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我的酒经与珍爱的酒
我是十九岁开始喝酒的，算起来，已经有四十二年的酒龄了。我的酒龄仅仅比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数少了两年。怎么说，我也是个不小的酒徒了，就像有一天我突然醒来，去文联开会，发觉我已经被广西文坛列为老势力了一样，尽管我的创作势头还在上升，就像我的酒量并没有下降一样。
无论如何，四十多年的喝酒经历，是可以好好总结一下的。
十九岁那年，1983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都安瑶族自治县菁盛乡中学当教师。都安是什么地方，这个很多人都懂的，中国最苦最穷的地方之一。那么菁盛是什么地方，很多人就不懂了。这么说吧，菁盛又是都安的艰苦之最，挑一担水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正规上一躺厕所起码跑一里地。没有电，也就谈不上有电视。菁盛离县城五十多公里，线路不远，但极为险峻。菁盛还鲜为人知，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在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工作，心情郁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喝酒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我的酒师傅是我菁盛中学的同事，一个姓周，一个姓黄。这两位师傅都比我早到菁盛中学任教，但是看上去却没有我郁闷，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有解闷的好东西，那就是酒。
喝酒启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低调地进行。周黄二位师傅一个摆碗，一个倒酒。三碗均匀的米双酒像三本雷同的教科书，开放在周、黄和我面前。我记得是周师傅把酒碗端给我，然后是黄师傅教导我，鼓励我。他们率先垂范，把酒一咕隆咚喝了下去。看到他们喝酒后爽快的脸，我不甘示弱、不知深浅、不顾一切，把满满的一碗酒一股脑儿喝个精光。
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人事的时候，是我呕吐过后。那真是一次翻江倒海、撕肝裂肺的呕吐。我吐出的秽物乱七八糟。我的房间像一个屠宰场。我像一头被宰杀不死的猪。惊恐的我拿起粉笔，在书桌上恨恨地写下九个大字：凡一平发誓再不喝酒！
但是不到三天，我却提着三瓶酒，主动上门邀请师傅，陪我喝酒了。
我至今仍不明白，仍无法解释，我在对酒的态度上产生遽变的真正原因。是酒好喝吗？不。是我好喝酒吗？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因为我苦闷、忧愁？而酒能解愁。酒真的能解愁吗？只有酒才能解愁吗？对此，我至今也不肯相信，还表示怀疑。可不相信也罢，怀疑也罢，我十九岁以后的生活，却真真切切地有酒为伴，离不开酒了。
四十多年的酒龄，我究竟喝了多少酒？喝了多少种酒？我喝醉了几次？我陪别人或别人陪我喝酒一共有多少人次？我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我可以清楚的是，我的酒量很大，但我唯独自己的时候从不喝酒。我喝酒的名声遐迩，喝酒的故事昭著。
凡一平写作之余喜欢喝两杯，他贤惠的夫人当众表扬：“在家里，凡一平滴酒不沾。”话音未落，就有人反驳：“但是，只要他想喝酒就立刻出门。”碰上有经济实力的朋友请客，凡一平走进包厢便对着服务员大声嚷嚷：“谁说要喝茅台了？谁说的？”本来想请他喝二锅头的朋友只好改上茅台。当然，更多时间他在默默地喝啤酒，有时候满桌宾朋都喝茅台，却只有他一人在喝啤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请客的朋友不是富人。凡一平经常用喝什么酒来调控朋友们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贫富悬殊。喝着喝着，他就拍响自己的将军肚，说：“我容易吗？之所以喝得像个将军，那都是为了帮朋友们节约酒钱。”
喝高了，凡一平就说真话，那是彻底的掏心掏肺，除了影响家庭团结的秘密不说什么都说，连私房钱都招。于是，就有人编笑话，说抗战的时候，凡一平被日本鬼子抓住。鬼子对他严刑拷打，分别用了老虎凳、拔指甲、灌辣椒水等酷刑，但是凡一平始终没供出我八路军行踪。于是，鬼子就用美人计，凡一平还是没招。鬼子问到底用什么办法你才招呢？凡一平结结巴巴地说酒、酒……这当然是笑话，抗战的时候凡一平的爹都才10来岁，他还早着呢。真实的情况是凡一平微醺之后，会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这句话必定是他近期内心里的主题，是非说不可、不吐不快的那一句，或表扬或批评，反正总之他会借酒发牢骚，而且都是好台词。一次，《健报》的副老总胡红一请他的领导李启瑞喝酒。喝前，胡红一再三叮嘱凡一平，要他在领导面前说几句《健报》的好话。几大杯下肚，凡一平开始夸《健报》，他说：“李社长，《健报》办得真好，每个星期只要我一看到《健报》，就知道是星期三。”他把《健报》当日历本不停地夸奖，反反复复就那一句。掏钱买酒的胡红一不高兴，就把凡一平的话录了下来，第二天放给凡一平听。凡一平听了一阵，说你这录音机怎么老是倒带，能不能让我听到下一句？胡红一说你哪有第二句呀。
这是东西名篇《关于凡一平的流言飞语》里，对我喝酒故事的描述，基本真实。我是酒场中人的混蛋，也是真心英雄。我主动，我被迫。我清醒，我糊涂，痛并快乐着。
四十多年的喝酒历练告诉我：在中国，作为中国人，喝酒，不仅仅是“身体的需要”，而是中国“社会的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而且，是组织或团体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以“面子”为根基的社会，“面子”是被视为比生命都重要的事情。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喝酒，是“面子社会”最有效，也是最常见的交往方式———什么事情都要喝。喝酒可以成事，也可以误事。
喝酒，是中国社会识人的方式，可以加深友情，也可以断绝来往，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喝酒是要醉的：真醉，假醉，似醉非醉，灌醉别人，弄醉自己……酒反映着人性的优点、弱点，酒体现着社会的人生百态，酒考验人生理的极限，酒承载着人的梦想与幻觉……
因此，我恨酒，我也爱酒。
对酒爱恨交加的我还得继续喝下去，因为人生还在继续，梦想还在继续。友情、亲情、爱情、乡情，还得有酒的催化方能维持、香甜和醇厚。我现在不仅喝酒，还储备酒。不妨透露，在南丹莲花山的丹泉洞里，储藏着属于我的20斤丹泉酒。它像是我的银行存折，需要的时候，我就去取。
丹泉酒与我的缘分，像一条从地下暗河突然涌出的清泉，在我生命的峡谷里撞出一声旷远的回响。它不是酒柜里被灯光照亮的奢侈品，而是一部用陶坛和岁月合著的长篇小说，扉页上写着我的名字，而真正的作者——是时间、母亲、山河和我自己。
我第一次听到“丹泉”两个字，是在1995年南宁民族大道旁的一家小排档。那天我写完《跪下》最后一个标点，从打印社出来，已是夜里十一点。排档老板是南丹人，他拎出一瓶没商标的土陶罐，神秘兮兮地给我倒了一盅：“喝吧，从咱家乡的洞里背出来的。”那一口下去，像有人在我舌苔上点燃了一盏松明子，火焰顺着喉咙一路烧到胸口，把连日熬夜的枯槁烧得噼啪作响。我当下就问：“这酒有名字吗？”老板咧嘴一笑：“有，叫‘丹泉’，可它还没出名，像你一样，只在小圈子里流窜。”
我记住了这句话，也记住了那股子“没出名却自命不凡”的劲儿——与我彼时写作的处境何其相似。此后，我的行李箱里开始有了丹泉的位置：写完长篇开一瓶，改完剧本开一瓶，电影开机、关机、首映，各开一瓶。它像一枚私章，把我不同的人生节点钤印在同一条酒线上。
而真正把它从“口粮”变成“知己”的，是2020年那次“洞天酒海”之行。那年母亲九十岁，我带她去旅行。途中，她说想看看我“写书之外还干了哪些不务正业的事”。我知道她想看的是酒。她一生厌恶酒，却在我一次次醉倒的话里，听出了我对某种液体的深情。于是我带她去了南丹。车过里湖，母亲指着窗外说：“这里的云像白棉絮，掉进去一定醉。”我逗她：“云里要是掺了丹泉，您喝不喝？”她笑着摇头：“除非它像你写的文章一样能把我哄住。”
抵达丹泉酒业那天，阳光像刚出甑的蒸汽，烫得人发酥。母亲拄着檀木拐杖，一步一步踏进“洞天酒海”的洞口。洞里十三公里，灯光只照得到酒，照不到尽头。气温常年18℃，湿度88%，空气里飘着淡淡的乙酸乙酯香，像时光发酵后的体香。母亲深吸一口气，突然说：“这地方像子宫，什么到了这里都能重新出生。”一句话把随行老总震得直眨巴眼。我暗暗得意：老太太虽然已经九十，还能写小说。
我们在一百五十吨的大酒缸前驻足。老总让母亲猜重量，母亲眯着眼：“十五吨？”老总笑：“再加一个零。”母亲用拐杖敲敲缸壁，回声像远古铜鼓。她回头看我：“一平，你写了四十年，有没有写出这样的回声？”我一时语塞。她又问：“这一缸够你喝多久？”我说：“一千年。”母亲“嘁”了一声：“那你得先活成王八。”
再往里走，便到了“名人藏酒区”。灯光忽然转暗，像舞台切到追光。老总指着一排酒坛，说：“这是您的。”我凑近，看见红绸标签上写着“凡一平 二〇一三 谷雨封坛”。我竟有些恍惚——那一坛酒是我写完《天等山》后寄存在此的，当时只当是存个念想，不料它竟在暗处默默长成一位老友，替我守着岁月。母亲用指尖轻抚“凡一平”三个字，像在摩挲我小学作业本上的墨迹。她轻声说：“原来你躲在这里长个子。”
回程的车上，母亲一言不发。夜里十一点，她把我叫到宾馆阳台，递给我一沓稿纸——《一次不寻常之旅》。我读完，已是凌晨两点。她在文中写：“那缸酒一百五十吨，300000斤，够我儿子喝一千年。可我连一斤都不想让他再喝，我怕他活不到一百岁就先去跟酒神报到。但转念又想，如果没有酒，他那些半夜挠心的句子从哪里来？罢了，让他喝吧，只要记得回家的路。”
四年后，母亲走了。又过一年，我独自来到丹泉，重温母亲的痕迹。风从洞里吹出来，带着酒糟甜味，像母亲最后一次为我掖好被角。我此次来丹泉，是将之前储藏的酒带走，开喝，再封一坛老酒。开坛是为了纪念，封坛是为了未来。
丹泉于我，至此已不仅是酒，它是母亲的另一双眼睛，替我盯着世间的薄凉；是我笔下人物的避难所，他们一醉就能躲过命运的子弹；更是我私人的编年史，每一滴蒸发掉的酒精都是一页被风翻走的日历。
有时深夜写作，我会倒一小盅丹泉放在稿纸旁。电脑屏幕的光映在酒面上，像一方小小的月亮。月亮里，母亲举着拐杖敲大酒缸，嘴里数着：“十五吨、一百五十吨……”我端起酒盅对她遥遥一举：“妈，您放心，我活成王八之前，一定先写出一部配得上这洞、这酒和您的作品。”然后一饮而尽。酒液滚烫，像那年南宁排档里的第一口，又像此刻胸口涌上的热泪。丹泉，丹泉，原来是“丹青不绝，泉路不尽”的缩写——只要我还在写，还在爱，还在痛，它就不会干涸。
于是，我继续写，继续喝。喝下的，是酒；写出的，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