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 用文字留住时间，抵抗遗忘
“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抗争。他们本想执着地眷恋一个爱人、一位友人、某些信念；遗忘从冥冥之中慢慢升起，淹没他们最美丽、最宝贵的记忆。”安德烈·莫罗亚在《追忆逝水年华》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即便是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自我在时间的流程中逐渐解体”。人类却并未放弃坚持用文字来留住时间、抵抗遗忘，书写那些“从大地和世界之间的缺口涌现出来”的个人与集体记忆。细读2025年底的文学刊物新作，许多作家都在用文字对抗时间的流逝。
王恺的《离开的，留下的：舅舅家（上）》（《上海文学》2025年第11期）与《关里老家：女人（下）》（《上海文学》2025年第10期），翻阅尘封的家族口述史。那些居于近现代史光影交错之界的舅舅们的故事、游方郎中姥爷与大家小姐姥姥终成眷属的故事，在历史的层层浪花中隐入尘烟。而那些从广西柳州来到河北玉田的女人，那些不够“安分”与温顺的女人，在一个娜拉无法出走的年代，却如同一颗颗种子，迅速找到了生活的土壤。于是，在历史记忆中，我们看到生命的另一种姿态。然而，对于世界的感知与触碰，绝不止于文字。在阮夕清《黑暗世界咖啡馆》（《上海文学》2025年第10期）与江叶舟《冬日东河》（《天涯》2025年第6期）两篇小说中，作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视障群体与言障群体这类感官的边缘人，书写他们如何身处感官的旋涡，深入感知和触碰生活的肌理。阮夕清的另两篇小说《老人游戏》《最后的病人》（《作家》2025年第11期）正如他的创作谈所言，是在“寻找回来的记忆”。一些看似与我们无关的人，一些已经尘封的记忆，如果我们向过去寻找，或许会找到“隐藏的价值判断”的源头，也会回想起那些善意的时刻，以及它们是如何消逝的。
而有一部分有关记忆的书写，是想要重返过去，或是自我痊愈。在陈蔚文《相认》（《天涯》2025年第6期）中，叙述者不断重映脑海中有关去世的父亲的影像。前半篇如此厚重的情感，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自我痊愈结局当然无力承受，或者说相较之下显得更为苍白。而在安宁《等待呼吸的鱼》（《上海文学》2025年第11期）中，从草原来到呼和浩特的蒙古族阿爸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在生命标记终结以前，衰老侵袭伊始，他就已经逐渐被遗忘。正如布罗茨基所言：“不管他有什么技能，他都永远无法重建曾经听见他呱呱坠地的哭声的那原始、结实的巢。他也无法重建那些把他安置在巢里的人。他是一个果，无法重建他的因。”于是我们有了记忆，有了关于时间的写作。
海飞《一个人四海为家》（《上海文学》2025年第10期）中写了三个“一个人”：木雕的秦朝将军阿普、木雕制造者清朝东阳工匠二呆与淡泊名利的木雕爱好者“我”。三人各持“我执”，照见了现代社会下孤独却保有理想主义的生存现状。而李唐《林中路》（《天涯》2025年第6期）则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林中路本就是通向幽深无路的路，在思考中，思考者试图抵达或隐或现的真理。恰如李弢在失业后，通过公园漫步与创作竹林七贤剧本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同时也是身处现代社会重寻自我存在的方式。与之相反，文博《我只想活得好一点》（《作家》2025年第12期）中，一个被生活捶打的中年人在工作中各种周旋，为了生活反复奔波。在高密度的生存困境面前，理想主义成为一种稀缺的礼物。
在个人记忆与当下生存之外，文学亦承担着回望历史深处的重任。全勇先《秘密》（《作家》2025年第12期）借助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满洲国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的警察视角，以悬疑笔法重构抗战记忆。除了被记住的英雄赵一曼，更多历史中的个体作为虚构的普通人，在文学的可能性中获得了在场感。同样摄录特殊年代记忆的书写还有《叫血记》（《收获》2025年第5期）。这篇小说“暴露了生活的织物，而这织物是褴褛的”。作者黄立宇在创作谈中谈到创作经历了从非虚构向虚构小说的较为艰难的叙事框架转化，而正是这段难以虚构化的特殊年代的工作经历，暴露出时代生活的“织物”。它让读者回望，在无偿献血法尚未出台的时代，个体通过何种联结来填补群体生命的罅隙，尽管这“织物”是如此褴褛。每一次献血，都交织着生存压力与伦理考量，而作者并未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冷静地呈现了在那个特殊语境下，生命如何完成它的使命与尊严。在此意义上，这一次书写对于记忆而言，只能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用文字留住时间，如同用渔网打捞池塘。一部分小说跃出时间的坐标，走向虚构的深处，其中不免有层层迷雾，考验着人性与伦理的边界。姬中宪《偷iPhone16的女孩》（《上海文学》2025年第10期）处理的是真实与谎言的界限问题。当谎言以赤裸的形式现身，就化身为了真实。悬而未决的疑问或许在现代社会中永远无法抽丝剥茧，答案既已不复得，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相信什么，又做出何种行动。《圆黑岛》（《上海文学》2025年第11期）显然更接近某种魔幻现实主义。作者杨怡芬悬置了许多问题：非正常的圆黑岛和正常的长白岛的分界是否真实？决定人与非人的伦理界限何在？小叔叔是否经历过非人的折磨，他是真疯还是假疯？小叔叔显然和哈姆雷特具有相似性。叙事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向小叔叔的复仇行为，但读者心中已有答案。随着复仇行为的结束，小叔叔的意外死亡仿佛说明，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叙述者童年时期立志为小叔叔复仇，于是学习法律，但多年来他所崇尚的程序正义却并未及时到来。最终，复仇仍然是以一种扑朔迷离的方式完成。小说的标题暗示我们：也许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圆黑岛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