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的非遗叙事与传承之思
内容提要：自新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内涵，在全球范围开展文化多样性保护行动以来，许多作家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并在创作实践中对非遗传承展开文化反思。葛亮近些年发表的小说聚焦于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历史的沉舟侧畔挖掘非遗中隐性的“文法”，凸显群体无意识中孕育的文化认同与情感纽带，从传人的精神史切入被历史挤压变形的非遗发展史，并以人喻艺，深入考察非遗人文精神的传承脉络，探索俗民文化在世事变迁中延续与融合。小说以非遗微空间的跨域生成建构当代传播体系，呈现被时代遮蔽的个体在新型关系结构中修复创伤、实现自我重塑与主体性复归，并依托共同的志趣构筑微空间下的情感共同体。曾被边缘化的非遗也在文化交流中焕发新生，同时，政策与资本的介入为其带来新的资源与活力。然而，非遗的公共化传承路径意味它要面临市场化、城市化、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重构与多方挑战，对此，作家提出以开放的地方观念促进非遗的当代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葛亮 非遗叙事 文化的文法 微空间 传承之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认知到实践上的文化反思，直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非遗”概念，在其大力推动和广泛呼吁下，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性已在全球多数国家达成共识。我国的非遗保护从世纪初发布的方针政策上升到国家意志，并以法律形式确保其传承发展。作家敏锐地观察到非遗的时代价值、表现形式、文化内涵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以非遗为表现主体的作品，呈现出相关工具、实物、工艺品等物质要素，实践、表演、知识、技能等文化要素，空间环境等自然要素。如徐则臣的《北上》以跨越百年的恢宏视野，讲述京杭大运河上几个家族的秘史与一条汤汤大河的风土人情。阿来的《格萨尔王》以小说文体诠释非遗史诗的当代价值，在社会历史场景变迁中展开对英雄史诗的活态传承。冯骥才的微型小说集《俗世奇人》名录式地呈现天津卫民间奇人的传奇技艺与生活智慧。尽管20世纪文学中已有诸如《鼓书艺人》对俗民文化的深入描写，但老舍意在展现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的觉醒及其家国观念；邓友梅的《烟壶》则引用详细史料，介绍中国和世界的烟壶发展历史，并借由烟壶引发的纠葛彰显爱国主义主题。这些作品着重凸显时代的波澜，与新世纪文学对非遗主体认知、传承保护思考、价值衡定观念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
70后作家葛亮近年发表的《瓦猫》《书匠》《泥人尹》《入瓷》以非遗为表现主体，涉及对技艺、知识、物件、文化场所、匠人的描写。文本中叙事者偶然接触到非遗传人，了解到这群边缘人的经历，在历史的沉舟侧畔重新发现非遗被忽视的一面。小说中“良工”与“故物”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波澜下经历风云变幻，作者不着意刻画传奇，也不重在展现技艺，而是以意外的冷静与克制描摹一度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生命轨迹与民间技艺的浮沉。这种对生活本真和不具名人物的刻意处理，对应了“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文本从非遗被历史尘封，到传承者的微空间重构，展现了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行动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双创”实施以来，非遗由民间传统向公共化转型的序章。
一、非遗：复魅的小传统
非遗作为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与主流文化分属文明社会中两个层次的文化传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将这两类文化称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1。大传统也称作高文化（high culture）、古典文化（classic culture）、学者文化（learned culture），属于学堂或庙堂内培育的主流文化，多以典籍或经典的形式留存，通过精英文人高雅的文化表达构造集体记忆与家国想象而延续。小传统又称作低文化（low culture）、俗民文化（folk culture）、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作为一种隐性的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情趣、人际交流活动的无意识中。国际学术界将这种民间的、隐性的文化传统又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2。
大传统作为意识形态在多领域的权威表达，对群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思想价值的引领。值得注意的是，大传统的主流文化性质和显性特征使它在社会变革中首当其冲成为改革对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建构中，大传统的文化内涵经过历代阐释极易发生价值偏移。特别在经典神圣化过程中，“研究者为了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往往曲意引申，结果愈失其旨”3。尽管20世纪以来，文化论争各方并未全然否定传统经典，但“上升到理性思考和怀疑层面的争论本身意味着作为民族集体情感需要的文化认同感的消亡”4。由此可见，历经批判、反思、重构的大传统在话语权威的规训下容易沦为观念性表述，其中隐含的文化区隔造成“高”文化与大众认知间的隔阂，导致其缺乏庞大的群众基础抵御权力更迭的压力。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缺少情感交流的根基，在群体认同和精神归属方面显现出一定的弱点。
小传统根植于民间生活环境和特定社会关系中，以实用性技艺与强情感关联为核心，在社群、个人与所处空间的相互关系、历史条件的变化刺激下不断发展。小传统自下而上搭建的关系链路在日常交流与对外交往中不断强化群体关系与文化认同。当代社会语境与审美观念的转变推动了文化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开展，小传统经过官方层层评级后被纳入地区规划项目，在多主体参与、多元化传播、数字化创新的推动下，逐渐从原始语境中脱离并进入多元空间，呈现出民间与经典并存的双线文化传播路径。不可否认的是，非遗的当代转型提升其影响力与价值，但在客观上也将传承的内在动力转变为选择性创新，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本真性的消解。
葛亮便是关注到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隐性问题，他聚焦于小传统续接当代先进文化的转型期，以体验式探寻书写非遗的历史记忆，并对俗民文化的本真性持守与公共化转型等问题进行深入开掘。葛亮曾说：“书写记忆对我而言，不单只是抵御现实的方式。我想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某种价值观与审美观的砥砺。我更重视其中的续接感，对家族祖辈那个时代的续接，对传统的续接。我希望自己可以‘在场者’身份，进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过渡期的发掘，从而将某种在我们文化谱系中已淡去的脉络重新进行勾勒。”5他以小传统滋生于民间的、平实的一面，消解它被主流话语“收编”后刻意传奇、成为传说的那面，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重现发掘非遗中隐藏的文化密码，从而复魅真实的非遗。
社会学家麻国庆曾用“文化的文法”概括非遗难以言传的部分，“诸如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生活结构和集团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等”6。非遗在特定的民间环境中产生与发展，可共享的知识积累为具有实用性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形成具有某种社会和文化功能的知识体系。但是，非遗的实践性与经验性决定它高度依赖个人的体验和直觉，其中蕴含的理念、价值并非都能用文字、语言明确转述，也造成非遗脱域后降低了有效传播值。
这种对内部成员来说不言自明的“文法”既包括基于血缘、亲缘、学缘、业缘等密切的社会关系结构中自我无意识间体会到的章法，如《瓦猫》中的荣瑞红，《泥人尹》中的尹传礼便是从“无意识的生活结构”中习得技艺；还包括技艺传承中形成的无意识的文化认同，如《书匠》中南京、香港两地匠人“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共识，表现出跨越时空界限的古籍修复师对物与造物者最大的敬意。《入瓷》中司徒云重对广彩技艺“万变不离其宗”的理解，她将岭南画派近百年的演变展现在方寸之间，使广彩技艺焕发生机。
非遗中隐性的“文法”凝聚着群体共通的情感。人们通过“看得见”（visible）的遗产与“看不见”（invisible）的情感联结形成牢固的关系纽带。7这种隐形的情感联结只有生活其中的成员从文化技艺与历史记忆中才能全然体会，也就是瑞尔夫所说的“根著性”的地方感。作者由特定环境下生成的“文化的文法”凸显非遗的根著性，既还原了小传统的生长环境，以相对的距离隔绝了集体知识的转述，又表现出他的写作立场，抵据理性主义崇拜带来的对人的心灵驯服这一精神危机，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大量“标准人”的涌现。文本塑造了各类被权利意志扭曲的传人，越出理性主义逻辑的边缘人、残缺人，充实着关于人的多样性书写，进而依托传人的生命历程询唤历史的真实，发掘一段被遮蔽的非遗发展历程。
二、遮蔽：从欲望之“狱”到暴力消音
葛亮的非遗叙事在时间上跨越一个世纪，包括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破“四旧”、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文化出海等重大历史事件。国家政治穿透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话语权威试图吸纳、整合并重构俗民文化，调整社会结构并灌注新的内容。小传统内含的本土文化习俗、传统伦理观念不断抵拒时代更迭带来的压力。“‘剩余’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历史的馈赠，更重要的是，它是历史的积淀，最后剩余的东西，是负隅顽抗的东西，它最有韧性，也最真实”8。小说以轻盈之姿淡化时代翻涌的强力，由小人物的小兴味讲述非遗故事，在变形的生活中凸显非遗的本质力量。历史事件落在个人身上如同命运突然按下的中止键，遮蔽了一个人的黄金时代。生活的多样性和细微性提示人们那些真实的印痕，就像被偶发事件边缘化的人生，似乎不完整、不完美的记忆才更接近事物本真，构成更具韧性的文化内核。
作者由匠人的精神史切入被历史挤压变形的非遗发展阶段，探索历史的剩余物在专断社会的传承，俗民文化在世事变迁的接续，由人的心灵叙事展开对非遗人文精神承继的考察。小说侧重表现匠人心智的锻造，并以人喻艺，使人与艺在精神上形成某种共融。承载着匠人心智能量的“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种能量和其产品都被认为是自我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从自我的身上长大或成型。”9匠人全身心投入创作，自我与物几乎融为一体。他们不善交际甚至言语刻薄，一度成为世俗眼中离经叛道之人，却在工作时表现出沉稳淡然、值得信赖的一面。不同于《烟壶》中聂小轩拒绝制作有辱国格的烟壶内画，毅然断手自戕，彰显出民间匠人的英雄气节。《断魂枪》中沙子龙决定将枪法带进棺材，绝不外传，表现出侠者对技与道的坚守。
葛亮笔下的非遗传人更接地气、更符合真实人性。他们经历过身心之困，甚至有过落魄、被欺辱的过往。《泥人尹》中泥塑传人尹传礼祖上是无锡颇有名望的士绅家族，其父在北伐战争中带着万贯家财投靠孙传芳，结果全军覆没，导致人财两空。尹父遭遇众叛亲离、郁郁寡欢而亡。年幼的传礼被托付给朱家。朱家为前清朝廷做泥塑贡品，尹传礼耳濡目染下志愿将此技作为事业。过人的天赋加上祖传技艺令他30岁就成为惠山最出名的艺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来，艺术品被认定为“四旧”，朱家沦为革命的对象。道貌岸然的革委会主任借革命之名肆意施欲。尹传礼的未婚妻在威逼利诱下被玷污，身体还留下被践踏的标记—— 一条无辜却时刻提示罪恶发生过的小生命。朱家的养育之恩、师傅的救命之恩、妻子的共苦之情使尹传礼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但是孩子出生就不健康。妻子坚持为尹传礼生一个健全的孩子，十月怀胎后竟生出一个死婴，妻子大出血急需抢救，主任医生却在牛棚接受改造，慌了神的实习医生抢救了一夜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性命。尹传礼一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讨生活，却又一次遭遇不幸。孩子高烧不退送到医院虽捡回条性命，腿却站不起来了。他面对妻亡子残，还要忍痛接下组织派给的任务连夜赶制主席相，在伤心和疲累下将主席下颌的痣点错位置，被送去劳改九年。尹师傅见证的历史犹如福柯笔下那段疯癫的历史，“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10。作者没有继续描写尹师傅劳改期间的生活，而是用话语空白暗示这段漫长时期对人的精神“清理”和“净化”。传承人的血脉中断与小传统遭遇的遮蔽象征着民间共同体的破裂，传统手工艺面临着重大危机。细细想来，尹师傅执着的自由意志恰恰是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年代最奢侈的诉求。因为他同革命小将的冲突，师父为护他周全而死。他为年轻的冲动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在后来一次次权威规训下变得沉默，接受权力的审判与暴力囚禁的现实。以至于中年时期，他在朝天门卖艺受辱也毫不反抗，只惋惜那根被摔断的“白鱼刺”。断裂的工具如同他被折断的人生，在历史的碎片中映现出人的脆弱、俗民文化自身的脆弱。
《瓦猫》中荣瑞红对宁怀远的喜爱带着一个乡村少女初遇精英文化的向往之情，爷爷的屡次告诫没能阻挡住少女的迷恋，她以民间的热情和野性追求自我梦想，却始终无法牵住一个胸有丘壑的少年落地为根的认命。在接受宁怀远出走的事实后，她带着儿子靠制作瓦猫生存，数十载原地的等待呈现出因爱而困的身心。《书匠》中的简渴望在香港打造一个兜售自我情怀的书店，没有资本托底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轻易破碎的粉红泡泡。郑先生提供资金、介绍人脉帮助简远渡英国学习古籍修复技艺。恋人对她来说不仅满足了浪漫主义的幻想，还以年长的经验和资本成为她精神上的导师。两人决定相伴一生，郑先生却在结婚前夕病逝，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简精神崩溃。居住环境的冷寂、公寓暗沉的色调、密不透风的窗帘暗示了她紧闭的心门。
不论物理空间的围困还是精神世界的囚禁，匠人往往因暴力刺穿的人生难以与过去和解，他们埋头于行动，在创作中感受生命的能量。尹师傅工作室出品的泥塑深受欧洲消费者欢迎。儿媳刘娟为加大产量雇了几个艺术学院的学生，以次充好的商品败坏了尹师傅的名声，也表现出民间传统文化受到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而这批被取消的订单成了尹师傅的心结。一个匠人因工艺品质被退单，责任使命令他无法容忍艺术上的瑕疵。但是，为了尽量给残疾的儿子提供一个和美的生活环境，尹师傅没日没夜地工作，晕倒在工作台时手里还攥着刻刀。他的一生被困于方寸之间，这双创造艺术的手、被师父用命换来的手最终沦为现代社会的机器。他在不停地制作与创造中替自己赎罪，为没有及时挽救妻子的生命，为耽误治病导致孩子的残疾而忏悔，更为了给妻子的骨血提供有保障的未来。尹师傅在做工中救赎自我和他人，最终却面临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崩溃。他确诊肝癌晚期后，外国资本立即撤销他的工作室，儿媳带着所有的钱款不知所终，到头来儿子竟无栖身之地。人心并没有换来人心，人生也没有苦尽甘来，在这场欲望之“狱”中唯有泥塑制作曾给他带来片刻慰藉。
非遗传人在一场场形影相吊的精神修行中剔除多余的物质干扰，挪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技，但疾病暗示着暴力击穿了个人的身心，释放出无法弥合的伤害。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11，体现出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文化准则在个人身上的矛盾。郁结在内心无法调和的问题消耗着个体的生命能量。简毫无征兆的中风后失去了行动与言说能力；宁怀远在战争中被炸毁了眼睛和腿脚，他变得沉默寡言；荣之武发烧后落下了哑症。身体上的残缺使他们失去独立生存能力，被限制的活动空间征示他们同外界的交流不再畅通，终将沦为与社会脱节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需要解决比常人更为严峻的物质生活难题，也无力应对身份危机，甚至连存在本身都成为一个需要商议的问题。“个体作为存在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个体通过他人的反映而显示自己，而他人通过我的观照也得以存在。”12这些残缺者飘零于世，因物理或精神世界的隔绝难以得到外界认可，主体的失落标志着民间技艺的沉寂。被暴力消音的老董、尹师傅、宁荣生，因病失语的简、荣之武。沉默在这群匠人身上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意味。一方面，从人的主体性来看，个人在话语权威面前成为随时被召唤的对象，尤其在特殊历史时期，个人作为革命的资本被合法征用，“艺”与人的关系与意义被主流话语决定，暴力惩戒最终导致个人的消音。值得注意的是，尹妻诞下的病态的新生命隐喻了政治神话下权威对个体的占有释放的危险信号。另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性来看，一群人的沉默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病象，也作为群体对历史的质询。文本中多处可以纵情歌哭或强力批判的事件被一笔带过，沉默简省了情绪化的宣泄，通过话语空白暗示人生褶皱处的晦暗，以群体的失语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历史省思。
非遗传承者遭遇的现实之囚和精神之狱映照出社会转型期纷繁芜杂的欲望，无序的离乱及时代压力下民间文化与个人遭遇的窘迫。作者揭开非遗的荣光背后民间的粗粝与历经锻造的一面，在癫狂的历史中呈现俗民文化的沉浮。传承者的人生也在突围中透出令人慰籍的亮光，这束光照亮他生命的进路，推动人与艺在混沌难明的状态中浮出历史地表。
三、突围：微空间中的情感共同体
非遗随着传人迁徙进入其他空间，这种文化的空间扩张也就是阿兰·巴迪欧所说的“介入”（intervention）。“介入在于为场所中不可表达的元素命名，为了检验这个场所是事件的场所。这种命名既是不合法的（它不符合任何再现的法则），又是匿名的（从空里得出的名称必然不可区分，因为它来自空，等同于‘是场所中不可表现的元素’）。”13昆明的瓦猫缘何出现在藏区，两地截然不同的建筑特征提示着文化介入的“不合法”。瓦猫“身量小，但样子极凶。凸眼暴睛，两爪间执一阴阳八卦，口大如斗，满嘴利牙”14，似乎要震慑所有的魑魅魍魉。这个突兀的形象出现在德钦多处房梁上，它与当地民间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表现出它的介入必然越出了瓦猫的原生价值。不论基于地域审美还是民间信仰，当地人都不会请一尊瓦猫上梁庇佑家宅。这个不合法的异质文化如何介入德钦，从仁钦奶奶保存多年的笔记本中可以推测出善良的藏民对一个无家可归的残缺人施与的温暖。人类共有的情感怀想消弭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瓦猫在德钦融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也寄托了传承人宁怀远怀念远方亲人的情感。
跟随叙事者对“介入”现象的解密中发现，瓦猫的发源地昆明瓦窑镇正面临整体拆迁，城市化进程对非遗生存空间的抑制使瓦猫面临社会性死亡。为减少当下事件带来的压迫感，葛亮跳脱出昆明沉重的空间氛围，采取单双章交叉叙事的方式讲述非遗的历史与当代传承。伊塔洛·卡尔维诺曾说：“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15葛亮在《瓦猫》中便是这样处理的。首先，他在双线交叉叙事中制造了五花八门的隐喻。小说每章以德钦弦子做引子，这些非遗唱词带有大量的歌诗修辞，使用赋比兴描述自然万物，同时镶嵌许多来自经书、歌谣、俗语和史诗中的话语。粗朴稚拙的民间艺术因“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16，营造出物我合一的意境，表现出非遗生长于民间的自然美学特征，并由内容的审美化重构非遗的精神内涵。其次，从形式上打断故事的连贯性，暗示了历史本身的扑朔迷离、文化发展的难以预料。作者在德钦章节刻意含混时间，将文化解密事件割裂为碎片化并置的片段。这种叙事方式既是对当代文化传播新局面的具象化表现，也是对非遗价值与意义的赋新。
“后工业社会盛行的空间性、消费性的文化形态，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性，使得传统手工艺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得以进入当下文化语境并参与构建文化生态关系。”17非遗生长于民间，在后工业社会生产与消费驱动下分化为多个“微空间”，参与文化生态建构。这些活态传承空间由文化记忆与特殊技艺构成，使得“过去的事实和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以活的时空存在形态嵌入、并置和纽结于当代时空网结中的“异空间”（heterotopias）和“异时间”（heterochrony）。自发形成的“微空间”按照自相似结构组成交错的分形网络，内部成员既可以在同一空间交流，又可以自我为核心形成新的自组织空间，由各自所属的社会网络不断延展空间结构。每个个体连接的微空间都有一个特殊的自我标识，通过自我命名和表达在传统文化空间中打开新的意义发现渠道。如：以简为核心建立的沙龙式微空间，以尹师傅、老董为核心成立的工作室式的微空间，呈现出传统介入现代空间的异质化进程，实质上也就是物性空间向神性空间的转化过程，以精神文化交流建构非遗的当代阐释框架，实现文化开放的拟态互动过程。
非遗在新关系结构中除了延续其原生价值，也依主体间性构建互享价值，并改变其部分经济价值、审美价值，拓展其人文价值，以新的价值标准参与文化传承。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当代社会对非遗的价值重估主要集中在审美领域，《书匠》却有意突出古籍修复技艺的社会价值，强调它具有仪器不可替代的优势。简修复的一些书并没有那么高的经济、文物价值，甚至修书的费用比原书价格还高，但是她认为书对人来说不仅是所有物，还蕴含着藏书者的情感记忆。修书也是在修复一段美好的情愫，一些怀念的过往。古籍修复的社会价值便延伸为对人心、世道的修复。
葛亮把书的受损与人的创伤互文并置。古籍修复师老董、简经历身心之困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像旧时光的遗物，不用手机，也不主动与外界交流。老董当年因形势所迫诬陷毛果的爷爷，获取生命喘息的机会。他丢了图书馆的工作后以修鞋为生，修补对象似乎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蕴含于“物”的人生态度。数十年后，他又在毛果父亲的帮助下重获修缮古籍的机会。但他没有接受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只在节假日和晚上帮助处理馆内的疑难问题，带几个新手学习技艺。他坚持“修旧如旧”的理念，不惜以前途为赌注，采用传统工艺修复雍正年间的官刻本《论语》，最终凭借繁复而古老的技艺，解决了科技手段也无法处理的问题。至此，他的精湛技艺赢得业内一致赞誉。老董却拒绝了官方给他的荣誉和职位，仍以修鞋为生，看似因为匠人的倔强和体面，实则他为等待遗弃元子的父母回心转意。老董默默为他人遮蔽风雨，也给予他们改错的机会。日复一日的修补像是一场双向救赎，既在修复失落的自我，也在修补一个年轻人不知所措的举动造成的人生遗憾。老董终于等到元子的生母接走孩子，他解开内心之困后也离开南京，凭借技艺可能在任意地方扎根。至于元子，我们能够从尹师傅和荣瑞红的经历中推测，或许这个自小耳濡目染各种修书之道的女孩，未来也会以分享主体的身份建构起新的文化微空间。
简与恋人因书结缘，两人即将成婚时恋人突遭病故，简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去看心理医生时遇到了秀宁。一场场因爱书、惜书的邂逅使简结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简的修复对象不全是古籍善本，还有一些看似普通却包含客户重要记忆的书。这些书作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见证，蕴含着修复个体内心创伤的力量。简数次破例修复这些情感的寄托物，用技艺医治着藏书者内心的伤痕。最初，这些人只是她的客户，因书聚合的缘分为师徒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契机。简也在知识、经验与技能的人际交往中逐渐抚平自我伤痛，不再沉溺于过往，于修复书籍与修复人心中重新定义人生价值。她的学生亦是如此，秀宁说：“每次洗书，人就轻松一点。觉得将奶奶一生的心酸，连通自己往日的不快，都洗去了。”18静宜为了“对父亲的书能有一个‘体面的继承’”19，也为了弥补父女二人错过的时光选择以修书为职业。阿超、思翔等人都有一段依靠修书从低谷到平复心绪的历程。修书给予个人释放的出口与信仰的力量，成员在新型关系结构中修复伤痕、完成自我再造与主体性回归，在人生波澜中以小圈子凝结的情感根基构筑自我心灵安适之地，并依托共同的志趣建构起微空间下的情感共同体。
四、传承：异时空对话与公共化转型
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改变着非遗的原生环境，与此同时，非遗的微空间传播在新环境中不断与异质文化摩擦并产生新质，这既是非遗在当代社会面临的阶段性调整，也是它保持生命活力的自主转型。作者通过瓦猫这枚民间文化的切片，审视非遗的在地性保护与异时空传承。小说展现了以瓦猫匠人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与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作者处理两种文化关系时避免文化优劣比较，而是着重表现文化的交流共促。抗战时期，这群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扎根云南后入乡随俗，当地盛行新房要请一尊瓦猫立在房檐庇佑家宅平安。闻教授、梁教授等人陆续到荣老爹家请瓦猫。学者们自然清楚玄学与科学的差距，但民间信仰在动荡的年月何尝不是安抚人心的一种方式，他们设身处地地感受到民间生活孕育出的略显粗粝却涌现韧性与活力的文化，甚至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民间精神表现出直面现实的伟力。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宁怀远师从闻先生，身上带着“一股子倔劲，每日孜孜同上古文献打交道”，后拜荣老爹为师学习瓦猫技艺。他既表现出文化精英机敏、灵巧的一面，又体现出工匠吃苦耐劳的一面。面对家国之难，他义无反顾加入革命，却在战争中被炸毁一只眼睛和一条腿，同行战友全部丧命。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垮塌压得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得死气沉沉，他回昆明后躲在阁楼上不愿见人。荣瑞红发现真相后，以她的包容云淡风轻地撑起两个人的未来。她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全然通过瓦猫技艺这个介质交予的处事方式与道德观念。这尊怒目圆睁的瓦猫聛睨一切，却也给予荣瑞红最长久、最温暖的陪伴，伴随着一个女孩到匠人的精神成长与技艺圆融。
技艺和学问同属于文化印记，集合地域风俗与民间情感的瓦猫带动残疾的“猫先生”宁怀远重新步入社会，也通过瓦猫历经捶打、锻造的制作过程给予一个青年静思人生的机会。他不再因村民指指点点而躲避，也在一次次出行中以无畏的气节逐渐获得全村人的认可，成为落地生根的“自己人”。后来，他被学校聘为教书先生，进一步获得官方认可的社会身份。作为民间技艺与正统文化的传承者，两种文化特征的融合在宁怀远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依旧可以看出文人风骨占据主导。当宁怀远得知恩师闻先生被枪杀后，他再度陷入精神危机，没留下只字片语便悄然离去。从他遗落德钦的日记可以推测他想去一片净土找回失度的灵魂。在当地多处建筑上矗立的瓦猫可得知他为藏区带来新的工艺，非遗不再局限于原生地，而被传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宁怀远代表的新型匠人以精英文人之姿介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在迁徙中生成的微空间又与少数民族文化发生碰撞，续写着一段藏汉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书匠》聚焦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跨时空对话。简承袭西方古籍修复术，由她引出欧洲古书装订史以及与修书相关的西方学问。老董承袭中国古典修复技艺，修书依照“祖宗传下来裱褙的老法子”，利用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如西瓜、蒸锅、橡碗，以自然之物造就自然之法。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技艺成为民间匠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资本，凭借手艺建立起的文化自信也稳固着小传统的特性。中西书匠的跨时空对话展现出整体观视野下的文化多样性，由一个个微空间形态不断丰富非遗的内涵，促进当代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随着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开展，非遗在地方行政规划以及资本市场的发掘下从边缘甚至行将灭绝的地位，一跃成为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非遗面临公共化转型必要经历的价值重构。“非遗在现代社会的活化传承只能在与现代文化共生的大背景下进行，其生命力也必然表现为文化基因在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活性生长。”20葛亮关注到非遗社会地位的提升为它注入新的资源与动力，然而，它也将面临现代社会市场化、城市化、数字化转型对“活性生长”带来的压力。
市场的扩张拓展了非遗的生存空间，却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传承创新利用异质文化的“壳”改造了非遗的“核”，实则消解了非遗的本真性。《泥人尹》中尹师傅在欧洲商人的投资帮助下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他根据国外客户的喜好制作一系列半裸人像泥塑，与其说西方市场对中国泥塑产品的青睐促进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不如说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其实，早在尹师傅在朝天宫外摆摊时，市场偏好就已经影响了创作。随着动漫文化兴起，尹师傅在毛果的建议下制作孩子喜欢的动漫人物，以传统民间艺术进行二次元文化的创意表达。这属于非遗的创新性发展，还是二次元文化焕发的生机，抑或两种文化实现了双赢？可以确定的是，非遗受市场影响尤其它与资本的联姻很难保证它一直居于主体地位，一旦脱离资本的扶持后，是否又会面临无人问津的窘境。小说在结尾引人深思，尹师傅确诊癌症后，欧洲客户礼貌地送来慰问金后即刻撤销了他的工作室。利益导向决定了资本不会顾及非遗的人文与历史价值，当合作伙伴出现问题后就及时止损，以理性原则保持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资本介入也使非遗传人面临沦为“技术劳工”的窘境，从匠人成为资本的赚钱机器。尹师傅的离世表现出民间文化传承者获得身份认同的艰难，他们不仅生活穷困、精神饱受话语权威的压力，在获得市场青睐后还被资本无情地消耗能量。小说以尹师傅的死亡发出质询：技艺精湛的工匠走出历史的风暴后却后继无人，消费市场也无视“匠人”的匠心，只把他当作“劳工”使用，在疯狂的利益攫取中还要求他们保持艺术的灵韵。横暴权力下的规则使匠人在文化生机面前忘了自我，以致自我的伤逝。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与物质生活的提升，非遗这种生于民间，带着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城乡现代化发展中也面临着价值危机。《瓦猫》中毛果根据信件地址一路找到昆明郊区龙泉镇，却“不见村镇的景状，只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推土机、货车穿行期间”21，近旁是兴建中的司家营地铁站。他沿路看到多个立在旧宅屋顶的瓦猫，这些房屋正等待拆迁，只因周边有很多文保单位才拖延至今。瓦猫因久远的仪式与迷信色彩沦为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高楼林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瓦猫的生存空间，它被抹去实用价值后是否面临消亡的命运，抑或同文物一样进入博物馆陈展保存，文化的文法是否随着人与艺的分离而消亡。小说对非遗活化传承中民间生存权力与官方话语权力的平衡，地方记忆与民间技艺的接续发出警示。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非遗传承创新提供了多元的生态空间，但匠人世代承袭的“规矩”使他们面对科技时容易产生隔膜。老董认为“祖宗传下来裱褙的老法子，哪是‘科学’们比得了的”22。他坚持用传统手艺修书，甚至将专家们都束手无策的、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封面缺少的那块蓝绢用手工染了出来。“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23完美复刻的技艺也使老董成为修书界公认的专家。小说表现出非遗强大的生命力，即便已经出现数据分析、数字打印技术，它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现阶段，这种只有传人掌握的技艺尚未扩展至大机器生产，于是出现官方向民间取经的现象。但从文本可以看出，最终盖棺定论的话语来自科技。作为新时代的话语权威，科技已然成为检验技艺的标尺，它惊人的迭代速度在未来必然改写民间传统技艺的传承模式，究竟是科技辅佐人类展开修复工作，还是匠人成为采集样本的“文化指纹”，为数字化修复提供行业标准，非遗的传承发展面临着未知与挑战。
对非遗的来说，民间性与本真性是互构的，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打破地域界限通向开放的过程。非遗本真性的保留仰赖民间文化土壤，但民间性的淡化几成定局。当非遗介入异质空间，新的生产关系推动它从原有的民间文化脉络、根植的社会生态关系中抽离，与当地文化开展互动交流，推进其活态传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隐含的文法离开原始生活环境后逐渐弱化，掩盖掉民间特色以及附着的情感记忆，甚至面临丧失灵韵的可能。
葛亮对非遗的公共化传播展开深入思考，他强调“非物质”层面的保护，探索了“文化的文法”的承继与非遗“微空间”的活化传承路径，提倡以一种开放的地方感促进非遗的当代转化。如同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者多琳·马西所说，不必过于担忧地方感和本真性的丧失，因为建立在本真性上的非遗不过出于学者的文化想象。当代社会人群的高流动性、关系的多样性使地方成为被建构的过程，而非一个凝固的、有边界的实体，“赋予地方特殊性的不是某种长远的内在化历史，而是这个事实： 它是由在特定地点联结在一起的一种关系之特殊组合所构成的”24。关系的特殊组合为非遗提供了开放的生长空间，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迭代，多维空间的交融互渗也为非遗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以开放的观念积极应对变化，变被动接纳为主动接受，是作者对当代非遗传承创新提出的经验启示。
[本文系河南理工大学青年骨干教师项目（项目编号：2024XQG-14）、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编号：GSKY2025-1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2 4 高小康：《非物质遗产与文学中的文化认同》,《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3 高小康：《从记忆到诗意：走向美学的非遗》,《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5 葛亮：《由“饮食”而“历史”》，《暨南学报》2019年第1期。
6 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
7 Domanico,L.,“The Invisible Landscape:Subsiol,Environment and the Italian Legislation on the Culture Heritag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2/2(1999),p.159.
8 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9 [美]罗素·Ｗ.贝尔克：《财产与延伸的自我》，《物质文化读本》，孟悦、罗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10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刘北成、杨元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页。
11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12 钱中文：《巴赫金：交往，对话的哲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3 艾士薇:《通往真理的事件——论阿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的理论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6期。
14 18 19 21 22 23 葛亮：《瓦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4、78、88、205、45、55页。
15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6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17 张娜：《后工业时代手工艺文化的审美重构及其实践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20 高小康：《非遗美学：传承、创意与互享》，《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Doreen Massey. Space,Place and Gende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53.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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