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体 逍遥游 音乐性 图画型 ——重读王蒙小说《杂色》
内容提要：王蒙1980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杂色》，具有思想意蕴的丰富性与艺术形式的先锋性。本文从“时空体”、道家思想、媒介间性和“图画型小说”等四个维度对该小说进行新的解读，并将其置于当代文学史视域中，探讨了其在当前文学语境下的重要价值与启示。
关键词：《杂色》 时空体 逍遥游 音乐性 图画型
王蒙在共和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50年代的“青春万岁”到当今的“霞满天”，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而在新时期文学的反思文学阶段，他是文坛执牛耳者，复出后他的创作处于井喷状态，其小说《杂色》《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相见时难》《如歌的行板》等，短时间内遍地开花。评论家李陀在1990年代初指出：“王蒙的写作是八十年代文学中十分独特又十分重要的现象。不仅他八十年代初期的写作对文学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后期的写作也应给予特别的重视……。”1
本文重读王蒙198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杂色》，通过新的解读，发掘其1980年代初的写作“对文学的变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以此管窥王蒙1980年代创作的重要性和文学史价值。《杂色》是一部具有深刻隐喻性与哲学思辨的作品，它既延续了王蒙复出后对历史的反思，又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藩篱，以隐喻形态和诗化语言，构筑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文本世界。小说题目《杂色》具有丰富的意蕴：主人公曹千里（暗喻千里马）的生存状态就像那匹杂色老马一样处于非黑非白的境地，红色年代的“纯色”崇拜和“纯洁性”追求与个体存在的杂糅特质构成一种张力关系，而“杂色”本身则构成对历史复杂性的视觉化呈现。“杂色”同时也是该小说艺术特征的隐喻：王蒙有意打破长期以来单一色调的美学规范，以“杂色”挑战“单色”“纯色”以及单一的、教条化的创作理念，暗指真正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如生活般色彩斑斓、驳杂丰盈、绚丽多姿。
这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回忆式小说。王蒙写道：“他永远记得这一匹马，这一片草地，这一天路程。他记得在奔跑的时候所见的那绚丽多采的一片光辉。他怀念这一切，他充满了由衷的谢忱。”2于是，诞生了这部感谢生活，感恩人民的回忆之作。正如李白诗句所言：“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一、时空体
《杂色》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写的是主人公曹千里骑马去山里牧区索取一个无关紧要的统计数字，一路上的见闻、遭遇和所思所想，它其实是关于“马和草原的无所事事的故事”3。写马其实是写人，写作家本人1970年代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表面上看，《杂色》讲述了一个平淡甚至琐碎的故事：曹千里骑着杂色老马前往牧场公干，途中所遇所见的店员、牧民、风景构成了看似散漫的旅程。然而，这场骑马而行具有精神漫游的隐喻和生命哲学的揭示，王蒙通过消解线性叙事的确定性，将现实经验升华为对生命本体的叩问。小说通过曹千里与老马的相互救赎，人马合一，探讨逆境、苦难如何淬炼出生命的韧性、豁达和乐观。
《杂色》写作的时间、地点和文本内部时空一起构成了多重时空交叠，在此，有必要引入一个文学理论概念——时空体加以分析。巴赫金这样定义“时空体”概念：“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4在文本中，“时空体承担着基本的组织情节的作用”5。
《杂色》里存在多重时空和多重自我。第一个时空和自我是曹千里骑行当天：“今天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曹千里现年四十三岁六个月零八天又五个小时四十二分。”6年龄精确到分钟，生活中一般没有人这样说，作者这样写有调侃的成分，但无疑凸显出此时此刻的时间的重要性以及此时此刻的“我”的存在意义。这一天在曹千里的生命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独自一人骑行在大自然中，对自我生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有新的思索、新的感悟、新的体认，对他而言某种意义上是：新的自我诞生了。同时，他反观来时路，屡屡回忆起自己的一生：童年的率真任性、少年的少不更事，青年参加革命，壮年自愿申请支援边疆，其一生在河北、天津、北京、湖北、新疆等地时空流转，他在不断的“闪回”中对“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命运进行观察、审视、反思，这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对话、沟通、交流，而昨日之我又裂变为数个自我，一个个自我像一面面镜子，组成一个相互映射、折射的装置，形成一种“长廊效应”。“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7毫无疑问，曹千里这个人物形象是“时空化了的”，是由“时空体”所决定了的，脱离以上种种“时空体”，他将不复存在，无从谈起。
而将《杂色》文本中的时空（1930年代至1970年代）、作者写作时的时空（1980年代）、下一个世纪的解读者阅读时的时空统筹在一起看，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跨度又构成一个更大层面的时空体的对话和交流。1980年8月底至12月底，王蒙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在此期间的1980年9月至10月，他在美国完成了中篇小说《杂色》的写作。据王蒙自述：“此篇主要来自我在新疆特克斯军马场与尼勒克夏牧场骑马行走的经验，尤其是一次在茫茫的大草原上遭遇雷雨的经验。”8王蒙其时客居在离大学城不远的一所公寓，这是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度，他寄身的这个世界与他很隔膜。他每天吃过西式早餐后便是一上午神游新疆草原了。王蒙有言：“我在这里天天写着新疆，草原，老马，雷雨，这是浪漫吗?这是悲怆吗？这是一种平衡吗？这是对于自我认同、对于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的时刻提醒与坚持不懈吗？在此篇马和草原的无所事事的故事里有着我的牵挂，我的珍惜，我的挚爱，我的核心依恋吗？”9在一连串情不自禁的反问和质询中，答案不言自明。王蒙写作《杂色》时的时空对该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是八十年代身居异国他乡的新的“今日之我”对又一个“昨日之我”以及“昨日复昨日之我”的审视和观照，因了时空的转移、延展和国度的差异以及个人心境的变化，作者对心目中的草原、老马和那次骑行的感受更加浓烈、珍惜，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更加明晰、强烈，对祖国和人民的依恋更加矢志不渝，因此，作者落笔生风，笔笔含情，成就一部佳构。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和文本之间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时空体”，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其实凸显的是文本与当下的关联方式以及我们的存在状态、社会生活。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间里释放、敞开《杂色》文本所拥有的历史潜能和现实意义：比如，小说中对草原母亲的讴歌，对人民的景仰；又比如，小说中描绘的民族和谐团结，其乐融融的场景氛围所隐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比如，小说所彰显的作者扎根新疆时“千金不易”的、丰富的、鲜活的生活经验和毛茸茸的、敏锐的、多感官感觉（后文详述）的还原、呈现、描绘，在当今AI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相形之下，许多当代作家生活经验匮乏，感官感觉丧失。总之，在多重时空的叠加、交汇中能够生成一种复合结构，它建构自文本之内，又出乎文本之外，它释放出文本自身的历史潜能又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当今社会文化意义的生产中来。
二、逍遥游
王蒙对《庄子》素有研习并有独特心得，他著有《庄子的享受》一书，对《庄子》评价甚高。而王蒙谈庄子有他自身的优势，首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过多种文体的写作实践；其次，就是他丰富的人生经验，“特别是逆境中生活与思考的经验”10。王蒙1980 年的中篇小说《蝴蝶》，题目就来自“庄周梦蝶”的典故和意象，王蒙晚年不无得意地说：“我当时是怎样地为起了这个题名而兴奋呀。”11
小说《杂色》蕴含了庄子的道家思想。主人公曹千里初见这匹老马，对它的印象是：“萧萧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无惊。”然后，他发出以下感慨：“大家都说骑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最安全。是啊，当它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它却得到了安全。而有了安全就会有一切，没有了安全一切就变成了零。这可真是颠扑不破的金玉良言噢！”12这令人想到《庄子·人间世》中的一棵樗树，它“不中绳墨”“不中规矩”，做啥都不合适，“立之于涂，匠者不顾”。于是，这棵“不材之木”在“无所可用”、为世所弃中得到了“安全”。这匹老马的命运即如是。而它“驮着一个无用人的身躯”行走着13，人和马都是无用之身，“不材之木”。外表的“萧萧然”掩盖下的内心的“宠辱无惊”正是道家的处世哲学。
《杂色》中描绘了曹千里日常生活中的的三种表情，这是一种表情类型学和表情管理学，其中一种是：“他两眼发直，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反应，又似傻呆，又似悲哀，又似苍老。”14而那匹马和他相似：它是“形神枯槁的老马”15。这恰如《庄子》中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这是一种坐忘、无我、丧我的状态，这是逍遥、齐物的前提。曹千里是个“逍遥派”，他的生活哲学是与世无争、心平气和、谦逊克制。
曹千里骑着一匹老马漫步在河流、山谷、草原中，游走在大自然怀抱里和天地之间，他是在“逍遥游”，他的精神状态是闲适自在，悠然自得，他暂时摆脱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羁绊和束缚，摆脱了世俗事务的打扰，无责任、无忧愁、无烦恼，他犹如出世的隐者，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解放、自由、优游、逍遥，这一天是他生命中的最佳状态。“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篇》）；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篇》）足可形容曹千里此时此地的精神状态，或如唐代诗人高适的《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中的诗句所描绘的境界“天地庄周马，江湖范蠡船。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来形容曹千里这一天的旅程庶几近之。
“逍遥游”的实质是“吾丧我”，即我忘记我，所谓“至人无己”，达到精神突破形骸，灵魂突破肉身，生命充溢在天地间的境界，是个人精神世界的超脱解放、无拘无束、彻底自由。王蒙对“逍遥”的理解是：“逍遥就是精神的自我完成，精神上的巅峰化、高端化、超越化、超常化。”16
但是，“吾丧我”，又谈何容易？就《杂色》中的主人公曹千里而言，“吾”是现在的我，隐逸的我，超脱的我，无欲无求的我，主体精神的我；而忘记的是过去的我，世俗的我，功利的我，患得患失的我，客体的我。这里有两层悖论，第一层，“我是我的主体，同时是我反思反观的客体”；“这是关于自我的悖论”17。上文已分析了曹千里多重自我的镜像。第二层悖论是，现在的我其实无法忘掉过去的我，曹千里无法做到“心如死灰”，他一路上不仅在回忆中昭示了其心路历程，并且面对沿途如画风景感情起伏波动不已。
因此说，《杂色》的思想意蕴是复杂丰富的，其前半部分是道家思想的隐晦表达，后文是儒家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昭示。主人公前面想的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行程过半想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或者说，道家其表，济世其里，体现一种辩证关系，正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体现一种辩证法思想一样。这一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小说最后一段描绘灰杂色老马化身为俊美、强健、威风八面的神骏、千里马的浓墨重彩之中：它飞奔起来，“耳边是一阵阵的风的呼啸，山风，海风，高原的风和高空的风，还有万千生物的呼啸，虎与狮，豹与猿……它所有的那些毛病也都没有了，前进，向前，只知道飞快地向前……”18这一段文字描绘的意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锐意进取的革命意志，表现的“是左翼思潮加君子自强不息的大志，是革命者的自信与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崇高理想。悖论在于，以绝对积极有为的人生观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的人们，却一度制造了凝固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杂色老马们的悲哀”19。这一个更大的悖论似乎是曹千里们的宿命。
以上种种是《杂色》这部小说思想意蕴上的“杂色”，或曰丰富性。
三、音乐性
王蒙与音乐的关系之深之长久，在当代作家中或许无人出其右。20王蒙有一个志向：把“小说写成音乐”。那么，这是音乐化的小说，还是小说化的音乐？在王蒙的想象中，“把自己的小说作品写得像音乐一样动情无言，一样纯洁透明，一样震撼多姿，一样开阔无边，一样八方四面、天花乱坠；像音乐一样穿透灵魂，深入灵魂；像音乐一样成为一个世界”21。
《杂色》作为一部回忆之作，正如王蒙所言：“一切的往事都有它的意义与痕迹，有故事，有戏，有诗，更有不同乐器的纷繁与摇曳的乐段。”22《杂色》小说音乐性的第一个层面是，主人公与音乐的关系。音乐在主人公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音乐如何影响了他的人生？曹千里十三岁时，音乐老师组织了一次西方古典音乐唱片欣赏会，欣赏会结束后，“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醉迷了，他发狂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没有想到过，在人们的沉重的灰色的生活里，还能出现一个如此不同的，光明而又奇妙的世界。他从来不知道人们会想象出、创造出、奏出和发出这样优美、这样动人、这样绝顶清新而又结构井然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人类的情操与智慧的极致”23。他醍醐灌顶，获得精神升华和音乐启蒙，他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的人生命运自此发生很大改变。他渴望用这些音乐原理“去创造一个更加完美和合乎理性的世界”24。这种强烈的精神动机使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而音乐却给他带来了厄运。直到他外放新疆伊犁牧业公社，他彻底忘记了音乐。这次进山，他在牧民毡房里喝了一大盆含酒精的酸马奶，在醉意朦胧中，他向女主人要了一把冬不拉，放声高歌起来。这一令他终生难忘的场景和氛围，激活了他大脑里的“音乐设置”，唤醒了他的“音乐记忆”，他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在这美好而又永恒的“瞬间”，音乐成了他歌唱生活、抒发情感的最好媒介。
所谓“音乐化的小说”或“小说的音乐化”，其实就是小说和音乐两种媒介之间的转化、转换、融合、相生，是借助音乐的形式、特征进行叙事，使小说的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形态、节奏、速度等方面体现出音乐的媒介在场，这是一种“媒介间性”或曰“互文性”。如果是明显地或者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小说的音乐化”处理、表现，就是显性的媒介间性；如果是不明显的，不明确的，只是暗合，有可比性，可视作隐性的媒介间性。
《杂色》音乐性的第二个层面是，该小说的主题、叙事与古典音乐构成隐性的媒介间性关系。
《杂色》的整个叙事过程与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即《田园交响曲》具有相似之处，构成一种隐性的媒介间的互文性。《田园交响曲》表现了贝多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第一乐章表现抵达乡村时的愉悦心情，第二乐章描绘了溪水潺潺的景象，第三乐章展现了村民们欢聚的场景和欢快的气氛，第四乐章描绘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第五乐章表现了暴风雨过后的宁静与祥和，这一乐章是温暖的主题，音乐形式又带有民间音乐色彩。该乐曲第四乐章与第五乐章构成戏剧性对比：前者是动态的、狂野的，后者是静态的、宁静的。从叙事结构上看，《杂色》中曹千里骑马渡过塔尔河，然后走进一个村庄，他在村庄逗留期间心情愉悦，感受到“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25进山以后，他看到溪谷、瀑布、山溪，穿行在山地草原中，欣赏大自然的如画风景，继而遭遇暴风雨，接受大自然的“洗礼”；雨过天晴后，曹千里来到哈萨克牧民的毡房，痛饮马奶子酒，放声歌唱。毡房里氛围融洽，其乐融融。《杂色》和《田园交响曲》在主题和叙事结构上非常相似。当然，《杂色》的叙事结构和《田园交响曲》的乐章结构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此处以它们为个案，通过比较，阐释的是音乐和文学两种媒介间的暗合和神似。
具体到曹千里在草原上遭遇冰雹、雷雨、闪电、狂风的段落和场景，其叙述和描写又犹如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雷鸣电闪波尔卡》。该曲以快速的节奏和音色的变化，模仿雷声和闪电的音响效果，营造出紧张的氛围，生动描绘了自然现象的震撼力，展现了作曲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赞美。《杂色》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山地草原上的电闪雷鸣、疾风暴雨，与《雷鸣电闪波尔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主人公在暴风骤雨的“洗礼”中感受到畅快、惬意和纯真，享受着“野人式的快乐”。他由衷地“感谢这时代的风云和生活的巨浪”26。主人公不也是在大自然带来的震撼、击打中表现出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吗？
《杂色》主人公在乡村、山间、草原之中骑行的形象，犹如一个“乡村骑士”，一个行吟诗人，与其说他是叙事学意义上的主人公，不如说他是抒情主人公。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罗·马斯卡尼创作的独幕歌剧《乡村骑士》，是世界歌剧史上的杰作。《乡村骑士》间奏曲是全剧最著名的器乐段落之一，它以悲悯的主题、优美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而闻名于世，马斯卡尼以弦乐的绵长线条表现出情感的张力。《杂色》中的主人公对人民的深挚感情，对祖国和家园的挚爱，对生命的沉思等情感主题，在叙事的徐徐展开中，犹如洗涤心灵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一般，具有深邃的意境和抒情性，荡气回肠，获得情感升华和心灵救赎。
《杂色》的叙述速度、叙述节奏犹如乐曲《如歌的行板》，该曲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第二乐章。“如歌的”即歌唱一般的，“行板”是音乐的速度表情术语，意谓“行路”，即慢步走的速度，是指在自然放松状态下人的步态速度，这样的乐曲速度舒缓又富有优雅的气质；《如歌的行板》感情沉郁，旋律优美，曲调如歌唱一般抒情而忧伤，流传甚广。《杂色》的叙述速度、节奏是和主人公骑马行走的速度、节奏相合拍、相一致的：“马若无其事地迈动了它的不紧不慢的步子。”27“他骑着灰杂色马平稳地行走。”28即音乐速度所谓的“行板”，不过，《杂色》在感情基调上一扫《如歌的行板》的沉郁、忧伤，尽显逍遥、旷达、安详。
当然，《杂色》的叙述速度和节奏并非一味地是“行板”，其实，该小说主人公路途行程和文本叙事过程的协调一致，体现在叙述节奏由慢到快，再到飞快的过程：如歌的行板；欢快的小步舞曲；快板；小说最后一段是迅疾如风般的急板，奔向高潮：“老马奔跑起来了。它四蹄腾空，如风，如电。”它“好象一枚火箭在发光的天空运行，群星在列队欢呼，舞蹈……”29驽马变赤兔，劣马变乌骓，然后戛然而止。这一段是整部小说音乐性叙事的华彩乐章，好像是在演奏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创作的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终曲，该曲表现了革命军冲锋的激昂画面，是“胜利”“冲刺”的象征。它以极快的速度（“急板”）展开，营造势不可当的冲劲和气势，在节奏方面，以密集的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组合，模仿马蹄声和军鼓节奏。它以激昂的节奏、奔腾的旋律，成为西方古典音乐中最具标志性的高潮乐段。该曲表现的主题、艺术处理和《杂色》思想主题的最终升华以及终篇神骏腾飞的描写相契合。
音乐性在《杂色》中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故事情节构件、人物命运起伏因素、情感抒发的载体和鲜明的叙事特色。《杂色》整部小说一气呵成，气韵贯通，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
四、图画型
《杂色》这部小说叙事艺术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不以“叙述”见长，而以“描写”为要，正如作者在当代文坛较早地以“元小说”笔法在《杂色》中所言：“这是一篇相当乏味的小说，……他骑着马，走着，走着……这就是了。”30就是说，《杂色》不追求情节曲折的故事性和矛盾冲突的戏剧性叙事，整部小说讲述的就是主人公曹千里在广袤天地间、在大草原上骑着一匹杂色老马行走，仅此而已。支撑这部中篇小说的主要文字是大自然的旖旎风景描写：塔尔河、那拉提草原、雪山、溪谷、瀑布、荒漠、村庄、木房子……主人公所见风景美如图画，他时时“觉得自己是身在画中”：瀑布如“一幅风景画挂在画廊”31；老马在草原中向他走来，“这简直是一幅画”32。即便是他路过的“补锅匠”村也是一幅画：“这幅虽然不那么富足，但仍然是亲切暖人的、和平而又快乐的图画使曹千里如释重负。”33
《杂色》就是由一帧帧图画组成的风景画、“连环画”“叙事画”。它们是一种“大自然时空体”34。在《杂色》中，雪峰、森林、草原、河流、山谷，均被纳入到叙事链条之中，成为动态叙述的对象，而不是静态描写的对象，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景物描写，而是起到组织情节的作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认为，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一类作家擅长诉诸读者的图画想象，他称他们为“图画作家”35。帕慕克坚信“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的（visual）文学虚构”，“写作小说意味着用词语绘画”36。而以他的观点衡量《杂色》，它无疑是这样的一部“图画型小说”。
当然，风景不是孤立的，纯客观的，写景是为了写人，如果我们要理解小说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我们必须理解世界是如何在那个人的视野里呈现的”37。因为景观是主人公情感、心境的外化和折射。在《杂色》中，草原、河流、雷雨等，均具有主人公心境和情感表达的属性和功能。《杂色》中的草原是一个葱郁而又丰富的世界，是莽莽苍苍的、温厚的、充满爱意的大草原：“一个无边的大世界，到处是茸茸的绿草，起起伏伏，象是绿色的波浪。这片草地既不平坦，也不陡峭，只是缓缓的斜坡，时而上升，时而下降，马走在这里就象船走在海里。”38“草的海。绿色和芳香的海。人们告诉过他，融化就是幸福，那就融化在草的海里，为草的海再增添一点绿色的芬芳吧!草海就象母亲的胸膛”。39曹千里在草原面前心境安详，复又流下热泪；草原使他鼓起勇气放声歌唱，他唱罢，“觉得很痛快”。他注视着游丝一般的云，“喜悦着，微笑着”40。大雨将他浑身浇透，他感到很畅快，想唱歌；雨后的日光和温暖的和风令他感到很惬意，他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可以说，主人公一路的情感起伏变化和心路历程的展开主要是受目力所及的视觉性的风景图画所影响。
但是，《杂色》不仅以视觉描写风景和外部世界，还动用了其他感觉，曹千里在供销社门市部“嗅见”烟酒醋等各种独特的气味，他在草原上闻到草的香气，“曹千里幸福地闭上眼睛”；他“闻着世界”，同时，他清晰地听到“马蹄碰到草的时候发出的沙沙声”41。“除了描绘世界，小说还描写——以一种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匹敌的丰富性——我们的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所激发的感受。”42《杂色》中还生动描绘了主人公饥饿的感觉，进食的感觉，醉的感觉。王蒙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时，曾编发莫言的小说《爆炸》，对该小说感觉描写的汪洋恣肆、细致入微自叹弗如，颇有“廉颇老矣”之感，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王蒙《杂色》中的感觉描写还是不遑多让的。
帕慕克有言：“我相信描绘手法应该有一个更宏观的解释。”4319世纪、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非常注重风景描写。而新时期文学中，除了王蒙的《杂色》之外，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等小说均是风景描写的翘楚。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当代小说越来越重视叙述，忽视描写，以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吊胃口，博眼球，这与高科技时代人的生活方式、节奏以及感知方式、感受能力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这也表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是关乎人类文明重大而复杂的根本性问题。也许，这就是关于描写的“更宏观的解释”吧。就此而言，《杂色》这种“图画型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标本意义不容忽视。
结 语
《杂色》构建了交叠的多重时空：主人公骑行当天的具体时空、其个人生命历程的闪回时空、王蒙写作时的异国时空以及当下的读者解读时空。曹千里是“时空化”的人物形象，其多重自我在镜像映射中形成“长廊效应”，构成自我反思的核心机制。《杂色》在思想意蕴上有着道家“逍遥游”的精神内核与悖论，曹千里在草原上的骑行，就是“逍遥于天地之间”，达到心意自得的超脱状态。然而，其悖论在于，小说结尾杂色老马化身为神骏的飞奔，象征性地转向了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形成了“道家其表，济世其里”的思想“杂色”，也暗示了特定时代个体精神追求与现实困境的矛盾。《杂色》的一个显著艺术特征是“音乐性”的叙事与情感载体。在显性层面上，音乐深刻影响了曹千里的精神启蒙、命运轨迹和情感表达；在隐性层面上，小说的叙事结构、节奏、速度、主题与多部西方古典音乐高度契合，形成隐性的媒介间性。《杂色》的另一个显著艺术特征是它以“描写”为核心，“风景”描写占据了大量篇幅，一帧帧如画风景组合成一幅幅动态的图画，咬合为“叙事链”，它是“图画型小说”。王蒙不仅调动视觉，更细腻描写各种感官体验，丰富了文本的感知维度。
总之，《杂色》是一个跨时空、跨思想、跨媒介的文本：它跨越多重时空，融合道家、儒家、左翼思想，跨越文学、音乐、绘画三种媒介。从当代文学史坐标中看《杂色》，它的标本意义不容忽视，它是一部思想深邃、形式创新、且具有强烈感官性与抒情性的作品，在突破现实主义藩篱、探索小说艺术可能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形式实验可视作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浪潮的先声，而其思想深度至今仍未被充分挖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研究”（项目编号：22BZW1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李陀《1985》一文注释。李陀：《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2 6 12 13 14 15 18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8 39 40 41 王蒙：《杂色》，《王蒙选集（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169、160、172、167、180、210、177、188—189、175、195、165、190、210、210、182、209、174、186、189、190、187页。
3 8 9 19王蒙：《大块文章》，《王蒙自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8、108、107页。
4 5 7 34 [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451、275、451页。
10 11 16 17王蒙：《庄子的享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4、176、84页。
20 关于王蒙小说与音乐关系的论述，可参阅笔者论文《当代小说叙事艺术中的音乐表现》，《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21 22 王蒙：《小说写成音乐》，《文汇报》2024年2月4日。
35 36 37 42 43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86—87、64、86—87、94页。
[作者单位：张莉莉 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伯存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