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新时代儿童文学随着新时代的时间开启，愈加追求“创造”的“原创性”。可以说，较之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最大的变化是：在叙事上，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采取了不卑不亢的学习心态和独立自主的创作姿态，而不再是从“低处”向上看的膜拜心态和单向度仿照国外优秀儿童文学的创作姿态。这表现在新时代儿童文学比以往更加强调文学自身的要义，强调文学的探索性，尤其更加强调依凭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即深具文学自觉意识。在此基础上，新时代儿童文学日渐告别了旧有的囿于文学自身的叙事，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深具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中国叙事。经由文学自觉、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这三重“自觉”，新时代儿童文学日渐实现了“原创性”叙事。

关键词：“原创性” 新时代 儿童文学 三重“自觉”

新时代儿童文学尽管仍然承继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郑振铎等人提出并践行的以“创造”为主线、以“翻译”与“收集”为辅线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传统，但与此同时，愈加追求“创造”这一主线的“原创性”。可以说，较之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最大的变化是：在叙事上，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采取了不卑不亢的学习心态和独立自主的创作姿态，而不再是从“低处”向上看的膜拜心态和单向度仿照国外优秀儿童文学的创作姿态。进一步说，新时代儿童文学无论是何种类型、选择何种题材、采用哪种样式，其实都是紧紧围绕“原创性”叙事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如果抓住了“原创性”叙事这个核心关切和“问题意识”，新时代儿童文学就显现出“新”的真义和深意了。甚至可以说“原创性”叙事就是新时代中国叙事的同义语，确立了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总问题和逻辑框架，举足轻重、统领全局。那么，新时代儿童文学在“原创性”叙事上何以与为何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这是本文的问题所在。

一、原创儿童文学与新时代的时间开启

如果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那么新时代儿童文学亦是新时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儿童文学在“原创性”上的整体提升，与新时代文学在“原创性”上的整体提升一样，皆与新时代的时间开启密切相关。

关于新时代，学界普遍将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召开视为其时间起点，如有学者所言：“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随着新时代的时间开启，新时代文学也同步开始了。对于“新时代文学”的思想原点，学界普遍认为是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如一位论者所言：“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学的文化基点，如另一位论者所言：“应该说，《讲话》并非只就文艺创作来谈文艺创作，而是为民族文化复兴铸魂。”4这也是说新时代文学较之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新时代文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新时代文学”称为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民族复兴”不仅赋予新时代文学新的主题，而且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带来了新的意识、新的经验与新的格局。5

在上述新时代的时间起点中，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转型起点是2015年7月9日至10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二十九家专业少儿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百余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旨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国政府网、中国作家网等多家媒体都对本次会议作了报道。“会议指出，广大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者要大力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突出中国梦时代主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道德宝库，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意志品格塑造和心灵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精神食粮，鼓励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争当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6从此次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的报道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个讯息。其一，新时代儿童文学是转型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需要准确、深入把握住新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这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无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其二，在新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转型的总体语境下，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些新状况与新问题，譬如：全球化的商业环境的侵袭、数字媒介等传播方式的改变、浅阅读等施与儿童的快感、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复杂化问题，以及儿童文学艺术如何实现中国式变革。其三，面对新时代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下生活，面对多样化的中国式童话，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亟需把握时代变化，深扎少儿生活，讲好中国少儿故事。显然，传统的儿童文学命题早已不再能够覆盖和解答这些新问题，在此情形下，如何启动新时代儿童文学内在的艺术革新与反思机制，有力地把握、推进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变革进程，进而促成新时代儿童文学从市场到艺术的真正繁荣，改变有“高原”无“高峰”的现状，皆是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需要合力承担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即便仅从新时代儿童文学批评来说，笔者认为，也“需要在文学场域中重新辨析它的含义，通过对童趣与伪童趣、儿童文学与伪儿童文学的辨析，以审美本质论的批评内核，发现并推动原创优秀的儿童文学”7。

总之，新时代是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启。在新的时间中，新时代儿童文学与新时代文学一道呈现出新的时间面貌。这一新面貌，恰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提升，中国作家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增长，而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在呼唤着中国作家突破‘小说’的固有观念，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中国人经验与内心世界的新的‘小说’形式”8。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同样在忠实于中国儿童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尝试突破以往固有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并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中国儿童精神的新的儿童小说形式。正因如此，2016年4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成为获得国际安徒生奖9的首位华人作家，新时代儿童文学界拥有了自己的高峰作家；2025年，曹文轩创作于2005年的长篇儿童小说《青铜葵花》成为唯一一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与安徒生童话、《小王子》《夏洛的网》《哈利·波特》《长袜子皮皮》《汤姆·索亚历险记》《木偶奇遇记》《柳林风声》等二十多个国家七十余部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并列的“奇迹世界”10。这一切都意味着新时代儿童文学在国际传播上收获了新的世界性影响。

二、新时代儿童文学：以文学自觉为基点

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比以往更加强调文学自身的要义，也更加强调文学的探索性，尤其更加强调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可谓是深具文学自觉意识。

说到文学自觉，很容易会联想到“文学性”。事实上，文学自觉是建立在“文学性”的基本含义上。而“文学性”，作为外来概念，在20世纪初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时，“文学性”已有其基本内涵，强调文学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旨在区别于社会、政治、历史等非文学性的统摄，如同什克洛夫斯基所说：“在文学理论中我所研究的是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来作比喻，那么我所关心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股数和它的纺织方法。”11可见，“文学性”自提出时就是社会性的，甚至是政治文化性质的，即“文学性”旨在差异于社会批评、政论批评和哲学批评，拒绝用社会、历史、心理等非文学性体系的理论来对文学进行阐释。19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文学性”及其基本内涵被“引进”而来，迄今被反复阐释。多少年过后，在新时代中国学者，“文学性”的基本内涵依旧构成了文学的基本规约，如吴晓东所说：“‘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12不过，尽管“文学性”的基本内涵被遵循，但“文学性”在不同国度与不同时代又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变化，或者说，“文学性本质上就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可能出现名正言顺、一名立万事毕的状况”。13对于新时代儿童文学来说，其“文学性”固然与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所展现的“叙事方法变革”14高度重合，但仍有差异。“先锋文学”的“文学性”是在1980年代中期语境下“以西方20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15，进而使得“创作向写作退化”16，以期改变在此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性因素的黏着状态，同时在选择的叙事方式上摧毁了前期新潮文学的关于“人是主体”以及人具有确定的本质和价值的现代神话；而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则是在经历了198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19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全球化至新时代语境以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为养分，并在转换经典养分的过程中注入新时代中国经验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以期抵抗市场化的态势和西方文化中心化的心态，进而致力于用中国叙事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概言之，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文学自觉是以中国叙事的方式来重建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的“文学性”。

那么，重建一个怎样的“文学性”才能应对“当下儿童文学遇到了什么”的问题呢？既然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儿童文学遇到的问题，通常总是非文学性与文学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过程是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博弈，结局是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得以扩容、兼容、涵容，最终得以再生与壮大。事实也是如此：21世纪最初十年里，“纯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因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化而难敌“通俗类”童书读物生产的态势，“原创”儿童文学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而难敌“引进”图书比例严重失衡的态势，这意味着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重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原创性”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无法回避的内外挑战。为此，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儿童文学界围绕“文学性”和“原创性”的问题，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比较有代表性的会议是2005年5月的青岛会议、2009年4月的桂林会议和2009年10月的北京会议。2005年5月，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文艺报》与中国海洋大学在青岛联合主办了题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讨会”的专题研讨会，百余位儿童文学研究者、作家、出版人共同关切“原创”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与未来、问题与出路，理性思考多种新现象，以期有效推动“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四十五篇，出版的论文集就是这次大会研讨成果的一次荟萃17，与会作家、学者、出版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创性”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确立了“原创性”的发展之路后，如何看待“纯文学类”创作难敌通俗类儿童文学的处境与困境？2009年4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办，接力出版社、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承办，在广西桂林召开的“2009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提供了深度的理性思考。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代际儿童文学研究者、批评家、作家以及出版人代表共四十余人主要围绕如何以理论与批评的视角推动原创儿童文学展开讨论。《南方文坛》以专栏的规格发表了与会儿童文学评论家的一组文章18，围绕“分化期”“商业化”“儿童文学的独立性”“艺术的儿童文学”“大众的儿童文学”“批评标尺”等进行讨论。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曹文轩在为本次会议作综述总结时，说道：与会学者、作家、出版人“不再是简单的分析，更没有采取不假思索的敌对态度，而是直面这样的形势，智慧地寻找着对儿童文学‘有利可图’”的缝隙和机会”19。客观地说，桂林会议主要讨论的对象是少年小说，而幼儿文学的发展亦是原创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重视不足。2009年10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低幼读物出版中心在北京承办的“幼儿文学60年研讨会”弥补了这一不足。与会论者认为，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的创作中，1980—1990年代的突出成就集中在为中学生年龄段服务的“少年文学”，涌现了一大批少年小说、少年报告文学佳作；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异军突起，应当给予关注。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儿童文学界各方力量试图重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强调其“原创性”的关键节点上，恰逢其时地迎来了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自觉的新阶段。或者说，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原创性”的关系因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的确立而得以厘清：“文学性”是为了通向“原创性”，“原创性”保障了“文学性”；正是“文学性”实现了“原创性”，也正是“原创性”落实了“文学性”。新时代儿童文学由此实现了文学自觉，也收获了“文学性”“原创性”兼具的优质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便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收获了具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优质长篇历史儿童小说，即：新时代以来，不少儿童文学作家在其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中采用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在此，仅以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的长篇儿童小说《童眸》（2016）为例，因为《童眸》不仅呈现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观念由创伤性童年记忆至恒常性童年记忆的变迁，而且展现了出生于1950年代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史与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特别是，黄蓓佳运用中国经验与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由此重建了新时代中国人所期许的童年故乡图景：传统之“仁”与现代之“爱”相互融合的新时代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在创作《童眸》时，黄蓓佳动用了她“从出生到二十二岁出门远行读大学”20的至少她生命中五分之一的生活经验。那么，如何讲述“仁字巷”人的故事？如何形塑“仁字巷”的少男少女形象？《童眸》的开篇颇有鲁迅小说《风波》的开篇意味：从“仁字巷”人的晚餐场景和炎热夏季的风景起笔，将历史大事件作为一道远景放置在“故乡”的风景画与风俗画之外，仿佛中国1960—1970年代的历史浩劫并未席卷至“仁字巷”。于是，我们在《童眸》一开篇就看到“仁字巷”人依旧遵循着日常生活中晚饭时分的秩序和规矩：夏日太阳在将落未落之时呼啦呼啦地燃烧着，饭桌摆放在巷子里，“好婆做事喜欢做在人间前面”，“各家主妇们显山露水地加紧动作了”，邻里孩子们的洗澡水泼得此起彼伏……。不过，小说开篇对夏日晚饭时分的“仁字巷”的风景描写和场景描写虽与鲁迅小说《风波》的开篇有相通之处，但却没有鲁迅小说《风波》开篇的反讽之意，非但不反讽，反而颇有几分庄严的诗意笔调。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运用细节描写、白描描写、悬疑描写、肖像描写、日常生活描写等中国叙事方式讲述了“仁字巷”的故事，并将“仁字巷”的少男少女形塑为中国少年儿童应有的各种模样：弯弯顽皮，马小五浑皮，细妹倔强，二丫勇敢，闻庆来自尊，特别是十岁的朵儿乖巧、灵动，血管里俨然是流淌着传统之“仁”与现代之“爱”的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可见，无论是故事讲述，还是人物形塑，《童眸》都不同以往地依凭中国经验与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以“文学性”的形式保障其“原创性”。

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固然依凭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但同时亦是面向世界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而在世界性视域下实现“原创性”与“文学性”的互证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只有让地道的中国故事汇入世界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方能展现出真正的文学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蜻蜓眼》（2016）21既是一部依凭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的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典型文本，也是一部面向世界的东方正典。《蜻蜓眼》中的故事“胚胎”与曹文轩相遇于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代中后期，在新时代被讲述出来。《蜻蜓眼》一如既往地以曹文轩所信奉的文学本质论作为小说的文学观念，但文学本质论内化于中国故事的叙述世界上。在故事世界的讲述方式上，《蜻蜓眼》被处理为：以中法混血少女阿梅的目光为叙述视角，以中国古代饰物蜻蜓眼为核心故事要素，以上海、马赛、宜宾三座城市为空间场景，以1920年代中期始至“文革”结束后期为时间背景，既讲述阿梅的成长故事，也讲述杜家四代人在一场场劫难中相濡以沫的家族悲情故事，堪称是一个融合了写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但始终充溢着中国古典主义精神的、深具古典悲剧性质的中国故事世界。在叙事模式上，《蜻蜓眼》固然仍然选取曹文轩所谙熟的成长小说叙事模式作为小说的主体叙事模式，但同时内置了家族叙事模式、跨国恋叙事模式、“文革”历史叙事模式等，可谓调动了现代小说史上多种叙事模式；在情节编排上，《蜻蜓眼》的故事情节固然非常传奇——丝绸商之子杜梅溪与法国女孩奥莎妮一见钟情、历经磨难、生死与共的故事，但小说并不追求类型化小说的实用目的，而是追求纯文学的审美目的；在语言表达上，《蜻蜓眼》固然延续了以往曹文轩小说语言精致、典雅的古典美感，但语言所承载的丰富、复杂的现代意蕴，更是古典美感与现代意蕴的兼容之作；在叙述语调上，《蜻蜓眼》固然是“用庄重的语调去书写”22，但抵达了现代小说的丰富和深刻；在思想内涵上，它固然是在讲述20世纪中国人的苦难故事，但同时隐喻了现代中国人不屈从于悲剧命运的高贵风度。综上种种特质，可以说，《蜻蜓眼》是一部始终坚持文学本质论的当代中国故事，同时又是一部讲述当代中国人的世界性苦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时代儿童文学与新时代文学一道具有共同的新变化：“在书写中国故事、彰显中国风格、实现转化创新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有赖更多路径、更多方法的探索与开拓”23。

三、新时代儿童文学：以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为载体

如果说文学自觉构成了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基点，那么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则构成了新时代儿童文学的载体。究其原因在于任何一种文学，都承载着文化与文明。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与文明形态的核心艺术表现形式，既承载文化与文明的基因，又反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文化与文明又为文学创作提供精神血脉与价值内核。

那么，何谓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就曾在《文化偏至论》中，对中国近世文化与近世文明、西方现代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了双向批判，可谓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中，并未将文化与文明加以严格区分，二者常常被重叠使用。本文中的文化与文明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也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中国近世文化与近世文明、西方现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批判在下面两段话语中可见一斑：“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24“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平意思之，必不然矣。”25但鲁迅并未一味双向批判，而是以批判性的方式着力于建设现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由此提出了在世界性文化视域中汲取中外优秀文化与文明的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6也提出了抵抗“西方物质文明”的个人主义：“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27应该说，鲁迅的文化论和文明论因其思想的深刻性而抵达了20世纪初始期的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百年后，中国社会已由近现代之交的“被现代”演进为新时代的“中国化”，文化自觉即是尊重、欣赏、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自觉承继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期让“传统活在当代”28。文化自觉诚如“人民艺术家”王蒙所言：“传承，面对着古圣先贤，祖宗师长；在薪尽火传、代代传承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学习四面八方，追求更宽广、更先进、更发达、更合理也更幸福的未来”29；文明自觉则是尊重、欣赏、理解不同文明形态的差异性，自觉承继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明，以期在文明互鉴中重新认知中国。文明自觉，正如学者刘复生所言：“不但是指‘自知之明’，还指对历史责任的担承意识”30，也不妨参照当代文学研究者贺桂梅的看法：“这里的‘文明’，不是一个与‘野蛮’相对的形容词，也不是一个大写的普遍价值体，而是一种宏观且复数的独特构成体单位。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形态之一种，具备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内涵，成为当代知识界阐释中国的一种主要方式。在这种阐释视野中，中国社会被视为‘中华文明体’的当代延续……”31自21世纪以来，如何重看1980年代的文化论与如何重看1980年代的文明论，越来越成为最核心的思想命题，而且越来越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所谓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实则就是在新的世界和历史格局中如何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关联着对“中国”在文化、文明上如何重建。这是新时代中国为了应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剧变而提出的思想要求。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理应回应这样的思想要求。

概要说来，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在新时代儿童文学中，首先体现在主题设置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重建一个被重新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秀中国文明，是很多新时代中国小说和童话的主题。特别是重建家国文化与家国文明、家庭文化与家庭、人与自然万物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等主题，会常常出现在新时代文学作品中。在此，仅以新时代语境下的一部长篇儿童历史小说与一部长篇童话为例。

从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的角度，曹文轩的长篇儿童历史小说《苏武牧羊》值得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它以曹文轩的方式在新时代语境下创造性地承继了百年前鲁迅的文化观和文明观。可以说，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的小说主题就寄寓在苏武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小说中的苏武穿越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史与传统文明史，也穿过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与文明史，重生于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语境中，这使得苏武不仅具有忠诚国家、品德高尚、才识过人、个性勇毅等历史英雄人物的多种美德，而且凸显了信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德——“忠恕”哲学的核心美德。如果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双字美德的表述中，以忠恕二字最为重要” ，那么，在这部小说中的苏武的所有美德中，亦以“忠恕”二字为核心精神。其中，“忠恕”之“忠”源自中国传统儒学范畴，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人在面对灾患时仍不忘记自己对国家的公正无私的崇高情感，如《左传·昭公元年》中说：“临患不忘国，忠也”，但在小说中，“忠恕”之“忠”更意指新时代的现代文明人的核心精神品格，即现代文明人所保有的家国情怀；“忠恕”之“恕”亦源自中国传统儒学范畴，被理解为仁者之心，即用自己的心思和情绪去体会别人的心思和情绪，如《说文解字》中说：“恕，仁也。从心，如声”，但更意指新时代的现代文明人的“理解之同情”。由于“忠恕”哲学被当代新解，小说中的苏武既信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忠恕”哲学，又因对其新解而再生为新生代的现代文明人。不仅如此，曹文轩作为一位深受鲁迅影响的中国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也承继了鲁迅对现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批判性省思，或者说，《苏武牧羊》在重新思考：何谓现代文化与现代文明？这部小说中的苏武所遭遇的不仅有灾变，还有文化隔阂、政治争斗、战争冲突、朋友背叛等，这意味着：对于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而言，最为复杂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在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内部有它的反题——伪现代文化和“流产的文明”32。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中国人才能够真切地感知到苏武的再生，也才能够体味出苏武的古典之美与浪漫之力。

从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角度，赵丽宏的《月光蟋蟀》值得反复阅读。如果说20世纪中国童话大多以西方童话为标准，倾向于采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大主潮的创作方法，以西方童话观念为权威观念，主张在童话世界中以真为美，将“真的美”视为童话的精魂，通过书写现实之真或人性之“真”来实现童话之美，那么《月光蟋蟀》则很是不同：调动作家的“一个人坐在田野边听天地间各种各样的声音”33的童年经验，让童话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人生的思想，采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以美为真，通过书写古典之美或浪漫之美来抵达童话之真，再加上“到底是上海人”的审美目光、月光下白珠一般闪亮的精致语言和古典又现代的唯美诗意，使得这部童话成为一个深具“美的真”精魂的童话世界。由此童话世界，今日“失声”“失聪”“失明”，乃至“失心”的现代人类得以有幸听到月光下的音乐会，有幸听到这个世界上最美妙、最自然的歌者：青蛙、纺织娘、蝈蝈们、金玲子、油葫芦们、花鲢鱼、鲤鱼、鲫鱼、青鱼、鳜鱼、翘嘴鱼、黑鱼、蝉、蝼蛄、飞蛾、夜莺……更有“众星捧月”般地烘托出压轴的“并肩站着”的“两只年轻俊美的蟋蟀”——“天生的歌唱家”34玉顶和“无敌蟋蟀”35铁头，或许，经由这些歌者，今日的人类或许能够重获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特别是这部童话重点讲述了月光下蟋蟀玉顶和铁头的险象环生之旅。其实，拯救蟋蟀的过程，就是重建人类的现代文化与现代文明。

结 语

随着新时代的时间开启，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读者皆已将“原创性”视为中国性的徽标。可以说，较之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时代儿童文学被各方期待，置身于世界中，日渐获得了自身的创作目标和创作节奏。在新时代的时间开启中，新时代儿童文学在叙事上坚持以文学自觉为基点，又以文化自觉、文明自觉为载体。三重“自觉”互为一体，不分等级。事实上，新时代儿童文学比以往更加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强调文学的探索性，尤其更加强调依凭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来讲述中国故事，可谓深具文学自觉意识。在此前提下，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文学自觉告别了旧有的囿于文学自身的叙事，开始建立一种新的深具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中国叙事。

[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项目“中国现当代青岛作家与文学青岛构建研究”（项目编号：842415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史泽源：《党的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习时报》2022年9月9日。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主要参见国内主要媒体，诸如新华网北京2014年10月15日电，《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等。

3 董学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形态——写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1期。

4 金永兵：《为中华文化复兴铸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

5 李云雷：《“新时代文学”：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6 《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举行》，《光明日报》2015年7月10日。

7 李墨波：《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吹响繁荣儿童文学的集结号》，中国作家网2015年7月15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shaoer/2015/2015-07-15/248383.html。

8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9 2016年4月4日下午，在第53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正式揭晓，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该奖项，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10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青铜葵花〉：中国故事走入“奇迹世界”》，北大文科网2025年9月7日，https://wxjxs.pku.edu.cn/bsxw/58278994b68d4a9084599553ba357d51.htm。

11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论文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12 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8页。

13 李国华：《文学性何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14 陈晓明：《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后新潮”文学的“意识”变迁》，《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

1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页。

16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17 朱自强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

18 2007年第4期《南方文坛》刊发了一组专栏文章，它们是：曹文轩的《关于“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朱自强的《论“分化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学科发展》、张国龙和张燕玲的《处于成长之中的中国“成长小说”》、徐妍的《市场化潮流中儿童文学开放的底线与碑石——论当下儿童文学的批评尺度》。

19 曹文轩的《关于“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20 黄蓓佳：《童眸》，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页。

21 曹文轩：《蜻蜓眼》，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版。

22 曹文轩：《序》，《蜻蜓眼》，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3 曹文轩：《努力创作更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人民日报》2021年6月1日。

24 25 26 27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9、56、46页。

28 29 王蒙：《天地人生》，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30 刘复生：《什么叫“文明自觉”？——评贺桂梅〈重述中国〉》，《文艺争鸣》2025年第6期。

31 贺桂梅：《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8页。

32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33 赵丽宏在2024年1月12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自由和勇气的生命传奇——赵丽宏新作《月光蟋蟀》新书首发式”上的发言。

34 35 赵丽宏：《月光蟋蟀》，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新蕾出版社2024年版，第10、16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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