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出版有《俯仰之间》等五部散文集。在《十月》《散文》等多家刊物发表散文三百多万字。作品入选一百多部选集。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全国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等奖项。

出外的时候和张三一家见了面并一起进餐。张三一家过的日子，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算是挺安逸的——他有一门手艺，可以传授给很多人。除了手艺之外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份工作会随他日后年岁渐长而越发受到人们的尊敬，进入德高望重学问深厚的行列。这也使他有些自得，觉得自己平素的辛劳和获得成了正比，可谓功不唐捐。他不开心的只是小儿子的体质太弱，不是这个毛病就是那个毛病，毛病不大，却都要朝医院跑，一个抱着，一个开车，紧密配合。那个医院那些医生和他都有些熟悉了。他的开心因此打了一些折扣，都是这个弱小的小儿子。我第一次见到他两个儿子时就觉察出不同。虽然都是孩童，大儿子天生健康壮实，不知疾病为何物，表情开朗爽快，主动和客人打了招呼，便自个儿玩去。小儿子被母亲抱着，一直用他忧郁的眼光盯着我，一动不动，也不吭声。我被他盯得有些发毛，不知如何说第一句话——那天我正好穿了白衬衫，下摆有些长了，为了宽松又不想塞到裤子里头。一年的深秋又来了，风渐渐大了起来，有了一点寒意。衬衫下摆也就被风吹着，边走边飘拂着。张三的小儿子可能把我当成经常与他打交道的儿科医生，加上进餐的这个包厢粉墙雪白，使他恍惚中又来到医院，而我可能一转身就从兜里掏出一管针，准备朝他身体的某个部位注射。我只好装作不理会他，和张三谈一些开心的事，时间过去，我发觉张三的小儿子紧张的神情已经松弛下来。

我建议张三的大儿子以后去读理工，而小儿子最适宜读文科，就读中文系吧。他才那么小，就比同龄孩童更多了各种病痛，而治疗时带来的各种疼痛，也使他身心的体验远远过于他人，无从逃避，也无从摆脱，只能哭闹着忍受。这也使他每次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倍感紧张，觉得又得折腾一番了。其实，来医院的人情绪大抵如此，求医人的眼神大抵阴翳，只不过成人内心更焦灼也更隐忍，因为看完孩童的病还得为生计奔走。疾病于个人来说真是无可奈何之事，驱逐它们需要个人身体付出疼痛，孩童只能以痛哭来表达。每痛哭一次身心就累积了一次的感伤，觉得没有病痛的人可谓人上人了。就像他哥哥，医院的门朝哪个方向开的都不知道。有人说疾病的感受是一笔财富，至少感觉比其他人丰富、敏感得多。如果成了一名文士，追风雅之大旨自然过于常人，足以写出一些独到的细腻。如此说，孩童之病反而上升为福音了。张三夫妇对两个孩童的态度也有很多差异，对于大儿子而言，由于顺风顺水，自然也不会以疾病作为话题，说的都是一些寻常话语。而与小儿子的交流，除了话语的量多，方式也不同。小儿子此时未必听得懂，但慢慢就会听得懂。张三觉得小儿子这几年的病况只是上天给他一点检验，总不会无休无止，这使张三和小儿子说话多了一些哲理。前人曾说：“多年父子成兄弟。”据我判断，日后张三和小儿子有了可能成为兄弟的机会。

那天翻旧日资料，看到了父亲写的一封信，也是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了。手机的使用使父子间的信函骤然减少，但这封信是他觉得比通电话更郑重，才动手写下的。有一天省报报道了一则消息，算得上很好的消息，罗列了一些人的名单，我的名字也赫然在上。古城老家的读书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是很看重报纸，便把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很是激动，便动手写信。那时他的帕金森还不是很严重，字迹也就沉稳从容，很是人书俱老。平时他是不会夸我的，但在这封信里大大地夸奖我了，谈了勤奋的重要，还有才华的由来，当然，还谈了对信仰的理解。字虽无多，内涵丰富，尤其结尾表达他“心中一直激动着”。我想到自己忽忽老大了，还让老人家惦记，以后还得更本真地做人做事。我和父亲说的话都无多，按他的说法是循情感朴素这一路的。因此见到外国人表达亲情时拥抱亲吻，虽然羡慕，真面临要分别了，自己还真做不出来，父亲也做不出来。觉得自己在形式上连外国人都不如，也没有什么仪式感，有一种无形的障碍横在那里，使得父子的双臂不能自然地张开。我不知道这种不适是我才有，还是有普遍性。而外国人能做到自然而然显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从小就有所感，觉得亲人间理应如此。这些年我花了一些时间阅读外国作品，除了弥补大学时的缺漏，也想借此获悉外国人的家庭生活状态，看到每一个家庭中人的不同情感。像亨利·梭罗的《行走》，一个人要脱离家庭，远离父母兄弟，妻儿朋友，便把债务还清了，立好遗嘱，出门去当一个流浪汉。他觉得当流浪汉很好，主要是自由快慰，省得在家中受家庭中人管束。人的想法总是以差异出现的，我琢磨这些差异，想到一个人的成长，是差异在催促成长的。也许外国作品给予我的都是一些相反相悖的感受，却也不会瓦解他们分别前的热情拥抱。有一则文字让我品咂再三——南非的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他获得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致辞中他讲到自己想象到的一个场景，是自己无比开心地回家向母亲报告这个喜讯，母亲并没有抱着他狂喜狂贺，而是表情平淡地让他到厨房里，把那碗胡萝卜趁热吃了。母亲想的是另一个走向的问题——还是把肚子填饱，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母子至亲，想的却是风马牛，是叠合不到的两条轨迹。差异不是让旁观者来判断高下是非的，而是发现其中的美感。获奖是有点凌空蹈虚，胡萝卜质朴实在，母子各执一端，他们要相互理解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后来，我又看了一些与怀特、布洛赫、卡夫卡有关的材料。这三人在早年都不必为生计而发愁，家中的产业全然可以让他们温饱无虞。却也因为如此，他们早年萌生的一些念头也全然让家中主事者扑灭。身体健康了，精神上却压抑得要命。他们能够如愿地从事自己喜好的文学，并取得很高的成就，那是很后来的事了。似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人要体验一些家庭压抑才便于成长。

青年时代我拜老张做数学老师，他的职业是工厂的施工员，在他所有的向往中，最入骨的是进入大学，只是他的出身及自身的莫名的问题，当年没有获准报考。他儿子比我大一岁，他只好把向往转移到儿子身上，期待儿子有突破。儿子是进入考场了，但最终还是止步于大学之外。没考上，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说老张如何殚精竭虑地指导？小张如何夜以继日地复习？反而会引来一些嘲笑。于是生活依旧，环境依旧，连心情都如同死水。老张怅惘不已，无可期待了，精神与身体就逐渐走下坡路。如果考上了，我可以想象一百个老张奖赏儿子的方式，唯独不会想到他让儿子去把那碗清汤寡味的胡萝卜吃了。

这个学期给研究生讲毕业论文的撰写及文献检索，课程居然排了漫长的十六周，显然是不谙写作的人设置的。文章没有动手写却开讲，真有点岸上教游泳的味道。写作最有效果的是写一篇讲评一篇，既有针对性，又把一些其他问题顺带解决了。一个人不停地写，一篇两篇三四篇，指腕灵动，思路婉转，也在不经意中打通了许多关隘。否则，空讲规范、格式、技法，空洞抽象，讲的人与听的人都有些茫然。学生中没有几个乐于写作的，视写作为天下畏难之事——自古以来就有代写的记载，机器人的出现使代写进入一个新时段，不免怀疑自己花精力、时间阅读的学生论文，是否出于机器人的操纵。倘如是，自己这般阅读批改是否值得。真把写作当作个人的喜好而持抱不放，一定是天生的，此外没有其他理由。这样的人就异于寻常，他的喜爱与寻常人拉开很长一段距离。厌烦写作的人不是有什么毛病，反而是一种常态。而那些坐着写写复写写的人，可以称为偏执的癖好——那么好的时光全然是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的意义，有没有意义自己心中有数。再说世事也没有那么多的意义，对个人来说，乐意为之的，都是一些小情小调的寄托，不必说与人知。弗兰纳根曾说自己是因为爱父母、爱家乡才不断写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写作的秘密，我不会为父母写、为家乡写，况且父母亲也不赞同我成为文士，担心写出一堆麻烦——他们那一代文士已经吃大亏了，他们不希望我再接着摔跟斗。但我还是要为自己写，一个人做什么都可能与人同，而动笔写写，一个人就与常人不同了，他渐渐地走一条孤独之路，在写的过程中脱离了群体、空间，所思所想，一人而已。如果经常写，写无辍，也就长孤独，喜寂静，独处于自己的时空中，不这样还真成不了一个好的写手，直到笔下告一段落，再和朋友去喝酒不迟。我对学生说，一个人想自由自在地做一件事，就去写作好了，写作是排他的——一个手工劳动者，从写下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标点，都鲜明地体现了一个人的独立性，这是很快乐的。人与人的差异就在于你所喜好的，他人是无动于衷的。即便是师生之道，也往往维持在课堂之上，按规定完成作业，提交论文。而后各行其是，越发远了。现在我在课堂上真有些听之任之，不会把自己喜好写作的热情罄露出来感染他们，乐于孤独之行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劝人孤独，就像劝人独自走夜路，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尝试。

每年十月伊始，单位就通知体检，任选一家医院，对自己身体进行新一轮的检查。体检说起来是一份福利，是对一个人身体的负责，却又不似领到一份红包那么开怀，毕竟体检之前还是让人惴惴不安的。分明自己觉得什么都正常，仪器却要瓦解最不可靠的感觉，从正常中提取出许多不正常。相比于前些年的那些指标，越往后越发生变化，突破指标的项目慢慢多起来了，润物细无声，细到自己一点都没有感觉。想想外祖父那一辈哪里有过体检，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由那位熟识的老中医来界定的，不确定，更不敲定，总是如暮色中看人，恍恍惚惚大致如此。不过，没有历经体检的外祖父还是活到八十多岁。有的人对体检单上的数字有惊恐，也就不参与体检，或者能拖就拖，有意延迟，到了截止前一周才硬着头皮走进体检处，勉强领受了这一份福利。

没有两个人的身体指标是一个样的，即使是同一个人的去年和今年，就有好几项指标发生变化——生活依旧，工作依旧，指标还是变化了。一年的时日不算长，往自己熟悉的轨迹上前行以为安和，却还是以差异显示出来。一个人的皮囊包裹住整个身体，骨骼、血肉、五脏六腑，从外在上看是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随时可以拿脸色红润、头发黝黑来赞美一个人，就是对一位垂垂老者，也可以称其童颜鹤发、清癯爽朗，使赞美趋于优雅。体检无意于外表，更不做此类感性言说。许多设备的购进就是要探究身体内在的。人的眼力再犀利如刀，也难以穿过皮肤抵达脏腑。仪器却可以做到，譬如CT，人躺在上面，有点慌张。在高速旋转的轰鸣中，人被送了进去，又送了出来，不过三两分钟。以往我倚重中医，以为神奇——通过望、闻、问便可知大概。为了更贴近，才动手切按脉位，以生命触摸生命。冰冷的CT根本不屑于与人的身体接触，却已透视了内在，脑部的、胸部的、腹部的，那么细小的结节，居然也逃不过，用数字标了出来。精确的最优体现就是数字，仪器没有人情世故，远近亲疏，无偏无倚，数字一出来，也就没什么异议，只有开心或者暗暗叫苦。一个人一年以来的身体状态，就压缩在薄薄的体检报告单上，它们分门别类地排列着，代表着无数的人。身体的差异绝对属于个人秘密，尤其对于高职务的人来说。这也使每个人领取报告单时，凭身份证、医保卡，并拍照为证，生怕出了差错，使秘密泄露出去为他人所知——毕竟它不属于让人分享的部分，尽管现在动不动就说分享。

体检使身体的差异显示出来，有时闲聊，会主动交流几个数字指标。合于指标者总是让人羡慕，而超指标者则有心效仿，便问询饮食起居养生事宜，试图在新的一年有所改善。起始几个月还真的循规蹈矩，当吃则吃，不当吃则拒之。就像宋江嘱咐李逵莫要饮酒，李逵还是受不了。后来，又恢复旧日生活习惯，心想我本快意，岂可受束。

秋日里去了几个陌生之地，为了尽可能观赏，早起晚归，穿梭于城市的街巷乡野。每个城市说起来都有自己的特点，或水乡，或山乡，匆匆复匆匆，一日看尽长安花。回到家中忽几日，有人问起去了哪些地方，居然没能说太清楚，只说进溶洞坐魔毯颇有意思。所谓的魔毯就是传送带，它不停地延伸，人坐上去如同被运输的煤炭，平铺直叙地被输送到前方的目的地。说起来荒唐不已，对它的印象深刻超出了整个城市。我喜欢出外就是喜欢未知的陌生，出外有如探险，这样才使投入的时间、精力有所值。置身于陌生的氛围中，眼见陌生景致，耳闻陌生话语，品尝陌生美食，都是与既往在家中全然相异的。陌生使人惊愕，许多疑团一时解不开，于是回家后慢慢品咂，觉得甚为美好。陌生就是不蹈袭，处处让你疑窦重重，和以往的经验对不上，甚至就是心弦悸动不知所措。

我是2005年得到一位同事的鼓励去学开车的。当时教练看我骑着自行车来到练车场，问我是否摸过方向盘，或者开过其他车子，我一一否认，只说会骑自行车，他便摇了摇头，觉得把我教会要多费许多时日、多费许多汽油。有人认为我学开车就方便到大学城上课，学校搬向那么远，骑自行车已经不可能。但学车让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可以不借助他人独自进入陌生之城。当一个人掌握驾车技能，他的空间运动形式顷刻变得丰富多彩，个人性得到充分展开，到此处到别处，说走即走。内心怀有探险般的激情，那些未至的空间都心存尝试，不论道途险夷，谨慎一点殆无舛误。学校四围都是乡野湖汊，我喜欢这种未开发的草莽状态，它们与城市中心为人熟识相反，不开进去，真不知如何。对空间的好奇往往是在驾驶之中——人于步行，是在天地之间，视觉无所拘，肉体无所受囿。而今在钢铁的框架里，居然可以不用回头，通过后视镜看到脑后的种种存在。很小的人驾驶很大的车，赢得自己以小搏大的窃喜，且能推进它向新的里程，便觉自己的能力大大提高，不止于以小步行来测量大空间了。对时间的认知也随之新异，疾徐之变、动静之变，使时间为之调整。苏东坡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我觉得简直就是对驾驶者而言的，尤其是当止不止，明摆着就是面对危险。苏东坡没开过车，却能表达驾驶的术语，为我所细致领会。在疾徐的向前中，窗外的场面也或疾或徐地奔赴而来，使人坚信越往前开，会有越多的差异之景。那时手机导航还未出来，一个人在陌生之处，有时就得停下车问路。古人说路在嘴上，那要看问了谁。往往是没有结果的回答甚至有意背道而驰——一个不会开车的人，他所熟悉的道途未必远大，很难对面前的几条岔路一一明晰。问路的和被问者，都处在一种临时关系上，往往是不知道——不知哪条道。这也使驾车者早先的顺畅转化为堵塞，渐渐不快、沮丧。几年前到西北戈壁看一处景致，夕阳下返程，开了很长一段才断定为迷路。尽管那次不是我开的车，但是作为车上一员，从遥远的南方来这个风沙之地，还是心惊肉跳。戈壁落日圆，也代表了一个方向。戈壁上没有路，也就有无数的路，让人不知朝哪里才可靠。车子的疾驰可以开几百公里，但比起广阔的空间，足以把汽油耗干。孙猴子跟斗翻得那么好，还是在如来掌中，一辆车于戈壁也是如此，开出去也是需要准确的判断和运气的加持。还好，运气来了，终于在暮霭沉沉里开上了坦途，那是一条有车辙的小路。车上静得出奇，没有人想说什么，对自己，对同行者又有了新的认知。刚才真是因为惊恐而失态，使藏敛多年的本性浮出表面。领头人平素在机关里都是一副气定神重的风度，似乎能干大事者。走路沉稳，言辞笃定，颇合曾国藩倡导举手投足“重厚”的规范，却在这个迷路中全然失守。识人是需要过程，却更需要机会，机会到了，很自然地就泄露出沉在底层的秘密。迷路真不是好东西，把自己装饰很久的表面扯了下来，让同行者诧异差异如此之大。我联想起谢安，当年他和孙绰、王羲之诸名士乘船到海上，打算玩个痛快。名士们在船上尽显风流才气曷有穷止。只是后来起风了，风起浪涌，画舫宛若叶片，载浮载沉，名士们收了风雅，转而惊恐万端，唯谢安始终端坐，心如止水。他徐徐地说，诸位既然有不适，那就返回吧。我想上岸后，除了谢安，可能每个人都在琢磨自己在风浪中的表现，那才是真实的自己，是海上的风浪扯下了自己的伪装。

迷路使人成熟。只是后来手机导航出现，迷路的过往结束了，迷路的真实感觉不存在了。人的依赖性日复一日，准确性也毋庸置疑。差异性不存在，也就没有寻不到路的种种情绪涌动，那是多么有意思的感觉啊。如果时间宽松，我还是放弃导航而行，前路未明，有如探魅，就像世上许多人许多事，都是以差异来展开的。寻常日子足以捕捉与玩味的就是这些差异，而不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