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5年第4期 | 斯继东：母亲大人膝下（节选）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年少时觉得平平无奇的诗句，现在读来简直惊心动魄。贺知章三十七岁中进士离开绍兴，告老还乡时已八十六岁，这样的诗句大概也只有他写得出来。
八十五岁的母亲看上去身板还算硬朗，但脑子却已有些老化，像我咸宁时那支跌过数跤已接触不良的三节头电杆，拍拍打打，时明时暗。
糊涂的时候她就认不得伊日思夜想的儿子了，每每死盯着你，然后冷不丁问一句：“侬是哪个？”
一
“侬是哪个？”
“我是阿瞻啊，阿妈。”
“侬喊我阿妈？”
“我是阿瞻——你儿子啊，阿妈。”
“我儿子？侬勿要骗我，我儿子在湖北改造，路远迢迢，据讲火车也要坐几日几夜，哪里还归得来？”
确实够远的。干校设在咸宁向阳湖。那年月的火车非常任性，想走走，想停停，我们从北京广安门上，到湖北咸宁站下，时刻表上二十四小时的路程实足走了七天七夜。从火车站到向阳湖，还得再换乘接送的解放牌大卡。
下放没多久，当地老乡就给我们编了则顺口溜：“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腕上戴着大手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干校里多“牛鬼蛇神”，但也有少量“革命群众”，老百姓不管，一律唤作“五七宝”。这“宝”，是从“宝贝”的“宝”，还是“活宝”的“宝”？文化部五六千号知识分子没人搞明白，但总之，北京是铁定回不去了。下放前工宣队召集开会，要求“连根拔”，合家下放不留余口，到了之后马上动建集体宿舍，又号召粮油肉蛋“四自给”，自此大家都死了归心。
向阳湖，说是“湖”，其实就是一大片沼泽，中间有一条小河几块高地，沼泽中荒草丛生，不见树木，偶尔能撞见整架的牛骨塌陷其中。湖名“向阳”，却极少见到太阳，不是阴雨连绵，就是云山雾罩，所以大多数出工天我们都是在泥污里“拔一脚陷一脚”。有人考证说，此处就是古时楚地的“云梦泽”，贴切是贴切，但烟波万顷的景象却只能靠想象。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总部下面按归口和单位设大队、连，连下又设排、班，我们北图是第二大队二十四连。在军宣队的带领下，我们一边“战天斗地”，一边接受“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就是学习加批斗。“战天斗地”的主要内容是围湖造田，顺带垦荒建房、养猪放鸭、挖煤烧窑。断了念头也好，那就死心塌地干分配到手的活，像阿Q一样，“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过一日是一日，日日是好日。
咸宁除了多雨，冬天阴冷，夏天酷热，这种气候北方人普遍很难适应。大多数知识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参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自然苦头吃足。一些老弱病残其状就更惨了：据说骂过林副统帅“小丑”的侯金镜死了，最后裹身的是一张苇席三根草绳箍；画《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恢复和平生活》的朱章超下河洗澡淹死了，捞上来时上身穿着他妹妹送的专医驼背的铁背心，双目还圆睁着；写鬼戏《李慧娘》的孟超手无缚鸡之力，提水时摔断了腿骨；开过颅的金灿然时常神志不清，走路一颠一颠，还在与马非百抬猪粪；译注《论语》《孟子》的杨伯峻体弱多病，洗衣服每每“入水为净”，因而前胸总是油迹斑斑；校点“廿四史”的赵守俨经常在湿滑的田埂上连起连倒“跌跤”，被评定为“摔跤冠军”。我好歹是农家子弟，相较而言，受的那点苦便不值一提了。
“九·一三”事件后，事情悄悄出现了转机。先是陆续有人被指名道姓电召回北京。想想也是，博物馆图书馆总不能长年关着吧，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多出书，出好书”，那总得有活物干活啊？于是人心开始浮动，慢慢地，请病假探亲假回京变成常态。
我是1970年春天那一拨去的咸宁，历经一年余被恩准回北京。文津街还是那条文津街，时局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倒是时不时有“五七宝”的消息传到耳朵里。孟超回到北京后孤身一人，只好请了胡同一个老太太照料，平常总自言自语“我冤啊！我冤啊！”有天清早老太太去敲门，发现孟超躺在床上已经断气，鼻子流着血。回京看病的金灿然，妻子病逝，儿子改名去农村插队，也是家不成家。有一天摔倒在大街上，交警问他，他已稀里糊涂，只说“认得黄洛峰”（黄洛峰是他同事），不久溘然而逝。“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一个苍老的声音频频在我耳边响起，声口越来越急切。终于某一日我向组织提交了退休申请，理由是回乡侍奉老母。据说“五七宝”所以归得了北京，是因为当初下放时总理留了一手——“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但这一次我是粮食关系转户口也转，彻彻底底把后路斩断了。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我给母亲写信问安，大妹秀英复信总是“母亲身体康健，只是想念儿子，哥哥安心工作（改造），勿用挂念”。儿子落难，牵扯的是母亲心肝。我下放咸宁本来是想瞒着母亲的，出发前两天手忙脚乱收拾行李、购置日用品，听讲蚊帐、手电筒、热水瓶和长筒套鞋这四样在向阳湖“顶顶要紧”，一顶蚊帐和三把热水瓶（先行的同志说热水瓶务必多备，因为跌跤摔破热水瓶在向阳湖是常态）顺利买到，手电筒缺货便先以自行车灯替代，唯独长筒套鞋，跑遍全城也无着落，只得写信向老家大妹求救，这下下放的事想瞒也瞒不成了。
天可怜见，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故乡，这个我在信封上写过数百遍的地址：浙江嵊县崇仁廿八都。孤身一人去，孑然一身归，只是青丝已成雪。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年少时觉得平平无奇的诗句，现在读来简直惊心动魄。贺知章三十七岁中进士离开绍兴，告老还乡时已八十六岁，这样的诗句大概也只有他写得出来。
八十五岁的母亲看上去身板还算硬朗，但脑子却已有些老化，像我咸宁时那支跌过数跤已接触不良的三节头电杆，拍拍打打，时明时暗。
糊涂的时候她就认不得伊日思夜想的儿子了，每每死盯着你，然后冷不丁问一句：“侬是哪个？”
二
“侬哪个？”
“我是阿瞻啊，阿妈。”
“侬不是阿瞻——侬是阿瞻的朋友吧？”
“我不是阿瞻的朋友，我就是阿瞻，阿妈。”
“瞎话廿三，阿瞻在北京图书馆上班呢，许多许多年了。海阔洋洋，忘记爹娘。伊写信总话要归来看娘，我讲路介远来来回回何苦犯着，还不是把盘缠钿省落来给我买肉吃。我是打打比方，这个呆沙僧，过些天真介就把盘缠钿汇归来了——”
“阿妈，我就是阿瞻的朋友，后半辈子我代你那个不孝儿子侍奉你。”
“侍奉？侬每日坐在写字桌前吭哧吭哧，也不朝睬我，我要写信叫阿瞻归来。”
“阿妈，是我不对。要么，我给你梳梳头吧——”
我每日在写字桌前吭哧吭哧，是在写一本书。
庭院里那株汤碗口粗的月月桂是我幼小种下的，种下去后便再也没有挪动。我也一样，自1931年入职，至1971年办退休，我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廿八都的村民都知道我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但我在里面做些什么事体他们都不晓得。
图书馆么不就是借借书还还书？
我进出必得经过村肚里的那口池塘，池塘靠祠堂的东南角有一株五百年的香樟，那是村民聚拢讲闲话聊天摆只脚的地方。我走过，有人喊我：阿公，坐坐。马上就有人让出了竹椅。椅子都让出来了，勿好勿坐。
我就跟他们讲谈图书馆的事。北京图书馆之所以中外闻名，是因为它承继了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和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馆内不少佳椠名抄，均是稀世之珍。我入职时，文津街的新馆刚刚开馆。新馆画栋绘梁，绿琉璃瓦，汉白玉栏杆，其中的石碑、华表、石狮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崇楼峻宇，俨若皇宫。中式建筑内里，却是当时国内极其罕见的钢架书库、软木地板等西洋装备。正馆长是我们绍兴老乡蔡元培，他就挂挂名，百事不管。副馆长袁同礼先生却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反正连厕所也要每日视察数次。当时北图网罗了一大批文史哲诸领域的顶尖专家，所以除了借阅图书等公共职能外，还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刚入馆时，我被分配在中文编目组，专编古书的卡片目录。编目录简单讲就是将图书分门别类，听起来不像技术活，其实稍一疏忽就会闹笑话。比如有的馆就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望文生义归入了“边疆类”。《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封过“临川王”，有人就错解成了“临川人，姓王”。乾隆刻本《书隐丛说》本有袁栋、漫恬两作者，但《中国雕板源流考》错引作袁恬，之后各家皆沿其误，作者就变成了一个人。我每编一种目录，必细阅正文、序跋，弄清作者真名实姓、字号、籍贯、生卒、简历，详考刻板年代、地点。有些内容如果本书没有，还得利用传记或地方志等其他相关书籍查找。所以我编目速度极慢，每日也就五六种，至多十种。抗战开始后又搞书本目录“史乘类”及集部——
我力图讲得通俗，但听者大概都乏味，有人就忍不住打断我了：编个目录也这么烦难啊，可编出来派什么用场呢？我尽力解释，目录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古今中外的图书浩如烟海，只有通过编目的方法，读者特别是搞研究的人才能更快捷地找到所需的文献资料。
侬就这样在图书馆编目录编了四十年？
我只好再讲。初解放后百废待兴，为了更好服务社会，馆里又成立了参考研究组，主要任务是编纂应用类书目及解答读者咨询，叫我做组长。我们先后编印了五六十种专题馆藏书目，除文史类，还涉及物理、化工、机械、建筑等内容，免费赠送给各方使用，社会反响很好。后经报纸宣传报道，咨询量骤增，范围从北京扩大到全国，日本、苏联、欧美各国也来函咨询，比如研究王维、李白的法国汉学家窦丹就是我们的老主顾。也有直接找上门来的，像越南史学家陈文玾、明峥、陈辉僚、邓泰梅，柬埔寨的李添丁，及英国的李约瑟博士，都是我本人负责接待解答的。
讲到这个，听的人明显来了兴趣。有没有领导人啊？也有的。我接到过一次电话，是秘书打来的，印象是问某句诗的出处，具体什么内容已经忘记了。还有谁啊？打电话来咨询最多的是郭沫若，我记得有一次是问我“金坛相国”是谁？我就脱口回答了：金坛相国叫于敏中，乾隆朝为相，江苏金坛人。电话是伊亲自打的吗？那倒不是，都是他的助手。阿公，有没有答勿出吃瘪的时候啊？我们利用各种工具书，参考古今中外书刊，尽量找出答案。如遇疑难问题，组内共同想办法。实在答不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也只能老老实实回复答不出。哈哈哈哈，听讲的人不知为何都开心煞了，我也借机得以抬屁股走人。
北图四十年，无论前期编写书目，还是后边答复咨询，我皆勤勉用心，亦乐在其中。但忙碌之余也会心有不甘，工作总归是工作，讲难听点都是为他人作嫁衣。年过花甲，去日苦多，作为一个读书人，总也得对自己有个交代。书读得再多如果食而不化，那就只是个两脚书橱。按我母亲的讲法，只吃不屙那是貔貅。我不愿做龙头、马身、麟脚的神兽，我想做条天虫。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地吃桑叶，“沙沙沙”“沙沙沙”，一匾续一匾，一担接一担。然后有一天也能上山，吐出亮晶晶的丝，结成硬邦邦的茧。
我每日在写字桌前“吭哧吭哧”的，是一本叫《中国印刷史》的书。
三
“我是侬阿姐吧？”
“你不是我阿姐，你是我阿妈！”
“噢。我是侬阿妈？哎呀，长得有些像——”
“哈哈哈哈——”
“那侬叫啥名字啊？”
“阿瞻。”
“噢，阿瞻。”
“对啊。”
“侬做啥事体？”
“我退休了，不做事。”
“没事体做？那就跟着我生活吧——”
“哈哈哈哈，好的好的。”
此前，母亲的衣食住行都是大妹秀英在照料。我回来后，说是侍奉母亲，却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有时陪她说说话。说话其实也只是对课，“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日里对到夜里，菩萨坐咚庙里。秀英本来是照顾一个人，现在反而要照顾两个人了。但大妹不这么看，她讲，不管认得勿认得，阿妈眼睛张开看得见侬，就好。我早早就去厦门大学读书，后来小妹全瑛也到杭州读大学去了，只大妹留在老家照顾母亲，后来一拖两拖把终身大事也耽搁了。我说，大妹侬最委屈。大妹总是笑笑：我不委屈，你们出外，孤孤单单，我在家里，总有阿妈陪着。
乡居的日子简单而又踏实。
我不熬夜，所以醒得早。冬天睁开眼，窗外常常还是灰的。醒来后的头桩事体是打开床头的收音机，边收听新闻联播，边再闭目养神一刻。偶尔我也会转到英文台再听一听，那必定是新闻联播播了什么国内外重大事件。等新闻播报完，我也就把衣裳服脚穿戴好了。
出村向东穿田畈走十余分钟，便到瞻山脚下。一处由山岩垒起的平地，背山面水，是我每日打太极的地方。我从小体弱多病，记得刚至北图时，连上下班也要坐黄包车。袁馆长有一天突发奇想，请了北大一位体育老师来传授太极，馆内同人报名踊跃。一个月后，散去大半，再教着教着，只剩下零零落落三四个。我练了一段时间后，体质发生改变，之后就极少再上医院。太极便成了我的必修早课，数十年从未间断。有时去外地出差实在没条件，我下火车的头桩事体就是去邻近公园补打太极。即便在下放干校期间，也无有一日间断。同村有个裘老师，在崇仁中学教语文，暑期常来屋里闲坐喝茶。知道我写书缺纸张，他会时不时送一些学校里多余的作文本练习簿给我。聊起来他也学过太极，便约了结伴早起。我打杨式，裘老师打吴式。我打得很慢，裘老师比较性急，很快打完了，便立一旁看我继续打。
等打好太极归来，大妹已经把早饭搬上了桌。照例泡饭，下饭是一碗煮过又煮的苋菜梗、一块醉方霉豆腐和半个腌鸭蛋。
饭后工作，直到中午。
晏饭后我要打半个钟头的瞌充，然后继续工作。
到下午四点多，我会再次出门，沿着村庄泰悠悠走半个一个钟头。
……
全文见《十月》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斯继东，男，1973年生，浙江嵊州人。文学创作一级，现为《野草》杂志主编，绍兴市作协主席。小说散见《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各类选刊选本，多次进入收获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等年度榜单。出版小说集《白牙》《你为何心虚》《今夜无人入眠》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