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记忆中元宵节的味道是甜的，是童年灯市一串串火红的灯笼，是孩童手中的棉花糖，是少年们对走失茫然的我诚挚的关切……时间复制了记忆中的元宵节，也带走了成长中的疑虑与误解，母爱无声的伟大也在此刻得以显现。

印象元宵节

 //徐小斌 

一

元宵节的夜，像一面巨大的绛红色绸缎，镶着钻，从城东一直亮到城西。早春的风吹来，带着碎冰的脆响，也带着桂花香、糖油味、烟火气。我牵着好好的手，被人流裹挟着，慢慢走。她的小手心儿潮潮的，像一枚刚剥开糖纸的糯米团子。身后，一排排宫灯旋转，灯罩上描着《西厢》《红楼》，也描着机器猫与拉布布；身前，无人机编队正在夜空写字——先是“国泰民安”，接着是“上元安康”……那些亮晶晶的符号像从银河里捞出的鱼，一尾接一尾在暗蓝中游弋。

广场中央的灯树缀满金鳞，十二盏荷花灯绕着灯树流转，灯影里浮动着细雪般的花瓣——今年春寒，倒比往年多了几分清冽的韵致。卖棉花糖的摊子前围了群孩子，竹签挑起的云团在风里晃，粉的像晚霞，紫的似葡萄，最妙的是那团雪白的，絮絮缕缕裹着糖丝，真像谁把月亮揉碎了，浸在蜜罐里。

“奶奶，棉花糖！”好好扯我袖子。

棉花糖是孙女好好的最爱。不知为什么，连巧克力都排棉花糖后边儿。顺着她的指尖，一个小摊正卡在灯阵的缝隙里，白炽灯泡把糖丝照得雪亮。摊主是个穿汉服的姑娘，发髻上插一只绒球，像从灯里走出的女史。

“要这个！”好好踮脚指了指最顶上那团白棉花糖。我掏出手机扫码，看穿汉服的姑娘将竹签在糖锅里转着圈儿蘸，糖丝拉出半尺长的银线，在风里发出细碎的滋啦声。好好当然没客气，选了最大最蓬松的，像捧了一朵云，把脸埋进去，鼻尖立刻沾了糖霜，眼睛里的光比头顶的灯笼还要亮。那表情，和多年前的我如出一辙。

二

曾几何时我竟当上奶奶了。

小时候，是觉得活过三十岁也会耻辱的啊。

而那年我四岁，弟弟还没出生。

那个公园的门口有石狮子，狮子的脚背被无数孩子磨得发亮。母亲一手牵我，一手牵二姐，穿过石狮子，穿过卖糖关刀、捏糖人的小摊。母亲穿浅蓝色棉袄，领口一圈兔毛，被灯笼映得通红。她走得快，像急着赴一场约会，又像生怕错过某个吉时。二姐蹦跳着，两只小辫像鼓槌，敲打着夜色。

公园里到处都是攒动的人影，各式各样的灯笼挂在树梢和廊下，有兔子灯、鲤鱼灯，还有会转的走马灯，灯光里飘着煮汤圆的甜香。我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眼睛看不过来，恨不能把所有灯火都装进眼里。

我一眼就看到了棉花糖！因为它美，像半透明的云！因为它神奇，小贩把白糖放进机器，转眼间便成了一大朵云，在月光和灯笼的交相辉映下，闪着光。

母亲停下来，掏出一张毛票。小贩把竹签一挑，糖丝便飞得像一场小雪。母亲买了两支，一支给我，一支给二姐。我接过来，舌头刚碰上去，甜味便轰然炸开，像有无数星子在口腔里燃放，舔一下，糖丝就短一截，像时间在指缝里溜走。姐姐倒是痛快，三口两口就吃掉半朵，然后凑过来，用糖签子戳我的脸，悄声说：“小馋猫！”

那时我有很多外号，比如“馋猫”“哭巴精”（到现在我都不懂是什么，是说我爱哭？）等等。当然，我给二姐起的外号也一大堆，一点儿不比这些好听。

母亲催我们快走，说前面有“鳌山灯”“走百病”……我一手攥着糖，一手被她牵着，却忍不住回头看——那小摊的炉子还在呼呼转，糖丝像不停歇的雪，我扭过头，再扭过头，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忽然发觉手心儿空了。

母亲和二姐不见了。

三

人潮像一条突然收紧的口袋，把我兜头罩住。我踮脚，只看到无数条腿，蓝的、黑的、灰的，像密林。我喊“妈妈”，声音被锣鼓吞没。棉花糖在风里颤，糖丝一缕缕脱落，粘在我袖口，像脆弱的蛛网。我逆着人流走，越走越窄，越走越暗，直到人声退潮，灯火稀薄，脚下变成了青石板，那似乎是个很大的胡同。

胡同里没有灯，只有远处路灯漏进来的一截光。几个戴红领巾的男孩蹲在地上，弹球声叮叮当当。他们比我大六七岁的样子，红领巾在暗处很显眼。我站定，糖签子上的最后一团白，忽然啪嗒一声掉在其中一个哥哥的后背上。糖丝化开，像一块洇湿的泪。他们回头。我愣住。他们也怔了。

“对不起……”我喃喃着。

“没事儿。”那个哥哥说着扫了我一眼，“你怎么一个人啊小孩儿？你……”

“我……我找不到妈妈了……”这时我的眼泪才开始往上涌。

“啊？”

“刚才，就在那个公园……”

“哦……明白了，就离咱们最近的那个，咳，元宵灯会！”哥哥站起来，“……行，我带你去找……不玩儿不玩儿了啊！”

“那一起吧……”几个男孩同时站起来，显然，那个哥哥是他们的头儿。

“怎么找啊那么多人……”大家议论着。那个哥哥拉起我的手，掌心带着弹球的土味儿和汗水的潮热，话说得特别坚定：“走，我们带你找妈妈。”

他们带我往回走。胡同尽头，灯火重新亮起，像一口沸腾的锅。我们穿过灯阵，穿过舞龙队，穿过猜灯谜的棚子。哥哥走得快，我几乎小跑。他的红领巾在风里飘，像一面小小的旗。“要不我们去广播站吧，”他停下脚步，“那里能广播找人。”我问：“广播站是什么？”他答：“就是拿大喇叭喊，你妈听见就来了。”我不太明白，只觉得他的手心儿让人安心，其他小哥哥也都没有一点儿不耐烦。

我们沿着湖边的小路往前走，远远能看见广播站的屋檐下挂着一盏红灯笼。就在快要走到门口时，忽然听见母亲和姐姐带着哭腔的喊声。我抬头一看，妈妈正拉着二姐往这边跑，二姐的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妈妈看见我，脚步一下子加快了，跑到我面前时，她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力气大得我都有点儿喘不过气。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好半天才说出话来。

“你跑哪儿去了？吓死妈妈了……”她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哭腔。姐姐站在一旁，抽噎着说：“我跟妈妈找了你好久，你跑哪儿去了？！……”妈妈这才想起什么，连忙抬头看向旁边的男孩，想说些感谢的话，可他们已经转身跑开了，只留下匆匆的背影，还有在夜色中格外鲜亮的红领巾。

四

那时太小，元宵节的事我很快就忘了。第二年，妈妈生了弟弟，我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母亲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爱我了，为此我充满了怨气。

我是那种特别不招大人喜欢的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外表温顺，但其实又倔又拧又叛逆。很小的时候便初露端倪。譬如有一个下雪天，我和姐姐们一起到外面玩，把新棉袄全都弄湿了，母亲说该打，让我们三人伸出手，由父亲用尺子打，大姐、二姐还没挨打就哇哇哭了，求饶。我却被尺子打到手肿还坚持着：“就出去玩！就出去玩！”含泪咬牙不哭出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惜这句老话我很大了才知道，那时我早已改不过来了，于是这辈子也就只有吃亏。

可是我深深地爱着母亲。

小时候我只上过几天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院里（现在的北方交通大学，那时叫北京铁道学院）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母亲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可作单杠悠来悠去，我们比谁悠得高，比谁做的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母亲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的叛逆行为吧，当时我三岁。

五岁之后，我的生活似乎一下子堕入了“地狱”。这当然是因为弟弟的出生。弟弟是当时父母两系唯一的男孩，在父系，伯父没有孩子，叔叔还没结婚，弟弟是徐家第一个男孩；而母系的说法就更多了，姥姥原来有个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舅舅，死于战乱，姥姥家虽然是大家族，但是她亲生的孩子只剩了母亲一个。姥姥与母亲的重男轻女世所罕见。有了弟弟，我就被她们抛弃了，并且抛弃得如此彻底。这对于一个敏感的女孩来说，真的就是地狱，何况，在弟弟出生之前，我是被宠爱得太过分了一点儿，按照母亲的话来说，就是“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曾经在大学生练习射击的时候跑到打靶场，我幻想着母亲会为我可能遭遇的危险而流泪，于是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每每想到此，自己就被自己幻想的场景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也屡屡想向母亲证明自己：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得各种各样的奖，成为少先队大队长，成为优秀少先队员……这一切在母亲看来，统统是零。有一次学校朗读比赛，我朗诵的是《金色的马鞭》，得了第一名，回来把奖状给母亲看，母亲不屑一顾，只叫我快去清扫炉灰——那时，家家都在烧煤球炉子。

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的，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母亲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被伤害了。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母亲看。但最终我失败了。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染了一块斑。

五

多年之后的一次家庭聚会，我向二姐抱怨母亲偏向弟弟，她突然淡淡地打断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年的元宵节，妈妈为了找你，都快急疯了。”

又过了多年，面对着母亲的遗像，姐姐给我讲起了尘封的往事。

她说那年元宵节，母亲突然发现我丢了，整个人都慌了神，一边拉着她在公园里疯跑，一边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原来，母亲竟然想起了《红楼梦》里的情节——开篇时英莲就是在元宵节失踪的。母亲从小熟读《红楼梦》，本就多愁善感，那一刻所有的担忧都变成了绝望，她似乎认定自己要失去自己的小女儿了，找到我之前，她的手一直冰凉，嘴唇都在发抖。

姐姐的话语很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是分量很重，重重地敲击到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门。当时的画面纷至沓来，我忽然想起母亲紧紧搂住我，想起她声音里的颤抖。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原来都藏着最深的情感。

“奶奶，棉花糖化了！”好好的声音把我从记忆深处拉回来。她手里的棉花糖确实融化了不少，糖液沾在她的小手上，像戴了串透明的镯子。我拿出纸巾帮她擦手，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暖意。

周围的孩子举着发光的玩具跑来跑去，商场的大屏幕上滚动着元宵节的促销广告，手机里不断弹出各种节日祝福。这是一个属于泡泡玛特和算法的时代，孩子们的玩具越来越精致，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可当好好吃着棉花糖时，脸上的喜悦依然纯粹动人。

就像那年巷子里的红领巾，就像妈妈紧搂我的怀抱，就像姐姐含泪的眼睛。时光流转，岁月变迁，灯笼的样式变了，节日的过法变了，可有些东西始终没变，藏在记忆最柔软的地方，在每个灯火璀璨的元宵节，悄悄散发着温柔的光。

好好举着最后的棉花糖转圈圈，糖丝在风里散成小小的云。她仰起脸问：“奶奶，这个糖为什么这么甜呀？”我想起母亲当年说的“因为这是白糖在火里开了花呀”。

广场上的灯树亮得更盛了，十二盏荷花灯流转成流动的银河。卖棉花糖的女史又撑起新的糖锅，糖丝拉出细长的银线，在风里发出滋啦的轻响。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就像这古早的棉花糖，穿过岁月的风，绕过所有的偏见与误解，依然甜美。

我捡起落在衣襟上的糖粒，放在舌尖轻轻一抿——哦，还是当年那个味道。

【作者简介：徐小斌，作家，编剧。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当年获《十月》首届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徐小斌精典书系》（十四卷）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加拿大第二届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英国笔会文学奖、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四届北京文联创作奖、《作家》杂志第十届“金短篇”小说奖等，代表作《羽蛇》成为首次列入世界著名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国际出版计划的中国作品。有部分作品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希腊、墨西哥等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