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此刻·上海大学当代文学读书会

王玮旭（主持人）：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来讨论苏童的《好天气》。这部小说的写作跨越十多年，今年首发在《收获》长篇小说专号春卷，后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某个江南城郊地区的“咸水塘”为背景，聚焦塘东塘西三代人在1970至1990年代的命运纠葛，借 “好福” 失踪之谜等悬疑线索，以童年视角与魔幻笔法，书写城乡变革中人性的迷惘与坚守，堪称其“南方叙事”的集大成之作。小说篇幅较长，鬼魂的叙事是其中十分有魅力的元素，然而在鬼魂的面具之下，小说实际上糅合了传统文化、性别、现代化、生态等文化与社会议题，头绪众多却又娓娓道来，采用超现实的笔法编织了一段当代社会史的“变形记”。下面我们来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和问题。

一、对立与统一的咸水塘世界

李则霖：

在我看来，《好天气》处理的一个关键词是对立，这一词语关联了对比、竞争等一系列内容。不过，《好天气》中当然关注到了“对立”所具有的动态性——这部小说存在一种矛盾观，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塘东、塘西的状态是一种对立，但是又共同分享咸水塘这一地域，两个招娣的状态对立，但是她们又分享同一种命名，当然她们也共同分享同一种文化，这是统一的一面。

对立统一还表现在双方相互转化的过程，“历史”（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记忆”，因为记忆带有更强的主观色彩、情感意味）负责给双方开玩笑。比如，黄招娣早年生活困苦，但是在他们不被重视的女儿嫁给商人后获得改善，无论是人还是事、抑或是一个村集体这样的存在都能从弱势的一方转化为强势的一方。我们当然能够看到这之中存在一种历史的构造，比如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的衰落，早年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新贵群体，似乎都映衬了这种历史隐喻。

另外，小说中的“对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被抽象化，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萧好莉和邓东升的私奔是一种对立状态的解决，这种结合在塘东、塘西两家的对立下，似乎难以进行，因此，只能采取私奔的形式。但是他们二人最终回来，同样制造、并加强了一种新的对立结构，即“咸水塘就是咸水塘，跟上海没法比，跟深圳没法比，跟香港更是比不了”。这种对立的网罗下，远景难以想象，短暂和解后马上就是新的对立。

蒋柯聪：

咸水塘天然地从地域上被划分为塘西和塘东，同时在人们的心中被划分为乡村与城市，这种分割看似鲜明，实则体现了一种对刻板印象的反讽。苏童通过这种设置揭示了一个深刻悖论：只有当两个事物极度相似时，我们才需要设定标准将它们截然分开。在整本书中，塘东与塘西看似对立，却共享同一套价值体系：重男轻女的传统、对鬼神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似是而非”的城乡关系，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缩影。

首先是黄招娣与蒲招娣之间共享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蒲招娣（塘东）第一次与黄招娣（塘西）见面被问及“你招来弟弟了吗”，在并未思考这个问题的目的时，她的回答是“招来了三个”。但后来蒲招娣一番思考后开始强调自己与黄招娣的不同——“我这个招娣和你的招娣是不一样的，我是城里人，我父母更加宠爱我而不是我的弟弟们”。无论蒲招娣如何与黄招娣拉开距离，她都无法摆脱“招娣” 这个名字本身对于女性的诅咒和利用，是重男轻女思想的产物。蒲招娣在对萧家两个女儿讲述塘西被扔女孩的故事时的那种熟悉感，略带惊异地谈到黄招娣会带女儿去看病，以及她在好福丢失时说出“是两个女孩把萧好福弄丢了”的预言，暴露了她内心深处重男轻女观念的深度浸润。

除了观念上，也要谈到塘西和塘东的经济差距。不断出现的黄招娣闪耀的金耳环似乎在暗示着塘西的整体经济状况其实是不错的。而就整本书而言，作者把叙述重点也放在了塘西上，似乎塘西是更加能够体现和代表“咸水塘”的区域。除了对于塘西民俗的展示，也展示了塘西对于地方产业的坚持，进入新时期后先富起来的也是塘西。塘西和塘东看起来像是一种刻意制造的矛盾，而非真实存在的矛盾，它们彼此像影子一样，而非一个事物的两面，这都是郊区的杂糅性所造成的。

顾骊榕：

柯聪用“差距”来处理这个“对称”的问题，我想到的词则是“断裂”。咸水塘看似是一个对称的世界，但呈现出来的是两个“断裂”的世界。塘东似乎是一个更文明的、更好的世界，市民都是文雅的，塘西则是乡下，是一个问题地带。不过，在塘东得到发展之前，跟塘西没有什么差别，它们本身的文化基因、底层记忆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塘东的邓奶奶“变成鬼”以后在塘西那么神通广大。

所以我还是想用“发展”来理解这种断裂。塘东和塘西本来也可以是对等的两个世界，但是通过“发展”造成了一种价值上的差距。塘东人得到发展以后就觉得塘西人是愚昧的，是封建的，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塘西也有成为塘东的可能，反而是去扩大这种断裂。通过呈现这种断裂，苏童在《好天气》里其实处理了“发展”的主题。

谭美玲：

关于邓东升、好福与好莉三人关系的设置，暗藏着作者精妙的叙事巧思。三个孩子本是同时同地降生，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邓东升在塘东长大，好莉在塘西扎根，而好福的失踪，恰好为其预设了“既非塘东也非塘西”的第三种生存境遇，三人由此形成一组鲜明的对照关系。好福失踪后，塘东与塘西的对立逐渐凸显，小说的核心叙事也转向了两家人之间接连不断的矛盾纠葛。值得注意的是，邓东升始终称黄招娣为“副妈妈”，黄招娣也一心想认他做干儿子，尽管这一认亲计划最终落空，却让塘东与塘西始终维系着若即若离的牵绊。而随着情节铺展，好莉对邓东升那份“莫名其妙的爱意”促成了二人的结合，他们婚后诞下孩子，让塘东与塘西的联结彻底具象化——曾经的地域隔阂，最终通过血缘纽带消弭，两地真正融为了一体。

二、天气中的“女子”

李丛杉：

《好天气》通过对塘东蒲招娣与塘西黄招娣两位同名女性命运的并置书写，完成了一幅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女性生存境遇的画卷。在家庭生活的舞台上，两位招娣是受伤最深、牺牲最大的女性个体。蒲招娣为家庭纠纷“忙前忙后”，而黄招娣的人生在独子萧好福失踪后坍缩为一场漫长而绝望的寻找。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小说中男性的声音与形象被刻意淡化或置于次要位置。这种叙事上的“缺席”并非疏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沉默控诉：它凸显了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女性的付出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其主体性则在“男主外”的宏大叙事下被悄然遮蔽，她们的“疯狂”恰恰是其承担了过载的、且无法转移的文化使命后，情感与心智在高压下的必然变形。

她们的困境远不止于身体的劳累。蒲招娣深陷于由他人不幸所引发的、充满宿命论色彩的舆论场，当黄招娣之子失踪后，这份积怨在较为封闭的城乡环境中，发酵为一种指向蒲招娣的、模糊而沉重的道德猜忌与舆论压力，使她不得不为守护家庭而陷入更孤立的挣扎。黄招娣则被“传宗接代”的压力彻底摧毁，失子之痛成为吞噬她生命的黑洞，她执拗地将邓东升认作亲子，这是一种外向的、溃散式的疯狂——她的精神世界因失去了那个定义自身价值的唯一支点而彻底崩塌，试图通过幻觉性的移情来黏合破碎的生存意义。这些困境并非偶然的个人不幸，而是由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吃人”的社会舆论与冰冷的现实利益共同编织的罗网。

更令人心碎的是，为了守护家庭中那个被珍视的男丁，女性有时甚至会被逼至互相伤害或自我牺牲的境地，这在两位招娣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而好英好芳两姐妹的选择是一种绝望的、畸形的“复仇”或“自救”，是以毁灭家族希望象征（即儿子）的方式，来报复那个否定她们价值的家庭体系。悲剧不再源于偶然的“丢失”，而是源于必然的“出卖”。这直接将批判矛头从个体道德的沦丧，引向了催生这一切的、窒息性的文化结构。

苏童并未止步于展示苦难，他更赋予了笔下的女性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狠劲”与韧性。无论是蒲招娣在纠纷中毫不退让的强硬，还是黄招娣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寻子，这种“狠”是一种被压迫到极致后的生存抗争，是她们试图冲破命运牢笼的原始力量。好英与好芳逃离乡土最终以“投资人”的身份荣归故里，与母亲深陷于家庭伦理困境而无法自拔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标志着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新一代女性开始挣脱身份的枷锁，通过掌握经济自主权来重新定义自我价值。苏童以此寄托了对未来的审慎乐观。

王真赫：

小说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好英第一次的笑容，“当好英扣上最后一个扣子后，她侧转身子，对着镜子笑了一下。好英从来不笑，那是多年来春花第一次看见好英的笑容，她的笑容那么隐秘那么灿烂，带有一种风暴的气息”。好英和好芳用她们卖弟弟的钱，买了一块好布料，当时父母出去寻找好福，她们趁着在家的这段时间用这块布为自己缝制了一件衣服。作家在这里透过她们的堂姐春花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了好英的笑。作家说好英从来不笑，一个人从来没笑过，这是不太可能的；但这里好英试穿衣服时候的“笑”是第一次被人看到的“笑”，是能够给人带来情感上的触动的“笑”，是真正的快乐的“笑”。好英看到镜子中穿上亲手所做的衣服的自己，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确证和再认识，因此她的笑容是“隐秘”的。她背负着道德上的压力和恶名，但某种意义上又因此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压抑了太久的情绪在看到新的自己后释放，因此她的笑容又是那么“灿烂”。这一刻，好英在精神上抛弃“道德”的包袱，从父母、弟弟，尤其是重男轻女的历史传统那里把自己取回，还给自己，只为了自己而活。作家又进一步形容她的笑容有一种“风暴”的气息，这一方面为后面两姐妹的出走做了铺垫；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好英发出的这个笑容不是单纯的，不是柔美的，而是“风暴”一样的，包蕴着席卷的力量，传递出女性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中爆发出的强烈的生命力。

张丹丹：

祖母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有典型性。“我”曾提到生前的祖母是一个极其和蔼和气的人，从不会和别人发生矛盾。但是祖母死后，变成鬼魂，却一直在报复别人，这构成了被压抑的女性主体性的隐喻。

祖母变成鬼魂是因为生前的愿望没有被满足，她没能在死后住进自己心心念念的棺材，而是被烧成了一把灰，这已经够让人失望了。他们甚至连她的“愿望”都不能容忍，直接将她这辈子最后的愿望给拆了，做成了桌椅板凳。生前她不能或是不敢反抗，导致积怨颇深，在她化成鬼魂之后，成为人类害怕或者敬畏的一类个体，她就开始了自己的报复或者宣泄。不论是刚开始好英发现祖母的鬼魂在打扫自己的棺材，还是后面每天夜里板凳逃离现场来看，“她”都在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和委屈。当棺材被拆成桌椅板凳捐给学校以后，大家的凳子每天都会逃跑，但是“我”的不会。甚至还很“通人性”，根据“我”的需要自动调节温度。所以，祖母就算是变成了鬼魂也仍然爱着我，可想而知祖母生前对我的疼爱程度。

另外，祖母的形象也可以被解读为咸水塘的代表，祖母的离去也代表着咸水塘的旧时代的生活模式即将过去。而祖母的鬼魂一直和咸水塘的村民发生拉扯，或许也意味着旧时代的离去没有那么容易，新时代的到来需要一个阵痛的过渡阶段。

三、现代工业背景下的“蒸汽魔幻”

王真赫：

苏童在《好天气》中描写了两个世界，首先是生命的世界，指向人们日常的生活；其次，比较特别的是，还写到了一个鬼魂的世界。当代小说中涉及现代性问题的文本并不少，但是大家普遍关注的是现代性语境中人的生存的问题，而不会专门去谈死亡。苏童在这里着重塑造祖母鬼魂的形象，她因为没有能够按照自己所信任的方式被安葬，所以一直阴魂不散，无处可去，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作家对此刻意的书写，重新提起了死亡的叙事性，并且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科学的进入只是否定了过去人们赋予死亡的那些不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些所谓的“迷信”能帮助人们对抗死亡的虚无和焦虑，科学对此却无能为力。因此一直以来，死亡的问题就被悬置起来，始终没有办法去解决，甚至针对解决方式的思考也很欠缺。作家在这里的书写，观照到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死亡焦虑，意识到死者也是需要被尊重的，死者也是有权利的。而且死亡并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结束，人们需要重新找到一种看待死亡和解决死亡遗留问题的方式。

王玮旭（主持人）：

通常谈到鬼魂叙事，我们总认为它与现代世界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现代科学、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文化所带来的理性的普遍化，挤压了文学中的鬼怪想象，而书写鬼怪因此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抵抗。一些有关恐怖小说（比如哥特小说）的研究告诉我们，现代小说中的恐怖、怪诞恰恰是一种常见于都市的现代焦虑的征候。不过，在《好天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场面：现代工业的发展通过污染环境、继而使人的感官遭受疾病的方式，反而促成了鬼怪及其它怪异现象的产生。在小说中，随着工厂而来的白蝴蝶、夸张的彩色天空、黑天气、白天气、酸天气、绿眼泪……在塘西人的眼中都是依照传统的鬼怪想象模式而得到理解的。鬼怪与现代工业的交融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十分特别的“蒸汽魔幻”色彩。

胡群淑：

小说开头对天空色彩的描写十分动人，这种看似单纯的色彩描述其实是暗含有反讽意味在里面的，作者借助儿童视角勾勒出这种看似梦幻般的彩色天空景象，引发读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一方面，这种“绚丽”反映出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侵蚀，另一方面这种色彩本身也构成了工业社会一种独特的景观。

王玮旭（主持人）：

小说对待现代工业的态度也十分复杂。从整体上来看，对于工业发展给咸水塘人带来的种种疾病、痛苦，小说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同样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一种怀旧：一方面工业给咸水塘人带来了生计的希望，高耸着的烟囱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符号；另一方面这些疾病分明又给人的精神带来了神秘的体验，赋予了这个逐渐理性化的世界某种诗意，彩色天空更是构成了几代咸水塘人引以为傲的地方认同。这样，《好天气》就和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生态主义文本完全拉开了距离，打破了那种单纯批判现代性、呼吁保护生态的阅读期待。不过，小说对现代工业的这一别致想象所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小说中人物们的疾病似乎都并不重大，甚至咸水塘还生活着不少高寿的老人。彩色天空的代价如果是——实际上，也更可能是——人们的死亡呢？不得不说，这也使得小说难以完全摆脱浪漫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