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25年第6期｜罗伟章：屋檐（节选）
很久以前……这样开头，像是讲故事。
其实不是故事，是一段经历。故事是别人的，经历是自己的。是的，很久以前，久到什么时候，我不想说，说出来就显得我很老一样。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州城教书。学校名叫州城第一中学，简称一中，不仅是重点，还是州城老大，城区内的学生，包括各县尖子生，百川归海，都朝这里奔赴。水大了，船多了，艄公也多，职工不算，教师就有接近五百。学校地盘有限，没房子给我们住，就去两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租了一层楼，隔成单间，安置如我这等“新毛团”。那医院很有些历史，是某兵工厂修的，供其内部使用，只有代号，名叫163，我们住进去时，厂子自然早已迁走，医院也在多年前转为民用，而且日渐萧条了，房子大半空着，便用来出租。我们租的那层，以前是病房，睡到半夜，往往听到木楼上响起沉缓的脚步声，还有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呻吟，偶尔，甚至会传出一声惨叫，感觉那惨叫声被封存到时光深处，昏迷了很多个日月，但在某一刻苏醒了。曾经的痛苦以及对痛苦的承受，被褐色的楼房和楼外的林木杂草，保留下来，让我们知晓生命之重。
可对二十出头的人来说，虽免不了青春的惆怅，却也有惆怅里的茂美和轻盈，我们沉浸其中，对闯入梦乡的伤情和病苦，非但不能体味，还心生恐惧。163又相对偏僻，出一中后校门，过条街区，就踏上土路，在土路上走三里地，才到医院门口。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到这段路夜色中的样子。学校要保住老大的位置，既靠师生质量，更靠时间堆积，就像某些大夫，之所以能起死回生，不是手段高强，而是敢下猛药，时间就是我们的猛药。老师实行坐班制，白天坐了，晚上还坐：学生没下晚自习，老师就必须在场。夜里九点半下课后，我们才能去走那两公里。就是走。那时候，我们连自行车也买不起。土路是通向城外的路，并非没有路灯，却昏黄得照不出影子。我们成了没有影子的人。
这也罢了，毕竟可以结伴而行。最糟的是我和梨木月，我教语文，她教英语，间天就有早自习课，六点半开课，动作再快，五点半也得起床。热天还好，那时已有了青色的天光，要是冬天，黑魆魆压下来，走在路上，四周静如往古，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而那脚步声又不像自己的，是从后面跟来的，禁不住频频回首，越回首越怕。加上州城的冬天，早晨爱生大雾，雾从地面涌起，嘶嘶有声，那声音是在“吃”，把本就昏黄的路灯吃了，把路也吃了，我们就像不会游泳的人，眼睛一闭，扑进海里。来辆车也好，车灯能刺破雾障，让我们知道自己还在大地上，可我说的是“那时候”，那时候车很少，大清早出动的车，更少。黏稠的浓雾裹住我们的身体，还钻进我们的脑子。脑子里苍苍茫茫。
唯一的安慰，是突然听到挑担响。那是进城赶早市的农民，他们挑着蔬菜，想抢在城里人清早醒来心情愉悦的时候，卖个好价钱。兄弟们哪，现在的人千里迢迢去追星，想看他们的脸，想听他们的歌，而我们当年，心里最美妙的乐曲，是农民挑担的摇响，还有他们的说话声；若几人同行，他们就说话——说收成，说东家长西家短，对肩上的重担，全然不顾。那重担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一日三餐，是他们梦想中的房子和即将娶进家门的媳妇……我们听着这些，内心踏实，并因此想到，我是个老师，我这么早起来，是去辅导学生，这也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跟农民担子里的菜棵一样，新鲜而饱满。
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候委实不多。
农民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同，我们的时间是钟表规定的，农民的时间是鸡鸣、天气和自己的心情规定的，这两种时间往往不能合拍。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一浪一浪地，独自在雾海里漂。如果那天出太阳，雾重，伸手能摸到雾的颗粒，颗粒密集，结成固体，我们就不是漂，是撞，每行一步，都禁不住全身用力，仿佛不这样，就撞不开。如此，待走到学校，就像刚刚卸下重担的驴马。
但这不是最难的。
163虽然早已军转民，却依然遵循旧制——别的不知道，单知道围墙和大门。围墙高过五米，墙端架设电网，或许并不通电，但森森然绕过去，谁也不知道通没通电；大门高过三米，铁栅门，顶上竖着三角矛，晚上十一点半关，早上六点半开，雷打不动。当然也有个门卫，就睡在旁边的小屋里，可以叫他，然而，把全医院叫醒，也叫不醒他。学校去交涉过，估计其他租赁单位也去交涉过，都只是交涉那几天有用，过了，又是老样子。我和梨木月，如果等到六点半才出门，跑步去学校，早自习也已过半，而早自习的铃声刚响，就有教务处的若干员工，拿着本子，分头考勤，这事五分钟内就能做完，意思是，如果你迟到五分钟，考勤的走了，你名字后面没画上“√”，就是旷课。那就完了。当年，市里打造精品名校，全城教师动态组合，一中的可以去二中、三中……二中、三中及更低等次的，可以去一中，根据表现而定。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跟水不一样，如果人变成了水，就会被看不起。我们是有脸面的人，也是有追求的人，不能被人看不起，因此再难，也不想“动态”到别的学校去。
那怎么办呢？
翻。
叫不开门，就从铁门翻过去。
第一次翻门时，我被自己吓住了。
门口是个浅浅的坡道，手往门上一抓，脚朝门上一搭，铁柱子就在坡上扭动，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这是世间唯一的声音，巨大，并因巨大而令人惊恐。我想到了入室行窃的小偷，也想到了飞檐走壁的大盗。此时此刻，那些与我毫不沾边的角色，成了我自己。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自己，是那样不堪。父母含辛茹苦，送我读书，是希望我成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家里增光添彩，没想到读出个小偷，读出个大盗。这让我涌起一丝悲伤。我立即把手松开，把脚放下，又去旁边打门，边打门边叫“师傅”。门口有盏大灯，可那道门是瞎的，门里是否有一个“师傅”，我也全不知情。打门的声音，叫师傅的声音，由平静而愤怒，由愤怒而无奈，由无奈而乞求，回答你的，都是无声的静默。与此同时，听到啪的一声，抽在脊梁上。那是时间的鞭子。焦急掩盖了疼痛，赶快撤步回来，又走到铁门边。动手动脚之前，先朝上望，望见了铁矛，也望见了挑在铁矛上的破碎的天空。
实话说，那时候，我完全没想到梨木月。
直到有一天上午，我从政教处领了粉笔出来，见梨木月也来领粉笔。她腓骨处的裤脚上，有片血迹，血迹上端，露出个蛇头似的小洞。分明是铁矛戳的。数九寒天，都穿着毛裤，却还是戳透了皮肉。早自习和第一堂正课之间，只有四十分钟，即使她放弃早餐，跑回去换裤子，也怕来不及，因此便将就了。
虽猜出原委，但我还是问了一句，咋啦？她笑一笑，没啥呀。可话音刚落，她猛然间双手捂脸。她的脸很小，手却不小，这一捂，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只看见泪水从指缝间迸出来。那泪水泛着浅浅的紫光。或许是太阳照过来的缘故。她整个人，还有她的泪水，都跟阳光一样静。然后她跑向厕所。政教处旁边，有个厕所。我没动。我像是在等着她哭出来。但没有，依然是安静的声音。好一阵过去，才是哗哗的水响。她要洗去脸上的泪水，还要擦去裤子上的血迹。
她是个讲究人，特别注意自己在人前的形象。
这天上午，我有两节课。两节课上完，我去了初二办公室，又去了高一办公室。初二办公室里，有田文，高一办公室里，有崔明远和鲁小强，三人都住在163，平时关系也好。我问他们，知道梨木月受伤了吗？都很惊讶，以为是被车撞了，那才叫伤。这也难怪，住在那种地方，夜夜听到苦痛的呻吟和不甘的挣扎，确实很难把皮肉伤当成伤。但我当时很有些怒气冲冲的样子，他们三个都没有早自习辅导，只有我跟梨木月有，因此我比他们更能感同身受。我把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人了。可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虎着脸，怪他们冷漠，尤其是怪田文，他跟梨木月坐在同一个办公室。我说，我们去找一下校长，并不是为梨木月讨工伤，是请领导去想办法，让那道门长长久久地敞开。不是医院吗，虽然萧条，却还是有医生，有病人，怎么能夜里和清早就不让进出？你不让进出，不是只能更加萧条？这道理毫不复杂，石头也能懂，但他们就是不懂。我觉得也不是不懂，而是别有所思，只是我不明白。当时不明白，到今天还是不明白。
鲁小强问我，梨木月自己去找过没有？我说没问她。最好让她自己去，崔明远说，把伤口直接亮给校长看，才有冲击力。这话听上去在理，但我清楚他们是不敢去。这个我能理解。我也不敢。对我们来说，“动态组合”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把铡刀，黑沉沉地悬在头上。本来，实事求是，有事说事，也不算什么，可一旦心里害怕，井绳可以是蛇，草木也可为兵。
最后大家都没去找。
第三天，又是梨木月的早自习辅导，五点四十分，我就等在门口了。
从我们住处过来，要曲曲弯弯走一段香樟夹道的碗渣路。碗渣路末端，是个花台，花台南面，几十步石梯之上，是乳钉满面的两扇朱漆大门。寒来暑往，大门始终紧闭，你以为那门里定然蛛丝网结，狐仙成群，可骤然间，撕裂般的哭喊透门而出，才毛骨悚然地提醒你，里面没有蛛网，也没有狐仙，只有人。那是州城杂技团租下的。顺便说到这个，兄弟们，是想告诉你们，州城杂技团在全国有名，在全世界也有名，前些日子，还在荷兰得了国际金奖，那是有传统的，而所谓传统，就是一辈接一辈走出的路，也是一辈接一辈铸就的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就是苦练。就像舞蹈演员，只让你看见曼妙的舞姿，不让你看见缠在脚上的绷带；他们，只让你看见屈身露脸绽放的微笑，不让你看见微笑背后的眼泪，也不让你听见把骨头变成韧带的哭喊。我没看见，但听见了，从而知道了浇灌那些微笑的风晨雨夕，便更能体谅，对那笑里的痛感与厚度，也更能体察。没有痛感，就没有厚度。这听上去令人沮丧，但事实如此，你没有办法。
不过我说这些，显得我真的有点老了，好像是倚老卖老。
那就不说。还是说那条路，那个花台。
那条路像根肠子，花台像胃，不过是一个很大的胃，种在里面的一棵榕树，也大，大得不像一棵树，而像一片森林，气根辐辏，枝叶铺张。梨木月那天走到树冠的浓荫里，就看见我了。自然是我先看见她，我一直望着那个方向。她走路有点瘸，而在学校是不瘸的，看见我后又不瘸了。她不想亮出自己的脆弱。她吐了一下舌头，说，不是星期四吗？我记错啦？那时候每周上六天班，只有星期天一天休息，一三五是语文辅导，二四六是英语辅导。我没回她，等着她走过来。她过来后，我就爬上铁门，一条腿卡进两根矛刺之间，再倒悬着，伸出手。她开始奇怪我的不言不语，或许还当真认为自己记错了日子，直待我把手伸给她，才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愣了一下，朝我的手靠近。
就这样，我接她上去，然后小心翼翼，把她托到门的那一边。当我握住她的手，像握着刃口，割人。铁门在冬天的冷，没摸过的不知道，不像州城那样房檐上也挂冰柱子的地界，摸过了同样不知道。那是刀锋似的冷，稍不小心，就剥掉一层皮。何况是清早。她在抓住我之前，是要握两把铁门的。铁门像根寒铁，嗖的一声，就吸尽她身上的热气。她不仅手冷，浑身都冷。
只有呼吸是热的。热得烫。
我问她要不要我送她去学校，她说不要。
她说你再回去睡会儿。
我说好的，你快走。
她说你先回去。
我说你走吧！
她走了。没走两步，就被大雾吞了。
那天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被风吹起被雾濡湿的一缕发丝。
从那以后，凡是她的早自习课，我都去门口送她。
整整三年。
如你们所料，她后来成了我的老婆。都这样了，不成我老婆也说不过去，她如果嫁给别人，会想我的，我也一样，还不如成一家人，白天黑夜，柴米油盐，既没有想的距离，也没有想的时间。空头支票似的想一个人，是很苦的。
在这点上，我倒是服你们。你们个个比我当年大几岁，甚至大十岁，却既不结婚，也不想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你们说本来就不想，没人可想，是为什么？仅仅因为有了手机、养了宠物？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你们把自己机器化了。这不是单就恋爱婚姻而言，是从整体上说的。你们把自己机器化了，也空心化了。机器人有脑子，没有心，你们同样摘除了自己的心。人活一世，不容易，脑子重要，心也重要，在有些方面，或者说在最核心的方面，心比脑子更重要。脑子用于谋划，心却铺陈因果。因果这说法，听上去很土，可正因为土，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秧、豆苗刚生起来时，你可能不知道那是瓜，也不知道那是豆，但最后就是瓜，就是豆。到某个时候——机器人也有了心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自己落下的，绝不只是一个器官。
这三年当中，我、田文和崔明远，都结了婚。田文的老婆也是一中教师，崔明远的老婆是他老家的人，没有工作。鲁小强调到一中之前，就已经结婚，且有个一岁多的女儿，在163住了三年半，他老婆也调到一中来了。
就在鲁小强的老婆调来不久，我们听到一个好消息。
什么样的消息是好消息？
最盼望的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们最盼望的，是不要再住163。
我们在163本来只有一间屋，因为结了婚，现在似乎有了两间，来个朋友，来个亲戚，居然有了个客房，这是那边的好处，但还是不愿意住下去。
好消息是田文打听到的，说旁边的车队要搬走或解散，车队的职工宿舍被一中收购了。那车队属州城矿务局。那些年，煤炭行业很是兴旺，但你们也知道，任何词语都不会单独存在，都与它的反面相互映照、相互捆绑，比如兴旺，就与困境背靠背地捆绑着。首先是三角债，再就是新能源开发，眼见亮亮堂堂的壮丽景观，突然就暗淡了，像一出戏戛然落幕。州城矿务局就是那样。
那车队本就给学校带来很大困扰，运煤车进进出出，喇叭声像发射的炮弹；喇叭的型号，是照荒山野岭设计的——州城那地方，出城后，路就缓缓上扬，我们去163那条土路，就是上扬的路，缓着缓着，陡然升高，只见山势嵯峨，岚烟悬停，煤车穿行其间，喇叭自然要响亮，响亮到山弯里的人能听见，密林中的兽能听见，司机孤寂到深山峡谷里的心，也能听见。可进城后还用那种喇叭，就把城市也变成了荒野。不过大体说来，还好，毕竟只是出门按一下，进门按一下；出门那一下，仿佛是出征前的宣誓，进门那一下，则是凯旋后的报喜，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就更觉得，那喇叭声里，有了某种悲壮的气息，并能从中受到鼓舞。修车则另当别论，铁器把铁器打得尖叫，电钻把金属或混凝土钻得痛哭，天天如此。那停车场也是修车场，傍着教学楼，我们拿肉嗓子去跟铁家伙斗，讲课不是讲，是吼。你们听我这声音，像公鸭叫，你们以为一直是这样？老实说，我当年是可以唱男中音的，是“吼课”把嗓子撕破了，整变形了。
我分到一中，这样的情形还持续了两年。两年过后，车队突然安静了。安静下来以后反而不习惯了。老师和学生都为此心生埋怨，都觉得安静只是暂时的，喧嚣才是恒久的，别让我们习惯了安静，又回过头去习惯喧嚣。如果你有过搭铺的经历，跟你同榻的人打鼾，就能明白那种感觉，他一直打，让你苦不堪言，可要是他停下来，你会更加惶恐，你在想，会停多久呢？是十秒钟还是十分钟呢？这么想着，根本没法入睡，直到鼾声再起，你才绝望了，可奇异地也心安了。这就是说，某些时候，惶恐会转化为对惶恐的期待。我们“期待”着车队的噪声，却不知世间有些物事，就跟青春一样，确实是一去不复返的。
田文是个矮个子，据说矮个子聪明而且利索，这倒真是他。学校收购车队职工宿舍的风声从他耳边弱弱地吹过，他立即捕捉到了，立即去找总务处主任，表明自己要从163搬过来。但他也没忘了几个朋友，说他们也要搬过来，并且特别提到，孙进宇和梨木月两口子，一个教语文，一个教英语，都有早自习辅导，每天清早，都是翻医院的铁门。说到这里，田文就把自己的眼泪说出来了，说梨木月翻门时，把腿戳伤了无数次，差点搞成了破伤风。
据梨木月后来告诉我，我送她之前，她伤过五次，第六次没伤着，是差点儿受伤，却最危险：她在铁门顶上没坐稳，朝侧面一扑，要不是手快，铁矛就会戳进她的眼睛。自从我送她，就没再伤过了。田文知道的，只有我给他们讲过的那次，但他说成了无数次。而且说，那血流的呀，灌了半鞋子，走一步，血就从鞋子里“飙”出来，像跳起来咬人的狗。这哥们儿。
总务处主任姓黄，跟田文一样，也是矮个子，四十多岁年纪，不管什么时候碰到他，都见他风风火火，但只要听到招呼，他就会猛然间刹住脚，站下来，扶着腰，叹着气，疲惫着脸色，跟招呼的人说话，说自己忙死了，累死了。也不知他忙些啥，又累些啥，单知道他不仅会当总务处主任，还热爱音乐，能作曲，作过什么曲子倒不清楚，只是听老教师们说，他跟国内某大作曲家交往很深。尽管才艺在身，又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但黄主任为人和气，和气到慈祥，听了田文的话，又见田文流泪，他的眼眶便也跟着红了，说咋没听孙老师讲过？他的意思是，我跟他是很好的，更确切的说法是，他对我是很关照的，我能唱男中音，可遇到那么大的困难，我妻子梨木月还多次受伤，却不告诉他，不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事田文转告给我，我非常感动。只可惜没过两年，黄主任就被抓了。贪污。他进了看守所，我们才想起，他买来的粉笔，把黑板划破皮也写不出字（批改作业的红圆珠笔也一样），过年过节，给教职工发的踏花被，里面全是黑心棉。而在那之前，我们还以为都是商家的问题，是不良商家把黄主任骗了。
田文的申诉有了效果。
其实他不去申诉，学校也要让我们搬过来。
尽管163的租金不贵，但不该花的钱，花一分也是贵。
只是，车队的职工宿舍很有限，收回来的人，只有少部分才能一家一套，当然很小，三四十平方米，但再小，也是“自己的”，可以在里面光着膀子，趿着拖鞋，洗澡过后，也不必穿得规规矩矩的才敢出来。
这少部分人，不包括我们几位。
他们有的比我们资历深，这无话可说，而有的不是，就让人不服。要论教学水平，那就不好意思了：站了多年讲台的，也少有人能跟我们比。田文教数学，能让学生像听故事那样入神。崔明远教地理，面向学生，反手一挥，一个地球就长在了背后的黑板上，那个椭圆的起点和终点，绝对相交，毫厘不差，只凭这一招，学生就服了；当好老师，首先就要让学生服你。鲁小强教历史，那些叫人头昏脑涨的朝代更迭，就像他亲手种在家门前的树，何时开花，何时挂果，哪根枝条有鸟窝，哪段树干被虫蛀，枝枝叶叶，他都知道；不仅如此，他还知道杨贵妃的体重是一百一十九斤二两，也知道陈胜吴广发动起义的时候，举的是左手还是右手。至于我，我不想吹牛，但也用不着谦虚，学生的考分在那里，但考分不是我教书的最高追求，我是要让学生别忘了自己长着心，要始终保持鲜明而完整的感情。再说我们的老婆，除崔明远的老婆没有工作，是所谓的“家属”之外，其他几人，同样是年轻的骨干教师。但我们就是住不上单独的套房。
虽然不服，也只在心里。
在心里画着一个问号。
我十分佩服发明标点符号的人，尤其是发明问号的人，你们看那形状，像一个倒挂的环，挂钩朝上，仿佛把你的心挂着，但不是朝着地上，是朝着天上，你的心正朝着天上落，落到哪里，你不知道，你因此失重和焦虑。
关于那件事，我们的心失重和焦虑了几百天，直到黄主任被逮了……
……
节选自《芙蓉》2025年第6期
【作者简介：罗伟章，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风和微风》，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曾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五佳、《南方周末》好书五佳、春风悦读榜白银图书、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好书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