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40岁的李晓娟成为高龄孕妇，却义无反顾地全程参与了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验收和生态修复巩固提升工作。恰逢贺兰山保护区勘界定标关键时期，怀孕7个月的李晓娟坚持带领勘测队伍，在3天内实地核定保护区界线270余公里，对保护区东界上30余处有占地纠纷的矛盾点位一一协商、沟通。即使在生产前一天，她仍然加班到深夜，只为能确保顺利交接手头工作。

我的师父是我爸

贺兰山的初春，风如刀割。

1987年3月的一天，十八岁的孙国军来护林点报到。是夜，狂风从贺兰山缺口汹涌袭来，吹得简陋的工棚摇摇欲坠。孙国军心中对未来的希冀和满腔的工作热情，一夜间被肆虐的风沙吹灭，退却的念头油然而生。

早上起床，他推开房门的时候，沙砾顷刻随门拥入，占据了大半个地面。他越过沙堆来到小院，满脸沧桑的父亲已站在院中。

“哎，好得很！护林的新鲜血液来了，我这把老骨头真该休息了！”

孙怀民浓密的白发随风飘动，但无法遮盖脸上的高兴，随后给儿子下达了第一个任务。

“明天跟我去查山。这是你毕生的事业，一定要坚持下去，可不能丢咱老孙家的脸啊！”

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还在梦中的孙国军被叫醒，简单地就着凉水啃了几口馍馍，带上食物、水壶、工具等跟随父亲上山。

一路上父子俩没碰到一个人，除了令人烦恼的蟋蟀叫声外，几声清脆的鸟鸣分享了他们的孤独。孙怀民一边走，一边给儿子传授护林知识。

“儿啊，这查山可是咱护林员的基本功，从居住点到分水岭，一个来回就是几十公里山路，没有好脚力可不行。”

正说着，孙怀民突然停住脚步，目光落在一棵树上。那树上系着一缕丝带。他让孙国军递来小刀，将丝带割下，装入衣兜，神色凝重地说：“这是盗猎者留下的记号，附近肯定还有，他们用这个锁定偷猎的位置。咱们可得小心，说不定附近还有陷阱、夹子、铁丝网等。”孙国军心中一紧，第一次真切感到护林员工作的危险与责任。

三个月后，孙怀民退休下山。转身那一刻，他抹了把眼泪，没让儿子看见。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职工中，子承父业、女继母行屡见不鲜，最多的已达四代，子子孙孙，守山不止。

受父亲张生荣的影响，张玉亮、张玉军、张玉平三兄弟接过父亲的班，先后成为护林员。

“三弟张玉平的儿子张阳四年前通过考试选拔，成为第三代护林员。”张玉亮介绍说。接着，张玉亮回顾了1994年冬日，他和同事张建设查山遇到的情景。

那天，沿着小路检查的张玉亮、张建设，听到“砰”的一声枪响。经验告诉他们，山里有盗猎者。紧接着，他们发现地上有两道清晰的车印，循着车印往沟里走，不久便发现一辆客货车驶来。

“一定要制服他们！”张玉亮快速给张建设使了个眼色，准备换个方式来堵截。

“师傅，请停下车，问个路。”

司机一看两人没穿制服，个子也不是很高，手里没有家伙，以为只是进山游玩的，便放松了警惕，停下了车。

张玉亮和张建设立刻冲上去，控制住了三名盗猎者，并将车辆和盗猎者押送到辖区派出所。经查，车厢内躺着四只被盗猎的岩羊，副驾驶座上还有两杆半自动步枪。张玉亮说：“当时觉得没什么，可事后回想起来，还真是心有余悸，毕竟对方人比我们多，还有枪……”

枪口下的对峙

暮色将贺兰山的褶皱染成铁灰色。这座绵延三百多公里的山脉，既是宁夏平原的天然屏障，也是盗猎者觊觎的“宝库”。

200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远处传来的犬吠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孙国亮警觉地屏住呼吸，顺着灌木丛晃动的轨迹，他发现三个黑影正鬼鬼祟祟地穿梭在岩石间。作为第三代护林员，他太熟悉这种场景了——盗猎者惯用猎犬驱赶岩羊，再用自制猎枪完成猎杀。

就在孙国亮向同伴发出援助信号准备迂回包抄时，一声凄惨的羊叫刺破长空。热血瞬间涌上心头，他顾不上等待支援，纵身从三米高的崖壁跃下，借着惯性将其中一名盗猎者扑倒在地。锋利的匕首划过他的手臂，腥热的鲜血瞬间浸透了迷彩服的袖口。

“放开我！”盗猎者疯狂挣扎，匕首泛着寒光。另外两名盗猎者听到动静后折返回来，黑洞洞的猎枪直指孙国亮的眉心。

“要死一起死！”孙国亮怒吼着，凭借多年在山林中锻炼出的敏捷，他夺过一杆猎枪。可又一支冰冷的枪管随即抵住了他的太阳穴，尖锐的金属触感让他后颈发凉。

千钧一发之际，他瞥见不远处蜷缩着的小岩羊——那是盗猎者的“活诱饵”。

“放了岩羊，我跟你们走。”孙国亮强压着内心的恐惧，用沙哑的声音进行谈判。

僵持十分钟后，他被反绑双手押着往山外走。在路过一处断崖时，孙国亮故意将脚边的碎石踢落。这细微的声响被远处赶来支援的护林队捕捉到，最终在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将三名盗猎者抓获。

孙国亮在《夺枪事件》一诗中写道：

面对持枪盗猎者

我没有退却

我在拼搏

流着血的手臂

我尽了自己的职责

假如在拼搏中遇难了

人的一生总有个信仰

我用生命捍卫了

我愿小鸟在绿色的森林里欢叫

我要让岩羊和马鹿在山野里安详地生活

“先把孩子接住，我再去救大人”

2020年4月10日下午，阳光洒在大地上，张钧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沿着熟悉的道路返回驻地。突然，一辆轿车失控冲进了湖里，落水声、呼救声惊动了附近的群众。瞬间，湖边围了不少人，大家把焦急的目光投向湖中不断下沉的车辆。

“有会水的和我一起下去救人！”张钧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沉默。危急关头，张钧没有犹豫，他猛地脱去上衣，纵身一跃，扎进冰冷的湖水中。看似不深的湖水，一下去就漫到了腰部，湖底的细沙和淤泥让每一步前行都变得异常艰难，每靠近落水车辆一分，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十米……十米……七米……三米……一米……”张钧在心中默默计算着距离，这段平时只需几秒就能跑完的途程，此刻仿佛是一道鸿沟。他拼命划动着双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下他们！

“你把孩子推给我，保住娃娃，我再来救你！”终于游到了下沉的车旁，张钧见车内只有母子二人，就喘着粗气对母亲喊道。接着，他一把抓住孩子的胳膊，奋力游向岸边。

“先把孩子接住，我再去救大人。”此时的张钧，体力已透支，每划动一下手臂都无比艰难，但一看到水中那渴求的眼神，还是咬着牙，毅然向母亲游去。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张钧终于将落水母亲也成功救上了岸。

“我总是能遇到这种事。”张钧满脸憨厚地告诉笔者。接着，他讲述了2022年3月22日下午和李辉巡山时遇到的另一个险情。

“快救我，快救我。”

听到呼救声，张钧的脚步猛地停住，他心中一紧，拉起同事循声走去。大概走了两三公里，终于在山沟的一处崖壁后面找到了求救的男子。只见他满脸惊恐，腿部受伤，失血很多。

张钧赶紧将伤者扶起来坐稳，关切地问道：“怎么样？”

男子强忍着疼痛说：“我爬山时不慎从悬崖跌落至沟内，腿部疼得要命，沟内无法打电话求救，只能大声呼救。”

此时天色渐晚，山风越来越大，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求救需要很长时间，而伤者已经流血一个多小时，情况十分紧急。张钧和李辉商定：背人下山！

受伤男子体重约有一百六十斤，这对已经五十多岁且腿部受过伤的张钧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李辉看着张钧，眉头皱了起来：“老张，这可咋办？不行找几个人来？”“哪能来得及！”张钧扭头瞪了他一眼。“来！你扶一把，我把他背上！”

每走一步，张钧都感觉自己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他硬是咬着牙，坚持着。走走停停，经过四十多分钟的艰难跋涉，终于将受伤男子背出了大山。

“师傅，到山下了！我老张也能缓口气了！”张钧咧开嘴笑了起来，虽然脸上满是疲惫，但眼神中却透着欣慰。

一年穿了三年衣，三年陪了半年妻

守护者，最亏欠的是家人。

2007年1月，父亲病逝，二十岁出头的吴涛接替父亲当了护林员。二十多年来，他以山为家，往往顾不上小家。一场流感袭来，吴涛的母亲不幸被感染，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母亲高烧不退，极有可能引发并发症。而山上，春季防火被守护者视为生命。在两个“生命”面前，吴涛毅然舍小家顾大家，找人照料母亲，自己全身心地投入防火战场。

“对家里人，我亏欠得太多，这辈子估计是还不完了。”吴涛对身边的同事说。

翟昱是2005年参加工作的。当时，他在刚刚成立的红果子站当护林员，负责看守落石滩的四合木。据翟昱介绍，他住的站点很偏僻，站上就师傅和他，每天师傅骑着摩托车带他查山，那个寂寞啊，无法用语言形容！

“有一次女朋友来看我，坐过了站，走了七八里地才到站里。看到我工作的地方，她那个哭啊！说，你就在这儿上班？我也犹豫过，在被窝里偷着哭过，但还是没有离开。”

“现在的妻子是那个女朋友吗？”

翟昱无奈地摇摇头，没有说话。

太阳西落，矿区漆黑一片，参与贺兰山环境整治的郝小军和同事们还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如果对山情路况不熟悉，就会在矿区迷路，甚至有车毁人亡的危险。每到一处重点地段，他们都会停下车来，打着手电筒仔细察看周围有无车轮痕迹、脚印和山体变化。几个矿区巡查下来，已是凌晨五点。一晚上跑了三百多公里，刚回到办公室，水还没来得及喝一口，一名七十岁的老人带着两个儿子站在了郝小军面前。

“老人家，您这是要干啥呢？”

“小伙子，听说你们要拆洗煤厂，要拆就拆了我这把老骨头吧！”

郝小军听到这儿，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

“老人家，能和我仔细说说家里的情况吗？能帮我一定帮！”

经了解，得知老人一家十几口人就靠着洗煤厂生活，洗煤厂拆了，断了生活来源，也就断了赖以生计的命脉。

“我知道您家困难在哪儿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郝小军和同事彻夜陪着老人谈心，每次去谈话都带着米面油或者鸡蛋等生活用品，在床头讲政策、想办法，当地政府也为他们解决了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老人家慢慢消除了怨言，主动配合完成拆除清退。

在老人家里工作这一个多月，他们没有时间回家看看。

2018年，四十岁的李晓娟成为高龄孕妇，却义无反顾地全程参与了贺兰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验收和生态修复巩固提升工作。恰逢贺兰山保护区勘界定标关键时期，怀孕七个月的李晓娟坚持带领勘测队伍，在三天内实地核定保护区界线二百七十余公里，对保护区东界上三十余处有占地纠纷的矛盾点位一一协商、沟通。即使在生产前一天，她仍然加班到深夜，只为能确保顺利交接手头工作。

这是2022年3月11日《宁夏日报》题为《李晓娟：情定贺兰山的“女汉子”》一文中对她的描述。

重提此事，李晓娟哽咽了！

“生态治理成效逐渐显现，曾经的矿区有了新变化，不少久居深山的动物下山了。”马林涛兴奋地一边说着，一边不时眺望，“你看，这呱呱鸡多漂亮！”笔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毛色鲜艳、体态浑圆的石鸡成群结队在草丛里漫步，远处，翼展宽大的金雕、秃鹫正在天空盘旋……

守护者靠什么？

贺兰山沟道众多，山高林密。保护区成立之初，老一代护林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硬是走出了一条森林间伐之路。

李建平说：“我父亲当护林员的时候，主要任务是伐木，当然，护林的任务也很重。护林点条件很差，生活用品靠牲畜驮运，住房是就地用石头垒的，照明是煤油做燃料的马灯，吃住都是问题。” 

“到附近街道购买一次日用品，来回就要步行二十公里的路程。冬天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夏天顶着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早上出门不见太阳，饿了啃干粮，渴了喝泉水，晚上回来还要生火做饭。” 

“那一代人啊，真正把苦吃了。”

1951年参加工作的周占成，在贺兰山四十四年的工作中总结出三个“勤”字，即腿勤、嘴勤、眼勤，这一经验被一代又一代护林员所沿用。

守护者靠什么？第一代护林人的回答是：靠质朴的感情。

恰逢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风顺帆满、蒸蒸日上；但是防护的难度大了，科考的任务重了。

1998年深秋的那场暴雨，成为毛志敏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印记。当细雨突然化作冰雹砸向山脊，这个年轻森调员仍固执地攥着测量仪：必须完成任务！

狂风掀翻他单薄的雨衣，刺骨寒意如毒蛇般钻进骨髓，直到意识模糊前，他仍死死护住怀里的勘测记录本。

“当时感觉体温像沙漏里的沙子，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毛志敏后来回忆说。

向导杨保喜用身体挡住风口，但他颤抖的双手怎么也擦不燃火柴。直到第七根火柴终于引燃松枝，跃动的火苗中映出第二代护林人紧握的双手。

“是向导用体温把我焐醒的。”回忆起生死时刻，毛志敏的喉结仍止不住颤动，“可下次进山，我还是会去。”

董怀业至今记得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分水岭的悬崖。为安装红外线相机，同事用腿当人梯，让他踩着肩膀悬空作业。崖壁上的青苔混着冷汗，每一次挪动都像在鬼门关徘徊。那些蜷缩在石窑里的夜晚，半截腿露在寒风中冻得失去知觉，第二天强撑着继续巡护的日子，都化作了刻在骨子里的守护誓言。

董怀业回忆：“连夜布置红外线相机，主要还是沟深得很，两条腿一直走到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分水岭，经小水沟过高窑沟，走到大水沟崖。人下不去，同事用腿当梯子才能下去，吓死个人咧！”

守护者靠什么？第二代护林人的回答是：靠神圣的责任。

站在榆树沟管理站的监控室，翟昱的目光盯住电子屏幕。突然，他压低声音指向屏幕：“看！马鹿群！”四十多个灵动的身影正跃过镜头，身后是愈发茂密的针枝芸香与羽叶丁香。

现年三十二岁的张凯带领的护林小队，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熔铸成新的守护力量。在苏峪口景区，他们手持智能终端实时监测火情，闲暇时则沉浸在单位组织的读书会中。“以前觉得守山是体力活，现在才明白，守护绿水青山更需要知识武装。”这个年轻护林员的眼中，闪动着与前辈们同样炽热的光芒。

守护者靠什么？王少华告诉我们：“应该说，第三代、第四代守护者靠的是精神引领、文化自觉和科技赋能。”

贺兰山的故事，是人与山的双向救赎。那些用脚步丈量山河的人，用真诚叩开人心的人，用生命守护生命的人，最终让这座山更加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