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如果白天是存在，那么夜晚便是消失。整个世界都在一明一暗中循环往复，像老式座钟的摆锤，在嘀嗒声里把时光研磨成碎屑。我想，重生一说便来源于此。因为重生总要带着以前的记忆，如果是一片空白，怎么有“重生”这一说呢？上一世的血液流淌在这一世的血管里，也无非就是昨日一切延续到了今日，像未断的余音。

我是在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概念？是在一趟路过街心公园的公交车上。那时我上小学，周末去同学家里玩，那个街心公园没有名字，就是路边的一块空地。要不是有低矮的篱笆隔着，就是一片野草地。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去过这个公园，我在车厢里，扶着一个座位靠背上的铁扶手，座位是仿皮的，坐的时间长了，起来时，会有一个像小涟漪一般的印子。应该是初秋，风从车的连接棚处钻进来，已经有些凉意了，连接处有一对背靠背的座椅，每到车子转弯，脚下的圆盘就会转动，发出细沙摩擦般的轻响。那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位置，无论坐或者站着，我都愿意一上车就去到那里。可惜今天有人已经坐到了那里，脚边还放了三个包，是摞起来的。最下面那个大包很稳，第二个包踏踏实实地蹲在上面，随着圆盘而转动，唯独最上面那个包，每每在车辆转弯时都要歪一下身子，使得主人不得不在转弯回正后，马上拉它一把，帆布与手指相触的声音，混在引擎的轰鸣里几乎听不见。

车子经过街心公园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但当车子到了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引擎的震颤突然歇了，一种莫名的寂静漫上来，我竟然有一种非要看一眼街心公园的冲动，这冲动不容我回避，它控制了我的身体、我的脖子、我的头、我的眼睛。可街心公园已经远了，连那些低矮的篱笆都看不清楚了，眼前尽是一片荒芜。这片荒芜让我一下想到了坟地，想到了不知在往后的哪一天，我会如出生一样，离开这个世界，那时我的眼前会是怎样一片景象呢？是否就是这般的荒芜，连风都懒得留下回声？

后来我再也没有踏足那个街心公园，可能是在公交车上那莫名的想法让我心里有了芥蒂，甚至有些回避往那条街上去。后来我搬了家，居所到那里的距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很远的，远到我可以不去想，可以不去，可以不去看。可兜兜转转，现在那里竟是我上班时必经的一条路，但街心公园早已不在，改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菜市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里面菜的种类繁多，且新鲜。有许多外国人也拉着一个带兜子的小拉车去里面买菜，轮子碾过水泥地的咕噜声，讨价还价的嘈杂撞在一起。既然顾客国际化了，那自然商品也是国际化的。有些进口的调料和食材，顶着英文、俄文、泰文，也在摊位上蹲着，旁边是山东大葱和云南的独头蒜。菜市场里人声鼎沸，菜市场外车水马龙。估计没有人会知道这里曾是一个用低矮的篱笆围起来的、荒芜的街心公园，曾让一个少年想到了离世的存在。在此时，我不再因惧怕而回避了，反而有一些后悔，后悔没有在搬家前，再来这里一趟。我设想，如果真的来了，我必将躺在那片荒芜里，切身观望一下仰卧时的阳光，抚摸一下身旁的草浪——它们摇晃的声音，该比菜市场的喧嚣更像人间吧？闻一下风里的味道。可这想法终究是不能实现了。如果白天不行，就交给黑夜吧；现实不行，就交给梦境吧。可梦境却不愿服从我，总是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画面推到我的面前，都是热闹的，一点荒芜感也没有，连寂静都带着虚假的回声。

“我小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一个街心公园。”

一位父亲低着头跟他的女儿说，孩子仰着脸，阳光在她嫩脸上水盈盈的，把父亲的声音泡得很软。

看来，那街心公园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生命里存在着，像暗夜里未曾熄灭的余烬。

二

我搬过几次家，但记忆最深的还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对面住着的那个地方。这记忆大概是印在了心底，有时竟然会出现在梦里。梦里总有老式自行车的铃铛声，丁零，却找不到声源。我不是一个追梦者，但我却回避不了梦的存在。在还很单纯的年纪，我曾经认为我是梦的主人，是梦的制造者，所以梦里的一切应该是我能做主的。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比如我曾经梦到过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以致在梦醒以后，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来。我便贪心地希望这个梦境在晚上还会出现，还会延续。但梦却从来没有满足我这个贪心，像被风吹散的歌声，断了就再也接不上。

既然梦里不行，那我就寄托于现实了。我经常会骑着电动车，回到那里去看看。为了不惹人怀疑，我会停了车，点上一支烟，不时地吸一口，烟头明灭的火星，像沉默里跳动的标点。这样子看起来像是在等人，我确实也是在等，在等以前的记忆像海浪一样奔跑回来。比如我把车停在花坛边上时，我会看到一棵榆树，看到满枝的榆钱，瞬间嘴里的烟便有一种滑腻感，仿佛能听见当年摘榆钱时枝条弹回的轻响。又或是我把车停到一个楼的转角，我仿佛看到在窗台下堆得很整齐的白菜，白菜边那一排蜂窝煤，煤块间的缝隙里，像藏着冬日清晨风的声音。我就这样在回忆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着，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可我总觉得要回忆的东西还有很多，因为回忆都是勾连着的、层叠着的。

三

有一阵，我喜欢去酒吧。我不觉得那是空虚所致，因为空虚到最后终会变成迷乱，变成放纵。我去酒吧反而是清醒的，不是说我酒量有多好，而是我始终能在酒后欢愉的人群中看到那个叫寂寞的东西，它像无声的影子，伏在霓虹灯的光晕里。

无论多名贵的酒、多独特的香水，到了最后都会变成一股人肉的味儿。这味道并不好闻，它热乎乎的、黏黏的，在地上蛇行，在人群中跳跃，在顶棚上勾连，在每个眼尖的角落里层层叠叠。看着那些狂乱旋转的脚步，在碰杯中，声音像是密集的串儿红，鲜艳、硬，碰撞出细碎的火星。醉后的认真像是轮回了几世，没有动静，把刚才的群像临摹成了毛茸茸和软绵绵。然后冒着暴露年龄的危险，寻找着那个注定对的人，寻到时，只是注视了一下，就知趣地绕开了，像怕惊扰了彼此沉默里的回声。

酒后的每一通电话都是招人厌烦的，无论是接听还是拨打，因为它打扰了这一份安静，叨扰了这一份荒芜。听筒里的电流声，会把所有真心都磨成杂音。无论这个时候的语言有多么卑微和真诚，我猜大抵是害怕，因为这时人们的灵魂不想费力去探寻真假，每个眼神和微笑都是精湛的演出，都应该获奖。这时的真就是一种不知趣、一种不合群，像交响乐里突然冒出的一声咳嗽。

多年以后，我再经过原先的酒吧街，那里已经没有酒的烈，但演出依然，演员们已经进化到不用借助酒的麻醉和热场，也无所谓剧本，只要能吸引足够多的观众和镜头，就万事大吉。真是一派“你演员所以我演员，你观众所以我还是演员”的和平景象，连沉默都像是排练过的。

一家店的老板是个熟人，但每次路过时，都保持着默契，从不打招呼。哪怕是眼光偶尔撞到一起，也是马上转开，像两滴不愿相融的墨。我只记得她爱骑马，她也很会骑马。我见过她手机中她和爱驹的照片，但在她现在的店里，看不出一点她和马的痕迹。这让我有时觉得，她就是和那个我的熟人只是模样十分相似而已。这个想法让我突然有了些兴趣，随即想找些事情去验证。我记得她是吸烟的，和别人不同，她夹烟的时候，总是中指和无名指，为此，我曾经模仿过。说实话，烫到过很多次，但她这个动作很丝滑，烟灰落在桌面上，覆盖了一声叹息。

四

还有几年就到五十岁了，也叫半百。经历跟大多数人一样，摇滚过，安静过，痴恋过，也盲从过。可有一个经历，却不是大多数的，那就是挚友的离世，像一首歌突然断了弦，剩下的寂静比悲伤更重。

“不打不相识。”

在那个血气方刚的时期，身体里满是道义，眼睛里尽是江湖。我们家住得很近，虽只隔着一条马路，但在学校却不是一个阵营的。不在学校的时间，我会去他家打游戏，我们会一起在睡不着觉的夜里，在马路上疯狂骑车，追着风，然后成为风，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比任何呐喊都痛快。

如果放在黑帮片里，我俩像是两个阵营里的卧底。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装作不认识，还要在跑操时互相踹上两脚，打上几拳，为自己的阵营拔份儿，拳头落在背上的闷响，藏着只有我们懂的笑意。冬天过去后，就不用跑操了。但躁动的荷尔蒙总会发现新的游戏，学校车棚尽头有一扇门总是关着，里面堆着一些体育课要用的垫子、网子、杆子和实心球子。门上的钥匙只有体育老师有，但体育老师从不自己去里面取东西，所以就算把他的钥匙换走，配了一样的，再把钥匙还回来，体育老师也不会知道。金属碰撞的轻响，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秘密暗号。

我们为什么要费劲巴力地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发现了两对拳击手套，我们当时没有拳击课，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使用这个“教具”。晚自习前的十五分钟，有人放风，我们两个阵营会选出“斗士”在器材室来一场“较量”，把多余的体力发泄一下，无论胜负，脸上都挂着汗水和真的笑容。拳套相撞的声音，像在敲打着青春的鼓点。我和他难免会对阵，但我们并不会因平时相近而留手，反而都是全力以赴，大概只有最真的情谊，才能够拳拳到肉。

毕业那天，车棚子里的自行车已经走空了，只剩下铁链碰撞的余响。我们坐在器材室前面的台阶上，树叶把投影铺在我们眼前，我看着顿时有些伤感。这投影的样子，我在三年内看了不知多少次，但从没有过现在这般心境，因为我知道，当我今日踏出校门的时候，这车棚、这投影、这器材室前面的台阶都不再属于我。也许我会在以后的哪个一闪念时想起眼前这个情景，但我预知不了未来，也不知那一闪念会在何时出现。这时，身后递来了一支烟，并没有言语，他大概察觉了我的情绪，所以只用一个无声的动作来宽慰我，打火机摩擦的瞬间，照亮了我们沉默里的千言万语。

初中毕业以后，虽然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我还是经常去他家里。有时打游戏，有时会找个本子，他写上一段话，我再接着写。写完了，互相读出来，读完了以后就对着窗外发呆。后来他找了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大饭店的餐吧当侍应生，说是餐吧，其实就是主营酒的，洋酒居多。这种工作是轮班制，他和另外一个人，把一个星期分成两段。那个人负责周一到周三，而他负责周四到周日。别看多出一天，可工资却一点也不多，后来他为此争取过，想把工资往上提一点。但酒店方面却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两个人的工作时间对调，按照一个月为周期。想要提升工资，就看酒能不能卖出去了。所以我去找他的时候，都要提前约。有时他卖出一些酒以后，会高兴地拿回洋酒的木塞子，把蘑菇形状的塞子拧上一个铁丝扣子，做成钥匙链送给我。以致那时我有各种洋酒塞子的钥匙链，看起来像个资深的酒鬼。他要是一直干着这个工作，可能会升为一个小领导。但他选择跳槽了，跳到一个小剧组——这个剧组专为旅游频道拍摄一些国内外旅游景区的宣传片。这样他的时间就更不固定了，但固定的是我们会在每个新年互发祝福，结果是有两年，我都发出了祝福，而他都没有回复我，我把电话打过去也是关机状态。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去找他，到他家以后，我敲了门，是他父亲应了门，我站在门外，以为他还在拍摄外景，我扑了个空。结果门一打开，我看到他的父亲和母亲都白了头，屋子中间摆了一张他的黑白照片。据他父亲说，他是在墨西哥拍摄短片时，一次偶然的单独外出，被流弹打中了，当时就不行了。那天我不知我说了什么话，也忘了他父母是什么表情，因为他们始终低着头，像是在躲避我的目光，怕我的目光勾起他们的回忆。

我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有没有吸烟。如果他递给我烟，我会不会去吸呢？“如果”真是一个贪心的词汇，但他不用“如果”了，因为这世间只剩了我。既然只有我了，我不妨再贪一些，贪望再有生命时，还能遇见他，还能听见他笑起来时，如投影铺在地面上的声音。

五

容貌对于女子而言，到底有多重要？那个即便在不笑的时候，也微微上翘的嘴角，永远消失在了她的脸上，像一句没说完的话，突然断了音。即便雪现在是漂亮的，五官无论在灯光下，还是在日光下，都是最吸引人的，但雪的眼神里却没有了那种温热，而是一种永远的冷冰冰，像结了冰的湖面。

雪最爱坐的那个地方，现在被一堆杂物占据了。灯光在墙壁上亮成了一片空白，连影子都不愿停留。

酒吧里的朋友，多是过客，无论在尽兴时多么亲近地称兄道弟，到了白天若是相见，大家都互相回避。就像我在鼓楼碰到一个摄影师，他如今挂着相机，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展示着一张他拍的摄影作品，是个名副其实的“鼓楼摄影师”。我们不止一次在酒吧里推杯换盏，杯底相碰的脆响还留在记忆里，可现在连目光都不愿交汇，好似两列错开的火车，各有各的轨道和鸣笛。

我对雪的在意，并非因为她现在的美貌，而是偶然聊天时，竟然发现她是我的学妹。我记得她爱在午饭后往饭盒里打上一点开水，然后当成汤喝掉，勺子碰到铝制饭盒的轻响，像她那时的笑声。在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家时，看到了那个她一直保存着的饭盒，我说起了这件事。她只是笑了一下，并没有很惊讶。所以我就不能继续说，她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那即便是不笑，也微微上翘的嘴角。直到她后来因为情感，被前男友毁容，又整容成现在的样子，我才提到她的嘴角。那日秋风把海浪铲起一层叠一层，涛声像压抑的呜咽，一只船头已经掉漆的木船，在这一层层海浪间摇晃着，像是一只摇篮。突然，雪尖叫起来，叫声里似有些哭腔，刺破了海浪的轰鸣。那只掉了漆的摇篮，晃动频率又加大了一些。

六

逃学的时候去哪里？不知别人如何，我正在三联韬奋书店里，拿着一本《梵高传》，坐在连接一楼和二楼的楼梯上。当然楼梯上不止我一个人，靠墙的一侧基本上都坐满了，翻书的沙沙声，像无数只翅膀在振翅，看来“逃学”的人并非少数。

至于那日的那本《梵高传》我到底看了多少，又记住了多少，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从那次以后，我在上色彩课的时候，笔触越发的狂乱了。跟我同在一个画室的一个短发的女生，每次画画的时候，都在我的身边。她的画中规中矩，调色板上虽然什么颜色都有，但每次下课，我总看到她像是调了一板“南方黑芝麻糊”。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总是让她多看看我的色感，这时我隐约察觉到，她没有看画，而是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画室是在一所小学里面，后来我得知这所小学正是她的母校。在一次需要给涮笔筒换水的时候，她在一个通往操场的门后面，露出了半张脸，小声地叫我过去，然后她带着我参观她曾经就读的教室，看了她曾经坐过的课桌。我能感觉出她的语气是温热的，这让我有些慌乱，对于因为成绩在学校里经常被指责、经常遭到冷眼的我来说，仿佛有了一种委屈被抚慰了。后来她问我是怎么看到静物上那些丰富的颜色时，我便跟她讲了我逃学去看《梵高传》的事情。现在想来，我不愿意把这个归结为一种冥冥中的指引，因为这样说显得太偷懒了，好像是把事情只讲了一个开头，就把后面丢给别人去完成一样。所以我跟她讲是我那天很生气，我想把整个世界都撕碎，但当我看到《梵高传》的插画时，我像是找到了知音，因为老高早就把世界撕得不能再碎了，那些浓烈的色彩里，藏着无声的呐喊。

“老高，有意思。”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在空旷的房间里投下一颗石子。

那以后我的疯狂影响了半个画室，但我知道，其余人都是为了在点评的时候，得到老师的表扬，只有一个短发的女生理解那种愤怒的撕碎。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去了别的画室，走之前也没有说一声，像一阵突然停了的风。街心公园的那片荒芜又出现在了眼前，这片荒芜，让我失去了色感，让我觉得手里的画笔是多余的，所以我便丢开画笔，把手直接蘸到颜料里。原来鲜艳的颜色和暗沉的颜色，都是冰凉的。我在画板上拍打、锤击，发出的声音让两边的同学不寒而栗，他们都下意识地把画板往旁边挪了挪，而老师也只是看了我一眼，并没有阻止我。

现在，那张印满我指纹的画消失了，她也消失了，我的青春的愤怒也消失了，像一场暴雨过后，连雷声的余韵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