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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表达——上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活动现场

城市承载着万千烟火与发展期许，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活动的中心，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从“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维度擘画了城市发展的新蓝图。此次会议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发展理念正在从追求规模、速度和外在形象的“外延式扩张”，转向关注质量、效益和内在品质的“内涵式发展”，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方向、明晰了路径。因此，“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文学”成为时代赋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命题。

12月17日，由文艺报社、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深圳画院）承办的“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表达——上海·深圳城际文学对话”在深圳福田区图书馆举行。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舒，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深圳市作协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秦锦屏，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蔡东，深圳市评协副主席汪洋6位专家学者参与对话，深入探讨城市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城市书写的空间与时间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流向城市，今天的城市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无数人安身立命的“此地”与“此刻”。空间与时间的维度是作家书写城市、评论家评析城市文学、理论家建构相关概念的切入点。此次文学对话的第一个话题围绕“城市书写的空间与时间”展开。

薛舒分享了自己童年时期的文学启蒙。她从家乡上海川沙江镇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代表中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事迹，和以其为原型创作的由谢晋执导的电影《春苗》中真切体悟到文学虚构与现实真实的深层关联。“一部极具时代性、极具城市地方特色的好作品，哪怕是虚构的，仍然能让读者或观众从中感受到真实。”她提到，城市并不只有高楼大厦。“当我们在说城市的时候，除了高楼大厦之外，城市的时间切片和空间纵深，也是写作者有责任书写与思考的深层内涵。”李伟长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可，他谈到，一座好的城市应该要给居住其中的人提供安慰、安抚和归属感。“我属于这里，在这里我是安全的、自由的——如果能给人带来这种‘情绪价值’，那就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在他看来，深圳作家林棹的《潮汐图》很契合他想象中的城市文学。这部作品饱含海风气息与疍民生活图景，尽显南方城市特质。李伟长援引了《千里江山图》作者孙甘露的说法，“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认为多数城市仍处于被书写的过程中，而这正是城市文学的魅力所在。蔡东认为，城市文学的时空感知至关重要，深沪两城虽特质各异，但在城市文学谱系中都很有特色。中国的许多超大城市面临着外在景观城市化充分、内在人口城市化不足的共性问题，这使得城市人群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定生活状态，如空间感上的封闭性、时间感上的临时性、漂泊感与不确定性等，这些感受也体现在精神层面。文学可以尝试呈现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状态、捕捉这些生命经验，并作出高度凝练的、充分艺术化的表达。“现在的写作者如果能够写出城市的一个侧面、一种状态，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她谈到，好的城市文学的书写与研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远不会过时，她也期待未来的城市文学中能出现有穿透力和标志性的代表作品。

城市的空间丰富而驳杂，难以窥见全貌，也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演而出现新的变化。对一座城市产生体验式的认知需要细心、耐心和共情能力。在项静看来，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视角建构关于城市的整体文学印象。比如，“在地者”对于上海的印象，恰如《繁花》作者金宇澄所说的那样，上海是深不可测的一座原始森林，人们站在迷雾中，哪怕一生都在上海度过，也只能在有限范围里看清一点附近的轮廓。而“旅行者”的视角，往往能跳出局限，看到一座城市的整体格局，以更广阔的视野认知城市，甚至延伸至全世界。秦锦屏谈到，时间与空间指向的是城市文学表达的深度与温度。谈及深圳的城市精神，她表示，城市不仅是地理存在，更是重要的精神载体，容纳了丰富的个人情感和文化特质。作家需要一双妙手和一对发现生活的慧眼，才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出值得书写和呈现的细节。“无论时间如何延长、空间如何拓展，人们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向往永远不会衰亡。”汪洋从初次来到深圳的感受谈起，分享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具身经验。他认为，现代城市是景观鲜明、分工精密、充满生活丰富性的舞台。城市的时间与空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谈到了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其中《城市》一集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以及工业化如何重塑城市面貌和社会结构。他认为，深圳和上海本质上都是现代立体城市，逐渐碎片化的时间感和向上拓展的立体空间，已让社会学意义上的“附近”概念逐渐消解。当下，如何在生产型、功能型的城市中重构时空，重新确立我们与“附近”的连接，是作家需要回答的难题。

城市文学的求同与存异

伴随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人们的生活状态日益趋同。未来的城市文学创作，是否也会随之走向同质化，将成为待解的问题。此次文学对话的第二个话题围绕“城市文学未来的发展是求同还是存异”展开。

薛舒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谈到了上海城市内部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表达。回忆起幼时的观影经历，她从《追捕》《孤星血泪》等译制片里的爱情桥段中，引申出城市文学里书写情感关系的重要性。“当我们被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故事吸引时，总是能让那种‘悬在半空中’的心理感受逐渐淡去。当下的文学作品太吝啬讲‘爱’了，总是讲‘不爱’。‘爱’的传统应该在城市文学中恢复。”她认为，“爱”的情感联结或能消解城市居民的漂泊感与不确定感，构筑稳定的精神内核。“未来的城市文学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让人的情感被再次唤醒。一座城市越年轻，情感表达越强，城市文学就会越有魅力。”李伟长谈到，城市文学的魅力源于人的活力。他以深圳作家钟二毛的经历为例，提出未来城市文学的核心应该是书写具体的人。人们更在意的是如何与生活、城市、社会、时代建立更加紧密的、更有归属感的、更加确定的联系，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此外，他还特别谈到，城市文学不必与乡土文学对立起来，理论评论不应拘泥于对文学作品进行划分与归类，两者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殊途同归，城乡文学共同体内部的精神共性更值得关注。项静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认为许多经典文学作品虽然没有聚焦于某座城市，但读者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城市打在一个人精神上的烙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任何城市文学都是“存异”的。19世纪50至70年代，世界城市文学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勃兴，同一时间段内，上海开埠后成为具有文学性的现代都市。可以说，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繁荣与世界同频，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精神”，它能跨越阶层、地域和空间对人的限制，为今天的城市文学赋予丰富主题。因此，未来的城市文学需要以“做加法”的方式吸纳多元书写，呈现不同城市的独特之处。同时，城市文学也有“求同”的精神内核，应积极回应人类共通的生存命题。“文学也是哲学。我们如何回应生存法则，怎样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都是城市文学要回答的问题。”

蔡东谈到，城市文学的创作不会趋同，每位作家面对城市都有独特的书写方式。上海的城市书写因积淀深厚而颇具神韵，不仅能体现出上海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点，也展现了作家个体对城市的想象和创造。她从深圳作家吴君近年来的创作中观察到，深圳的城市书写相较其他城市来说，显得非常鲜活，更具生活质感。这些关于当下生活的书写，都在重新结构和定义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汪洋谈到，当下的城市文学与艺术正在重新记录和建构我们的公共生活，很多年轻人在情感教育上的缺失恰恰需要文学和艺术来弥补。他以长篇小说《同乐街》、电影《苏州河》等反映深沪两地生活的文艺作品为例进行分析，期待深圳能产出更多彰显城市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腔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表达。”秦锦屏认为，未来的城市文学创作应该是求大同、存小异。不同的创作者以独特方式书写城市，讲述故事里的中国和中国的故事，最终都会指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在生长，文学在回响。当海派文化的温润底蕴与岭南文化的青春鲜活在对话中交融，6位嘉宾围绕“时空书写”与“求同存异”的思辨，是回应“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时代命题的生动探索，不仅为新时代城市文学创作提供了多元路径，也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了持久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