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2026年第1期｜张怡微：起翮（节选）
张怡微，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小说集《四合如意》《哀眠》，随笔《情关西游》（增订本），以及散文、文学研究专著等二十余部。
起 翮
文 / 张怡微
一
送机时，孙颜接到了主任的电话，语气毫不客气（她知道他是装的）。其实她等这一通电话，已经等了三天。三天，足够让主任筹措到离谱的理由，揉作一团，像餐巾纸团一样丢在她的脑门上，让她断了周末请假的念头。主任一向坚信，只要他的语速再快一点，声音再大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能量说服别人（也说服他自己），让大家都承认，事情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从盘古开天地开始（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一切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发生的。例如此刻，他就认为，在扣除了孙颜十五天工资之后，再命令她周末来加班做会务，是一种对后辈的激励和安抚。他说：“你没结婚又没孩子，周末怎么就不能来开会呢？难道你又要自己出去旅游吗？”孙颜很平静地回答：“主任，因为我被扣了工资，这个月只发了两千五百块，我还不出房贷，所以周末，也就是非工作日要出去兼职。”“你这个……啊……你可不能本末倒置啊。房贷是你一个人在还吗？我们开个会怎么就影响你还房贷了？”孙颜解释说：“主任，我垫的会议费也没报下来。”主任听后，停顿了很久，他在筹措词汇应对。在沉默了一分半钟之后，主任突然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孙颜差点笑出声。主任接着说：“你要是结婚了我就不说了。你要结不了婚，不还得好好上班吗？”不愧是琢磨了三天啊。若放在三四年前，主任一定还会说：“那你为什么拿不到青年项目基金啦？拿到项目不就好过多了？”在孙颜过完四十岁生日之后，主任再也没这么说过了。他怎么可能是突然忘记了还可以这么说呢。他也不是真的在意她过不过生日。
而在电话接通的瞬间，孙颜从羽绒服最顺手的口袋里，摸出了另一台旧手机来录音。上班七年，她终于学会，在面对莫名其妙的问题时，不要着急回答。她就坚持着不回答，不害怕空白，不害怕沉默，眼睁睁地等待时间流过去、流过去。终于，电话被挂断了。假，也就自然而然请好了。
孙颜关闭手机录音时，迎面正走来一位网红经济学家。他来机场，应该是去出差吧。在网络上，他最有名的语录之一，是“痛苦不是成本，少一个机会才是成本”。对如今的孙颜来说，还真是颇具启发的隐喻。主任及他背后的那个世界就代表着痛苦，当然，与男友分离也是痛苦，这两种痛苦有时会重叠在一起，换来的结果可能都是一场空。而人到中年，她也很难说服自己相信，痛苦能换来什么回报。痛苦就是白白痛苦，并没有什么益处。而少掉的机会在哪里呢，孙颜如今已经说不清；是她博士毕业后不应该回家，是她不应该在暑假探望男友，是她不应该坚持这份工作，还是她压根就不该读博士。这些追问，她都没有勇气面对，自然也无法回答。孙颜最后对男友说的话居然是：“哎？那你认识薛兆丰吗？就是那个《奇葩说》里的薛兆丰，我刚接电话的时候看到他了……”
“你录好了吗？”男友问，“我要走咯，时间有点紧了。你啊，不要太在意那些坏人。大不了就辞职吧。”他随便这么一说，“你说你录音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留点证据，为离职的矛盾做准备嘛。可最终不都一样的吗？你又不归劳动法管。”
那你怎么不愿意换工作啦？孙颜心想，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不要不吃蔬菜。”孙颜嘴上却说。
她心里知道，他都四十岁了，能照顾自己。至于吃不吃蔬菜，实际上也是无所谓的。她自己也做不到一直吃蔬菜，蔬菜那么难吃。
可这样的时刻，总归要说点什么吧。他们两人已经过了会因为分离而痛不欲生的年纪。就算每天待在一起，日常里也说不出什么要紧的话。孙颜男友所在的跨国科技公司，去年因为业务调整，全都搬离了上海，搬得非常突然。上午还在上班，午餐后就宣布坏消息。公司只给出两个应对方案，要么转去班加罗尔，要么去东京，立刻就要决定。在总部突然做出“艰难的决定”以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业务转移的阴云弥散开。大家都知道，公司在美国和中国的员工数量都在下降，只有在印度，员工数量在不断攀升。换句话说，即使愿意搬到东京，很可能也是暂居地。当然，还有一个方案，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愿意主动提起，至少在现在，在这样的情境下，没人想要先拿到那份遣散礼包。在过去的四十年人生里，他，或者说他和孙颜，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真的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虽然有的是人愿意主动离开家乡、外出奋斗，可也有的是人并不怎么愿意移动。读书、求职、生活，他们都想要留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和最亲切的人在一起。可如今，这样的事轮到了自己头上，整个项目团队成了被动迁徙、与亲人分离的族群，谁都难过的。这既不是雨燕、鲑鱼那种基因决定的大迁徙，也没有什么真正光明的前途可期。反而更像战时由南京西迁，过路险峻三峡，直至重庆的老马、火鸡、约克夏猪、荷兰牛和长毛兔。一切都变化得那么迅疾，那么让人措手不及。时间过得真快，孙颜被卷入这场离散风波已有一年多。对中年人来说，背井离乡，总不是轻松的事。孙颜和男友只是在表面上模仿着做学生时候的自己，相信着未来会更好，相信着少一个机会才是成本。相聚离开，说的也都是差不多的情话（废话）。心里却空荡荡的，仿佛入秋之后第一个冷风过境的寒夜。
孙颜开着免提，本来是为了用另一台手机录音。但主任问出了一个她很难回答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听见了。当时孙颜没有抬头，男友好像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已不算是迫切需要讨论出结果的事。男友人很好啊，学校克扣的钱，他双倍地打给了孙颜。他也只能做这些，并不会要求她做出分量更重的决策。而她，也确实是为了去看他，才不断向外投出学术会议的申请。这一次，因为孙颜是在开完会后才收到“申请未通过”的审批通知，这才遭到了苛刻的惩罚。学院早就对孙颜不满意，谈话也谈过了好几轮，她枯燥无聊的现实生活被那一张张漠然的脸掌握得清清楚楚。孙颜看着那封主任签发“同意”但最终显示“审批未通过”的古怪邮件，写了一份详细的检查，还修改了三次，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写得更具体一点，也更难堪一点。孙颜自己承担了会议费、旅费，还被扣了两周的工资，外加这一年来来回回的飞行，存款将要见底。在检查里，孙颜说了很多生活上的实话，她从未说过如此多的实话，甚至还把垫付的行政费用列出了清单，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滞留的打算，同时呢，她还无比爱岗敬业，为单位付出了很多心血，心甘情愿做螺丝钉、做耗材、做冤大头。她甚至与所申报的国家结着世仇，当年家族祖辈因缘际会提前从浦口逃离南京，这才保全了家族谱系中的唯一命脉。孙颜还在检查里写了，早知如此，去年不如劝说男友去印度工作。索性，她也不可能去探望了，她拿不到签证的，也没有便利的航班兼顾工作和学术差旅。她甚至还在心里想了一想，要是能去的话，印度会是多好的田野啊，云集了那么多并不情愿背井离乡到所谓亚洲硅谷谋生的可怜人……故事说了那么多、那么悲壮，满足了各级负责人的窥私欲，最终换来的是什么呢？孙颜换来了电话里（录音中）主任一句幽幽的弦外之音：“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辞职）？”
她听出来，主任的语气，应该是已经放弃她了。他不是不相信她，也不是讨厌她，他只是理性地决定要放弃她了。她实在是对他没有用了，她的苦劳因为年龄的关系已被一笔勾销。仔细回想起来，主任甚至多次明里暗里计划起孙颜辞职后，可以腾出一个编制，重新招一个年龄、性别、想法更合适也更听话的替代者。而大家好像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认为孙颜总是要走的，不然就来不及生孩子了。主任的声音是多么令人讨厌啊，他期望着孙颜能知难而退，能识大体，能自尊自爱，能主动离开。那孙颜是怎么听出来这弦外之音的呢？这好像也很难说清楚吧，总之都是些看不见的默识飘来飞去。毕竟两人共事了那么久，也没共事出个共识来。他们最了解的，就是彼此没有直接说出口的难听话了。她（因为太爱工作又做不好刻板的指标），结不了婚。他（因为管理能力平庸且没有学术成就），升不了职。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又不愿意放弃）。他，不喜欢她这个下属（又开不掉她）。他们都动弹不了，都希望对方先破局。
而无论是“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还是“你认识薛兆丰吗”，孙颜男友都没来得及回答。他都只能笑笑，可能觉得同自己的处境一样挺好笑（可笑）。然后，他挥了挥手，慢慢离开了孙颜的视线。下次见面，也不好说是什么时候。他们没有约定，也没有不约定。那个灰暗的背影，令孙颜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童年时送别去南洋出差（后来彻底抛妻弃女定居在新加坡）的父亲。孙颜突然觉得，她的爱情好像也不是什么真的爱情，而是越来越失效的童年补偿。唉，孙颜想，早知如此，她就不录音了。她突然有点后悔录下了这一刻的惘然，录下了自己的尴尬。男友说得对，最糟的结果也无非就是不干了。那有什么要紧的呢，反正一时半会儿又饿不死的。孙颜安慰自己。
就像前夜男友说的话也很恳切，他说自己有可能很快会回来的。他的大学同学去年随着公司举家搬到美国，还以为是郑重决定了下半生，结果今年团队解散了，一家老小又轰轰烈烈搬了回来。所以未来是什么呢，未来的一切都说不清楚。他们两个人，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走到了这个说不清楚的局面里，也是一种时代命运。在这个说不清楚的局面里，无论有没有结婚，他们的感情还是很好很好的。男友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孙颜就突然有点想哭。她四十岁了，为了这种话想哭，那一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人生，为了人生的真相，为了那种说不清楚又压在胸口的真东西，她觉得好难过的。为什么总是有人问她结不结婚？他们明明是想问她辞不辞职。她结婚了又怎样，该走的人还是要走。她就不辞职又怎样，没有项目就是没有项目，四十岁了就是四十岁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可好好的日子，为什么突然要去印度啊。她想也想不通。他们是情侣啊，又不是取经人。“去印度能干什么呢？出家吗？”她说，“你剃度吧，我来当柳翠翠给你破个戒。”男友就笑死了，说她是神经病，谁是柳翠翠，他只知道牛脆脆。他们就笑来笑去，骂骂咧咧，时间过得飞快。比起喜欢所谓爱情，孙颜好像更喜欢这样的晚上。他们都不用上班，不用受气，不用正儿八经谈恋爱。就说一会儿话嘛，喝一点酒嘛，说的话也不是很要紧的，甚至还可以不太合法，不用负一丁点的责任。
不过那一天，孙颜带着那一台备用手机，本来并不是为了主任而准备的，而是为了送机之后，下午去松江找丽姐。她还是没能舍得彻底放下她喜欢的研究。那种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在意的东西，会让她觉得生活还有意义、还有生趣。她也会在暗地里责怪自己，不要带手机去就好了。不带手机的话，她和丽姐的关系就可能是纯友谊，是平等的对话。一旦带手机去的话，对话马上变成了工作，变成了田野。孙颜想见丽姐，当然是因为友谊。因为如今，已经没有人需要她的论文了。她这个年纪，多写一篇，少写一篇，都没有意义了。她不会进入人才梯队，只会消耗单位的资源。她用电、喝水都是错的，她教书育人的才能，在年终考核里是最不重要的……但她还是鬼使神差地带上了录音手机。她还是那么喜欢工作，她还在模仿年轻时看起来还有好奇心、还有希望的自己。
从机场辗转两个小时路程，孙颜终于抵达了丽姐如今服务的那所豪华养老院。丽姐拿着工牌来接她时，迎面就张开双臂拥抱她。丽姐对她说：“小孙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休假，我请你喝咖啡。”丽姐的背后，矗立着高耸入云的公寓，和碧蓝的天。在那些养老公寓里，居住着她们两人这一生都抵达不了的财富和被护航的人生终点。重逢时，她们两人在天地之间、在神秘的财富面前，忽然就平等了起来。这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就淹没了孙颜日复一日的担忧和迷惘。这好有趣。
“我叫梅丽，今年四十八岁。”
在那两个小时颠簸的车程中，孙颜打开了旧手机中的访问录音。
在耳机里，她又听了一遍两年前丽姐的声音。
……
全文刊于《青年文学》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