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所说的都是无心快语：我看见火烈鸟的时候正站在久光中心写字楼的十层。这栋楼由玻璃建成，站在窗边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浑身赤裸。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光污染，在它脚下数百米内的任何一个街区走着我都会感到双眼刺痛，所以我总是低着头走。

我不在公司楼下吃饭。这是个一荤一素一碗饭需要四十块钱的地方，而两个月前我还在大学的食堂里排队吃五块钱一份的营养餐。营养餐一点都不营养，食堂的厨师喜欢用重油重盐重辣来填饱大学生廉价的胃或者说他只是懒得用大勺盛出很少的盐，而那些外包的餐厅则让我用十倍的价格通过眼睛欺骗舌头。火烈鸟是什么，我尚不清楚，我暂且用一团云来称呼它的形状。我拿起手机拍照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十里开外的地方大火焚天一样的红。堂哥走到我身边说，天呐，好漂亮。

堂哥和我没有亲属关系。他只是姓堂，就平白占了很多人的便宜。我说如果我下辈子能姓爹就好了，堂哥说你这会儿还没过好就想着下辈子的事？我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堂哥笑的时候露出满嘴牙齿。我们刚被领导骂了，他骂我的时候头皮屑簌簌往下落。我想看雪，但是南方的城市里你等一场雪会比自己制造一场更困难。我上学在北方。我怀念食堂。

堂哥喊我去吃饭。久光中心的楼下不远处有一百条破烂小巷，污水和睡觉时候的哈喇子一样不被人察觉地乱淌。玻璃幕墙是一万流明的灯，但是再亮的灯也照不亮脏的地方，脏只会更脏，灯只能戳瞎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着。小巷里有和地板一样脏乎乎的吃的，装在缺了口的碗和盘子里，荤菜五块，素菜三块，四十块钱能把人撑成死猪。我们不远处的黄浦江里就漂过死猪，他们说那是人们运气昌隆的一年。

我说不了，我的今天被裹挟。被什么裹挟？我朋友找我吃饭。好，那你是被消费主义裹挟。我们在说一些自己都听不懂的话。这就是我们上班时候的消遣，我们把人话都留着说给正经人听，开会的时候我们喊降本增效，会开完了我们就开始担心被人降本增效掉。我到这来是做什么的？我问堂哥。堂哥当我在开玩笑，也回答说，不知道。我们下班的时候一定会路过会议室，我探头往里面看，一只狼一只树獭一只狐狸在互相梳理毛发。我买了三瓶水，堂哥说你别谄媚了，你那张脸长得就不合适。于是我在出门之前把三瓶水全喝完了。

我的领导都是好人。部门的这位尤其是。他刚在某一环买了房子，我一向分不清他们的术语，什么内环外环，一圈一圈的，奥运五环在我的国家里画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至今还在怀疑为什么奥运会的会歌不是《北京欢迎你》。我就喊他环哥吧。环哥刚买了房子，忙于装修和开源节流。以前下班的时候不管这一天做了什么他都会大喊，吃顿好的！不论去没去，喊了就是享受了，我们坐在工位上眯着眼仰起头就觉得自己吃到了什么Omakase。Omakase是啥，我要环哥教我。他说是一群人围着你，给你很少的东西拿走你很多的钱。我说哦，那不就是做手术吗？环哥笑而不语。他最近开始吃猪脚饭，那些海鲜生鱼好像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以为堂哥要去吃猪脚饭的，我今天不能陪他。我很抱歉地说了一声，但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他要回家做饭。做饭好，做饭省钱呐。我和堂哥说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和恶魔做了交易，就是脑门上写着666的那种恶魔，恶魔说我每拿走你生命中的一小时你就能获得两百美金。两百美金是多少人民币？堂哥问。一比六还是一比七？我们打开手机搜索，什么国际呀基金啊对冲啊之类的词就开始走进我们的推荐引擎里。我们国际化了。然后堂哥惊呼，天呐，这时薪也太高了吧。我们开始畅想未来，不停地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用自己的寿命兑换金钱，然后到处旅游，到处留字。堂哥有经济头脑，他说不行，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我说那你用自己的经济头脑再算一下，做饭是不是就是一个拿时间换钱的事儿？

我们走到楼下。工作好累。堂哥沉默了，我抱以十倍的愧疚。他七点钟下班，不对，我们七点钟下班。然后要买菜，要洗菜，要做菜，吃完饭之后我们对于时间而言与死尸无异。我们要躺在那儿，看一些关于健身养生的视频，然后很晚很晚才睡，有些理想主义者会狠狠地爬起来做些事情再睡。堂哥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才是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写诗，他用上了班做了饭的身体写诗。太浪漫了。我们公司是做游戏的，和写诗完全搭不上边。我问堂哥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他说，要吃饭的呀。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他妈就是要做电子毒药！我说，不是这两个字吧，是电子什么来着？他指着我说上头说那两个字是屏蔽字，我刚驯服了自己你别逼我骂你。

我们开始哈哈大笑的时候火烈鸟飞走了或者没有存在过。天黑下来，久光中心楼下的空地上围了一圈纸质的围墙，圈出的空上挂了个牌子，“城市野生动物园！！！”用了三个感叹号，分发八十元的门票和大量的粪便臭气。堂哥说，这个包装得不好，名字里定语越多，写东西的人越心虚。梅花鹿和马走来走去，它们待在笼子里的时候区别只有谁拉的屎更大坨。那些戴着墨镜的家长拉孩子去合影然后捏着鼻子走人，后面有个小哥，一铲一铲地把一些东西铲起来抛进桶里，我疑心他有时候丢不进去是故意没对准。我和堂哥说，那是个极度危险的人，因为他随时可以以一己之力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

我走啦。我和堂哥说。其实我就在这里吃饭，要走的人是他。我会绕行一圈，假装自己有特殊的方向，这是我在城市里学到的礼仪。我说得太多了，天都黑了。我想这就是我在这里得的最重的流行病。

陈晶坐下来的时候宣布了一件大事——我要改名！然后她宣布第二件事，说，给我找个充电宝。现在手机没电和要了一个人的命没什么区别，想来我们的命也和电价似的被打下去了。不要这么悲观。陈晶说。她会读心术，因为她在服务业工作。

我问她为什么要改名。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在翻菜单，每个数字都是边上一荤一素的总和，然后我对着这些数字喊我要这个这个和这个的时候，就能得到总和的快感。因为无聊。她说。我觉得改个名就可以重新活一次。于是我们开始深入探讨她的新人生将如何度过，结果总是卡在高考那一年上。读清华还是读北大呢？我们思考好久，最后决定不读了。能力比学历更重要！陈某某总结道。我为她鼓掌三次。

说实话吧。陈晶变得蔫了巴唧的。小时候被人欺负得呗。她说，它们老喊我陈三日，难听死了。我开始琢磨这个叫法难听在哪里，但我没法和她共享童年。童年不是共享单车也不是花呗，你不能归还也没法分期。我又问，那你准备改名叫什么？其实我这时候已经偷偷给她取好了上千个名字，我有点文学天赋在这里的。她说，呃，陈淼吧。我说见鬼了，那你不只是从陈三日变成陈三水了吗？

陈晶说那是她的另一个名字，也是家里人起的。我说，是不是当时准备生出来是男的就叫陈淼，是女的就叫陈晶？她说不，然后保持着一种异样的沉默。对于我的怪叫，她说你不懂，不管是三日还是三水，名字不一样就行——因为我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无聊的人喊我陈三日或者陈三水了。我用一种危险的眼神看向她，她用手指警告我闭嘴。

这很神奇啊。我说。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两个名字，那是不是说明你可以拥有两段人生？或者，那个陈淼其实一直就在你背后跟着你，但过着和你完全相反的生活。她考上清华了吗？陈晶问。我说她不仅考上了，还保研了，保到，呃，帝国理工，读理工科。陈晶开始惊叹，说陈淼不仅成绩好，连家庭条件都这么优渥，能供她去英国留学！然后她回国，到上海工作，在国企，一进来就是高级设计师，年薪这个数！我伸出两根手指。二十万？少啦！我摇摇头，两百万！

我们吃完了一顿两百块钱的很贵的晚饭。辣底火锅让我肚子翻滚，但我还是说，我们去吃冰淇淋吧。吃冰淇淋是我的解压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对着玻璃幕墙外面那只火烈鸟吃一百个冰淇淋，冷热搭配，上班不累。火烈鸟冷冷地凝视着我。堂哥买的一箱冰棍还存在公司的冰箱里，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写诗写到凌晨三点突然给我发消息说，你吃不吃冰淇淋？我在十公里开外的被窝里大汗淋漓，回复：吃！他就买了两箱送到公司，但直到冬天我们都没吃完。由此可知冰淇淋是快乐和灵感之神，我想给它取个北欧神话式的名字，什么什么乌斯之类的，这好像是希腊的名字——学校只教会了我这个——后来和陈晶去什么冰淇淋博物馆的时候我才发现意大利人早给它取了，叫格拉托，和Omakase的发音一样有一种高贵的美。开玩笑，冰淇淋为什么会有博物馆，我见不得有人比我更看重冰淇淋的作用。博物馆放映的纪录片里说冰淇淋是健康食物的时候我开始在地上打滚。

我们先在一层找到一家店。里面出售一个球六十八大洋的冰淇淋和半个巴掌大小三百块钱的拿破仑蛋糕，甚至计量单位还是陈晶的巴掌。我说走！我们去吃！真的吗？陈晶问我，她眼睛里有一点好玩一点兴奋和一点无所谓。我说真的，走，吃——我吃得起！然后她眼睛里只剩下疑问和不知所措了。我们又往下走，到地下一层，这里新开了一家饮品店，在它装修的时候我就和一个同事约好了要来吃，如今他已经离职好久了，比我上班的时间还久，工作的日子过得就是这么快。我进去问了一下，被告知抹茶冰淇淋八十二一杯。我说呃，陈晶，抹茶这个东西，呃，是日本的。她顺势说，那不吃了！我们愉快地往下走。

我们到地下二层的时候是八点半。我控制不住地想，堂哥应该刚做好饭。这时候他会在床上躺一会儿还是就真的开始吃饭了呢？我刚吃下去的火锅又一次在胃里奔跑起来。我手机响了，是环哥，他拍了张照，一个老男人，四仰八叉睡在水泥地上的一把帆布便携椅里。他说房子装修，白天不能噪音施工只涂了水泥，他下班去看，很不满意，叫师傅回来返工。哎呀，师傅睡着了。我再定睛一看，那把帆布椅我听环哥说过，是名牌，他老婆那家外企的产品，定位轻奢，服务中产阶级。师傅躺在里面睡得很香，他身上手上脸上都是水泥和油漆的痕迹。他只是坐上那把椅子就步入中产啦。

我们在超市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上海所有的商场最底下一层都是超市。我们站在冰柜前，虽然外头两块三块的冰棍在这里价格要翻个倍，但是它哪怕翻十倍也入不了轻奢的眼。挑选、消费、结账。我的恶念有点难以抑制了，我控制不住地去想我们结账的时候那个柜员是不是用很鄙视的眼神看了我们。陈晶又读我的心，她说你瞎想啥呢，人家站在那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千块啊。我释然了。我们拿着冰棍坐全玻璃的观景电梯到商场二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台，但不放一把椅子。我们席地而坐。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从公司在的第十层跳下来，不会摔在地上，而是在这里变成一摊肉饼。那一摊肉占的面积在这里要叫价六位数。

陈晶说，那你摊得均匀点。陈淼说，你这人咋这么极端呢？我说我的平和交给了或许不该托付的人，我说的话越离谱我越由衷地快乐。五块钱的冰淇淋一股香精味，就是甜，然后甜，前调是甜中调是甜尾调也是甜，青提蜜瓜甜瓜都是一个味儿。我是复制人。我和陈晶说。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城市，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小脸皱巴巴的，哭起来乱七八糟五花八门。但只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肛门和口腔，只要十八年或者更短，他们都会变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人。陈晶骂我做梦，中国有很多上海吗？你想得美，那我们不是早就赶英超美啦！

我和陈晶说环哥的事。我说他新买的房子、仓促的装修，老婆因为壁挂式洗衣机在阳台装不下跟他打起冒着洗衣粉味道的冷战。环哥睡了三天沙发了。陈晶听得一愣一愣的，她手里的冰淇淋化成水从袖口钻进去。好厉害。她说，然后没了后话。我猜想那是因为我们离环哥的世界还很远很远，差了十几年的岁数、十几家公司的离职书。还有六七百万的安家费。你看，他还是和我们不一样的。陈晶肯定地说，他是上海本地人，所以要头疼的事情和我们不一样。这就是不同吗？可那个和我一起工作、一起骂领导、一起吃猪脚饭的环哥呢？我向陈晶描述环哥吃猪脚饭太入神把辣酱倒在手机上的蠢样，试图把被切割的我俩重新粘合起来。陈晶怀疑地眯起眼，说，连沪爷都和我们一样，这世界上还有第二种人吗？

我想我知道答案。我说陈晶啊我给你讲个故事：每天早上小明来久光中心上班的时候，他都要从地下停车库边上的侧门走，因为商场十点才开门。侧门进去是向下的员工楼梯和写字楼的密码门，商场里的柜姐台哥往地下通道走，高端的白领刷卡进密码门。小明每次都骄傲地仰着头抓着手机去刷卡，因为他不用往下。有一天，他和他的同事小堂说起这个事，感叹一扇门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小堂奇怪地看着他，说——你不会以为不往地下走，就不是打工的了吧？

你说的那个小明是不是你自己？陈晶问。我说不是，当然不是，我哪有那么肤浅。陈晶不说话。我说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隔壁公司有个三十五岁的程序员，他写了个BUG，程序跑不动，负责这个模块的中台骂了他一顿，第二天他就自杀了。陈晶说你在说什么鸟语，我怎么听不懂？我说那挺好的，你还没被劳动异化。他为什么死了？我不知道，因为年纪大了，因为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不接受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我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倒计时，现在的我不是在往后走，是看着三十五岁的我在走过来。我又说。

这和牛奶到底有啥关系？陈晶问。我不理她。我看领导在说错了话之后都是这么干的。冰淇淋化光了，我和陈晶开始嗦棍子。我说我小时候，外婆家背后的荒地种香蕉，两人高的香蕉树，叶子有小孩儿那么大，田埂很粗但只有一条，旁边都是小河小池塘，有鱼，从土路上跑过去就是小卖部，卖到今天还是一块钱一支的奶油冰淇淋。这老长的一通话说得我快要断气，然后在窒息的幻觉里我看见外婆皱巴巴的脸和暖洋洋的下午。我突然觉得上海好冷。于是我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我回公司加班了，就在隔壁。这么晚了还加班，你闲的？我说你别拆穿我了，吃了火锅、吃了冰淇淋，我——要拉肚子！厕所！

陈晶说，那等你明天上班的时候我们再说。不行。我说。公司的电脑安装了保密软件，我的每一条信息都被监控——去年年终他们拿出一个同事刷淘宝的记录，谋杀了她的奖金，记录的具体内容则杀死了她本人的社交能力。那行吧。走之前我问陈淼，你知道火烈鸟是什么颜色的吗？帝国理工的高材生白了我一眼说，红色的呗。我说不对，是动脉血的颜色，人们大多只有在受伤的时候才能看见。

很晚了，晚到公司时刻爆满的厕所都有了空位。在最后一班公交车上我看见陈晶或者陈淼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大师，我这样的路人也要发到这么苦的人生吗？管它是谁发的呢，反正我点了一个赞。我往窗外看，天边上好像还有一点稀薄的红，眨眨眼又不见了。火烈鸟飞走了并没有多看我一眼。我很简单地开始感到痛苦，我痛苦得很浅薄，但至少会有更多人和我一样痛苦着。堂哥煮饭烫了舌头，环哥搬砖割了手，我们都流血，我们看见火烈鸟，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我开始给我妈写信。我写了好多，我甚至忘了自己是否有个妈妈，还是说我只是在给某个名为“妈妈”的人写信。我总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迷惑：我过着单调而痛苦、无论收入几何都永远贫穷的日子，可那些图表和报告都告诉我我理应无比幸福。在统计学和金融学都失效的日子里人们就寻求文学，我也是个人。所以我写信。我干这种事的时候总是在半夜，第二天要上班。我用毫无意义的视频和文字消耗了躺在床上的几个小时，小区里的猫开始叫春，如此凄厉！我意识到自己再不睡觉明天的工作会十万倍地痛苦，于是决定睡觉、放下手机，并在几秒钟内开始胡思乱想。我在奔跑。

这时候我就开始写信。

我先在脑子里写。我写信和堂哥写诗不一样，我有太多废话要讲，堂哥却追求每句话字都要少。他曾经写了一首最满意的诗，四行，分别是我、不、知、道，和达芬奇的抽象画一样迷人。堂哥说你个文盲，抽象画是毕加索画的。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和知识之间有天然的壁障，高中时我经常怀疑那些裸分够得上“清北”的人是不是大脑里比我多长了一些结节。但此刻我觉得我被文字眷顾了。堂哥说，他从不否认自己是个天才，所有写诗的人都是天才。但他也不否认自己是个无用的人，一切都把他绊着；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他的光华被消磨在每一个抱头痛哭的夜晚里。所以快写，在还有话可说的时候写。

我先用十四行字去责怪妈妈，怪她为什么不理解我，怪她为什么不能熟练地使用网络，一行一行，演变百万年，最后才回到所有人都会写的那一段——责怪她为什么会生下我；然后我再用十分钟责怪自己，怪自己为什么不努力活成想要的样子，怪自己为什么不尝试理解他人，怪自己为什么不用尽全力去释放才华，一项一项，细数完所有我记得的尴尬的细节，最后又回到所有年轻人都会想的那件事——为什么不早点睡。如果这时候我恰好有说话的欲望，心潮澎湃，我就会爬起来打开电脑——顺带一提，这台电脑是我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万把块钱，呵呵，没有炫耀的意思——奋笔疾书，写一些让第二天的我呕吐的话。堂哥和陈晶偶尔都会走进我的话里，也有我的领导、我的老板，我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当然更多的还是我自己。我又和站在久光中心第十层一样赤身裸体了。

我坐在我十万一平、六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写信。我写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的自己都要焦虑，我时而亢奋，时而萎靡，我恨不得把键盘的线插到脑壳里让字符都喷发出来——我真蠢，我应该插电脑主板上的线。我写得磕磕巴巴，就像我抗拒在家以外的所有地方上厕所，而只有在我卧室里洗手间的马桶上坐着才不会便秘一样，我只有在标记为自由的地方才会畅快地说话。天昏昏黑或者蒙蒙亮了，小区里的猫又在叫了，痛苦得狠，好像一性成熟就被认定为孤儿。我不真切地听了几嘴，一只在说我要写诗，一只在说我要买房子，一只在说我要改名，一只在说我要去死。

而我呢，我想要一只火烈鸟。

很多时候事情都是这样简单，我倾诉很多之后发现我只是想要一些东西。比如现在，陈晶和陈淼都睡了，她们俩蜷缩着抱在一起，像蝴蝶的两片翅膀；环哥躺在沙发上，肺里还有装修时留下的烟气，他的老婆或许一个人躺在双人床上，侧身背对着所有人，在黑暗里露出山脉的轮廓；堂哥呢？堂哥趴在桌前，他身材高大，起伏也明显，会打呼噜，但吵不醒任何人。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和谐地共处一室，我坐在屋子的正中央奋笔疾书。我不写我和堂哥的胡言乱语，也不写从环哥那学来的瓷砖小知识，更不爱写我和陈晶坐在一起的时候看见的那些疲惫的人。我写，妈妈，我买了一张彩票，我知道彩票都没有结果，像我的工作我的大学；妈妈，如果当初我是和一阵猝然的痛苦一起被你带到世界上的，那是否意味着我就是灾难的隐喻；妈妈，我不会道歉，这些我都不在乎，很多时候我都只在乎自己，这个夜晚更是如此；妈妈，我哭的时候总会忘记我在后悔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尝试离开，每分每秒；妈妈，甲沟炎意味着我让自己出血发炎；妈妈，你知道没有任何一只火烈鸟会心甘情愿地去死；妈妈，为什么失败总是贯穿人生始终；妈妈，我时刻痛苦着，我恨自己；妈妈，记得早睡，好好吃饭。

妈妈是谁呢？有一阵子我们喊环哥叫环妈，因为他挺着腰板替我们和公司其他部门吵架；有一阵子我管堂哥叫堂妈，因为他总是以妈的态度介入大伙的生活，还酷爱做饭；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也当妈了，因为我年纪小，我会在堂妈环妈忍气吞声的时候在会议上发泄情绪……但是环妈为了房贷在任何时候都会主动低头，堂妈会在吵架时愤然离场回家写诗骂人，我的情绪也不比我写出的任何一句台词更有价值。

我把所有字都划掉。我总会在夜晚借来一张全新的嘴去说一些残忍的话。堂哥看见了，不会夸我有说话的能力，只会叹着气让我长大，别总是被情绪影响。有时候，我和堂哥在凌晨加班。封包的日子，空调停摆，没有大楼会为你吹冷气到时针走过一圈之后。公司里一百多台机子在“呼哧呼哧”喘气，每一台都认定自己是个暖气机。我们蹲在冰箱边上把速冻层打开，贴着冰格聊天就像两只被遗弃的大型犬。我说堂哥，两点之后，有款外国游戏就要发售了。在他们那个时区，正好是中午十二点，只要我玩上，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就会照在我的脸上。堂哥说你还嫌不够热呢——七十美刀，折合五百块人民币，这价格我一看就汗流浃背了！但我执意邀请他一起。一点半，我到工位上去找他，发现他已经仰头躺在让人腰酸背痛的办公椅上睡着了。为了五百块他背叛了我们的约定，他额头上是细密的汗。堂哥工位边上就是窗帘，窗帘外面就是玻璃幕墙，我无数次钻到帘子底下，在人们走来走去的地方孤独地看火烈鸟。我又钻过去，电脑们的风扇在高负载的时候发出尖锐的惨叫。我看见高架上过去的路有红色的河流，回来的路有白色的河流，刹车灯和远光灯，唯独不见火烈鸟。

我想一跃落入河流中。我想如果不用加班，堂哥这时候该在斗志昂扬地写诗，而我在给妈妈写信。我总有一天会写出来一封让人看了就痛哭流涕的信的，虽然我现在写的都是些垃圾——他们总是和我谈及商业化，谈及人们接受的尺度——但我绝对会写出最好的一封信。我要那封信酣畅淋漓，像暴雨中流入下水道的水，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死，让人措手不及、无法承受。我会坐在世界的正中心写，从天最黑的时候开始，刀片切开皮肤露出火烈鸟的长腿，然后窗外亮了，太阳升起来了，我突然就和妈妈和解了。因为我知道至少在我的期盼里妈妈会因为我的死而哭泣。只要有人会为我哭，那我就会一直健康地活下去。我终于能在异国他乡顺畅地排泄，我的思乡和向死只在夜晚仓促地活过——

那怎么可能呢？我扒拉的每一碗猪脚饭都在一只思乡的猪身上活过，他们吹嘘肉块上桌时还会轻微地蠕动，而我写下的信说过的话甚至不比那些电信号引起的痉挛更发人深省。我活过吧，在和环哥用十盒炸鸡庆祝版本出包的时候，在和堂哥因为一个点子吵得老板敲门的时候，在嘴贱两句被陈晶追着揍的时候，所以我应该也能写一点诗一样的、离了我就没了意义的句子。我们三十五岁之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日子了。现在我想我是可以的，我要写最好的一封信，给妈妈。

我最后写出来的信是这样的：

我不给你们看。堂哥说没看到的诗才是最好的诗。

我的话说完了。我突然明白了，奥运会会歌不是《北京欢迎你》的原因是上海也不欢迎我，但我不在乎，我小时候骑着邻居家狂暴的狗也是这样颠簸地快乐着；我紧接着也清楚，火烈鸟只是存在过，它不属于我，更不属于任何比我站得更高的人。早上七点，两个小时后我应该在工位上微笑，但现在我还坐在桌前，朝霞刺得我眼睛流泪。火烈鸟啄食我的眼睛。我依次给堂哥、环哥、陈晶发消息，其中两个人回复了我。在卖命的操劳中这会儿我们还不甘心地醒着。我问堂哥在做什么，怎么还不睡。堂哥说他写不出来诗，抓掉了三把头发，喝了两瓶酒，配着吃下了一肚子空气。好。我说。那明天在公司梦里相见。

堂哥打了个嗝，说，没有明天了，就是今天。

陈晶说她不改名字了。她想了一晚上。好麻烦，改完之后你总得向别人证明曾经的自己也是自己。她有很多次机会能改名的，在拿到毕业证之前、在升入大学之前、在哭得睡不着之前、在第一次被起外号之前，怎么看现在都是最差的时机。太迟了。她到哪儿都是人劝着她不要改名了，派出所的女警责怪她，你这样麻烦干什么，要走的手续要交的材料太多了。我隔着几十公里拍拍她。我说你不要陷入自证陷阱。陈晶说不会，是我自己不想的——我刚熬夜看了比赛，我最喜欢的队伍，披荆斩棘，只输了一场，那一场是总决赛。他们咬着银牌流眼泪，有人在屏幕前叹气，有人在键盘前骂他们，还有人会像我一样写虚构的小说给他们圆梦，在小说里他们会是也只能是冠军。但那有什么用呢……输了就是输了，我写再多都没用呀，很多年后人们把日历翻到这一页，他们还是亚军，你没法改变。名字也是一样，改名字……改名字只会带来麻烦，算了吧。都算了吧。

所以陈淼被杀死了。她死得毫不意外，就像任何老去的人一样，顺理成章地就没了；她死得也很奇怪，只停留在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岁数。在大多数人看来一个没赚钱没立功的孩子甚至不算是真正活过。那么，没有人会为她立坟，没有人会按照她的想法在她坟前倒一杯咖啡而非酒液，没有人会在碑刻上为她写下她初中高中干过的那些傻傻的但值得让一个年轻人期盼老去的事情。我很生气，比在我爷爷的葬礼上看见袒胸露乳的舞蹈队的时候还要生气，大抵是因为我知道一样的“陈淼”也在我身上死去过……我不在乎原理，我也不在乎逻辑，如果我只有在吼叫的时候才能察觉到自我，那愤怒就会出现得毫无道理。但人真的有能力有力气去发怒吗——老板开会，说，你能力不足，你让我感到失望，你可以做得更好，我缩到工位上改第二十版大纲的时候只敢从会议室偷走一瓶三块钱的乌龙茶——堂哥！我大声喊，给我一个喇叭，我要骂人……我回头的时候堂哥不在我身边，环哥不在，陈晶不在，天亮了，一只火烈鸟单脚踩着高楼大厦。我在上海和它一起眺望黄浦江，期盼里面有一些死猪漂浮给我带来刮刮乐中奖的好运。

我想我是看错了。时间还早，远远没到中午，火烈鸟不会在早上出现，它只属于傍晚，属于傍晚的我，属于那些向着结局出发的人。它站立的地方并不是终点，只是求爱和向死总会被画上等号：像一碗背井离乡的猪脚饭，像一台昼夜不关的主机，像一行言辞粗鲁的诗、像一封无人接收的信，像我视网膜上能倒映出的所有复杂的光线。我告诉自己，成为一个蠢蛋绝不会让人感到痛苦，英雄才会把自己磨成碎渣。我从小被当作骗子培养，第一堂课是要骗过自己——只要告诫着，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成人样，我就一定会背对着死的火烈鸟的血的颜色在电子屏幕前耗尽我的一生。像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一定不会记起必然的死。

我说的都是假话。但我想要一只火烈鸟，这是真的。

【蔡泽宇，2000年代生人。曾在《四川文学》《朔方》《湖南文学》等刊发表小说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