方式。作家在书写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不同的技巧，来表达自我的分裂与整合，呈现自我的构建。如齐东的《天桥上的大师》（《万松浦》2025年第6期）用戏谑的语调叙述荒诞的故事，解构了文学权威和写作本身，揭开写作者的精神困境。李蔷薇的《异色萝》（《百花洲》2025年第6期）频繁让人物的思想、感觉和回忆进入叙事，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讲述了阿萝在泰国与变成首富的前任相遇，在这段经历后阿萝重新找到自己，回归本真。齐东的《东照岛》（《百花洲》2025年第6期）通过信件、日记、小说还原一个养鸭人为何疯癫和如何死亡，省思现代人的创伤和焦虑。

在结构和叙事的控制上，作家们也独具匠心。《草帽顶纪事》采用双线并行结构整个小说，一条线索是怀兴的乡村振兴，另一条线索是辽东自卫军和抗联战士的个人回忆。《和彭齐周的邂逅》选取历史中的一个横截面，关注生产队中一个残疾的年轻人。这些小说通过叙述中的留白展现自我如何在城乡变化和他人目光中被影响。

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能够讲述一个个关于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故事，即讲“好”故事，更能通过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讲好”故事。怎样讲与讲什么同样重要，它们共同完成了对关于自我固有认知的突破，发现塑造自我的隐性的社会规则，呈现自我所处的错综复杂的世界。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