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5年12月26日晚上，我开车回家时听车载广播，忽然在“中国之声”栏目里听到对农民诗人吕玉霞（“沂蒙二姐”）的专访。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我曾在无数场景中听到或参与对文学与诗歌的谈论，但此刻兀然从电台里听到谈论诗歌的声音，令我生出别样的亲切感。过去的一年中，诗歌的身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许多新的、更公共化的场域之中。我强烈感受到，诗依然是被关注的，也始终是被需要的。它其实无处不在，我们只是需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平和的姿态、更纯粹的本心去面对它。

经典化渴望与共识探寻

几年前，关于“汉语新诗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诗人”的讨论曾颇具热度。“大诗人焦虑”背后的命题，是汉语新诗如何树立“自己的经典”。这一问题确实紧要，但经典的形成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需要时间，尤其是在路径多元、声音多样的互联网传媒时代，“经典的炼成”恐怕已很难依据固有模式来按部就班。2025年，诗歌界关于“经典化”的讨论似乎已没有那么热烈（毕竟经典从不是“谈”出来的），但大量带有经典化意图的实践正越来越蓬勃地展开。这从诗集出版角度可窥见一二。2025年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重要诗集，其中有两种出版策略颇可玩味。

其一是“披沙拣金”式策略。许多知名诗人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进行阶段性总结，大量“多年精选集”出版——这是梳理打造特定诗人总体创作形象的典型方式。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北岛的50年诗歌自选集《守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陈先发的40年诗选《碧水深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白的40年诗歌精选集《身体的雷霆》等。“生涯精选”出版热潮其实已出现数年，但2025年类似成果似乎格外多，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

所谓的“多点开花”，不仅是指不同的出版社都开始推出相似策划，还包括读者主动介入了“精选数十年”的经典化过程。近期，李元胜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无限事”上发文，“早晨起来，发现上海那边出了件大事……泡芙云书店和她的读者们，抛开作者，仅从读者角度代我选编了一本诗集”，诗集名为《通常我都坐在生活边上》。李元胜微信朋友圈的转发按语说得更有趣：“这一届读者太有想法了，他们对我选编诗集忍无可忍，今天终于出手了。”读者有想法，当代诗歌的经典化才有办法。实际上，李元胜自己的“无限事”公众号在“想法”上也有代表性：2025年，该公众号主推的两个栏目：一个叫“××最满意的十首诗”，另一个叫“××的诗，就读这二十首”，显然具有“阶段性经典化”意图。可作呼应的例证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了“诗人流传最广的诗：××篇”的系列策划，“一见之地”公众号则打造了“一人一首流传最广的诗”系列推文。“经典意识”或至少说“遴选意识”，显然已深刻影响到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宣推传播逻辑。

其二是“聚光集影”式策略。很多诗人推出了主题式诗歌集。在这类诗集中，诗作大多具有明显的题材聚焦姿态，指向某一共同主题，或在特定书写领域里开展接续性的深耕。沈苇的《水上书》聚焦浙江四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其创作实践被认为带有“行动诗学”意味。江非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聚焦乡土自然，凝望具体乡村生活经验，从大地体验衍生出生命的思辨与诘问。阿信的《雪山谣》一如既往关心西北雪山草原，叶丽隽的《群山有赠》立足浙西南山居心境，谷禾的《泥沼之子》也延续着诗人“由日常及内心”的诗意生成路径。龚学敏的《白雪与挽歌》以“小长诗组合”的方式，专题书写东北抗联英雄历史。

诗刊社推出的“新时代诗库”中，薄暮的《冶工记》、李长瑜的《纳米》、申广志的《石油季节》等新诗集都是姿态鲜明的“新工业诗集”。这些创作成果与2025年诗歌界一系列“新工业”主题的研究与行动实践（如《诗刊》于2025年第5期推出“新工业诗歌专辑”并与东莞共同开展主题征文及研讨活动、《诗探索》2025年第1辑推出“新工业诗研究”专题、《十月》在“十月诗会”举办“新工业诗歌的个性化书写”研讨会等）密切配合，进一步推升“新工业诗歌”延续多年的话题热度。

与“如何展示诗”相关，另一个重要的话题维度是“如何理解诗”。我们身处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今天的话语场上，很多人都在说，但少有人认真听，或者说大家看起来都在听，却很少下决心去认真想。在这种情形下，诗——什么才是诗、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正越来越难以不言自明。我们渴望重新树立诗的形象和影响力，背后的任务是，我们需要更有力、更有效地厘清对诗的理解，凝聚对诗的共识。在我看来，目前诗歌领域的情况是，“识”很多，但不够“共”，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观念和标准，还仅仅“流通”于范围较小的专业圈层之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诗歌的发展成就没有获得广泛承认，甚至常常背负某些误解。

再往深里说，我甚至感觉，即便在所谓的“专业圈层”内部，许多观念和价值大概也还斑斑点点地模糊着，呈现出错位的“代差”与“温差”。当代诗歌如要建立共识、树立经典，“思”是一件与“写”同样重要的事。2025年，吴思敬在《南方文坛》刊发《〈百年新诗学案〉总序》，尝试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进而“论从史出”，探索一种“全新的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叙述”。存照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文艺争鸣》推出“当代新诗的历史反思”专辑，以历史化眼光审视新诗发展，其中张伟栋、张定浩、王东东等人的文章涉及诗歌史、诗歌批评、诗歌观念更新等多重角度，具有启发意义。

谈论诗在本质上也是谈论人。“文本”与“人本”的碰撞对话，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论关注。张清华在诗歌批评集《诗歌的肖像》序言中谈道，在技术宰制的时代中，“重新思考‘人本’与‘修行’问题，似乎有了新的必要……所有伟大的、杰出的文本，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划痕的文本，都首先是语言击中了我们。但是在语言的背后，感动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肯定还是那背后的主体”。霍俊明出版著作《九叶传》，既是从史料文献出发对“九叶诗派”进行整体性的回望阐释，更是在呼唤真正诗人所应具备的那种富于良知的、“众树独唱”式的文化人格。

从特定技术话题局部向理论深处掘进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例如李章斌出版专著《“声”的重构：新诗节奏研究》。这一话题是高度理论性的，但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在融媒浪潮强势支配、“听诗”比肩于“读诗”的传播背景之下，“诗歌与听觉”的话题呈现出空前重要的现实意义。诗刊社于2025年推出“新时代诗歌诵读工程”并开启征稿，也可以将之置于此话题之下进行观察与讨论。

“新大众”与“新青年”

2025年文艺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之中，诗歌是表现极为突出、影响广泛而巨大的领域。

以中国诗歌网成立十周年为契机，诗刊社召开首届“新大众诗会”，《诗刊》主编李少君所说的这番话，或可阐释新大众诗歌受到关注的深层逻辑动力：“诗歌要打破圈子化、小众化的封闭状态……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质是‘人人可诗，诗为人人’。”《星星》诗刊推出“新大众文艺讨论”栏目，邀请陈年喜、黄家光等诗人和评论家参与讨论，核心观点之一是“诗歌本是大众的事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张慧瑜在该书序言中表示：“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劳动生产和个体生命的烙印，语言简洁有力，充满想象力，可谓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乐府’。”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舞台之后，“外卖诗人”王计兵在2025年出版了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世界把我照亮》。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东莞“新大众文艺丛书”，其中包含温雄珍的《在炭火上安居》、曾为民的《赶石头的人》、沈汉炎的《有些光不会消失》、易翔的《东莞时间》等诗集。

这一现象引发了诗歌评论家们的关注。张清华在《文学评论》发表论文《“新大众诗歌”的历史溯源与当代新变》，认为“大众诗歌观”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与“五四”后的现代伦理意识形态深度结合，当下的新大众诗歌已在“新媒体性”“个体身份自觉”和“真实性”等方面体现出新质与生命力。崔博则在《“新诗人”如何书写“新大众”》一文中认为，新大众诗歌能够满足大众情感需求、还原生命原初情境，“整合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破碎的经验与情感，将个体重新还原为具有丰富生命感受的人”；同时，它还可被视作是对“引经据典、故作高深，在‘不及物’道路上已走出很远”的诗歌范式的反拨。

当然，值得提醒的一点是，我们决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新大众诗歌与所谓“专业诗歌”“精英诗歌”（其实这两个概念也近乎“伪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旦在概念上搞“对峙”和“对立”，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某种“零和博弈”陷阱，最终把一切生机勃勃的新事物都变成意图先行的符号。具体来说，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身份”而忽略了新大众诗歌作为“文本”的一面，尤其是不应该把新大众诗歌自动想象成简单的、无深度的、反技术的写作。我们对“新大众文艺”的主体理解要有所更新，时代已经赋予“新大众”新的形象与能力，其话语方式和自我表达策略也超出我们的许多惯性认知。例如，2025年我在网络平台上读到这样一首诗：

老头儿

你去哪里了？

我看见你的小提琴

丢弃在你家

门口的破沙发上

那时下着雨

雨水拍打琴弦

我去你家送快递

没有人开门

这首诗的诗题叫《小夜曲》，作者是邓胡子。根据网上搜来的简介，这位贵州籍的青年诗人可能做过送快递之类的工作。这首诗的技术水平非常“在线”（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专业），全诗情绪节制、细节准确、语言干净，尤其是行动（“送快递”）、环境（“破沙发”）与核心意象（“小提琴”）之间的跳跃式结合，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审美张力。这首诗并不“浅”，也并没有刻意凸显写作者自身的身份符号（相反，它的力量来自对陌生他者的关切和共情）。它的“好”首先是作为文本自身的好。我想，我们应当真正以“诗的方式”去关注和谈论新大众诗歌，这是对“新大众”与“诗歌”的双重尊重。

诗歌的新质动能，不仅来自职业身份，也来自年龄代际。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文明的回响：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来自拉美15个国家的40位青年诗人与30余位中国诗人以诗歌之名共聚西安和北京，“不同语言朗诵同一首诗”成为年度文化亮点。

“00后”诗人的集中登场，构成2025年诗歌现场色调明丽的景观。一群年轻诗人编选推出了《迟语年代：00后诗选》。《北京文学》连续四期推出“00后诗歌大展”，随后又就此话题策划系列评论及笔谈。赵汗青认为，“网生代”年轻诗人自小置身信息资源爆炸之中，“生来深知时代之大、世界之大，同时必然更深知自我之小、诗歌之小”，从而涵育出关注生活细节的诗歌习性，诗作呈现出“格物致知”的乐趣及“怡悦自适”的松弛感（赵汗青《在无限大中守住小——读“‘00后’诗歌大展”》）。孟垚用“对语言技巧的高度锤炼、对个人情感和生命经验的深刻关注、对跨学科资源的丰富调用”来归纳“00后”诗人的共性特点；马欣雨则提到，自己会关注同代诗人“是否在共同的轴线上产生对某一维度的偏离与思考”（《关于00后诗歌的笔谈（一）》）。王士强则从语言角度来观察，认为“现代汉语诗歌最为重要的责任之一便是抵制现代汉语的腐败……恢复和发扬它的活力、诗性、创造性与可能性”，而语言修辞探索正是这一批青年诗人的显著强项。但因此也更需警惕，不能使诗歌“仅仅成为一种‘技艺’，止步于一种语言行为、修辞行为”（王士强《“00后”诗歌，小时代，语言诗学》）。

年龄之“新”内部亦有辩证，我们不能忽略对“旧青年”的“新打量”。在诗刊社举办的“70后诗歌研讨会”上，刘春、江非、邰筐等诗人从“70后”诗人的登场方式、现状处境、诗歌史位置、未来去向等角度，给出了许多坦率、深入甚至颇为犀利的分析，其中的许多思考显然不仅对特定代际有效。这也启示我们，诗歌之“新”不是耗材，不是青春流量噱头，而是要持续地、长期主义地，很多时候也是非功利化地去挖掘诗歌内在的新话题、真问题。

诗歌的“融媒”与“破圈”

2025年春节前后，DeepSeek横空出世。几乎一整年内，“人工智能与写作”都是文学界的热点话题。《文艺报》第一时间在头版推出《DeepSeek强势出圈，写诗不再神秘？》《“人机共创”，能否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等专题报道，并就“春节”主题推出人类与AI“写同题诗+评同组诗”的整版策划。《星星·诗歌理论》推出“DeepSeek写诗”专辑，邀请哲学、出版学、计算机学、法学等不同背景出身的诗人从各自专业角度展开探讨。李少君先后发表《AI时代，更要激活和强化人的主体精神》《AI时代写好你的个人史》等文章，认为“AI的到来，正是新文明的预兆和起点”，文学的创造力可能获得跨越式激发，而独属于人的生命感受、主观情志、主体精神，会在AI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中国诗歌网启动升级工程，成为国内首家接入DeepSeek的文学平台，对用户发布的诗歌进行AI自动点评。诗人沉河在微信公众号“守界园”上创办网刊《守界AI文学》，全部发布AI创作作品，涵盖诗歌、散文、小说、文学理论评论等多种文体。

AI创作涉及复杂的文学伦理问题。许多文学刊物表示，坚决抵制作者使用AI作品投稿，因为文本原创性以及作者主体的生命体验，乃是刊物对稿件的本质要求。网络自媒体上，也不时出现对“诗歌AI味”的鉴别举证。就我个人来说，用AI生成一首诗，再挂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这显然是一件不可接受的甚至是自我侮辱的事情。但许多问题又空前复杂：是否只要有AI介入，就意味着一首诗是“非原创”的？什么程度的AI介入会在本质上改变作品的性质？如果有些作者根据AI的建议对一首诗进行了修改，或者在写诗过程中就特定场景请AI提示了几个可用意象，这是否算是“人机共创诗歌”呢？这类问题尚未有明确解答。可以想见的是，随着AI技术的持续发展，这种难题将更深、更暧昧地缠绕在我们身上。

数智技术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融媒介”无疑是2025年诗歌领域的重要话题。最鲜明的样本是我开篇提到的“沂蒙二姐”吕玉霞。“沂蒙二姐”通过一系列“诗歌短视频”爆火，她所展示的显然是一种溢出传统纸质形态的“泛诗歌文本”。丁鹏在《“沂蒙二姐”走红：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始于田间的诗》中分析：“评价吕玉霞的诗不应脱离其短视频的表现形式。显然，吕玉霞的作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诗歌文本……诗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绎与田园的背景共同构成了吕玉霞的‘视频作品’。吕玉霞的作品是诗，但却是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的诗，不是供阅读或朗诵的诗，是供观看和续写的诗。”这些作品经由“玩梗”“续写”获得火爆传播，又与新媒体平台的运行逻辑、算法策略深刻相关。“影像化”与“算法逻辑”，在此是核心关键词。

近年来，诗歌产品的“视听化”与“生活化”趋势引人瞩目。王玮旭在《新媒介、当代诗与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形式问题》中分析了“代码诗”“新诗音乐”“小红书图文诗歌”“B站评论区/弹幕诗歌”等新型诗歌现象，并提出面对网络时代的文艺新样式，我们要思考“为何这种样式在今天能够被公众感知？为何它被平台推荐？为何它能够引发广泛的模仿与再生产？”诗刊社联合中国诗歌学会共同打造的“云中诗会”（“中国诗歌地图”系列活动）则是依托线上直播形式，让专业性诗歌对话变得可视、可听、可参与，增强了“此刻此景”的全息交互感。总体来说，“诗歌底本+视听影像”的融合模式越发多见且成熟，逻辑性、符号性的文字材料越来越自然地与直接感官经验（视觉与听觉）协同运转，“泛文本化”正成为移动终端时代诗歌传播的重要趋势。

形态的“跨界”，关联着“破圈”话题。诗歌的“破圈”，一方面是要把“外”引进来，打破内部循环机制。告别“熟人社会”玩法，破除无形的视野围墙和虚妄的身份偏见，越发成为诗歌界的普遍追求。许多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受到关注的“自媒体诗人”进入传统刊物视野，如在“小红书”上走红的年轻诗人焦野绿和惊竹娇分别成为《诗收获》2025年春之卷、夏之卷的“季度诗人”。而在“看到他们”“接触他们”之后，如何“谈论他们”“对话他们”，或许是“破圈”行动中更重要也更艰难的命题。老实说，这类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内容与写法上，确实与我们惯常谈论的诗作有颇多不同；或者说，他们的写作匹配的是另一套话语框架、另一种传播逻辑。如何与“另一种”相处？诗歌的价值标准，显然不能追随流量任意更改，但一种弹性更强的对话能力、胸怀更宽的欣赏能力、视野更大的分析能力，显然是应当具备的。

另一方面，是要把“内”扩出去，强化诗歌向公共日常生活的扩散辐射能力。我举两个小例子。

一是“磨铁读诗会”。2025年，民间诗歌品牌“磨铁读诗会”在杭州举办了十周年展览系列活动。在展览前言中，“磨铁读诗会”对自己的定位是“只是一个开放性的诗歌发表和传播平台，在移动互联网的前沿，持续观察一个个诗人的写作”。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年度诗歌活动，活动办得“很欢乐”，场所常常是在书店或小剧场之类的公共文化空间。这种公共性姿态很触动我。

二是“马戏团诗丛”。这套丛书由诗人茱萸主编，收入了刘崇周、李遂、胡木、黎星雨、周钰淇5位“90后”诗人的5本诗集。“马戏团诗丛”很特别的地方是对“诗歌周边”的重视。几位年轻诗人设计推出了许多物料意义上的“周边文创”，包括但不限于帆布包、马克杯、明信片、文化衫、不倒翁盲盒、胸针、冰箱贴……都做得精致漂亮。5位诗人还为自己打造了萌化的、极具二次元意味的诗歌身份代号（相当于“打造虚拟人设”），这类似于把人也做成了“文创”。最令我惊讶的是，5位年轻诗人居然在成都最熙攘的春熙路地铁站大厅租了大屏，于人流高度密集处滚动展示诗丛海报。当诗歌的形象夹在海底捞火锅和天梭手表的广告中间循环出现，被无数人随机看见，我丝毫不觉得突兀。我觉得诗歌本来就该这样玩。

我想，在今天仍愿意投身诗歌的人，必然是爱诗歌的，既然爱诗歌，就该用心把诗歌的事情做好。而这个时代的“做好”，显然不能再闭门造车，甚至不一定非要正襟危坐。真正的诗歌，本就应该与无数的陌生人走在一起，与嘈杂而宽阔的公共生活挨在一起。诗歌是古老的手艺，但古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刀耕火种”。只有脑中的思路更新、心里的格局更大，我们笔下的力道和意味才能更深更远——我想，这正是“破圈”话题背后最本质的期待与追求。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