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象
一
那封信有些奇怪，用的是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字迹熟悉而又陌生。信封右下角邮政编码上方，是手写的“宜良001号信箱”。宜良是地处昆明东南的一个郊县，离主城区六七十公里，我在那儿有熟人，但交往不深，如果有事，彼此也只是打个电话，谁会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封信呢？而且还是从一个语焉不详的地址寄出。我好奇，把那封信放在手里观察：右上角邮票那儿盖有圆形邮戳，上半部分环形的那行字是“宜良县邮政局”，下半部分环形的几个字是“永安路”，中间那排数字是信件寄出来的时间。尽管邮戳盖在两张邮票接缝处显得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那排数字是“2015.07.08”。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封信抵达我手中，比正常时间晚了半年。
如果不是那封信，也许我这辈子和许东生不会再有往来。自从朱雯的哥哥进了监狱，我和许东生之间几乎断了联系。有那么几年，他从我生活里消失了，也可以换种说法，我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那封信塞进单元楼楼口信箱的时候，我还在成都。是朱雯把《围棋天地》和许东生的信从信箱里取出，放在我卧室电脑桌上。与朱雯结婚于我来说是梅开二度，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人，我们婚前谈好，每年我得抽几天时间单独陪陪我和前妻的女儿。二〇〇二年，我与她母亲解除婚约，心里一直觉得亏欠她。我与朱雯结婚时她进高中，后来考入川大，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如果不是有特殊的事抽不开身，我会在寒假期间去趟成都，陪她几天。暑假成都太热，虽然不是中国最热的城市，但对于常年生活在昆明的我来说，夏天的成都同样热得令人窒息。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从成都飞往昆明。我之所以对那个日子记忆深刻，是因为那天是我五十岁的生日，我从此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从成都飞昆明的航班那时比现在多，我乘坐的是晚上从双流机场飞昆明的CA2541航班。
女儿租住的玉府花园小区离双流机场很近，每次我从成都返回昆明坐的都是这个航班，时间充裕，可以吃了晚饭再去机场。中午寒流就已经抵达成都平原，到了晚上，气温已经很低，我穿了件毛衣，还套上外套，可从屋里出来我仍然打了个冷噤。女儿见状反身回到屋里，再出来时手里拿了条灰色的羊绒围巾，当她把围巾围在我脖子上，耐心地告诉我围巾的几种围法时，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伤感笼罩着我。三十年前，她母亲以同样的方式将一条围巾围在我脖子上，十九岁的姑娘，身上散发出玉米成熟时的清甜气息。我那时怎么也没想到，我与她的婚姻生活后来会一团糟。
飞机滑出机位，排队进入跑道，透过舷窗，我看到远方酡红色的天空。带有水汽的冷空气在城市灯光映照下，就是这种颜色。我预感到成都会在我离开的这天夜里降雪。成都海拔低，一年中下雪的次数少，偶尔有稀疏的雪花坠落，但地面温度高，雪花落到地面就融化，难以堆积起来。排队候飞时，雪终于零星飘落下来，想到要错过即将到来的这场大雪，我感到有些遗憾。很快，机身下传来发动机巨大的轰鸣，飞机一个激灵，在潮湿的跑道上突然加速，狂奔一段后它腾空而起，身体在摇晃中逐渐变得轻盈。飞机上升过程中，我注意到舷窗外一闪而过的雪花像急速坠落的遥远星辰。如果不是要赶回昆明，我真想留下来。我喜欢纷飞的大雪，一如北方沙漠地带的人们喜欢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
飞机钻进云雾，无形的气流横冲直撞，机身剧烈震动，连续下坠带来的失重感，让胆小的乘客发出尖叫，机载广播响起，里面传来悦耳的女声，说飞机上升过程中碰到了气流，让乘客系好安全带。我的心脏在飞机急速下坠过程中，好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全身的血液瞬间汇聚到头顶，难受极了。我低下头，把脸埋在胸前的围巾里，试图捕捉女儿留在围巾上的气息。如果真的发生空难，我希望能够在一种我熟悉的气味中告别这个世界。好在几分钟的动荡、摇摆和跌落之后，飞机穿过了如野马一样奔腾的气流，从泥土一样厚重的云层中钻出。舷窗外的云雾散去，我看到满天的星辰，深蓝色的天宇里没有任何遮拦，它广阔无垠、通透、辽远而又神秘。
就在我乘坐的飞机往南飞行时，从北方过来的寒流已越过四川盆地，翻上了高耸的乌蒙山。舷窗外面，机身下是铺陈到远天的云海，晃眼看去，就像是夜晚宁静的雪原，古老、荒寂。雪原下的乌蒙山，是许东生的出生地。大学毕业前，同学临别留言，有人在他的笔记本扉页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
许多年
朋友们都已走散
孤零零的雨
落在了寂寞的广场。
在扉页上留言的是当年的校园诗人何松，他曾经来我们宿舍找过许东生，也下围棋，我曾与他手谈过。“许多年，写了一封封没贴足邮票的信，蛛网织满了邮箱，也没人在远方读到。”就在飞机穿过许东生故乡上空时，朱雯将信箱里的杂志和信件拿了回来，其中就有许东生寄给我的那封信。
一个钟头之后，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昆明长水机场，头顶的星空已经暗淡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酡红色的云团。莫非昆明今天夜里也要下雪？从飞机下来到摆渡车短短的几十米，北风强劲地刮着，再晚一会儿，飞机也许会因长水机场附近风速过快而改变降落的地点。风中，我脸上感受到针刺般的冰冷，是雪粒，稀少，像城市郊外偶尔闪现的萤火。
出租车驶往呈贡新区时已近午夜，路上汽车稀少，车窗外是零星的建筑、黑暗的山头和远处静寂的村庄。呈贡原来是离昆明二三十公里的一个郊县，随着城区扩大，如今已成昆明的新城区。我赶到所住的博晖雅苑时，刚好是夜里十二点。
朱雯和孩子已入睡，我打开房门，轻手轻脚进到屋内。行李箱放在门口，等明天再收拾。我小心翼翼洗了把脸，来到书房，那也是我的卧室。最近两年，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的鼾声已经严重影响到朱雯的睡眠。我小心地把卧室的门关了，尽量不弄出声响。每次外出，无论时间长短，重新坐在书桌前，我都会产生错觉，好像我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间屋子。靠墙的电脑桌上，我看到新一期的《围棋天地》下面露出牛皮纸信封的一角，我将它从杂志下面抽了出来。
撕开信封，里面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许东生在信里告诉我他进监狱的原因。他不认罪，服刑之后一直在申诉。之前，我隐约听说他出事了，也问过几个我们彼此熟悉的朋友，但大家都不知道许东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宜良001号信箱是他服刑的监狱地址。在信的结尾，他要我有空了给他寄几本书，他列了书名：《基督山伯爵》《日瓦戈医生》和《人生十八局》。
二
我与许东生相识于一九八三年。那年九月，陆续有人住进D大紧靠文化巷的305号宿舍。红色的砖楼、瓦顶、水泥浇筑的楼道、宿舍里长条木板铺就的地面、青春勃发的身体……一切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新奇。晚秋，昆明的雨水变得稀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起来。我们宿舍面西的砖墙经阳光的朗照，入夜时手摸上去，还能感觉得到与人体皮肤相近的温度。宿舍里褐红色地面反射着光泽，我们住进宿舍前的那个假期，学校重新将地板漆过。
屋子里放着四张用角钢焊接而成的高低床，绿色，床上铺有五层板和稻草垫，接下来的四年里，无数的梦境会在那些床铺上重叠。宿舍里的同学，有来自云南红河的黄治孤、来自云南大理的秦逍遥、来自广西的豺狗、来自四川的麻秆……入学后，宿舍门左边的下床始终空着，我们便把那床当作堆杂物的地方。一天晚上，班主任带着许东生进来，他来自滇东北，背着行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脑后扎了一个小辫，感觉有些叛逆。
青春的生命迅速水乳交融。彼此熟悉后，才知道许东生推迟半个月来学校报到，皆因英雄救美而又力有不逮，被人按在水里呛出了肺炎。大学录取通知书统一寄到就读的学校，正是气候炎热的八月，位于学校一旁的游泳池有县城混混欺负同班女生，许东生出面制止，因实力悬殊而被几个混混摁在水里，年轻的肺灌进不少带有消毒液的池水，差点没有抢救过来。
是许东生提议为宿舍里每个人起一个诨名。的确，与诨名相比，我们的名字矜持而又平庸。父母想象力贫乏，让我们的名字寡淡无味。许东生说生可忍，但熟了就不可以忍。黄治孤喜欢下围棋，尤善治孤，与他父母所取的黄吉全有云泥之别。秦逍遥更不用说了，他叫秦家富，我们怀疑他是蔺且转世而来的。据他所说，他五岁便能够背诵庄子名篇《逍遥游》，有明确记载的庄子弟子只有蔺且，但为他起名秦逍遥还是秦蔺且，宿舍里的同学发生过激烈争论，结果还是支持叫秦逍遥的人多，叫起来顺口。至于来自广西的豺狗，坚决反对这个诨名，他是个金庸迷，入学前就读过金庸的所有小说。进大学后，每天还抱着金庸的小说看，温故知新。他也姓黄，自称黄药师，但大家都觉得还是“豺狗”这个诨名更适合他。此黄的额头宽，下巴却出奇的窄，两只招风耳长得远超眉线，的确与豺狗的脸神似。最初，我们叫他豺狗，他会翻一下白眼，不答应。但诨名嘛，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来自四川的麻秆，瘦而高，长得像衣架，他反对这个诨名的态度比豺狗还坚决。一米八的人，只有五十公斤重，他的梦想就是长胖一些。许东生对麻秆说：“你都瘦成了一条反动标语，给祖国丢了脸，不叫麻秆叫什么？有本事你长到六十公斤，我们另给你起个光明正大的诨名！”给许东生起诨名时，我们碰到了困难，总是很难找到一个与他特别匹配的诨名，什么马尾巴、长毛、独角兽……起了若干个诨名，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后来秦逍遥说，许东生其实很像头猛犸象。猛犸象的毛很长，许东生的毛同样长。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许东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他之前他父母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好不容易生下他这么一个男孩。梳个小辫是当地的风俗，目的是让他混迹于几个姐姐当中，好养。为了把那个小辫掩盖起来，他像当时的港台影星那样，留了几近肩头的长发。时隔多年，当我在昭通城的九龙山下看到那具出土的猛犸象骨骼时，我发现生命中其实有着神秘的巧合。至于我的诨名，暂时不告诉你们。
我们读的是中文系。大学四年，许东生与我在一个组。更准确地说，他是我的同桌。进校那年，“银河”计算机每秒运算都已经一亿次了，可讲台上老师端在手里的讲义还是十多年前写的，陈旧而枯燥，讲义纸张都已发黄。五十分钟的课对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都是个煎熬。留校教古代文学的一位女老师，敢于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叫作刘腮！我们都只敢交头接耳议论，只有许东生骂了一句脏话后，怒气冲冲地离开教室。
从那时起我们宿舍的人就开始疯狂逃课。大学第一个学期，我们宿舍好几个人挂了科。接下来的那个春节，我们都没有过好。新学年伊始，许东生说，挂科这种事情，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他建议我们像医生值夜班那样轮流去上课，去的目的，是要摸清期末考试的重点。有的大学老师心眼小，逃课人一多，他自尊心受到伤害，便会把当天的上课内容作为考试重点，面对坚守在教室里的那些昏昏欲睡的学生，老师会对考试内容进行一些暗示。期末考试前，我们宿舍的同学会集中在一起，汇总听课时的信息，拟出一份复习提纲，揣测可能的考题。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大数据的雏形，总之，接下来几年，我们宿舍再也没人挂科。
三
自由就那么唾手可得。从难熬的考试里解放出来，我们闲极无聊，总得找点事来做，好在那时，学校里各种协会办得风生水起，什么武术协会、书法协会、演讲协会、合唱团、美术协会……当然还有文学社。他们都以发展会员为己任，我们刚进校就有各协会的人来宿舍游说。黄治孤问有没有围棋协会，有的话他就参加！结果是没有。麻秆参加了美术协会，他买了画板和水彩，酷爱画古代的仕女像，整天生活在“聊斋”里。至于许东生，理所当然进了学校的花潮文学社，那是因为校长李广田多年前曾写下过散文名篇《花潮》。只有秦逍遥对所有社团的诱惑都无动于衷，他一门心思准备考研，我估计如果成立庄子研究会，他会参加。
除了轮值日去上课，秦逍遥整天泡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这厮真有可能是蔺且转世。某天晚上，他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激动地宣布相对论的创始人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庄子！大家以为他走火入魔，可他把观点说出来，我们也都觉得有几分道理。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秦逍遥说，“你们想想，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鱼、这么大的鸟？这不是相对论是什么？”
秦逍遥的观点，黄治孤不同意。他说：“要说相对论的创始人，还轮不到庄子，尧才是。”我们刚进校，黄治孤就弄了块围棋盘放在宿舍，常见他坐在桌子旁，对着一本围棋书，往棋盘上放一颗黑子，又放一颗白子。豺狗之前只见过象棋，没见过围棋，他说黄治孤这是在练“左右互搏”。他把黄治孤看成金庸小说里的周伯通。黄治孤白了豺狗一眼说：“这叫打谱。”因为黄治孤，除了豺狗和秦逍遥之外，我们宿舍的其他人一度迷上围棋。黄治孤说：“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以闲其情。’”秦逍遥说：“尧造围棋就造围棋，与相对论有什么关系？”黄治孤冷笑着说道：“你如果也下围棋，就知道围棋其实是门哲学，你只知道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来自西方的斯多亚学派，哪知道上古时期的尧已经用围棋表达了众生平等的观念！”
我们只知道黄治孤整天琢磨围棋，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哪知他竟然知道什么斯多亚学派，着实让人刮目相看。黄治孤说：“围棋的每枚棋子，大小一样，这意味着生命绝对平等，没有谁服从谁，谁统领谁，谁保卫谁的等级差别！”
“围棋的平等意识，可与相对论扯不上任何关系！”秦逍遥不服气。
“你如果会下围棋，就不会说出如此无知的话来！”黄治孤抓了一把棋子放在棋盘上说道，“围棋的对弈，本质上是对弈的双方，借助棋子进行的一场关于哲学与生命的对话！”黄治孤突然间让我们觉得很高深，他说：“围棋的生与死、强与弱、缓与急、高与低、大与小、长与短、虚与实、利与弊、先与后、动与静、取与舍、得与失……这些对立而又统一的问题里，就包含相对论！”
秦逍遥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
黄治孤摆弄着棋盘上的棋子，对许东生说：“猛犸象，围棋里所包含的相对论原理，你来告诉他！”
许东生那段时间在围棋上下了点苦功，棋力仅在黄治孤之下，他告诉秦逍遥：“围棋以占地多少确定胜负，每颗子下到棋盘上，都要考虑它的大小，有的时候，看似小的棋，因为关系到死活与急所，所以实则大；而一些看似大的棋，因为脱离了急所，实则小。围棋上大与小、得与失、利与弊、取与舍等等，都是相对的。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抽象，如果你学会下围棋，一个月后，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参加文学社的许东生，左手下围棋，右手写诗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昆明的每一所大学、每一所中专，甚至每所中学都成立了文学社，我们学校图书馆大门旁的橱窗里，常常有诗歌活动的海报张贴出来，搅动一池春水。彼时，在遥远甘肃创办的《飞天》杂志开设的《大学生诗苑》栏目，那是无数爱诗者心中的圣殿，只要在上面发表几首诗，立即名满中国校园。
大三时，许东生所在的文学社办了一份社刊，取名为《地平线》，他当了主编。铅字印刷的小报，刊登社员的习作，在昆明高校的学生中传阅。那时，中国诗坛“城头变幻大王旗”，数以百计的诗派，仿佛一夜之间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下冒了出来：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日常主义、撒娇派……连云南东北部一座僻远的县城，也有人成立了滚石主义诗派。至于为何叫滚石主义诗派，其诗学主张是什么，创始人也说不清楚子丑寅卯，先把一个响亮的名字占上最重要。我记得，滚石主义诗派的创始人曾慕名前来宿舍寻找许东生，可许东生自从参加文学社，走位极为飘忽，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滚石主义诗派创始人在宿舍等了一会儿，见许东生迟迟不归，向我要了一张信笺，一撕两半，随即在其中一张上写了起来，并把那张便条蘸了口水，沾在许东生床头的墙上。此人离开宿舍后，我凑近看他留的便条，见上面写道：“老许，来访，未遇，甚憾！附诗一首，看能不能在你主编的《地平线》上发表。”
甘蔗
啊，甘蔗
你一节比一节甜
诗很短，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是不是流行短诗。反正北岛写的世界上最短的诗我们都耳熟能详。《生活》：网。顾城的《一代人》也很短，全诗就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黄治孤从食堂打饭回来，听说来了位找许东生的诗人，还留下了两句诗，好奇地凑过去看，突然一口饭喷了出来。“妈的，”他骂道，“这是什么狗屁诗！”
不知道黄治孤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应。他来自云南红河，家中种有甘蔗，可以说是吃着甘蔗的甜美乳汁长大的。黄治孤说：“甘蔗一节比一节甜，那要是倒过来吃呢？岂不是一节比一节不甜？”秦逍遥则在一旁调侃：“相对论，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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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责编朱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