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2月26日下午，由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打造、坦博尔集团有限公司独家战略支持的“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二期巅峰对谈正式举行。本期以“当‘古道’遇见‘热肠’——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为主题，汇聚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戴锦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作家兼导演徐浩峰三位横跨文学批评、小说创作与电影实践的顶流大家。第二期活动开幕环节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主任刘小磊副教授主持。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周志军、副校长俞剑红、潘若简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活动。

周志军在致辞中指出，本次北电大讲堂活动不仅是学术探讨，也是学校“光影绘中国”大思政课体系向思想前沿的学术延伸，是“大宣传、大思政、大文化”理念的关键实践。她强调，在文明互鉴与技术裂变的时代，中国的叙事艺术必须完成一场深刻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需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古道’，汲取那份绵延千年的秩序、礼义与智慧遗产；另一方面，更需拥抱时代的‘热肠’，感应现实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将个体的热血、情义与当代人的精神境遇熔铸其中。”她期待，通过这样的对话，能激发青年学子以光影铭刻时代、以叙事承接文脉的担当。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包宏烈随后致辞，她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文学与电影的共生关系：“文学是我们精神的故乡，是深植于文明土壤中盘根错节的古老根系；电影则是这根系上生长出的、迎着时代阳光摇曳的参天大树。”她回顾了从《茶馆》《骆驼祥子》到《繁花》《三体》等文学与影视成功互动的案例，指出中国作协社联部正致力于成为文学与影视间的“摆渡人”与“园丁”，保护创意版权，搭建对话温室，让两种艺术形式自然缠绕，共生共长，催生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的主持下，一场持续三个多小时、思想交锋热烈而深入的对谈徐徐展开。对谈聚焦全球语境与数字革命背景下中国叙事面临的核心挑战与未来方向，展开了兼具深度与锐度的探讨。

杨蕊以精炼的比喻切入核心议题。她将“古道”喻为叙事的理性支柱——代表着规则、秩序与历史积淀的生存智慧；将“热肠”比作叙事的感性血脉——承载着热血、情义与突破框架的生命激情。她指出，“古道热肠”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向，当前我们正处于秩序重塑时代，情感表达也面临多重流变。本次对谈正是旨在通过思想碰撞，探索中国叙事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确立自身的时代坐标。

徐浩峰：“祛魅”的江湖与“假因果”的真实

徐浩峰首先分享了他的创作理念。他指出，中国文艺传统一向把人格境界与天地之美相联系，这是一种深厚的“道”。徐浩峰以自身作品为例，解释了他的独特创作路径。在《师父》《箭士柳白猿》等电影中，他有意避开了传统武侠片常见的浪漫化处理，转而将“武行”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业来刻画。他强调自己拍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片，而是通过武行这个特定行业，来展现更广泛的社会规则与人际关系。

针对观众对其影片结局往往略显苍凉的感受，徐浩峰作出了回应。他表示这种处理并非为了营造悲观氛围，而是希望通过这种留白，让观众更深刻地思考人物坚守“道”所付出的代价。他进一步阐释，高明的叙事往往建立在“假因果”之上——即人物按照自己理解的逻辑行事，而世界却按照另一套真实逻辑运行，这种错位恰恰创造了故事的真实感与张力。徐浩峰最后以《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为例，说明伟大的文学艺术往往不交代全部背景动机，正是这种留白让作品更贴近生活的复杂本质。

李修文：退守中的“情义”与中国诗史精神

李修文的创作聚焦于秩序废墟中迸发的“热肠”。其《山河袈裟》《猛虎下山》等散文、小说作品，洋溢着“肉身在场”的强烈情感。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被时代浪潮裹挟的个体，在生活濒临崩塌的流浪、放逐境遇中，展现出惊人的情义与尊严。李修文表示，这种情义并非英雄主义的进击，而是退守中的精神结晶。

谈及《猛虎下山》的创作，李修文称这并非单纯怀旧或批判，而是对“发展主义”线性史观的思考。故事中展示出来的人与物，如同历史的“幽灵”，促使人们审视主流叙事背后被遮蔽的代价。李修文强调，其写作深受中国古典话本、元杂剧（尤其水浒戏）影响，作品中多是小人物在被动承受、阴差阳错中走完命运轨迹，少见西方式个人英雄主义觉醒。这种叙事逻辑更贴合中国民间对命运的认知——往往在退无可退的绝境或偶然的瞬间，达成东方式的顿悟与和解。杜甫诗歌中与万物共感的传统及沉入日常的“诗史”精神，是其重要的精神源头。

戴锦华：文明临界点的艺术、AI时代的批判性坚守

戴锦华首先剖析了“古道热肠”的二元预设，提出这一概念本质上应是一种一体化的理想生命状态，并围绕传统资源的当代价值展开论述。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戴锦华作出了犀利解读。她指出，目前AI最易替代的是依赖桥段组合的类型化、套路化写作，这也是好莱坞编剧工会发起罢工的深层原因。她强调，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独特生命体验、身体感受的原创表达，以及不可或缺的批判性思维，这既是当前AI难以突破的瓶颈，也是人文学科与严肃艺术的立足之本。戴锦华提出，在人类或将进入与硅基智慧生命共存的新文明阶段，碳基生命独有的身体体验与脆弱性，将成为人类确认自身存在、开展艺术思考的终极依据。

在谈及具体作品与创作者时，戴锦华表示，徐浩峰并非简单延续武侠类型创作，而是以“武行”为切入点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其冷峻的笔法背后，暗含对权力结构与人性矛盾的深刻剖析。对于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她认为作品通过“从人到兽”的退化寓言，彰显出强烈的社会人文关怀。

关于电影行业的未来，戴锦华指出，电影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短视频，而是大众文化时代终结后，社会呈现的“部落化”“圈层化”趋势，电影艺术需重新审视自身的公共属性。她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界“扔掉戏剧拐棍”“与文学离婚”的激进主张，对比当下重提文学与电影联手的语境变化，展现出历史发展的曲折轨迹。戴锦华对全体创作者提出勉励。她表示，艺术之路没有捷径，是由无数探索者铺就的，若以艺术为己任，创作者应追求源于真诚思考、独立创造且勇于直面时代的“心安”，最终实现生命的完满。

共识、交锋与未来召唤

尽管三位大家风格迥异，但整场对谈却呈现出内在共识：真正的创作，无论外表冷热，内核都必须根植于真诚的生命体验、清醒的文化自觉与敏锐的时代诊断，中国叙事的当代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之上。

徐浩峰提供的是形式转化的路径——将传统叙事中的伦理结构、仪式框架进行当代转译；李修文实践的是精神接续的道路——让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与民间叙事的志怪智慧在当代作品中重生；戴锦华倡导的则是批判性创造的立场——以现代意识重新激活传统，使其经过省视真正成为应对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

对谈中，戴锦华特别提醒：“我们正在经历文明的转型期，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整体性思维、辩证智慧、意境美学，都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叙事可能性。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传统的深刻理解者，然后才能成为它的创造性转化者。”

在人工智能能够复制出高度逼真内容、短视频持续切割大众注意力的当下，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恰恰体现在其对复杂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的勇敢拥抱。这并非一次怀旧式的文化寻根，而是一场面向未来的精神淬炼。本次对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交流，成为一次对中国叙事传统进行深度梳理与当代思考的宝贵契机。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下，如何让中国叙事传统在当代创作中焕发新生？如何用传统智慧讲述当代故事？又如何在与世界的对话中确立中国叙事的主体性？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在三个小时的思想激荡中碰撞出了丰富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