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眼前辟着一道天光，空蒙白茫，无人入境。无数个医生挥着笔杆子确认过。我的父母把这样的确证认为是一种错误的人生审判，他们炙热又粗厉的拷问总架在医生的头顶，像每一间白昼里都怄着汗臭味的诊室一样令我心烦。有时，我抽离自己进入这道裂缝，不是黑洞的坠落，是云层的腾升。轻轻飘飘，像生活在这里的每一片云朵，都飘着点茉莉味儿。这倒很和谐。

我蹬着脚踏车在八磨巷子里闲荡，我这几年来常爱这样。这里离我的中学不远，拐过造纸厂的长围墙，再经过一个报刊亭，直穿东边，不过这方向正好与我回家的捷径有点儿背离，因为我要多绕过一个鸡鸭鼎沸的菜市场才能回家。我父母不喜欢我骑车，他们说那是在冒险，更不喜欢我骑着车到那里去。可我的车技很令我满意，除了有一次两颗螺旋尖钉偷袭了我的后轮胎，还有一次，不知道算不算是意外，一块晾在地上的金属板被我误认成一片日光，于是，噼啪作响的流影在我的车辙上炸开。无论是外界的什么事物，但凡迎入我的视野裂缝，都会作为一团团雾气浸润的主体，虚无而富有想象力。真实的空间在此处变得有所余地，两个世界的重合和叠影。何为真实？是否需要通过固定的焦距来构建？而在八磨巷子，乒乓的碰撞夺取了视觉的主角。那是一些手工匠人，夏天的时候，他们打着赤膊，冬天的时候他们穿着一件薄衫，把袖子卷过手肘，露出马鬃一样颜色的前臂。匠人们手拿一长截木棒或是某把铁锤子，把各种各样的金属材料——锑片、铝片、铁片等，放在大石块上，像对待一架钢琴，“咚咚当当……哐哐嚓嚓……砰砰嘎嘎啪啪……”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屋里有多少件玩意儿与这样的声音产生联系。想到我的母亲，她在爆喊声中生下我，我放声啼哭。而现在，当我越过五公里的距离，跑过半小时的时间，我背着超过五公斤的书包跨过不足五厘米的门槛走进家里，我和母亲相对缄默，只有我身后的大铁门因为我的闯入而余音战栗。这把大铁门出自八磨巷子。在我母亲快嫁过来之前，在我家这栋三层高、原本红光夺目、现被多年的雨水冲淡褪色的房子建成后，我的父亲揣着一袋子钱，里面都是一毛两毛的纸币，那时他还在做茶叶蛋生意，如果按他的解释，他是用一千个鸡蛋来换取了这扇铁门。父亲因此认识了老刘，我很难断定他是不是父亲的好友，唯一能肯定的是，老刘这个名字从我的父亲嘴巴蹦出的次数就像他紧致的胸肌随着年龄慢慢流逝。

老刘家的店面在八磨巷子二十八号，窄窄的，门头除了蓝色的门牌号啥也没有。但人们还是很容易一眼就认出它。因为他店门口的打匠石又大又圆。我每次经过老刘的打匠店，他总表演着他的绝活，把金属片卷曲得像一阵江涛波浪，手掌衔着一根长铁丝在波浪中穿梭，游移自由，不会受伤，亮片在他的运旋下甩着鱼鳞的光泽，刺啦刺啦翻腾，音调错落有致。

“小马啊！吁——”如果他这时候抬眼看到我，准会这么和我打招呼。

我勒住车头，跨下鞍子，把车拴在生锈的水管上，其实我觉得锁车很麻烦，我要把身子别在青苔丛生、滑腻腻的沟壁上。那只毛色土黄的大狗总在我把锁头插在孔洞那一刻狂叫。

“啪嗒。”

“汪汪汪。”

“啪嗒。”

“汪汪汪。”

显然，这个狗娘养的在和我示威。可我还是每次都坚持上锁了，我父亲说过，要是我的自行车丢了，他是不会再给我买另一辆的，其实，他巴不得我赶紧把自行车给弄丢了。让这些烦碎的念头被砸入石底吧。我高高举起木棒槌，我喜欢这个工具，树木的灵性再现，自然改变自然，自然创造自然，我那些不自然的情绪，在木槌的起落间，在哐啷的巨响中，在我成为那瞬间的开天辟地的盘古时，我看到的事物已经葱茏盎然，我被声音完全包裹，神经受到涤荡，却很松弛，像某种弧形的音波荡开去。我想到了每周五下午三点钟的音乐课，七十个学生和窗外趴伏的瓢虫睡兴大发地听着老师念着简谱，而一旁的钢琴盖至少有一节课的时间在闭着黑漆的厚重眼皮。不如来到八磨巷子，听听金属奏乐，看看老刘贼亮的脑门和富有艺术性的打磨表演。我认为老刘可以是一个很不错的音乐老师和数学老师。我的数学老师张小霞，她总爱在黑板上画出多条直线，她管它们叫直线。我说：“是线段。”

她总忽略我的回答，并继续发问：

“这是什么？

“半圆。”

“这是什么？”

“三角。”

我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圆或是一个完整的矩形，至少在我坐的那个位置事实如此，我拆分着她的世界，两条线段，绝对不是一条直线。我这样的回答在她那纯属谬论。而老刘则不然，那些竖在他店墙上的金属片随意任我摆弄。我曾经问过他如何做一个漏斗。他没有拿出图纸，而是扔过来一个现成的漏斗。

“把它剪开，按你的心意。”

我用他店里最锋利的铁剪子把漏斗分离成一张张形状各异的平面，形状完全随机，但要完整地被我的记忆吸收掉。在我手上，无论是规则的、不规则的还是残缺的模块都要重新塑造一个漏斗。最终我的漏斗是这样的，有些不合常理，但那是我的漏斗。

“想法子卖出去吧，小娃子。”

接下来，我担心我的嘴巴会给我坏事，让嘴巴拖住思想的后腿真是大逆不道的罪过。不知道谁会为我买单。我想起了父亲，一个给老刘付款的傻瓜。那扇关了十五年的铁门，门缝大得可以流进一个世纪的风，好在它始终迎风不倒。如果我的数学老师见到我家的铁门，准会拿出纸笔来计算些什么。如果她见到老刘，就只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斗得不可开交，要么两者保持沉默。无论言语与否，他们都无法叩响对方的思想之门。

我管老刘的儿子叫石头，他有着石头一样的特性，在世界这个易拉罐里跳跃、摩擦，发出石头一样的密语，大部分人把他只当作一个哑巴。他们管石头买东西的时候，只需要用手随便指指，大可节省讨价还价的过程，就能达到目的。

“喏，老板。”一个老头塞进石头口袋十块钱就想买走一个大笼屉，我看着有点儿愤懑。这个糟老头。我想伸出手去，至少要从老头的钱包里再扯出两张钞票。可我看见石头并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他只是用抹布掸去笼屉上的灰土，然后在上面系好绳子，最后在盖子上拍了两下。我想试图计算一下老刘每天要为石头卖出的东西亏掉多少账。然而，这些时候老刘都在屋里，他不出来，但我想他是看见了并且把什么事情都算清了。反正老刘不爱管这些事儿，他倒是很想让我教石头念书。石头比我小四岁，按常理，他应该上小学五年级。不过他没有去上学。我掏出我的小学五年级课本，翻了一篇小说念给他听，在我念书的时候，石头的喉咙会发出一些很圆润的音节，像被江水反复拍击过的鹅卵石那样润泽。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在破解他的语言上似乎有点儿天分，他不必打卷舌头发音我就能猜测出他的意思。他懂的字不多，但他爱写字，还是准确点说吧，他爱模仿写字这个游戏。他拿笔，就像抓着一根小木棒，在纸上，更像是在金属片上擦出有声响的文字，“呲——呲呀——嚓嚓”，能把字写得像一列冒烟的小火车，又不至于戳破稿纸。总而言之，他模仿字体的兴趣比他认识字的具体含义的乐趣要大得多。

“阿毛是个什么样的人？”石头把课后练习的问题在稿纸上刻了好几遍，放在我眼前。这个问题令我头痛。我没法回答他阿毛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不想像我的语文老师那样在课堂上看似权威地说：“把前文提到的描写抄下来，懂了吗？我会给你们分。懂了吗？”我不懂，我看着我试卷上可怜的分数，老师那冷酷的镜片反着光刺着我发紧的脸皮。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应该错，你说呢？”我说，我没法说，我要怎么从一篇几百字的文章里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能从几百字的文章里发现这个答案，那就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答案。我要变成一个透明的人了吗？我把那张稿纸反过来，按在手心下。我说：

“石头，你能看见我吗？”我看着石头，期待他能明白。我看着他，他的喉咙里蹦出两个短促的音节，像两个坚硬的玻璃球弹到了一起。他把一杯水推到我面前，我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但接下来，我还是没能对石头再说些什么。我只好在石头的手背上敲了几个不连贯的音节。我开始觉得泄气，看来我很难扮演好一个老师的角色。

对比看石头学文章，我还是更爱他砸金属片。每一个看过石头砸击的人，都不会错认他与老刘之间的父子关系。他流着老刘的血脉，也流着老刘的艺术天性。一个狂野的摇滚歌手派头，用圆锥刺穿一个个圆孔，那是一张蒸笼的底片，被他玩出了电子键盘的花样。每当石头挥洒艺术的光辉，那只土黄色的狗就会像一只塑像那样镶嵌在门槛的一角，毛色焕然一新，金灿灿的，嘴巴里叼着不知从哪里遗落的月季花，鲜红绚丽，以适配这种场景，而老刘会脱下他故作商人的精明，还原一种憨厚的傻笑对着他的儿子。石头把打击的节奏控制有序，宛如一支歌曲里的某个片段，像极了老刘哼唱的山歌，这是一种我们这里的土话歌，这条巷子里的好些人都把这样的土话挂在嘴边，把消遣和工作融入生活的一部分。我能听得懂，但我不会讲，音节繁复，可能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繁复，毕竟石头看起来已经通晓土话的奥秘，我真想问问我的父母，为什么他们不把这种古老又原始的语言传授给我。

我很好奇石头的母亲去哪里了，面对我的发问，老刘摆出一副狡猾老鼠的姿态，次次躲过我的进攻。这种问题我很识相地没有提出给石头，那至少会有一半的风险惹得他不高兴。我还是更高兴看到石头那一副酷拽的艺术家模样。可他也很少和老刘一块儿干活，他们店里的活并不多，事实上，这条巷子的打匠活越来越少了。很多从前乒乓作响的店面现在也变得斯文，做起了农具生意。剩下的打匠人更多的是习惯了手头的热闹，敲着声音等待买主上门。石头偶尔会钻进里间的饭厅看电视，那里有着纯粹而密闭的空间，没有窗户，白天和黑夜没有边界，只有当我推开房门，外面的光才会突兀地跑进去，混着电视画面七彩迷幻的光束映射在他的面孔上，让他恍若卡通世界里的奇异少年。更多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流浪艺人的风范展示给众人。他手握金属片制成的击掌拍，脚踢着铁丝圈成的滚行球，像一支舰队在他的所经之处巡弋。每当我骑着自行车与他不期而遇，他会高举着胳膊并饶有动感地挥动金属手拍和我打招呼。

“喂，石头，你要上哪去？”

他下颌微抬，像是做出某种不可违抗的指示。

我会随他走上一阵子，看他和几只野猫斗金属球，看他在三轮车上用金属拍寻找一处奇妙的发声截断。马蹄的嗒嗒自上面诞生，树叶的嚓嚓自那诞生，一头水牛的鼻鸣自那诞生，引得巷道里的小孩子叼着一脸的惊诧远远观望，麻雀也好似侧目，那如假包换的声音触发它们的灵感，让它们企图在车把上安个窝。只有车主们头疼得要命，他们在自己的爱车上盖上雨衣或是一张把车子裹得类似大粽的软布，不时地盯梢石头的足迹。石头最爱待的地方还是八磨巷西北面上了年纪又还精神矍铄的大榕树那儿，他的击掌器一挥，把一群蚂蚁赶走，然后坐在水泥砌成的圆柱上，在这里，我们正好可以欣赏街对面大院里唱诗班的表演。那些人有的头戴高帽，活像个大鸡冠，有的把褂子拧成一个大蜘蛛样的绳结系在腰上，脸上画着彩墨，让脸蛋炸成烟花，脚步荡漾，吹着唢呐，敲着鼓，拉着二胡，乐声喧天，回荡在马路上。我实在研究不明白这样的唱法源于何派，石头却听得痴迷，像他那些人中走失的一员，用他特有的方式：把面前的空气当做一张鼓面，手掌起起落落地拍，与对面飘来的鼓点交错感应。这类唱诗班常献身于小镇里的各种红事与白事，我很难通过唱曲来判断准确的场合，因为每一次曲调都几近相同，而每一种乐器都有可能出现在两种不同的仪式上。以前，如果父亲和我路经正在办事的人家，要是喜事，他不发一言；要是白事，他会命令我闭上眼睛，捂上耳朵，这时我把手心拢住耳廓，其实那只是一种障眼法，我的耳朵早已打开大门迎接魅惑之音。旋律在氛围的渲染下幻化成一种象征和一段富余留白的故事。那些手摇小鼓的人围着棺材摆渡游移，步子踩点连线，从地面浮现出一朵朵永生花，从现世的这头嫁接到来生的那头，鼓点密集，花开茂盛。我坐在石头的旁边，无拘无束地观看唱诗班，逃离了我父亲的指令，也逃离了某种形式的指引。我竭力把脑袋变得空灵，让自己沉浸在唱曲本身，让思考变得简单，只有音符的起止，就像我身边的石头，喉咙里散发着简单的音节。当黄昏睡去，黑夜苏醒，石头还坐在榕树下，他的父亲跨过八磨巷的每一张招牌，手拿一袋粽叶糍粑，那是他们通常的晚餐。老刘脸上的皱纹像路灯透射下的橘黄色光线，恰如其分地落入我的左眼，被我鼻翼上的盲区隔绝在一个完整的平面。他邀请我共进晚餐。

“不，我要回去了。”

我请石头帮我做一件小乐器，像他们家门廊铁架底层的铝箫和锑笛子，别致又好玩，那是他亲手制作的，平时放在拴着铁扣的盒子里不对外销售，他答应了，并从盒子里掏出一根两巴掌长的锑笛送我，作为约定好的证明。我嘚瑟地带着它在学校里招摇，可不知那一次的显摆把我的嘴角划破了。出了血，我比了比，大约有我的大拇指一样长。我没有足够多的钱，没办法跑到医院将其秘密粉饰。我想到了老刘的方法，用草叶灰盖满伤口，那是他的土秘方。他平时常那么干，可这方子在我身上没有显灵，我的伤口化脓了。这处伤口迅速化成一条火舌，烧得我又辣又疼，与此同时，它也引燃了我父亲的怒火，他喷出的气息和他的话语一样粗重，他高高举起的手掌掀动空气，不过那一巴掌不知为何没落到我脸上，只是把空气凝结成一阵压迫胸口的黑云悬浮在家的上空，在这样的气场中我坐立难安，而我的心爱物件：自行车和锑笛子不知何时已默默遭殃了。

自那以后，我受到了父亲严厉的看护，放学后，我坐在父亲那哮喘阵阵、不知是二手还是三手的轿车后座，与八磨巷子背道而驰。但我知道，石头总有一天会来找我，因为我们已经约定过，他要在送我的小面鼓上缀上一圈茉莉花枝，而我的屋后正种着小镇里最大的茉莉花田。

那天，一个声音先于石头在我的家门口出现。那是至少三个啤酒瓶的爆裂。我扔下正在夹起一块馒头片的筷子，跑出门外。我开始相信老刘之前对我说过的伤心话，有人把石头当傻子欺负着玩。我看到那几个混账，二文、三角，还有一个我忘记了他的绰号，这三个货就住在这条街上，并且和我上了同一所学校。我朝他们大喝一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伤害石头，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又觉得自己天真了，伤害一个人的理由往往都是第三者为其合乎逻辑而编排出来的，就像后来目睹这场打斗开场的邻居说的那样，二文那帮人就是觉得石头是个没有还手能力的目标，完全激起了他们撒野的欲望。

“呜呼！傻蛋——”他们叫嚷着。

我耳膜发胀，全身火起。当我送出拳头的时候，我十分后悔扔下了那把比我拳头硬多了的不锈钢筷子，我需要它，好把抓碎石头白衬衫的横手戳烂个洞。还有，还有，那个狗娘养的呢，那个能咬下一条大腿的金毛为什么没在。我承认我不会打架，在以往的暴力中，不还手比反击更让我自在，当然，这是对于我的父母。我想象，会有个场景，和电视剧一样，有个人可以让这场暴力结束，但是没有，我们几个人一直在缠斗。石头两只长衣袖都已经断了截。他“嗯……嗯”地发着声，语调悲戚，像一条鱼在盖死的瓦缸里挣扎哀鸣。我想让他们安静一会儿来听听这样的音节，如果他们能静下心一会儿的话，听见那个比成型语言更富形状的语言，那今天这场暴力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但是，显然，他们完全没有兴趣。

“文字，抢那个——”

我听见有个粗厉的音节从石头身体流出，仿佛是一块小石头从大石头上面崩裂。我忽然不想动手了，一切看起来没有意义，那帮人身上有再多的挂彩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我只想石头是完整的。我挨近了石头，他眼角的泪滴就恰好坠入我的视觉裂缝，一滴滴，汇聚成一条小河，蜿蜒，向下。该死！我的眼睛好痛！这个世界要碎了。石头的脸上都是血滴，他背后的天空也飘着血滴，我的脸好热，世界要着火了！头好痛，我听见了父亲的咆哮，哪怕当我在医院清醒后父亲的咆哮还在耳边回荡。

没有人知道这场斗殴是怎么结束的。作为还在上学的孩子的父母，他们最一致的做法是不能声张这场群殴，最好守口如瓶，毕竟谁也不想让校长找上门来，然后记上一个大过，或者是冒着被学校开除的风险去和老师保证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至于老刘，显然他们不是一个战线上的；至于石头，我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是我没法儿知道，我不能在父母面前表现出任何我还能记起那次发生的事情的迹象，我只能说谎选择失忆。这样能让这个家庭少去很多暴躁以及他们质问我的机会。最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的是我的眼睛蒙上了纱布很有可能要变成一个瞎子。在这间四人病房里，每天都上演着刺激的开奖游戏。一个女人在揭开纱布时尖叫后晕眩，然后被护士们紧急转送到一楼的抢救室。在我这，过程比揭晓答案更具有思考力，我可以从他们中解脱出来，我想，那时候我和石头就是一路人了。可是，我的父母显然没法接受。当医生揭开我的一只眼睛的纱布，开奖失败！它们阻止了医生对我另一只眼睛的刮奖。

我回了家，没有摘下左眼的纱布。我像个真正的瞎子一样在只有八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感受着远不止于此的天地。我拍拍花瓶、簸箕、扫帚、镜子，凡是家中能发出声的物品我都乐此不疲地让它们发声，以便我能倾听声音之间的差异。有时，我还会不睡觉，只为了能够听见凌晨四点三十分的两只公鸡与母鸡的鸣叫。

在黑暗中，我能最快地感知不同生命的声音奥妙。一天下午，我听见有个跛子从家门口经过，我敢确认，那就是二文、三角中的一个。我打开门，就在那一刻，我摘下了左眼的纱布，世界以一半的模样闯入我的视野。我们都看到了彼此。他浮肿的右膝连着偏歪的屁股，显然，二文没有变得更好，我也一样，这就是暴力，没有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向我吹了声在我听来十分不高傲的口哨，然后走了。我真的想知道石头还好吗，我决定要去八磨巷子。不过在此之前，我要给石头重新做好一把击掌器。因为我无比记得，那帮浑蛋把他的击掌器踢碎了，而那面小面鼓，他保护得很好，直到我从病床醒来，它还躺在我的裤袋里。

我拆开一把很精致的透明手电筒，用它的筒体做了手柄。然后我又找来我在八磨巷子里弄来的剪刀，那里的所有剪刀都是那么锋利。我轻而易举地就把月饼盒裁剪出了一个手掌的图样。好了，剩下的工序我居然是如此娴熟，事实上我这还是第一次制作击掌器。我想老刘说的是对的，按自己的心意来，最好的图纸是头脑画的，它能给你所有灵感，什么都可以很快上手。就像某一个灵感，让老刘从糖球贩子变成了打匠工，让我父亲从养鸡户变成了推销员。在我出发的前一晚上，我又听邻居说起，现在城区改造，八磨巷子就是其中的工程，那里面的住户可以很幸运地得到一笔改造费，能发一次不小的财运。我听了很高兴，背包出门的时候，我又特意去旁边的小超市买了一盒小熊饼干，我知道石头很爱吃这一款饼干。

没有人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我来到老刘家的打匠铺，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女人正在擦着店里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那里原本堆放着打匠材料和一张长条凳，老刘以前就常坐在那上面。

“我，我想找一下老刘和石头。”我对女人说。

“没有什么老刘和石头。”她头都没扭地说。

“之前就在这里，老刘和石头。”

“我说了，没有什么老刘和石头。”女人突然转过身来，扔下抹布。

我觉得好热，女人的话和这个狭小的屋子都让我觉得闷热。我赶紧退出来坐到门口的那块大石头上。我开始环视这条八磨巷子，巷子右边在我的盲区，黑漆漆的，像一条陌生的隧道，不知道要通往哪里。而左边，“叮叮咚咚——”，也不是之前匠人们熟悉的敲击声，而是几个工人在拆着什么硬硬的东西。两辆大卡车停在一棵老槐树两边，点着引擎，左右轰鸣。而其他店的招牌，立得高高的，写着一些让人记不住的店名。这就是我对八磨巷子的最后印象，因为我已经没有兴趣再来一次了。那天最熟悉的东西莫过于我屁股下的大石头，又圆又沉，没有什么能搬动它。我坐在那儿把小熊饼干一块块塞进嘴巴里，直到剩余两块为止，我不知道石头为什么会喜欢吃这种让胃泛酸水的玩意儿。有些欣慰的是，我在大石头下发现了一把钢珠球和一片铝扇子。我把扇子掀起，然后把我给石头做的击掌器插到里面。

我想到这些故事都是一瞬间的回忆，就像一股水流，用手掌怎么也捂不住。就是在这个下午的两点钟，高三的最后一个暑假，一个外面正在刮台风的日子，我喝着冰橙汁，无意中用遥控器摁开了电视机。就是那个声音，从电视机两侧的黑喇叭传出，和八磨巷子的如出一辙，是一个做摇滚的少年，是他吗？我的左眼用力聚焦画面上的那个少年，是他吗？我越过茶几，橙汁被我弄洒了一半，我只是为了快步靠向画面，看清那个少年的样子！“砰——”一个炸雷，我左眼一黑，所有光亮以鬼影漂移的速度脱离。

停电了？不！电视机还有声音。

【作者简介】 

李莹，95后，视力障碍者。现为中国盲人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鲁迅文学院残疾人研修班学员，第四届全国残疾人文学研修班学员。在国内多个文学赛事中屡获佳绩。作品曾刊发于《红豆》《三月三》《当代广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