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威廉，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魂器》《你的目光》《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文论随笔集《小说家的声音》《无法游牧的悲伤》等。另有意大利文版小说《行星与记忆》《第二人》以及韩文版小说集《书鱼》在海外出版。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意大利弗朗切斯科·贾姆皮特里国际文学奖等数十个文学奖项。

    钓鱼城悟道   

文 | 王威廉

1

受邀到重庆南开中学讲座，我的讲座题目很大，叫《人文写作与生命教育：人工智能时代青少年的精神基石》，我希望年轻的心灵能够尽早承担起生命自我教育的责任。当我走进这百年老校，看到老师在春风拂面的校园给学生上课，羡慕极了，心想，这其实就是我讲座的核心思想：在今天，体验也许比知识更重要。

我的讲座结束后，好些同学还围着我交流，问我的都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聊到哲学，连胡塞尔的现象学都知道。我都恍惚了，我到底是来了中学还是大学？真希望校园中这样的氛围越来越多。

当晚，跟重庆的文友相聚，散文家吴佳骏兄订了一家火锅店，到了才发现是在一个防空洞里，应该是抗战时挖掘的，现在重新利用，堪称奇妙。看过电影《火锅英雄》的朋友，对这个场景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前来相聚的还有翻译家董继平和科幻作家段子期。董老师数十年来持之以恒的工作，尤其是在世界诗歌和生态文学方面的翻译，可以说，影响了无数走上文学道路的诗人和作家。段子期是年轻的科幻小说家，现在一边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一边在当地的院校教创意写作，不急不躁、沉稳踏实。

围着红艳艳的火锅，聊了些文学上的事情，然后，他们问我，明天去哪儿？我素来不喜严格规划行程，遂问他们的意见。他们给我出了不少主意，比如鹅岭公园、洪崖洞、大礼堂，甚至有闻所未闻的红卫兵墓园。与我同来的同事黄滨阳老师，因为招生缘故，多次来重庆，他推荐了钓鱼城。

我一时难以决断，便先顾好眼下的喝酒聊天。

就这么聊着天，时间已晚，有聚必有散，我们走出防空洞，仿佛战争结束，士兵被遣散。

他们送我上车的路上，还在商讨我明天该去哪里，这真是令人感激。当地朋友没有强烈建议我去钓鱼城，是因为钓鱼城距离市区还比较远，他们想让我轻松一点，不想让我太累。我自然明白他们的好意。

第二天，我独自在早餐店吃了两碗重庆小面后，整个人完全安静下来了，心中一种强烈的感受涌出。内心深处盘踞的无名忧愁，居然呼应着的是钓鱼城的围城之痛。

我顾不上辨析此间的关联，只是再无丝毫犹豫，走出餐馆，叫了辆车就出发了。

2

从市区出发，驱车大约七十分钟，我抵达了钓鱼城。那日天色微阴，山风轻拂，即便游客不少，但整个景区依然显得格外清幽。面对山脚的观光车，我犹豫片刻，还是决定步行上山。或许只有亲自一步步丈量，才能在脚步与呼吸之间，感知这座千年古城的份量。当然，若真体力不支，下山时再搭车也未尝不可。

山路沿着山势蜿蜒盘旋，我走得很慢，每一转、每一折都像是在与这段历史对话。石阶陡峭，野草丛生，我仿佛能听见某种沉默的呼吸，来自地层深处，也来自那些沉睡的故事。终于，抵达了钓鱼山脚，那一刻，我抬头望去，山不再只是山，它已经与“城”融为一体，成为曾经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关于钓鱼山的名字，当地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曾有神人在山上一块巨大的平整岩石上垂钓嘉陵江中的鱼，以济黎民于饥馑。山因此得名“钓鱼山”，而这座依山筑起的城，便名“钓鱼城”。故事未必真实，但这样的传说，本身就是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投射。在艰难处境中，中国人总渴望有一个智者的出现，很多时候，那正是一个超越现实、手持鱼竿的身影。这就是《临江仙》中的鲜明对比，“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与“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缺一不可，英雄与渔樵不仅仅是精英与民众的关系，英雄更是在渔樵的谈笑中被创造出来的。

登高而望，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峭壁临江，地势天险。站在这样的地理节点上，我突然明白，所谓“易守难攻”，不仅仅是地形的恩赐，更是一种战略选择的结果。在冷兵器时代，山水本就是城墙，是盾牌，也是利刃。尤其是在蒙古铁骑呼啸南下的岁月里，开阔平原意味着溃败，而这种山城，则可能成为最后的希望。

历史的帷幕在此拉开。

1242年，南宋将领余玠上任四川重庆主官，彼时的四川已经风雨飘摇，蒙古大军长驱直入，成都门户洞开。在此危局中，余玠做出了一个大胆且富有远见的决策：弃平原，守山城，将四川首府迁至重庆。很多年后，民国政府也在战火中西迁重庆，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命运的回响。重庆，这片山与水交织之地，总能在民族危难时敞开她的怀抱。

余玠不仅迁府，还着手在重庆周边构建山城防御体系，钓鱼城便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他修水军、建要塞，配合山地地形，营造出层层防线。这样的布局，后来被证明是一场卓越的战略准备。

1254年，王坚被任命为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专责钓鱼城防务。他继续完善城防体系，加固城墙，修建水军码头，使钓鱼城进一步成为铜墙铁壁一般的堡垒。

五年后，1259年秋，一团巨大的尘土漩涡涌向这座孤城——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十万大军，兵临钓鱼城下。

旌旗漫天，战鼓如雷，江水滚滚，一位意欲吞并南宋的帝国之主，竟将最大的赌注压在一座小城上。

蒙哥的计划很清晰：钓鱼城若破，便可控制长江水路，东西合击南宋。蒙哥对自己很自信，他派出的铁骑横扫西亚，征服波斯、攻陷巴格达，无人能挡，他怎会把一个弹丸之地放在眼里？他派降将劝降，王坚斩之；他调集兵器强攻，王坚死守；他设高台监视，王坚以投石回应。

然后，就有了那不可思议的一击。

那一击，犹如神秘的天意。

一块巨石划过山风，划过历史的可能性，准确击中高台上的蒙哥大汗。蒙哥重伤不治，死于军中，凶猛的攻势也戛然而止。这是蝴蝶效应的经典图景：一块石头落下，一只蝴蝶飞起，竟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巨大震荡。

蒙哥的死，不只是他自己的陨落，而是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重大事件。他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南下的脚步就此停止，南宋得以暂时保全，为日后的文化延续赢得了些许喘息时间。与此同时，他的弟弟旭烈兀正在西征，攻占了巴格达，摧毁了阿拔斯王朝，重创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但随着蒙哥去世，旭烈兀也被迫中止扩张，撤军固守成果。蒙古帝国内部则陷入继承权之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开战，帝国由统一逐渐分裂为四大汗国，开始各自为政。这场内乱也使蒙古对欧洲的西征出现中断，欧洲因此避免了进一步的入侵。可以说，蒙哥之死打断了蒙古帝国统一欧亚的进程，改变了中原、西亚乃至欧洲的历史走向。

回望历史的分岔口，谁又能想到，这一切箪始于中国西南这个小山巅的一场攻防战？

彼时欧洲那些在教堂中祈祷的修士不会知道，真正令蒙古军撤退的，并非他们的上帝，而是钓鱼城中的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击碎的不只是高台，更可能是中世纪欧洲即将崩塌的政权基座。若无钓鱼城一役，蒙古继续西进，今日世界是否还是这般模样？科学革命是否会延迟数百年？文艺复兴是否根本不会发生？我们无法得知。

但我知道，钓鱼城的胜利并不只是宋朝的一段抵抗史，它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疆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关键节点。

它像一把藏在崇山峻岭中的钥匙，在最不可预知的地方，转动了历史的锁。

站在钓鱼山顶，极目远眺，嘉陵江奔涌而下，江风猎猎，天地开阔。江水自远方来，似乎汇聚着千年风云的回响。

我闭上眼，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战争的回音，那些誓死守城的呐喊，那些远赴沙场的脚步，那些抛石机的沉闷轰鸣，以及某一个尘埃落定的历史瞬间。

3

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许多决定世界走向的转折点，并非发生于大国首都或文明中心，而是在那些常被忽视的小地方悄然酝酿。某种意义上，小地方是一种“潜在结构”，在特定历史节点爆发出撬动大局的能量。这些地方虽然地理位置偏远、体量有限，却因其承载的事件、矛盾或文化张力，成为历史车轮转向的杠杆。

比如温泉关，这个位于希腊中部、地理上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小隘口，却在希波战争中成为了历史转折点。300名斯巴达战士的牺牲并非只是英雄主义的叙事，它实际上延缓了波斯帝国的推进，为希腊联军赢得了战术缓冲。这并不仅是“弱者的抗争”，更是一种文明的自我捍卫。如果说这场战斗最终守住了希腊的精神边界，那么其影响力就不仅是军事层面的胜负，而是欧洲文明可能命运的另一种展开。

再如滑铁卢战役，一场以地名命名的战役，却划定了拿破仑时代的终点。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终结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结束了法国革命以来的持续动荡，将欧洲重新纳入“势力均衡”的秩序逻辑。滑铁卢仿佛是欧洲政治的一道阀门，关上了旧时代的激进实验，也为维也纳体系下的“保守和平”按下启动键。因此，小地方并不意味着“小意义”，关键是它能与时代结构发生何种关系。

这种“小地方影响大格局”的机制，并不仅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被历史反复验证的深层逻辑。

全球化与文明流动，其实很早就已借由地方节点渗透展开，并非资本主义扩张的专利。

早在丝绸之路盛行时期，东西方世界已通过小城镇、商队驿站等“微结点”持续交汇。敦煌，这样一个被沙漠包围的边陲小镇，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佛经和壁画，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的证据。我们很难将这些交流简单理解为“贸易”，它更像是一种文明的协商过程，在特定地方以低烈度的方式发生，却对文化谱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拉伯商人、蒙古骑兵、意大利传教士等中介角色，曾无数次在被认为“边缘”的地方展开连接。他们不是推动中心的力量，却是缝合异质文明的针脚。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文明传播的过滤器与转译器，而非简单的通道或中转站。

现代技术革命把这种地方节点的作用再次推向前台。

我特别想举硅谷的例子，它并非先天拥有“中心”地位，而是在一套文化、制度与资本的复杂互动中逐渐获得全球影响力。这个地方的神奇之处，不是某一种技术或企业的成功，而是它如何建立起一个可以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进化的生态系统。因此，硅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区性成功案例，而是一种全球模式的生成地。小地方通过提供原创性解决方案，逐步引导全球科技、社会与经济的路径依赖。

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经济技术领域，文化领域同样如此。在当下的语境中，地方性文化已不再是全球化的对立面，反而成了全球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日本的动漫、韩国的K-pop等文化现象，从地域起点出发，在全球层面获得认同和消费。这些“地方文化”的全球传播，不是靠“翻译成普世”，而是通过对地方经验的深度提炼，触达了人类经验中某种共同的情感机制与美学趣味。

这种对地方经验的提炼，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新兴的“地方性写作潮流”的精神核心。我参与的“新南方写作”，就并不是简单地歌颂南方风物，而是通过语言、气候、民俗与心理感受的具象化叙述，把被主流书写遮蔽的地方性经验重新置入文化舞台。而在这之后，各地纷纷兴起“新（地名）写作”潮流，其实正反映出一个重要转向：地方不再只是宏大叙事的背景板，而逐渐成为了理解历史、社会和精神结构的新入口。这种从“地气”中寻找“天道”的姿态，在一个信息泛滥、宏大词汇逐渐失效的时代，地方感带来了稀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成为重新定义“意义”的重要资源。

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地方”这个概念。在传统观念中，它往往意味着局限、封闭与边缘。而在今日，地方既是结构性的节点，又是创造性的源泉。它通过自身的独特性与开放性，参与到全球秩序的生成之中。地方性不是退缩，而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是在对自我经验的深描中，寻找与世界对话的路径。

因此，从温泉关到滑铁卢，从丝绸之路到硅谷，从敦煌壁画到新南方写作，地方性一直在以多重方式嵌入文明进程。它不是全球化的反命题，而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具活力的细胞之一。那些看似边陲的所在，在历史的临界点，往往拥有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

未来，地方与世界的关系将更加复杂而具互动性：每一个地方，都是潜在的全球策源地；每一个微小的文化表达，都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涟漪效应。我们不能再以“中心—边缘”的旧范式理解世界，而应试着用“边缘—中心”的方式去反思，学会从地方出发，去理解文明如何生长、链接与演化。

4

我一个人在钓鱼城上慢走，走一段，便停下来，极目远眺，安静沉思。大江奔流，黄昏缓缓降临，远处的炊烟与房屋在天际线交错，使世界变得虚实难辨。此刻，历史与现实在我心中交织成一团混沌，而人的思想，往往也正是从这样的混沌中生长出来的。

思想并不是凭空生成的，它需要触媒。某些地方，某些时刻，会成为思想得以发生、沉淀甚至转向的空间。比如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顿悟，那并不是偶然的灵光，而是在特定空间、特定处境中积淀与爆发的结果。我当然不是阳明，也并不妄图模仿谁。我只是意识到，空间本身，尤其是某些承载过深重历史的地方，会对人的思维结构产生极其具体的牵引。

就像现在，我站在钓鱼城上。如果不是站在这里，我今天只是像往常一样草草度过，就不会陷入这些思绪中。可正因为此刻的我被置于这样一个空间，一个历史曾在此聚拢又转向的地方，我才被迫与那些深层的、带着历史重量的东西发生联系。

钓鱼城是个关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关口，而是时间与命运的关口。尽管那些决定性的战役、那些改写过历史走向的瞬间，早已远去，然而它的“转折性”却并未消失。只要你站在这里，你就能感受到它——一种依然在发酵的历史张力，一种将这个地方变为精神发生地的力量。

我们总说“走近历史”，但只有当你真正身临其境，身体与记忆一同介入，才会明白某些遗迹不只是文化装饰品，不是“附庸风雅”的背景板。它们是思想生长的温床，是现实得以穿透的缝隙，是必须以身体和心灵同时抵达的一种文化实践。

我们总是过分强调时间对人类的重要性，认为时间塑造了历史、生命与文明的轨迹。但往往忽略了空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事实上，人类并非只是活在时间轴上的存在，更是在空间维度中构造与定义自身的生物。我们所说的历史时刻，其实往往是靠着空间才得以保留下来并被铭记的。

空间不是历史的背景板，而是历史的身体。人类作为有限生命的存在，是以空间为场所来体验、储存和生成时间的。正因为我们无法脱离空间而生存，我们才会不断将记忆、情感与认知投射在空间中。城市的街巷、山川的纹理、古迹的轮廓，这一切不仅见证着时间流转，更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方式。

在钓鱼城，我就深深体会到了空间对思想的召唤力。空间不仅能承载记忆，它本身也在不断地生成意义。站在这里，我仿佛听见历史在风中回响，看见往昔的烽火与坚持重新聚焦于当下的世界。空间并不沉默，它在影响我们的身体、情绪和判断，甚至决定我们愿意触碰哪些层面的思考。

人是被空间嵌套的行动者。我们并不是抽象地思考，而是在空间中思考；不是凭空地体验，而是在具体的场域中体验。我们在城市中生活，在大地上迁徙，在居所中回忆与爱恋，在古迹中顿悟与追问。所有实践，哪怕是最抽象的思想活动，也都离不开某种空间的支撑。我们在空间中建构实践的逻辑，也正是在空间中一步步地塑造着我们的生命形态。

因此，空间不仅是存在的前提，更是思想的生成器。它让我们的感知变得具体，让我们的判断变得沉稳，让我们的情绪有所归属。每一个重要的思想、情感、决定，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与某一个空间发生了某种关系。

这样的领悟不是某种浪漫的偶然，而是一个人，比如我，与空间深层互动之后的自然结果。钓鱼城不仅是历史的物证，更是思想的现场，是文化之流在此暂歇片刻，又重新流向未来的起点。空间既是过去的记忆场，也是未来的标记物。

人是空间中的动物，也是空间中的思想者。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空间对人的决定性意义。历史通过空间传承，思想在空间中发酵，实践因空间而发生。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必须在空间中重新安顿自己。

5

让我们把身体的感官重新聚焦于此刻的空间：钓鱼城。

曾经，钓鱼城是宋蒙战争的烽火战场，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作为南宋抗蒙的重要堡垒，它见证了长达三十六年的坚守与抗争，被誉为“上帝折鞭处”。这是一种怎样的称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名字时，心头一震，它的坚固居然超越了上帝。

如今，曾经的金戈铁马已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喧嚣的旅游胜地。人群络绎不绝，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直播，空气中漂浮着一个个二维码，像是某种隐形的符咒，把每个人的面孔压缩成无数冰冷的数据。我突然生出一种错位感：仿佛身边这座城，不再是历史的遗址，而是被算法与流量标记过的“打卡地标”。

我不是在反对技术。恰恰相反，我经常感慨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也会用新的技术模式来学习知识。在来钓鱼城之前，我就在短视频里边刷到过许许多多关于钓鱼城的片段。是的，直播和短视频的广泛传播让更多人知晓了钓鱼城的故事。但此刻，我忍不住问自己：我们获取的这些信息，究竟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还是算法精心喂养的一种幻觉？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皮，还是历史的骨？

在这场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冲撞中，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虑。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围城？我们不再被铁骑与城墙围困，而是被算法与兴趣标签圈定。每一个点赞和转发，最终都是一次数据的收集。我们以为自己在“看世界”，其实不过是被系统“看透”。

这样的焦灼，当我站在钓鱼城的卧佛面前时，愈发清晰。

尽管我此前刷过不少关于钓鱼城的视频资料，却几乎没有见到关于“卧佛”的介绍。真正引起我注意，是来到现场后，看到一块指示牌，上面标注着“卧佛”所在的方位。于是我开始一路寻找，在过程中也看到了不少其他的佛像与造像。直到走过一段弯曲的小路，在山腰间，我终于看见了那尊卧佛的模样。

他面朝滔滔不息的嘉陵江，静静地隐匿在一道深深的石缝中。然而，这并非一尊小巧的佛像，实际上，他非常巨大，整座佛身完整地横卧在山体之中。这与我曾在宝顶山石刻中见到的那尊卧佛不同，宝顶山的卧佛只有半个身子显露，另一半仿佛沉入岩石之中，若隐若现。而钓鱼城的这尊卧佛却是通体雕刻而成，完整而清晰，安详而庄严。

在这样的特殊空间，与他相遇，那一刻让我无比震撼。

他的身体大约有十一米长，肩宽两米出头，却拥有一种超越尺寸的张力。他不是嵌在石壁中的沉睡者，而像是浮在半空的神祇。要知道，岩缝深陷三到五米，因此，远观整个佛身，的确是漂浮的。

在卧佛面前，我沉默了很久。不光是因为他的宗教意味，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他仿佛承载了我心中那些想说却说不出的东西。

旁边有一块不起眼的小木牌，上面写着介绍的文字：这座卧佛开凿于晚唐时期。就在我读到这句话的瞬间，心间如同划过一道闪电，令我浑身战栗起来。为什么会震撼？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如果这尊卧佛真的是晚唐所造，那就意味着他“亲眼”见证了宋末钓鱼城之战的全过程。他目睹了那漫长而残酷的围城，看尽了战火中的苦难、绝望与坚守。他是沉默的在场者，是历史转折的见证者。但他的安详与恒定，又恰恰衬托出了历史的动荡与无常。

想到这一层，我感到一阵无法言说的沉重。

我想象着城破的那天夜里，下了场雨，卧佛身前的凹陷里积着水，倒映着天光，也倒映着不远处攻城云梯的残影。突然，一个士兵满身血迹，倒在佛前，他微睁双眼，弥留之际，看到了卧佛的脸，他的心底瞬间获得了一丝安宁。

向上眺望，卧佛头上有“一卧千古”四个字，字迹苍老遒劲，是宋代学者王休题写。这个“千古”不再是虚数，若从北宋立国开始计算，宋代距今确有千年了。

这尊卧佛静卧千年，“看”尽了多少历史巨变，但他不为谁张扬，不为谁取悦，干脆闭上了双眼，静静地躺在那儿，心底拈花一笑，像极了我在喧嚣世界中渴望的状态：不迎合、不喧哗，无声地坚持自己。

而且，我更加感慨的是，如今，卧佛超度的不只是十三世纪的亡魂，还有我们这些被流量淹没、被信息洪流裹挟的现代人。

在这个“算法围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仿佛都成了一座十三世纪的钓鱼城，固守孤岛、四面楚歌。焦虑与抑郁，像是无休止的攻城战，昼夜不息。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一尊卧佛。它不必宏伟，不必完美，只是默默提醒我们，守住自己最本真的模样。

我站在这里，心底这种时空交错的幻觉，未必是真实。但它比任何“扫码解说”都让我靠近历史。卧佛无声的诉说更值得我们用心倾听，那关于生命的有限、时间的漫长，以及某种超越一切战争与技术的宽容与宁静。

凝视卧佛，他身上的裂隙、风化、剥落，并未被修复工程全部抹去。这是“最小干预”原则，保留时间的痕迹，也保留人类与时间搏斗的痕迹。这一点令我感动。在这个强调“完美”和“重塑”的时代里，能够保留“瑕疵”，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疯掉。

这时，天已几乎昏黑，钓鱼城的山顶只剩我一人。你能想象吗？在这样一处历史废墟之中，在夜色即将降临的黄昏，一个人站在断垣残壁之间，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时空塌陷，历史、现实与自身在这一刻全部交汇，模糊而清晰，遥远而贴近。

我顺着小路匆匆下山，四周极其安静，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风声作伴。直到途中遇见了两个在此工作的工人，才再次确认了下山的方向。我继续走着。渐渐地，不远处的城镇灯火映入眼帘，那是我即将回归的日常生活。

可一切，似乎又有些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悄悄改变了。历史没有开口说话，但它的重量却准确地落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