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等待，等待爷爷死讯的到来。

当时，年逾九十的爷爷几度入院又出院，旧疾难愈。最终回家，靠一台呼吸机拉长生命的尾音。在那间他生活了多年的房子里，家人来来往往。众人对死亡避而不谈，但脚一迈出门，就心照不宣地猜测，这是不是最后一次。

每逢假期，我都会去探望他。很多时候，我只是坐在他身边，盯着他看，试图分辨出生与死的博弈在他身上留下的种种痕迹。我素来和他亲近，但渐渐也无话——当他躺在窄小的护理床上，瑟缩成小小一团，连呼吸都很困难，我时常产生一种错觉：其实他早已离开，只是肉体犹在。我实在觉得残忍。

被囚禁的不仅是爷爷。在他身侧，我听得最多的，是他沉重的呼吸，以及他对大姑的呼唤。无论爷爷因何呼唤，何时呼唤，大姑总是会连连回应，生怕怠慢。她的声音平缓无波澜。

大姑照护爷爷已久，久到很容易让人觉得理所当然，久到似乎她对这一切也都心甘情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问终点。很多次，我望着她的身影，听着她对一声声呼唤的耐心回应，很想知道，她的心底是否也在呼唤着什么？有没有那么一刻，她也呼唤过一个终点和一个起点的到来？

这便是这篇小说的“线头”。

马来西亚作家贺淑芳谈写作时写道，“如果要给现实注入另外一把不同的声音，写作的人必须与周围回响的呼召话语，撕开距离。我不想重复。我想写出那些难以大声说出的，像被放逐到荒野去的隐晦动物……”我想写的，其实也是那些“听不见”的呼唤，呼唤之下的呼唤。

或许是因为做过几年社会新闻记者，比起光环下的大人物，我更习惯观察角落里的人。倾听微渺之音，几乎成为我的本能。

我很清楚，大姑并非个例。无论是日常生活里的一瞥，还是新闻纸一角，都不难发现，女性总是更多地和照护联系在一起，主动或被动。如果说人到临终便成为衰亡的囚徒，那女性照护者，则往往是爱与孝道的囚徒。

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新鲜题材，无论是相关的新闻报道，还是文学或影视作品，已有很多相关呈现。但我仍得写，因为不得不写。

去年年底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等来爷爷的死讯。令家人都有些意外的是，那个凌晨，他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谁也没等，谁也没唤。

彼时，我突然明白，不管做了多久的准备，面对死亡，仍会感到猝不及防和万千遗憾，无论是爷爷，还是我。

就是那时，我清晰地意识到，我迟早会动笔，写点儿什么。

完全陷在情绪里的时候，是无法写作的。只有拉开一段距离，或许才有写下来的心力。从这种角度看，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说得对，“有时候写作是一种诅咒。”而只有落笔那一刻，诅咒才会结束，甚至转为一种祝福。

一直以来，我的素材或创作灵感大多来自切身经验，不一定是事件本身，更多只是一种情绪，一个瞬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会因此变得容易。

做记者时，写新闻报道常常强调一个“真”字，于是需要做很多采访工作，尽可能借他人之口，呈现事件全貌或人物形象。

小说虽为虚构，但其实也讲究一个“真”字，要让虚构的内容有说服力。此前我写过的一些短篇，往往以自身为源，贴着皮肤写作，虽然时常觉得痛，但确实更容易接近“真”。

写《今夜无人呼唤》时，起初我写得很艰涩。搜集一个长期照护者的相关素材并不难，但进入“春萍”的情绪状态很不容易。因为她不仅是一个长期照护者，也是一个没有“家”的女人、背负母职的女人和出走过的女人。

我会有许多担心，比如有的情绪会不会只是我作为旁观者过度浪漫化、悲情化的想象？当一个人被迫斩断社会关系困于一隅，日复一日重复琐事，是否还有余力期待或感伤？当故事聚焦在一天的时长里，情绪的浓度会不会过高？

如此种种，让我常常写下一大段又统统删除，因为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些细密的情绪，我相信是很容易被读者发现的，甚至也无法说服自己。当然，直到稿纸脱手，我也没有十足的自信说我处理好了，只能说我尽力了。

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一些古老的传说。它们有诸多版本，却大同小异。总之是一些经历了失去或破碎、痛苦又辛苦的女人，终于得来一次出走的机会，唯一的要求是，万万不能回头。但她们往往都回头，然后变为了石头。

于是，这样的传说，引着我和“春萍”走到了故事结尾。我希望，再没有那样的诅咒，能束缚“春萍”们的自由。

回想起来，爷爷去世时，我已断断续续写作一年。但在《野草》发表第一篇小说时，爷爷已无力再读。

我在那张护理床边，举着样刊，指着我的名字给他看，他茫然而费力地点点头。那一刻我想，我已经永远失去最爱我的读者——他曾戴着老花镜在一页页新闻纸上寻我的署名，也曾用放大镜反复读我的报道。此后，阴阳相隔，我只能带着样刊至他墓前。字燃为烬，是否收到？但愿我没有让他失望。

自写作伊始，我笔下的故事总是以女性的视角或声音为出发点。

相较写作，发表更令我诚惶诚恐。每次发表，我都既担心辜负笔下人物，也担心辜负编辑老师的信任。

这些文字里，其实也藏着我的呼唤。每一次被听见，都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