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爷爷走得早，奶奶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大，由于家底还算殷实，男孩女孩都上过私塾，接受过文化教育，大多知书达理。他们的人生或顺畅或曲折，但都以善良与坚韧行事，让人感怀。从他们身上，我能感受到——生命会被挤压，但生命力永不枯竭。

父 亲

印象中的父亲很像《家》里面的觉新，责任感很强，但心事很重，胆子很小，不苟言笑，不善言辞，不是那种伟岸刚强潇洒的男人。所以我对“父爱如山”说辞，倒没什么切身的感受。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传统节庆朋友来访、家族活动亲人团聚，父亲总是忙前忙后，但等到仪式正式开张，父亲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间内，兀自休息，好比一台戏，策划、撰稿、剧务、灯光、音响、后台都是他，但演戏与看戏均与他无关。后来知道，他不是累，而是怕，他怕生，更怕说，怕说些无聊的话、应景的话、客套的话。生活总是有矛盾的，遇到婆媳斗嘴、邻里争吵，不管对否，父亲于这些家长里短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倒不是他看不明、辨不清，而是他不愿伤了和气伤了谁。干啥做啥，父亲都是忍、都是退、都是避，也不是无原则，只是觉得记住别人的好，修的是自己的德。所以他总是“把面子看淡，把自己看轻”“不议论别人，常改善自己”，他追求的是生活安静，家庭安详，个人安宁。

父亲面上沉默，心里却明镜似的。他是个识文断字的人，上过学堂，还当过账房先生，字写得方方正正，账记得规规整整。记得大学刚毕业，我在《福州晚报》登过一篇小杂文。过年时，不经意在父亲房间抽屉里看到一个小本本，里面贴着我登在报上的小豆腐块，父亲用钢笔工工整整、详详细细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刊某报第几版、多少字、稿费几许等，就像账房先生登记一笔意外收入，很是欣慰。当时，我的眼眶都红了，此后，多写文章多登报的动力多半是为了父亲能够常常躲在角落“偷着乐”。

20年前，我从两居室换到三居室。父亲自告奋勇从老家到福州，当了房子装修的监工与搬运工。房子装修完，父亲说，他便血两个多月，可能是累的。我立马陪他到医院，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望着走进病房的父亲佝偻的背影，我的眼泪断了线流下来。父亲硬扛着干完装修，却只字不提身体不适。看似不争不抢的父亲，内心何等坚韧。在老家休养的两年里，他总是说，我没事，你忙你的。双休日在家，看到晚上他十多次上厕所，我明白，这哪是没事，只是不愿让晚辈挂念罢了。那一年冬天，父亲走了，与他做人一样，不言不语不声不响地走了，临走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父亲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小心也很清楚的男人。

父亲在病中不经意间提起一件人生的缺憾事，就是没有到过厦门，没有去过厦门大学，那是我曾经读书的地方。平时他叨过，但没明说，说出来的时候已无法实现了。我一直很自责，居然麻木到没有从片言只语中参悟老人的心思。不善言辞的父亲把所有的愿望、希望、渴望都埋在了心底，只是为了不给他人添麻烦。

人生是场修行，心安便是德行。父亲没有教我如何坚强，但教育我应当善良，没有教我如何进取，但教育我如何宽容。父亲虽然没有为我开疆拓土，却为我遮风挡雨。他总是在角落里、不远处默默注视着我、记录着我，让我丝毫不敢懈怠、不敢停歇、不敢辜负。

从父亲身上，我悟出，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善良，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则是一种选择。一个人不矫情、不昧心、不逆性才能走得远、行得快、飞得高。人在江湖，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父亲走后，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不夸他好。这是对父亲一生最好的评价，也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上善若水任方圆。

在父亲不在的日子里，我时不时在脑子里浮起“背影”两个字，由此也想起了台湾一位作家所说的一句话：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这一端，看着他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二 伯

2009年，二伯90岁，整天叨叨着要回家。他要去的家是古田旧县城。20世纪50年代，为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千年古邑淹没于茫茫湖水之中，数万人移民他乡。人老了就想起了儿时成长的地方。那年春节，我带二伯到极乐寺前翠屏湖边，告诉他：家，就在湖底下，再也回不去了。二伯望着湖水自言自语，老家房子有几十间，丁家百来人都住一起，热闹呀。

就在那一年的初秋，老人走丢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亲朋好友漫山遍野地找，交警调出全城的道路录像，确证是30多小时前，他独自往城北高头岭方向走动，然后就没有影子了。直到第三天凌晨，透过灌木丛斑驳树影，看见二伯拄着拐杖，像一段“朽木”直直地立在山头。

后来我发现，他站立的朝向，眼望的前方，正是翠屏湖，他还是想回到儿时生活的那个家，可惜走偏了。实在难以想象，一个90岁的老人，竟能在野外生存两天两夜，他的手、脚、脸部，被蚊虫咬得伤痕累累。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嘴里有草屑，身上的四个口袋中，有大大小小的树叶与草团，有的嚼过一遍，有的嚼过几遍。失踪的那两个晚上，古田下起了雨，温度很低，他坚持站着，他说，一旦躺下，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以如此的高龄，能熬过如此漫长的黑夜，这是训练有素的童子功呀。抗战期间，二伯自愿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武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十七期第二十一大队一名学员，年轻时他接受过野外生存的高强度军事训练。

在长辈的叙述中，二伯在抗战胜利后退伍参加在省城福州新店举办的学习班，结业后，转业地方工作，1950年，分配到宁德粮食局做一名职员。那时，他刚刚有自己的女朋友，一切都是新生活的开始。但不久，粮食局里发生一起案件，一宗粮票被盗。首先被查的是他这个“黄埔系”。遂于1951年12月被判刑5年，后被遣回古田，再下放吉巷公社劳动改造。不久以后，查出了那宗粮票的窃贼，按理，要给他恢复公职，但人们似乎都忘记了这个被监视被歧视的“劳改者”。

家族里，几位比他年轻的老人，说起他来就抺泪。我的姑姑曾对我说过，二哥当年穿着大军衣，戴着大军帽，皮带皮靴闪闪发亮，非常威武。可惜后来让他背负了太多，腰都直不起来。人们更忘记了他还是个抗战老兵。

20世纪70年代，二伯返回古田县城，靠砍柴谋生。有一天下午，我游泳回家，看到二伯躺在大厅，全家人手脚忙乱。38度高温下连续10个小时的野外作业，50多岁的二伯中暑导致板车翻车腿骨脱位，连续几天不能下地，无法劳作，让这个怕给家人增加麻烦的老头，承认自己这么硬的身体也有不行的时候。躺在床上，无儿无女无固定收入的他，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一旦有一天，自己砍不动柴火了怎么办？这以后，他偶尔看见别人家的老头遭人嫌的时候，他有个想法慢慢成型，这也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兄嫂讲的一句最令人伤感的话。他说：“我在山上找了块地方，我会自己挖好，我快不行的时候，我会自己去，你们不用找我。”正因为有此想法，他把所挣不多的钱全拿出贴补家用，他一生都不想成为他人眼中的累赘，他为他那可怜的尊严挣扎着。

在我印象中，全家人一直很关照他，但不知是由于性格还是缘于生活，他总是沉默寡言，有话埋在心底，鲜于表达，常常一个人关在屋里，修理老物件、旧家具，总是不停地劳作。责己、勿求、忍声、吞气……太清醒的生存态度，让人敬重，更让人心痛。二伯的一生似乎都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时时处处都是想着别人的需求、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眼光，唯独忘记那个“我”。家里的脏活、累活，他总是抢先承包，一马当先，即使高龄，腿脚不便，也常常看见他一瘸一拐，一遍又一遍运粪便、修钟表、贴瓦片、补木板、扫厅堂、倒垃圾。奶奶跌倒卧床期间，70多岁的二伯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定时处理大小便，不声不吭，不厌其烦，奶奶卧床一年多居然没长褥疮，走的时候干干净净、整整洁洁，二伯居功至伟。面对各种困境，二伯少有抱怨、牢骚，他低调得就像一粒尘埃，朴素而顽强地生活在社会最边缘、最底层。阅历多了，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哀莫过于心死，悲莫过于无声”，其实，一个人无法抗争外面的世界，就只能寻求自身的平衡，艰辛的波折绝不是励志的故事。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86年2月，经多方奔走，政府认定：“1951年的判决，事实失实，撤销原判，改判无罪。”给他平反，并恢复了他的黄埔军校学员名誉以及干部身份，他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享受的待遇也不断地提高。在他80多岁的时候，黄埔同学会来人找他，送上了《黄埔》刊物。老人压力小了，心情好了，话也多了。直到那时，我才从他嘴里听他说起青年时期的故事。黄埔结业后，军校指派二伯进入张学良部队任排长，防守仙霞关。随后在闽浙赣等地抗日作战，在极端艰难、恶劣的条件下，与日本兵苦战数月。有一年冬天他在江西上饶与日本兵短兵相接。他说，日本兵武器先进，武装精良，而国民党军队每个人只配备几颗子弹，零下几度，只穿单衣单裤，着草鞋，冻得枪栓都打不开，有时得靠小便浇热，打仗没有实力，只能靠热血，那叫一个悲壮呀。军人的本色，可能正是二伯在绝望处、于无声中活下去的勇气与毅力。

2012年，冬天很冷，这位经历无数坎坷的黄埔老人，闭上眼睛孤独地走了。他离世的前几天夜晚，常举着双手浮躁地在空中比画着、呐喊着，可能他是想把一生中的委屈、憋屈通通发泄出来吧。至死，他都没能与旧城、老街、祖宅道个别。变迁的世事与无常的人事，让他回不到老地方，也找不到旧时光。

现在，二伯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想起他老人家，我就会想起弘一法师“悲欣交集”这4个字。

四叔与四婶

相隔20年，台湾四婶“带”着她的先生、我的四叔再次回大陆探望亲人。四叔，我从未谋过面，因为他1948年去了台湾，1982年因病去世。

去世前，四叔似有预感，一直请求土生土长于台湾的四婶，一定要带着孩子回福建古田老家看望母亲与兄弟姐妹。去世的前一周，四叔经常给四个儿子讲家乡的人与事并领着他们照了张全家福。他说，要让年迈的母亲看到这张照片，告慰老人家，他在台湾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

一周后，就在两岸即将走向开放的那个夏天，四叔在看电视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不幸去世。

四婶是台湾高雄陈阿莲人，25岁嫁给了年长11岁、朴素老实的四叔，让流浪的“阿兵哥”在他乡异地有一个完整的家。四叔去世那几年，婶婶一人拉扯四个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大儿子不能原谅自己对父亲的叛逆，一年后修了一封遗书，也到天堂陪伴父亲。小儿子送给了一个好心人家抚养。咬着牙关过日子的四婶，一想到先生弥留时一行行无助的眼泪，便心痛。她发誓再难也要找到亲人，带先生回到魂牵梦绕的老家。

望乡，可以穿透一切高墙。1990年经多方寻找，四婶终于找到了远在古田的家。从此，四婶连续8年回到大陆为四叔尽孝，直到奶奶去世。2005年四婶带着三儿回家完婚，直到今年，以83岁高龄再度返乡。

我总是相信亲人间心灵是相通的，总是相信血缘上的自然呼应。在我这一代的兄弟间，中间字行是“文”。我名叫丁文清，对岸四叔三儿子也叫丁文清，南平五叔儿子叫丁文翔，四叔四儿子也叫丁文翔。两岸不通信息，不约而同都叫文清、文翔，偶然中自有必然。这些年，两个文清频频见面，寻找到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最近又发现两人16岁时的相貌居然神似。

生前，四叔常给四婶讲述老家房屋很大很大、田地很多很多。今年夏天，我们陪同四婶再次走近老家极乐寺前的翠屏湖，湖底下有着四叔所说的家与田。那天，家乡的云，飘在湖上，忽近忽远、若隐若现。在台湾音信隔绝的四叔可能不知道因为建设古田溪水电站，他的家与田早已淹没于深深的湖底，而在天上的四叔一定能感知到，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水下，那个方位就是生活与生长的家。乡愁是什么？你念着我，我盼着你，无论远近，无论生死，“只想见一面，哪怕就一眼”。水下不复存在的那片土地是四叔一生牵挂与思念的家园和田园，虽然已经永远无法抵达，但总是永恒的根与脉！我想，四叔穿过时空，一定看到了吉祥塔边久违的云水、落日余晖下的袅袅炊烟、儿时嬉戏的清溪，听到了老母亲呼唤的乡音。

平淡中总走不出日出日落的重复，命运里总走不完聚散离合的轮回。在台湾的那些年，想大陆的家、恋台湾的家可能成了四叔心灵的避难所。看到善良、温柔而孝顺的四婶，很庆幸流浪中的四叔在巨大的不确定中，获得了长久的安宁与从容。四婶返台那一天，凌晨6时，亲友十多人到长乐机场送行，谨向这位有情有义、一诺千金的台湾女子致敬。

回到台中，丁文清电告丁文清，父亲一边喝着金门高粱，一边托梦给他：看到了老家，又看到新建的祖屋，很欣慰！

魂兮归来,四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