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
命运迥异的一代上海人，指的主要是和我年龄相仿的上海人，即退了休的老上海人，也即出生于1949年前后的一代人。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一写这些男男女女，是因为我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他们。我们可以坐下来随意聊天、在旅途小憩中相遇，或是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一开口似乎就能找到话题，一有话题就聊个没完，仿佛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话。这些话都是一段历史。
比如，当年毕业分配时留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对大多数要离开上海、离开家去务农的伙伴们来说，他的福气是最好的。而且，他就被分配在离开家很近的餐饮公司，从他家所住的弄堂到他上班的单位，走路只要5分钟，连天天挤公交车的罪他都不必遭。于是，同学们纷纷吵着叫着要他请客，让他拿出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糖。可是，他既不请要好的同学上饭店，也没有买糖，而是愁眉苦脸地对众人讲，他去的单位名字好听，叫餐饮公司，实际就是分配到饭店做“饭师傅”。烧饭炒菜，还有什么理由请客？
众人一听也便释然，还有人说，与其分去饭店干这种活，当“灶头军”，他情愿到农村去种地。
谁知就是这么一个“灶头军”，几十年后同学相逢时都争先恐后地围着他问长问短，开口闭口喊他“叶大师”（他和我同姓）。我往细里一问，原来他现在是本帮菜领域首屈一指的国家一级厨师，经他的手做出的油爆虾、八宝辣酱、虾籽大乌参、八宝鸭等上海本帮菜肴，吃得食客们“舌头也要䑚出来”（沪语）。有同学拉我去尝过一回，叶大师本人没有掌勺，据说是他徒弟做的，一道道本帮菜吃得所有人交口称道。这实在叫我不得不佩服。
另有一位女同学，私底下曾对闺蜜说，如果分配她到农村去，她肯定不去的。她敢于这么讲是有底气的。她当技术工人的父亲和当烟厂女工的母亲收入高，能养活她，可以让她在家里吃“老米饭”。尽管如此，在那个年头，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面对整个社会掀起的一阵又一阵上山下乡的高潮，压力也是很大的。
好不容易熬过了那阵风，她分配进了里弄生产组的滚筒组，拿上了那年头的上海最低工资。转眼间，大姑娘变成了老姑娘。里弄生产组的阿姨们也曾热心地为她介绍过对象，不是她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瞧不起她，终归谈谈就拜拜了。一晃几年过去，没有热心人来给她介绍对象了，连里弄生产组也结束了使命。她下岗后，回到双亲留给她的那套弄堂房子里。再后来老弄堂旧改，她分到外环线附近一套小三室一厅。
如今她一个人居住在那套房子里，过着淡泊安然的日子。有老朋友问她，不觉得孤独寂寞吗？她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习惯了，一辈子下来习惯了。
还有一位大先生，和所有人的命运大不相同。叫他大先生，一是因为他姓杜，在上海话里，“杜”和“大”是同一个读音。二是他如今财富自由，钱赚得很多，确实做大了。
大先生曾经随大流去了农村，当了知识青年。不过他基本没有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连头搭尾只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农活。他认定这么干下去不可能养活自己，知识青年在农村举目无亲，又不会从自留地上刨吃的，老老实实待下去，怕只有饿死一条路！他是这么想的，竟然也这么对人说！
有人转身打了大先生的“小报告”。别人提醒他说，你快躲躲吧，很快要抓破坏上山下乡的典型分子，你会成为头号目标的！他一听吓坏了，山沟沟里有什么地方可躲？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他连回家的火车票钱都凑不齐，跑到省城买了车票，花了5天5夜，才像叫花子一样回到家里。
当他像个“小瘪三”一样出现在家门口，开口叫了声“姆妈”，他母亲的眼泪落下来了。当夜，他母亲含着泪对他说：你不要走了，就住在家里。有我一口吃的，当姆妈的就不会饿着你。不过你得听我的。
大先生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他母亲让他待在家里，交给他一本裁剪书、一把剪刀和一叠报纸，说：“你给我学做裁缝，什么人都要穿衣裳，你学好了这门手艺，凭劳动养活自己，过好人世间这份日子。”
大先生从此在家里钻研手艺，学得十分用心。三个月之后，他母亲让他到一个老裁缝家里拜师学艺。
大先生确有聪明过人之处，老裁缝后来感叹地对大先生的母亲说：“你这儿子啊，半年工夫，把我一辈子积累下来的手艺本事和诀窍，全部学到手了！可以出去接‘生活’了。”
“真的吗？”他母亲不相信啊。
老裁缝肯定地点头：“包在我身上！你这儿子，是我几十个徒弟中最出色的。”
大先生的母亲再一次显示了她的过人之处，他让儿子到老家奉化去，因为奉帮裁缝是全中国最好的裁缝，他可以在上海师傅教授的基础上再学点本领。
大先生对妈妈言听计从，回到奉化乡下，专心地边钻研边实践。钻研指的是向有名的老裁缝学习，实践就是接一般的活儿养活自己。城市里没他的活儿，他啊，他就去偏僻乡村。五六年工夫，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裁缝。人们都知道有个师出名门的小师傅，活干得呱呱叫，收费又低，纷纷来找他做衣裳。他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于是就有人推举他，让他专事接活，专门设计服装新样式，有了活儿众人一齐干。
没多长时间，大先生的服装缝纫社出名了，人们嚷嚷着要把牌子做大做响亮。这时，他母亲让他赶紧回上海，说街道服装厂听闻了他在老家的业绩，要聘他任总经理，与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名牌店对接。此外，还要把他的户口从乡下迁回上海。他对我说心里话：“叶辛啊！什么做衣裳、做领导都是假的，我就是冲着街道这句迁户口的话回上海的。”
关于大先生后来如何做大的，同县知青中传播得很多很广了，而且还有不同的版本。不过我也没心思听了，我认定了大先生办事有这么一股劲，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的。
第四个我要介绍的同时代上海人，是位女性。细心的读者一定看出来了，我选择的同时代大上海男女，都是当年上山下乡高潮之中的“漏网之鱼”。或者说，他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躲开了去乡下的那条路。
这个“香港女”也是一样。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来了，该去云贵农村的她生了肺结核，住进了隔离病房。一年半之后，病愈出院休养结束，下农村的高潮过去了，况且她说香港的姑姑来信，欢迎她去那里，还说正在积极想办法给她办。办什么？怎么办？旁人都讲不清楚，她本人也讲不明白，就知道姑姑说了，要她耐心等。等了二三年，全弄堂的人都晓得她是要去香港的，而且她姑姑还回过上海一次，挽着她的手在弄堂里走出走进好几回，人们都见了，说她姑姑是个很有品位的中年妇女。其他不讲，单她那一身裁剪合体的衣裳和衣裳的料子，上海滩都没见到过。
时间长了，街道派人来关心她，对她说，你年龄再大上去，一时半会又去不了香港，现在纺织厂正缺人手，你去上班吧。全民所有制工厂、全劳保等，香港手续办出来了，你同样可以走的。她想想也是，便同意进工厂当了一个挡车女工，三班倒。
这一干就是多年，她从一个新手女工变成了一个熟练工，年轻进厂的小姑娘叫她师傅了。做一个班，光是来来回回盯着机床走路，就要走几十里。这个几十里，有的说是60里，有的说还要多。我没核算过，但是在弄堂里看见她瘦削的脸蛋和深陷的双眼，还有一阵风就能吹倒的细瘦个子，我知道她上班并不轻松。可弄堂里的老老小小，还是叫她“香港女”。不冤枉人们叫了她这么久“香港女”，1977年，她的姑姑还是把她的赴港手续办妥了。她不恋爱、不在上海找对象，终于去成了香港。
她住过的老弄堂改造前，她回过一次上海，住在宾馆里，在弄堂里露了露面。见到她的人都说，她长胖了，衣服穿得很光鲜，比做挡车工时还显年轻。
后来，老弄堂的老邻居们很少见面了，关于“香港女”的信息就更少了。只是听说，后来她在香港找的比她年龄大很多的丈夫去世了，她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只是没有子女。有人猜测，她还准备结婚，后来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觉得她也算一个命运迥异的同时代上海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