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5年第12期|李婧:在伦理秩序中被“看见”(评论)
《今夜无人呼唤》以细腻笔触描绘了中年女性春萍专职照料久病父亲的压抑生活。小说运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让读者通过春萍的眼睛观察世界,理清故事中的人物关系,关照他们的精神困境,从而塑造出一个真实饱满的女性照护者形象。故事从凌晨三点一刻开始,将场景浓缩在一天一夜里,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感官描述、缓慢滞重的日常叙事、细腻的心理刻画与象征性的梦境,营造出窒息压抑的叙事氛围。作者细致描绘了护理的琐碎细节:开灯、起床、更换护理垫、擦洗、喂食……春萍从一睁眼就开始了重复疲惫的照护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困在那间七平米次卧里,毫无生气地照料着生病的父母亲。小说中狭窄凌乱的空间、衰败污浊的气息都映照出春萍压抑的生存环境,而那一声声“春萍,春萍”的呼唤也如梦魇般时刻提醒春萍:随时待命!作者刻意放慢叙事节奏和叙事时间,让读者在压抑又缓慢的时间流动中体会春萍内心的煎熬、疲惫与孤寂。春萍的卑微讨好、被呵斥、被审视、焦虑绝望都让读者在感到压抑之余,生出对无数个“春萍”的怜悯。它不仅是在讲述一个女儿照料病父的故事,更引发出我们对衰老困境、尊严维守、赡养责任与伦理秩序中个体存在价值的深刻思考。
以文学叙事呈现老年群体与照护者的生存境遇,追寻个体生命的价值,是我们写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日夜操劳的照护者,还是逐渐失能的被照护者,都渴望被看见和被理解。当个人的自由意志不得不让位于赡养责任,那个被压抑的自我该如何安放?在《今夜无人呼唤》中,作者设置了现实与回忆交错的叙事时空,现实照护的枯燥循环与春萍的过往回忆交替出现,勾画出她的人生轨迹:年轻时追求自我出走,中年被命运拽回故土,被牢牢框定在照护者的角色中。这样的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层次,更凸显出命运的无常与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当读者跟随这样的叙事走进春萍的日常,便自然能够超越“子女应当养老”的单一伦理判断,进而思考:在传统家庭伦理框架下,个体生命价值该如何实现?春萍是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连接点,所有人都与她有关,但无人能分担她的重负。她是“出走的女儿”和“归来的偿还者”。这种“亏欠感”与伦理孝道的无形枷锁是她承担繁重护理工作的心理基础。她是父母的“专属护工”,还是为儿子安家立业殚精竭虑的母亲。春萍总是逆来顺受,在家庭关系中用“讨好的笑”和无限耐心来应对一切。然而无论她如何付出,父亲只偏爱孙女静雯,反而将她和她的儿子视为“外人”。与此同时,大哥与弟弟仅是偶尔过来替换,照料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她一人肩上。这种情感上的偏斜与责任上的不公,加剧了她的心理失衡。按摩院中的片刻放松也未让她喘息,儿媳置换新房的压力接踵而至。她非但未能从子女那儿得到慰藉,反而被要求新一轮的付出。在疲惫与压力中,她甚至闪过希望父亲去世,分到遗产给儿子买房的念头。她不是毫无怨言的奉献者,也不是全然悲情的受害者,而是在伦理与生存夹缝中挣扎的复杂个体。那些在疲惫中闪过的黑暗念头,被责任压抑的本能渴望,付出一切却仍被视作“外人”的委屈,这些矛盾与挣扎不但没有削弱人物的可信度,反而让她血肉丰满。结尾“今夜无人呼唤”的梦境,并非是对责任的逃避,而是叙事伦理所追求的一种抚慰——在深切理解个体生存的艰难之后,为沉陷现实中的人提供些许希望和喘息。那些在家庭中默默承受和付出的“春萍”们需要被“看见”,看见她们疲惫背后被压抑的真实自我,听见她们对宁静自由的深切祈盼,理解并关心她们真实的内心需求。如此,文学的关照才能照进现实,推动“被看见”到“有回应”,最终促成改变。
苏珊·桑塔格在《同时》中提到:“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作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他们讲故事。他们在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小说叙事伦理的终极意义,或许正体现在这里。在《今夜无人呼唤》中我们看到作者并未将父亲简单塑造为一个可憎的压迫者。通过春萍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父亲干瘪的嘴唇、蓄满痛苦的双眼,以及他对抗尊严丧失的愤怒与恐慌。人们往往通过维系自尊感来确认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然而,衰老与疾病却成了老年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与之相伴的便是生存意志的消沉与生命尊严的失落。小说中的父亲,便处在尊严与病体抗争的困境中,曾作为家庭秩序建构者与掌控者的他,因为病痛失去了一生追求的体面。当女儿擦拭私处时,他只能“以一种愤怒的神态对抗尴尬”,在失禁之后,他又偷偷藏起弄脏的衣裤,从挑剔毛毯到反复调整枕头,从让春萍不停扇扇子到对抗、拒绝进食,这些看似倔强甚至无理的行为,实质上是他作为一个人,在身体全面溃败时做出的抵抗。他反复呼唤子女,背后是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如兽,日复日舔舐把玩父亲的旧伤与新痛,又始终为他留下分外清醒的神志。”对父亲而言,精神的“清醒”是残酷的,也正是这清醒,使他萌生了决绝的“去意”。无论是立遗嘱还是拒食,都是他在生命终点对失控命运发起的抗争。代际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已慢慢成为折射社会变迁、伦理困境与个体命运的镜子,作者往往会通过描绘衰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责任重分配、情感疏离与权力更迭,反映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中的错位,展现个体在家庭伦理与自我实现之间的艰难抉择。这就意味着真正“看见”小说中的这位父亲,需要我们不能仅将他视为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照护难题”,还需倾听他沉默背后的呼喊:他的“固执”是对身体精神自主权利的捍卫,他的“愤怒”是对体面、尊严的守护,他的“呼唤”是对生命和情感联结的渴望。他不仅是春萍的父亲,也是无数在生命尾声同衰亡、失尊和孤独周旋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通过看见他,我们得以直面衰老,思考如何与生命告别。
“呼唤”是推动本篇小说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几乎构成了春萍所有行动的起点。一次次呼唤意味着相同的照护流程被不断重启,展现出春萍生活的单调与凝滞。即便在呼唤的间歇,她仍“保持着警惕,生怕父亲的呼唤再次响起”,这使得她无法获得真正的松弛,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春萍”这个本应代表她个体身份的名字,在父母一声声呼唤中,逐渐被简化成一个指令、一项要求和功能性的符号——“照护者”,成为她痛苦与压抑的来源。因此从“被呼唤”到“无人呼唤”的渴望促成了整篇作品的高潮。结尾的梦境是整篇压抑叙事下,春萍内心对自由、安宁的极度渴望,是她可以暂时卸下重担、找回自我身份的幻想。只有在梦中,在“无人呼唤”的站台,她才能“脚步越来越急,几乎要跑起来”,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待。小说结尾以极其精妙的方式,将现实、梦境、象征与人物最深切的渴望融为一体,完成了主题的升华。现实中母亲曾“日夜不休地呼唤”她,而在梦里,母亲却泪流满面地恳求她“你快走吧”。这可以理解为母亲的亡灵对春萍的怜悯,也可以理解成春萍内心深处自我意识的觉醒。“你快走吧”是她潜意识的逃离,是她被压抑了的,对自由最强烈的渴望。站台预示着逃离、转折和新的开始。这直接呼应了春萍十八岁时离家出走的那个夜晚,她乘绿皮火车奔往北方。此刻再现这一意象,喻示她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岔路口,面临着再一次选择的机会。而“满天星”与“柿香”是从春萍与丈夫共建的北方小院记忆中提取的意象,代表着美好、温暖与自由。这个梦境意味着她有可能成为拥有自由、欲望的完整的“人”。
春萍仿佛就在我们身边,她的疲惫、隐忍、渴望都让我们感到真切可触。她毫无回报的付出、内心的委屈与坚忍、想要逃离和渴望自由的期盼都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好的小说就是这样,它不去评判,而是通过呈现人的境遇和生活的复杂性,来唤醒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悲悯。《今夜无人呼唤》让我们看到了病榻上老人在衰老和尊严间的挣扎和痛苦,也体会到了照护者在伦理重压下的迷茫和牺牲。自由与责任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责任的真正意义在于为我们所爱的人创造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在伦理关系中相互理解、相互成就便变得尤为可贵。真正的伦理关怀,不是要求一方无条件地为另一方牺牲,而是让我们在承担伦理责任的同时,不放弃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伦理关系中如何更好地守护生命的尊严与精神的自由,也是这篇小说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