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2026年第1期｜崔丙刚：体己地（节选）
一
天没亮，王槛靠着炕沿又在讲他的梦。
他说：“一群孩子，身上披挂五谷，头上生出藤蔓。他们拉我的衣袖，扯我的衣襟，缠磨了我一宿。”
王槛住东屋，我住西屋。他像鱼一样游进堂屋的时候，我就醒了。堂屋没有一件发亮的摆设，王槛还是被黑暗绊住，停留了片刻。
十岁那年，村里的风言风语吹进我的耳朵，说我与王槛、郄进芳两口子没有丁点血缘关系。那以后，我再没有真心真意地叫过他们爹和娘。当着外人，躲不过，我嘴上叫了，心里却默念他们的名字各十遍。那一刻，我灵魂出窍，心无旁骛。为此，我撞过南墙，摔过跟头，有一次还险些掉进河里。
听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说着不着边际的话，我并不惊讶。老辈人惜地，散落在村内的大小地块都有名字，好像轻轻一声唤，土地的精灵就会破土而出。王槛说过，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地主家做长工，每年看秋，看过玉米、高粱、大豆。有一年，看的是红薯。他爷爷爱喝酒，葫芦里灌的是烧锅的酒稍，每晚就着清风明月下酒。一次睡到后半夜，迷迷糊糊中听到咕咚咕咚的吞咽声，他爷爷悄悄起身，看到月光下一个光屁股小孩正抱着他的酒葫芦喝得香甜。喝完了，摇摇晃晃走几步，一跳，没了踪影。一壶酒，每人一半，夜夜如此，直到霜降。那年，红薯大获丰收。只是，煮熟的红薯有股浓烈的酒香。那段时间，地主家的人和牲口都昏昏欲睡。王槛对我说过，对着土地，别骂娘。
屋里没开灯，灯绳断了。
我趴在炕上，三月的晨风吹着苇席印在我后背的纹路。苇席是郄进芳编的。她活着的时候就爱编席。睡在她编的苇席上，我就像只蚂蚁睡在一片树叶上，在河里飘飘荡荡。如今，这感觉依然没变。
“孩子是不是有六个？叫作榆树台、柳树沟、羊角弯、东河岸、西河岸、沙滩？”
“嗯。”
“它们是不是都是‘地’字辈的？”
“嗯。”
“还有块地叫上寺，你怎么忘了？那是咱们旧三队的体己地。那块地要建光伏电站了。地都征了，每亩地八万块钱。二十五亩地，二百万。旧三队十五户人家，八十三口人，分地的时候怎么就少了咱一家？当时咱家五口人，能分一亩半地。当时你是队长，你说是为啥？”
往常，话到这儿也就断了，我们坐等窗外的鸟鸣把我们从沉默中打捞上来。晨曦中，墙上的挂历落满了灰尘。
那天，王槛的嘴里却突然蹦出三个字：云溪寺。接着又说：“云溪寺的老和尚爱收干儿。门口有副对联‘座上泥佛陀，槛外真菩萨’。每收一个干儿，就给干儿对联上的一个字。”说到这里，王槛笑了两声：“轮到我就叫了槛。大年初一去给老和尚拜年，上联东，下联西，老和尚居中坐。那时候，你奶奶常把头梳得溜光，倒腾着一双小脚，穿过村外的杨柳林，一头扎进云溪寺。为这，没少挨你爷爷打。”
我说：“说说地的事。”
王槛说：“前两天，我还去寺里给老和尚磕头。云溪寺的香火不断，同天上的云彩连在一起。老和尚叹息说，五字联不好，要是七字联就好了，就能多收几个干儿。”王槛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后，一位年轻的医生曾对我说过，这种病就是记忆的明灯在逐盏熄灭。只是，关于上寺那块地，他记忆的明灯过早熄灭了。
我用这句话不止一次搪塞过李彩虹。我回村后，每晚我们都会通话。她半是无奈，半是胁迫地说：“房主说再等我们两天，就两天啊。再不交钱，房子就卖给别人了。”我们的儿子王通在市里的一家车企上班，普通工人，车间拧螺丝。处了几个对象，都要求市里有房。可动辄百万的房价就是现实丢给我的一个白眼。看了一套二手房，房主急着出手，房价压到每平方米七千。小区的位置和房屋的布局都不差。电话那头，李彩虹的嗓子又哑了。她十天有九天这样。
我还用这句话搪塞过村书记王辉。不过，他不吃这一套，瞪着眼，说：“七天公示期。七天之内你拿不出证据，等公示期到了，征地款马上打到户主的卡里。到时候，你说啥都是白搭。”王辉是我没出五服的哥哥，头戴两顶乌纱帽。
二
我去商店买盐，路过王辉家门口，被院墙外一棵盛开的梨树吸引。我怀疑王槛就是被这一树的白蛊惑，才嘴里嚷着，下雪了，下雪了，把一袋盐撒得满院都是。王辉端着碗，蹲在门口，问：“我叔最近怎么样？”我说：“老样子。这几天，夜里蘸着月光磨镰刀。边磨边说，小麦都枯秸了，也没人收。我怕镰刀伤到别人，也伤到他，就做了一把木头的，他照磨不误。白天，满世界找生产队的那口钟。”王辉说：“还别说，那口钟还真是好物件。以前，挂在云溪寺。后来，文物部门征集文物，上交了。我叔精明了一辈子，却给你丢下一本糊涂账。我让你去找的人，你找了吗？”我说：“还没去。”王辉把筷子横在碗上，伸出三根粗短的手指，在我眼前晃晃，说：“还剩三天。”
王辉让我找的人是王红旗。我嘴上说没去，其实，我已经见过王红旗一面。当初，王槛是队长，王红旗是会计，两个人关系密切，配合默契。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我还在记工桌上撒过一泡尿。王红旗抖落着记工簿，嘴里直骂娘。一些事，王槛忘了，王红旗也许还记得。王红旗的老伴去世后，他跟随唯一的女儿王英去了县城，很少与村里人联系。
王辉给了我一个他女儿的电话号码，说：“我也是好奇，分地的时候，我叔为啥不给自己留一亩三分地？”我纠正说：“不是一亩三分，是一亩半。”
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对方问清我是谁，还叫了我一声哥。虽然多年没见，听声音是王英没错。王英小时候啃玉米秸秆，嘬里面的甜水，被秸秆伤了嗓子，后来说话嗓音沙哑。当我提出要和王红旗见面，过了好久，电话那头才说：“我爹岁数大了，说话不着三，不着四。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地的事你放心，只要别人同意退，我们不说二话。我和你妹夫刚坐上火车，要去张家口打工。”
我说：“叔是当事人，我就想问叔一句话，当初分地，怎么偏偏就少了我们家？”王英没说别的，告诉我一个地址。挂电话前，那边传过来几声低沉的汽笛声。
王红旗住在城北的养老院。
我到的时候，已经快晌午了。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灰色三层建筑，黑色的铁艺围栏上还挂着成串的红灯笼。只是，经历了几个月的风吹日晒，色泽黯淡。我在门卫室登记，门卫说：“最近来看望老王的人还真不少。”登记完，已经看到老人们陆陆续续往院东边的食堂走。院子当中的木长椅上，还坐着几个人在晒太阳。一位女护工对他们喊：“叔叔、伯伯去吃饭了。”几个人慢悠悠站起来，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瘦高个儿，虽然驼背，却格外出挑。那人就是王红旗。
午饭王红旗没在食堂吃。他指着我对那个女护工说：“我侄子来看我，我们外边吃。”女护工说：“又是侄子？”王红旗像个孩子一样，冲我挤挤眼。女护工扭头看我，我点了点头。
三
离门口不远，有个小饭馆。
菜是王红旗点的，红烧肉、糖醋鱼、白斩鸡、板鸭、鸡蛋汤妥妥的国宴标准。王红旗又要了半斤白酒，菜还没上，已经喝了二两。我不喝酒，只能看。王红旗遗憾地说：“王槛在就好了。他酒量好。郄进芳也能喝。”我知道王槛好酒，却从没见郄进芳端过酒杯。王红旗说：“里面都挺好，就是没酒喝，还不让吃肉，人不吃肉哪来的劲儿？你小子今天算陪我过年了。”王红旗吃着肉，喝着酒，还不时盯着我看。我说：“叔，看啥？”王红旗咂吧着嘴，说：“还别说，你的眉眼同郄进芳还真有几分相似。”
有多久没人提起郄进芳了？
活着的时候，郄进芳怕热，畏寒。每年，从惊蛰到小满，是她一年当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她站在花树下，眼神少女般娇羞，就连说话的腔调也柳丝般绵软。那段时间，就算我把天捅出窟窿，插在花瓶里的鸡毛掸子也不会落到我身上。接近芒种，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的焦灼、不安。她把蒲扇遮在头顶，依然感叹阳光如刀。到霜降，郄进芳就像霜打的茄子。整个冬季，她蜷缩在炕上冬眠。郄进芳在四季的夹缝里苟延残喘，五十岁便耗尽心力。
王红旗说：“按理说，郄进芳条件一般，怎么也轮不到她出风头。可郄进芳身上有股子虎劲儿。男人身上有虎劲儿没啥，可生在女人身上就不同了。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
郄进芳年轻的时候唱过样板戏，演铁梅。听人们说，郄进芳站在舞台上，红灯一举，台下掌声雷动。不过，从我记事起，没听郄进芳唱过一句。郄进芳有台收音机，喜欢听相声。别人听相声为了乐，郄进芳却从来不乐。
我说：“叔，说说地的事吧。”
王红旗说：“云溪寺，云溪寺，一寺占两村地。后来，寺毁僧散，花沟村和咱村各拆了一半。花沟村盖了学校，辈辈出人才。当时，花沟村的书记就是你舅舅。咱村盖了戏楼，锣鼓锵锵，辈辈出小丑。”说完，瞥了我一眼。
我说：“叔，看你说的。”
王红旗说：“寺没了，地空了出来。你舅舅说云溪寺的地契在他手里，土地归花沟村。到底有没有，谁也没见过。为了争夺那块地，两村互不相让，打过几次架，各有损伤，咱村多了个拐子，花沟村多了个聋子。”
王红旗喝口酒，接着说：“那年冬天，你舅舅再次召集人马，进攻上寺。咱村的书记是王虎，爱看戏的那个家伙。其实，他不是爱看戏，是爱看女戏子。他当着全体社员表态，哪个生产队夺回地，地就归哪个生产队，村里一分地不要。一队二队生产队长，听完一声没吭，拍拍屁股走了，社员们也散了。只剩下王槛。第二天，王槛扛着犁，拉着黑骡子就去了上寺。花沟的人在东边犁地，王槛套上牲口在西边下地。王槛说，黑骡子真是头好牲口，四蹄撒开，犁后就翻起土浪。那股子土腥味，真是好闻。一犁没到头，花沟村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一个愣头青，手里挥着镰刀，只一下，就把黑骡子的前腿砍断了。黑骡子扑通一声栽到地上，腾起一阵儿烟。王槛蹲下身，摸了摸黑骡子的头，他说在黑骡子的眼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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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丙刚，河北阜平人，小说见于《长城》等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