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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2026年第1期|邓安庆:艾丽丝·门罗的裂痕
来源:《朔方》2026年第1期 | 邓安庆  2026年01月30日08:02

“我现在还不敢看,也不想看。你要是有兴趣,可以看看。”

 在温德米尔返回爱丁堡的火车上,我收到了好友老马发来的消息。紧接着,他发来一条链接,我点开一看,是一篇翻译自《纽约客》的长文《你逃不开这一切——艾丽丝·门罗的“被动”困境》(You Won’t Get Free of It.-Alice Munro’s Passive Voice),作者是雷切尔· 阿维夫。老实讲,我跟老马的心情一样矛盾,既想点进去了解文章内容,又预感到看完后必然会心情不好。我没有急着点开,转头看窗外。湖区依然浸润在晨雾里,湖水的粼光从车窗外侧掠过,云杉林在山坡上投下翡翠色的阴影。铁轨沿着山间蜿蜒,偶尔能瞥见羊群在石墙那边低头吃草……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而我却无心观赏。这篇文章打破了我内心的平静。老马真是讨厌,偏偏在我旅行时发来这样的文字。同样是老马,在2024年5月13日那一天,第一时间告知我艾丽丝·门罗去世的消息……当然,这不能怪他,他需要有一个人跟他共同分担此刻的烦忧。如果说过去我跟老马聊艾丽丝·门罗聊得有多欢乐,现在看到艾丽丝·门罗的报道心情就有多复杂。

 还记得艾丽丝·门罗去世当天,我跟老马说过这样一段话:“艾丽丝·门罗是我最爱的作家,没有之一。一想到能与她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空,心里始终是温暖的。她的去世,我有心理准备,知道她年岁已高。可真的得知她去世,还是特别难过,心里空落落的。诺贝尔文学奖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向我推荐了门罗。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过她,在此之后我找了她所有的书来看,反复看过很多遍。倘若让我谈论她某个具体的作品,我没法说。她的作品是整体性的,技艺无比精湛,读一遍往往是不够的,需要隔一段时间再去读,每次读都有不一样的体会。虽然读了这么多遍,可我学不了她,这种天才是无法学的。她的作品是标杆,让你知道最好的中短篇该是怎样的。”这样发自肺腑的表白,很快就遭到了现实的“打脸”。

 谁也没有想到,到了7月初,门罗的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向媒体披露了自己在童年时曾遭继父盖瑞性侵一事。安德丽娜出生于1966年,是艾丽丝·门罗与吉姆·门罗的小女儿。1974年门罗与丈夫吉姆离婚,1976年与第二任丈夫、地理学家盖瑞·弗兰姆林结婚。艾丽丝·门罗与吉姆·门罗决定平摊三个女儿的监护权,所以安德丽娜上学时与父亲和继母住在维多利亚,假期与母亲和继父居于安大略省克林顿市。安德丽娜回忆,1976年,继父爬上了她的睡床,并对她进行了性侵。随后的一些年,盖瑞也从未收手。1992年,门罗向她分享了一篇小说:一个女孩在被继父性侵后自杀了。“她为什么不告诉她的母亲?”门罗在分享中说道。安德丽娜看到了希望,她在写给母亲门罗的一封信中向母亲袒露:“亲爱的妈妈,这个秘密我隐藏了十六年:从我九岁起,盖瑞就开始对我进行性侵犯。我的一生都在恐惧你会责怪这一切。”门罗收到安德丽娜的信后离家数月,又在盖瑞的写信辩解、自杀威胁与求情下继续与他保持亲密关系,最后重回他的身边。她拒绝为女儿伸张和辩护,根据安德丽娜的回忆,门罗对事件的回应是:“她说她‘知道得太晚了’,她太爱他了,如果我们指望她否认自己的需求,为孩子牺牲,弥补男人的失败,那么我们应该责怪我们厌女的文化。她坚决认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我和继父之间的事情,与她无关。”

 文章一出,舆论一片哗然,随即在中文世界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很多艾丽丝·门罗的忠实读者都难以接受自己深爱的作家是这样的人。“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明白门罗小说带给我那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感。”事件曝光四天后,作家蒋方舟发表长文评论道。作家罗方丹也认为:“门罗在小说中对晦暗人性的描摹与道德边界的拓宽,那些被文艺界评价为‘温柔’‘慈悲’的表述,像被翻过来的卡牌呈现出紧密相伴的背面——她在‘宽容’软弱的同时,是否也提前‘赦免’了自己?”我跟老马为此也聊了很久,心情可以用“百味杂陈”来形容。老马引用了作家蒯乐昊的观点:“我不相信一个人要拥有无暇的道德,无懈可击的私生活,敢于与恶斗争的刚正,才配成为作家。有时候,事情还恰恰相反。作家是否合格,主要还是看其作品的文学品质是否合格。至于人格的缺陷,道德的孱弱,皆可以让法律的归法律,伦理的归伦理。要我说,数百年来文坛上星光熠熠兼私德有污的人不计其数,人性如此复杂,以前的读者兼看客,可比现在淡定多了。”我当然也认为艾丽丝·门罗作品的价值,跟她本人现实生活并不会捆绑在一起。门罗是一个复杂的人,她的作品也是复杂的。但我必须承认,我对门罗的感受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现在我也是一个心情复杂的读者。正如美国学者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在《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中所言:“厌恶地远离一件艺术作品,既是一种道德反应,也是一种审美反应:你不仅是在对艺术家进行道德判断,而这种判断也会影响你对其艺术作品的接受。”

 到了奥克森霍姆湖区站后,我需要下来,等着换乘去爱丁堡的高速列车。风吹来,夹带着雨丝,我跑到月台上的候车亭里躲雨。哪怕这样小的地方,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家都静默地看着雨丝在玻璃门外飘飞。等着也无聊,我终究还是没有忍住,细细看了这篇长文。文中细致地写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安德丽娜·斯金纳的遭遇,让我心疼,也让我愤怒。艾丽丝·门罗是何其聪慧的作家,她在小说里对于女性的困境书写有多成功,在现实中她面对孩子的表现就显得有多糟糕。此文也让我们了解到艾丽丝·门罗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逐渐失去记忆。我还记得艾丽丝·门罗2013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没有亲自去领奖,那时候我们只知道她年龄太大、身体不好,后来才知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跟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都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对于创作者来说,丧失了记忆,是何等残酷的事情。但对于“母亲”来说,尤其是一位“失职”的母亲,可能又是幸运的。

 从奥克森霍姆湖区站登上前往爱丁堡的高速列车。很快,列车抵达英格兰最北端的卡莱尔,再往前开一会儿,就进入苏格兰的地界了。英格兰西北部的丘陵逐渐让位于更粗犷的地貌。特威德河在谷底蜿蜒,河岸的冷杉林像深色的波浪涌向天际线。阳光出来了,看着窗外的风景,让我想起门罗曾在《逃离》写到的:“风够大的,足以把路边的草都吹干伸直,足以把成熟的种子从湿漉漉的枝梗上吹得飞散出去。夏天的云——并非雨云,在天上飞掠而过。整片乡野都在改变面貌,在抖松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七月里真正晴朗的日子。”“抖松”一词,李文俊翻译得非常到位,精妙地写出了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万物都散发出的愉悦气息。虽然门罗写的是加拿大的风景,放在苏格兰却也不违和。我们都知道艾丽丝·门罗是加拿大人,可她也可以说是苏格兰人。她有一本小说集《岩石堡风景》,用小说和回忆录的方式,回溯了她的家族史,再现了祖先在苏格兰的生活和远涉重洋的经历。她的苏格兰先祖威廉・莱德劳曾是埃特里克山谷的牧羊人,1818年从雷斯港启航前往北美。门罗在《岩石堡风景》中重构了这段迁徙史,将苏格兰的荒野记忆注入家族血脉。

 门罗是一个不大爱出门的作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曾来过中国,让我很惊喜),但她却去苏格兰住了几个月。“我去了塞尔扣克和加拉希尔斯公共图书馆,在地方志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即门罗的先祖“莱德劳们”,但最后呈现在书中能称为准确一手资料的东西,也只有几块埃特里克的墓碑、沃尔特的航海日记和书信,以及老詹姆斯曾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过的几篇文章。在小说集《岩石堡风景》的开篇《穷乡僻壤》,门罗引用了塞尔扣克郡埃特里克教区牧师为《1799年苏格兰统计报告》所撰写的文字:“本教区实属穷乡僻壤。丘陵地带,密布苔藓,不宜耕作。山坡高耸入云,苔藓湿气蒸发,空气常年氤氲……最近的市集离此十五英里,山路陡峭几乎不同能行。冬季大雪光顾,造成极大不便。数月与世隔绝,乃是家常便饭……”而我现在透过车窗看出的自然风景,恐怕与当年门罗的先祖们所见的别无二致:这里离塞尔扣克郡相当近了,有着相同的地貌,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想必也有很多人远渡重洋去了美洲。很遗憾我没能去门罗的加拿大老家去看看,能在她先祖生活的土地上行走,也算是一种偿补。

 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细密的震颤,车厢内非常安静,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湖区的几天一边徒步一边饱览风景,现在都累了,靠在椅背上休息。列车中途靠站时,不少人上了车,他们看样子更像是本地人,神态上更显从容,说话也细声慢语。我注意到斜对角刚坐下的一位老妇人摘下手套,露出指节处淡褐色的老年斑——这与门罗传记照片里握钢笔的手颇为相似。当然她只是一位普通的英国老太太,一头银发修剪成齐耳波波头,发梢在耳后自然内卷。不过她与门罗一样,有着同样微微下垂的眼角,同样抿紧的唇角。我必须承认作为中国人,对外国人容易脸盲,感觉她们长得都很相像。我在微信上跟老马说起这件事,他很快回复我说:“我在国外旅行,经常会有这样的错觉,看到银发老太太迎面走来,就以为是门罗。不过你想想,门罗作为苏格兰人的后代,她在长相上与现在你所看到的苏格兰人,估计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她就是有着一张让人既熟悉又亲切的大众祖母脸吧。”

 老马问我是否看完那篇报道,我说:“在丑闻出来之前,门罗给我们,甚至全世界读者的印象,就是那张满头银发、无比慈爱地凝视着我们的面孔,也就是你说的大众祖母脸。她写了那本《亲爱的生活》,而她就是我们‘亲爱的门罗’。而现在呢?尤其是看完报道后的此刻,我还能认为门罗对我来说是‘亲爱的’吗?老实讲,我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也有同感,随后补充道:“我觉得母女关系是人类所有的关系中,相当独特的一种关系。在很多时候,她们可以是同盟,也可以是仇敌,当然很多时候是中间状态。你现在在火车上,那你不妨看看《亲爱的生活》里的开篇《漂流到日本》吧,那篇小说就是发生在火车上!你还记得那篇吧?在门罗的小说世界里,多次写过母女,这一篇让我印象极为深刻。门罗虽然很多小说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但她极少会直接写自己与孩子之间的事情,我们只能通过她的小说来窥探她的内心世界,我感觉《漂流到日本》就是这样的一把钥匙。”必须承认,在门罗的众多小说里,这篇小说我没有什么印象。一等交流结束,我立马打开电子书,重读了一遍《漂流到日本》。

 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格蕾塔送别要去外地工作的丈夫彼得后,带着女儿凯蒂坐火车去多伦多的朋友家里住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格蕾塔作为诗人,有一次去参加了在温哥华与编辑见面的聚会,并因此认识了一个叫哈里斯·本内特的男人,两人产生了情愫。这一次去多伦多,她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哈里斯供职的报社,想与他再续前缘。没想到在去多伦多的火车上,格蕾塔意外地认识了一名叫格雷格的男子,趁着凯蒂熟睡之时,去格雷格的车厢跟他发生了性关系。等格蕾塔返回时,突然发现凯蒂不见了。经过好一番寻找,才在两节车厢之间的金属板上找到了凯蒂。虚惊了一场,格蕾塔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女儿凯蒂的关心不够。格雷塔中途到站后下去了,他与格蕾塔终究只是露水情缘,此后不会再有联系。等到了多伦多,哈里斯·本内特到车站来接她,“她没有试图逃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门罗没有说,小说就此戛然而止。

 这当然是一个女人出轨的故事:背着丈夫既跟哈里斯眉来眼去,还跟萍水相逢的格雷格发生性关系。小说的题目《漂流到日本》,日本在遥远的东方,代表着远方。所谓漂流到日本,就是想要从现在的生活中逃离出去,逃到越远越好。从世俗意义上来讲,彼得不是一个坏丈夫,婆婆也从不来打扰,女儿可爱乖顺,一切看起来都是不错的。看门罗的小说,通常不要指望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冲突,那么阅读的乐趣在哪儿呢?——就在那些缝隙里。在愤怒、羞耻、高兴、难过、伤心这些明确界定情绪状态的词语之间,还有很多没有命名的中间状态,现实生活我们能感受到,但无法用言语说明。门罗的小说经常会去捕捉和命名这些状态。回到《漂流到日本》,门罗写的就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状态:感觉什么都好,却就是想逃离。格蕾塔逃离的方式就是“出轨”,她幻想着男人(只要不是丈夫),不过彼得一回来,她的幻梦就消失不见了,“日常的爱意凸显出来,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真实可信”。幻梦对她来说是必要的,“这个梦其实很像温哥华的天气——一种阴郁的渴望,一种阴雨连绵、如梦似幻的忧伤,一种环绕着心脏的重负。”在梦中,她能从日常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就像是从闷热的房间里探出头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大多数时候她是在凯蒂午睡时才给这样的心情一个容身之所。有时候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欣然拥抱自己的愚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她鄙视自己的极度羞耻。确实愚蠢。愚蠢。”这个“他”,就是那位在聚会上认识的哈里斯,他代表着一种破坏现有沉闷生活的力量,可以把她从无聊的婚姻生活中拽出去。

 再来看她的女儿凯蒂。格蕾塔找到凯蒂时,“凯蒂坐在那个嘈杂的地方,在两节车厢之间,孤独无助。不哭泣,不抱怨,仿佛她会这么永远坐在那里,没有人会向她解释,没有希望。就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得救之前,在可以开始哭之前的那一瞬间,她张开嘴巴,眼神异常地空洞。只有在得救之后她才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找回受苦和抱怨的权利。”门罗没有写她怎么想的,但我们可以追问:她为什么会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金属板上?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稍有不慎地就会跌落下去,摔伤甚至摔死。一开始,她妈妈格蕾塔跟男人格雷格互相轻吻和爱抚,她就在一旁熟睡。她是否真的熟睡了?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格蕾塔和格雷格离开寻欢去了,她醒了过来,发现妈妈不在,可能立马叫了几声没有回应,只好起身去找,她是否找到了格雷格那节车厢,是否目睹了母亲与格雷格做的事情?还只是没有找到,最后到了那块金属板那里?这些我们无从得知。

 但我们可以代入到凯蒂这个小孩身上,想想在找不到妈妈这段时期,她内心究竟是如何想的?她是否明白了一些什么?门罗继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一个线索是男人格雷格下车时,朝格蕾塔和她打招呼,她没有回应,“格蕾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把她丢下而在惩罚他,拒绝想念他,甚至拒绝和他打招呼”。“‘格雷格对你挥手了。’火车开动时格蕾塔说。”凯蒂说:“我知道。”这个回答意味深长。小说结尾处,哈里斯过来接她们,格蕾塔试图抓紧凯蒂,“但就在这时,孩子挣脱了她的手,走开了。”门罗提供了这个细节,提醒读者凯蒂这个孩子年龄虽小,可她已经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相——母亲的心不在她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格蕾塔身上。格蕾塔是一个诗人,她不喜欢别人用“女诗人”来称呼她,门罗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说明:“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道她是诗人的人,仍然使用女诗人这个词。而她已经把彼得训练得不再使用这个词。除他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以及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微妙。”在加拿大,很长一段时间,女性被局限在“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被人认识,要想从事写作,一定会被视为异类,不被理解,常被嘲讽,是常有的事情。格蕾塔身为诗人,更为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也深感压抑。她需要释放,结果却是差点失去了凯蒂。她明白“她对孩子的注意并不是持续不断的,她对孩子的温柔往往是策略性的”,也知道“其他各种想法也将孩子从她心里挤了出去”。其结果是,“她似乎大半辈子一直在脑子里写诗这件事。她突然发现这是另一种背叛——对凯蒂,对彼得,对生活。现在,因为她脑子里凯蒂独自一人坐在两节车厢之间金属咣咣当当的撞击声中的画面——写诗成了她,凯蒂的母亲,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这个结论,对格蕾塔来说是残忍的。她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好母亲,就必须放弃写诗。

 真的只有放弃写作这一条路可走吗?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伊恩·麦克尤恩一本长篇小说《钢琴课》,小说里有个女作家叫阿丽莎,可以与格蕾塔做一个对照。《钢琴课》一开始,小说主人公罗兰的形象就是一个被妻子抛弃还手忙脚乱带着孩子的可怜男人,他甚至还被警察怀疑是导致妻子失踪的嫌疑犯。而他妻子阿丽莎抛弃他的理由后来也知晓了,她受不了这种庸常的婚姻生活了,“我上了楼,躺在床上,太累了,根本睡不着。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在过我母亲的生活,一步不差地重复她的道路。有一些文学上的抱负,然后恋爱了,然后结婚了,然后生了孩子,旧时的梦想破碎了,或者遗忘了,未来能一眼看到底。还有怨恨。她的怨恨,我会继承下来,这让我感到惊恐。我能感觉到她的生活跟在我身后,死死抓住我,要把我和她一起拖下去。这些想法挥之不去”。这里阿丽莎提到了她的母亲曾经也有一个写作梦,后来放弃了,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决定离开家庭,去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这辈子总得创造点什么,而不仅仅是造个孩子。”面对被抛弃的丈夫罗兰,她认为:“你是个好父亲,劳伦斯还很小,我知道他会没事的。他也会没事的,迟早会没事的。我那时候有事,但我已经做了选择,做了我该做的事。”

 如果站在婚姻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指责阿丽莎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妻子,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这就涉及到了性别的议题。在现实中,我们见识过很多男性艺术家如何对待妻子、情人,以及他们共同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在晚年,罗兰参加了一个讲座,活动结束,有个读者认为:“男人们有了正当理由,以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更高追求为幌子,抛弃责任、发生私情,或者酗酒、使用暴力。历史上,女人为了艺术而牺牲别人的情况很少,而且她们很可能会受到严厉谴责。为了成为艺术家,女人们更可能让自己妥协,放弃生孩子的权利。人们对男人的评判更加温和。在艺术领域,无论是诗歌、绘画还是别的,这不过是常见男性特权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男人们什么都要——孩子、成功、女人对男性创造力的无私奉献。”这番发言,可谓是发聋振聩。《漂流到日本》里格蕾塔也意识到了这个困境,她倘若一“狠心”,或许就会走向阿丽莎之路,但这条路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彻底斩断情感的羁绊,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格蕾塔可以吗?门罗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或许,门罗本人的生活就提供了一种答案。我们知道她的小说里写到不少喜欢写作的女性,这些人物身上自然都有她本人的身影。在现实生活中,她没有跟《钢琴课》里的阿丽莎一样选择“逃离”家庭去专心写作,她留在了家庭,抚养了孩子,而且结局都一样:小说中的阿丽莎成了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艾丽丝·门罗自然不遑多让。这在很多人的眼中,是女性写作的“楷模”(讽刺的是,大家不去这样要求男性作家):她居然能在家庭与写作之间取得了平衡。但事实上,她没有。门罗曾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大女儿两岁左右时,常常在我用打字机写作时,来到我身旁,而我却一手把她扒开,一手继续打字。”时间对门罗来说是非常紧张的,照料孩子严重挤压了写作时间。“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的写作时间是在他们上学之后。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写作。我丈夫和我拥有一间小书店,甚至我在书店工作的那些年,我也可以在家里待到中午时分。我是应该在家里做家务,可我用来写作。后来,我不用每天都去书店上班了,我就写到家里人回家吃午饭,还有他们吃完午饭离开之后。大约写到下午两点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开始做家务,争取在晚饭前把事情做完。”这个时候,她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她只能在生活与写作之中尽力地维持平衡,“那段时间,一想到要停止写作,我就很恐慌,就好像一旦停笔,就会永远停笔。”

 2004年,门罗的代表作《逃离》出版,这本著作腰封上所写的话成为了门罗彼时选择的注脚:“为了获得独立和完整的自我,我们逃离沉闷的家庭、僵化的感情,逃离熟悉的人群、令人室息的生活。为此,我们付出代价,遭受混乱,造成伤害。”是否可以说安德丽娜就是门罗付出的其中一个“代价”?母亲切切实实伤害了她。如同《漂流到日本》的小女儿凯蒂,她意识到自己被母亲“抛弃”了,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依旧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现实中门罗的小女儿安德丽娜,站到她的角度来讲,母亲一贯逃避的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而且门罗也没有尝试去弥补,以致于她多年来都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样的事情,尝试代入一下,就能感受其中的愤懑、屈辱、不平和绝望。直到母亲去世,她才公开谈论这件事情,也是顾及了母亲的颜面。她当然会知道自己的文章出来,世人对她母亲的评价会从基本上一面倒的夸赞,变得复杂起来。这也是她发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世人在评价门罗时,不可忽略她作为母亲失职的一面。“要是我的女儿在作品中写到我,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成为你孩子作品中的人物,这一定是一件恐怖的事。”在《巴黎评论》采访中,门罗曾这样说,我们可以注意采访的时间是1994年,她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安德丽娜的遭遇。或许她有预感?我们无从得知。但安德丽娜的确这样做了,她不愿再做门罗的叙事中被抹去的孩子,终究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成为人们讲述的关于我母亲故事的一部分。”

 从威瓦利火车站出来后,潮湿的空气瞬间裹住周身。抬头望去,爱丁堡的独特景致便撞入眼帘:深褐色石砌建筑层层叠叠,尖顶塔楼与哥特式建筑轮廓在灰蒙天色下更显沧桑庄重。“十岁那年,安德鲁第一次来到爱丁堡。他随着父亲和其他几个男人,沿着一条湿滑的黑乎乎的街道往上走。天正在下雨,空气中弥漫着烟熏火燎的城市味道,家家酒馆上半截都敞开着,露出里面明亮的炉火。”门罗在《岩石堡风景》里写到她的先祖安德鲁1818年第一次随着家人来到爱丁堡的所见所闻。那时候在安德鲁眼中看到的爱丁堡,还不是现在全球知名的旅游胜地,但它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多少要离开苏格兰的人都要先到爱丁堡,随后去雷斯港乘坐客轮去往美洲。我想艾丽丝·门罗来苏格兰寻根时,一定是先来到爱丁堡,看到了我眼前同样的城市景观,也跟她的先祖一样在蜿蜒的巷道,“沿着不规则的石头台阶往上爬”。

 为了写《岩石堡风景》来苏格兰的那几个月,对艾丽丝·门罗来说,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一段岁月吧。毕竟能离开自己的家庭,全身心地投入到搜集资料和创作中去。不过这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名作家了,孩子们也各自长大了,想必可以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足够宽裕。我注意到,即便是在《岩石堡风景》这样以书写男性为主的小说集中,男性成员的日记和书信并未过多关注女性的心理状况,女性始终处于失声状态,门罗依旧塑造了“玛丽”这样的女性。玛丽在家里是个边缘人物,父亲认为她是一个侏儒,她悉心照顾的弟弟们长大后也逐渐疏远她。“女性们在洗礼仪式上获得的美丽动听的名字总会在不知不觉间自动转换成更微不足道、更难听的‘可怜的某某某’。”即使对家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弟弟们也都视为理所当然,仍旧叫她“可怜的玛丽”。到达加拿大后,她嫁人且早逝,墓碑上只写了“妻子”二字。可以说,女性的命运与处境,一直是门罗书写的着力点。

 可回到现实中来呢?《岩石堡风景》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06年,这一年她的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正好四十岁。我不知道当门罗在为此书搜集资料时,她的女儿在过着怎样的生活。门罗费尽心思去挖掘远祖的事迹时,是否会在心底想起这个孩子呢?毕竟那时她早已知道孩子经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时间退回到1994年,也就是安德丽娜写信给母亲的两年后,门罗出版了作品《公开的秘密》。此书的最后一篇《破坏者》,而今读来让人深感不安。在这篇小说里,离婚后的女主人公碧爱上了一个隐居山林的退伍军人拉德纳。这个看起来稳重的男人却在背后侵害了莱莎。莱莎以为碧会像母亲一样拯救他们,但碧选择了沉默和无视,就像现实中的门罗一样。莱莎希望碧“这个能拯救他们的女人,她可以让他们都变好,并一直好下去”。碧却无视了犯罪的拉德纳的“公开的秘密”,结果是“上帝赋予了碧使命,尽管她并不自知”。碧也想到了“补偿”莱莎的办法——资助莱莎上学,但这是回避,只会让莱莎更加地无助和绝望。从碧打算写给莱莎的信中,能看出碧也是拉德纳的受害者,跟拉德纳相处,“我好像迎头撞上了大块大块坚硬的黑暗”。她没有写完这封信,更没有寄出这封信。

 我不知道门罗写这篇小说时的心情,但无疑她是能深刻洞察到小说里女性的困境与心境的。她是否从自己女儿的遭遇中汲取了写作的灵感?毫无疑问,我觉得是的。《公开的秘密》是门罗的代表作,随后的那些年,眼看着母亲名气越来越大,得的文学奖也越来越有分量,而盖瑞性侵一事随之真的成为家族中“公开的秘密”。女儿们回忆说:“沉默中有怀疑、有无知、有恐惧、也有懦弱,还有对名声陨落的恐惧。”甚至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吉姆,也保持了沉默,他从未积极地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对于当事人安德丽娜而言,只能独自承受,就如她母亲在《破坏者》里写道的:“她潜得很深、很深,潜到没有光亮的地方,潜到鲤鱼生活的淤泥中,她憋着气一直待在哪里。”多么精确的描写!母亲甚至细致地写到了莱莎对父亲的复杂感受:“在她和他的秘密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往往也是最有趣的,邪恶永远跟愚蠢交织在一起。你必须换上傻气的面孔和声音,假装他是一头卡通怪兽。你没法摆脱他,也不想摆脱他,就像你摆脱不了头皮发麻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的书写对于安德丽娜·斯金纳来说,无疑是再一次的伤害。如果说作品还只是间接的伤害,那么在公开的采访中,比如在2004年,艾丽丝·门罗在接受采访时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丈夫盖瑞的赞美,并称他为她的人生挚爱,哪怕作为旁人,也能感受到安德丽娜那份锥心的伤痛和愤怒。母亲完全把她排除在自己的完美家庭叙事中,并虚构了继父的形象。“她已经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不管她说什么,别人都会相信。”安德丽娜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沉默和伤害了。门罗在《破坏者》里写到拉德纳性骚扰了莱莎后,莱莎心想:“拉德纳就是这样,可以在片刻之间判若两人。假如你对过去的事紧抓不放,那错的就是你。”而现实中的安德丽娜就是要“紧抓不放”,2005年,她向安大略省警方提起控诉,时年八十岁的继父被判有罪,获缓刑和两年假释。即便如此,直到盖瑞2013年去世,艾丽丝·门罗始终与他生活在一起。在他去世几个月后,门罗被授予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艾丽丝·门罗的评价是:“在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中,外部世界的宁静总是显而易见的,而内心世界恰恰相反。她的短篇小说是一出情感的室内剧,一个充满沉默和谎言、等待和渴望的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人物的内心。”这当然是对门罗作品的赞美。门罗的小说正因为以无比精妙的笔触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才经得起细读,不,是必须要细读的。她常常像是随意地写了几句话,我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就划了过去,但你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她这样写是有作用的,甚至有深意。她的小说写得很简洁,没有废话,每一句都有她的思量,各自放在合适的位置。这样的小说,需要读者能沉得下心来揣摩她的用意。而一旦你意识到了这样的用意,那短短的一篇小说,就会随着你深潜到文本内部,变得越发丰富深邃。就像是起初你看她的小说,随意走在情节的地面上,走着走着意识到地面有裂痕,有风似有似无地从缝隙里吹出来,你忍不住好奇心,从裂痕里钻进去,忽然发现地面之下还有如此大的内容,它完全不似地面之上那么光滑,而是崎岖的、幽深的,甚至是骇人的。此时,再去重读小说,才会发现门罗早就准备好了细节,等你去领取。这就是门罗小说的迷人之处。

 但结合门罗的人生细想,却意外地多了一重解读的空间。仔细想想,门罗这么长的人生,我们其实了解得很少,现在她孩子的文章出来,反倒是揭开了她生活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她私生活的一面。我很好奇,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内心在想什么,她跟那么多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有待研究者去深入挖掘了。门罗的小说创作,与她的真实人生,关联度有多大?虚构与真实的比例是怎样的?这对我们理解门罗的作品非常重要。安德丽娜的事情提醒我们,了不了解门罗的真实人生,对理解她的作品,会有相当不一样的感受。从现实生活的道德层面来说,门罗对安德丽娜的行为,我不能接受。但说来有点残忍,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不会因为知道门罗在现实中的“不堪”,就拒绝再读她的作品,反而是多了一个维度。有人提到现在看她作品与本人有割裂感,而我觉得更多的是“裂痕”,裂痕之下,她的内心世界只能从她的小说里去探寻。

 我慢慢往预定的旅馆走去。暮色将至的街道上,红色出租车穿梭而行,双层巴士静候在旁,雨滴在路面晕开斑驳水痕。行人撑着伞往来,有人匆匆赶路,有人驻足张望。因为时差的关系,远在国内的老马已经睡下了。临睡之前,他发来门罗在《亲爱的生活》一书中最后的一段话:“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无法原谅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安德丽娜会原谅她的母亲吗?我不知道。那些曾经爱过她现在却憎恶她的读者会原谅她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关于她的争议永远不会止歇。可这些都与她没有关系了。

 愿她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