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经批评化、史料化和历史化进程，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史写作，从知识体系到学科体系，逐步实现学科化建构。为了进一步完善学科规范，提升学术质量，仍需深入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追求学术经典化目标。历史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石，经典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质量标准，它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道路，也应有非学科化研究的可能，于是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生存性学术路径。学科化与反学科相互借力，共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

关键词：当代文学 学科化 历史化 经典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可谓突飞猛进，日趋稳健持重，特别在文献史料、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文学史写作等方面，成果丰硕。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批评化到学科化的道路上，也成效显著，这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度过了学科焦虑期，进入理性而稳健的学科化建设时期。其标志在于，一是学术学科意识增强，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二是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完备，特别是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有个人特点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老中青相对完备的研究队伍；三是自觉加强学科制度化建设，产生了学术辐射效应。如召开专题学术会议，提升学术刊物质量，扩大专业招生计划，组织学术评奖，等等。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建设仍需要在确立学科属性、强化学科规范，提升学术质量，扩大学科影响等方面持续着力，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进程。历史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石，经典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质量标准，它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应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开始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特长和杀手锏。在当代文学史上，善作评论，长于评论者众多。文学批评的广泛开展，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七十多年来，出现了众多评论家，有老批评家茅盾、冯雪峰、周扬、林默涵、冯牧、陈荒煤、何其芳、蔡仪、以群、秦兆阳等，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陈涌、朱寨、李希凡、蓝翎、阎纲、严家炎、陈丹晨、谢冕、张炯、杨匡汉、刘锡诚、顾骧、缪俊杰、蔡葵、张韧、王愚等，另有1980—199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雷达、曾镇南、范咏戈、陈思和、王晓明、丁帆、孟繁华、陈晓明等。21世纪以来，新一代批评家也在不断涌现。文学批评是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最敏锐而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得出了独到而鲜活的判断。文学批评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对文学创作有鲜活的审美感受力1。文学批评参与文学创作，规范文学走向，助力文学发展。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上最有特色的内容。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前提和基础。1953年8月，王瑶先生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附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1952年5月）”，这应是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叙述的最早尝试。它分别从“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2六个方面描述了共和国成立后三年间的文学发展情况。王瑶先生“文学史稿”的主体内容是叙述“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史，当代部分只作为“附录”存在，但他毕竟是文学史家，该附录最为精彩的地方，一是强调当代文学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特点，二是突出当代文学的“工作”性质。1959年9月，担任中国作协领导和《人民文学》主编的邵荃麟写作了《文学十年历程》一文，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年文学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应是第一次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书写。文章不在历史描述，而在展示成就和总结经验。他认为，共和国十年文学“虽然还年轻，可是多么茁壮、矫健，多么朝气蓬勃！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崭新的文学”3。它具体表现在：“和群众最广泛地联系的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群众创作运动的高涨”和“历史上第一次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主要经验在“没有思想斗争，文学不能前进”，“作家和群众结合是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最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现在还年轻，然而它将迅速地变得更加强壮、更加成熟。”4邵荃麟特别突出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思想斗争、群众文艺、现实主义主旋律以及“双百”方针等。它们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十年的总体特点。尽管只是十年文学历史，后来的当代文学史也多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但邵荃麟对当代文学的十年总结全面而丰富，既有批评家的敏锐，又有文学史的气魄。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起止时间，至今尚无定论，因为文学史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它是历史的，也是价值的。批评界还曾出现过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争论。到了今天，也仍然面临“九十年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

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中师院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63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仅仅六章，除序言外，按“小说”“诗歌”“话剧和新歌剧”“散文”和“儿童文学”等文体铺开叙述，把“儿童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犹见其学术眼光，且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纪事”作为附录，不无文学史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在“当代文学”的命名上拔得头筹，介绍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内容全面，可谓当代文学史写作初期的代表性著述。它的编写开初是作为教材，多年以后编写者则有学科的深思，认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发生，是一种时势使然，不是哪一家哪一部文学史能够单独促成的。新中国经过十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上已经站稳了脚跟，那么在文化上是否站稳脚跟呢？这是一个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必须对此做出回答。这就是‘时势’，这才是‘当代文学’学科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5把当代文学史写作纳入国家战略，有着宏大叙事意图，但在当时能够编写如此厚重的文学史，不无鲜明的学科自觉意识。1979年，编写组承担“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的编撰工作，1999年主持《中国当代文学》两卷本的修订。有意思的是，书名却没有了“史”的标识，书的“后记”作了说明：“考虑到高等学校特别是师范院校教学的需要，本书以分析、评论作家作品为主，兼及史的论述。”6 1980年代，郭志刚、董健等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也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随着时代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初稿”成了“老教材”，2005年，该教材主持者之一的董健重新组建队伍，由他和南京大学的丁帆、王彬彬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试图以历史反思和批判精神揭去历史阴影的“遮蔽”，彰显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文意识，凸显当代文学历史的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民族情结与世界眼光，主体精神与大众精神生活之间的张力。尽管它也是一部教材，有教材共同的缺憾，但它对文学独立的思想、审美和艺术的坚守以及毫不含糊的评判，让人耳目一新。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主要是以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及教学方式而建构起来的，它主要体现为对当代文学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和评价，缺乏文学史的当代性和个人性，缺乏文学史的形式自律。

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现了。它吸取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同时渗透个人学识、趣味和人生体验，它有清醒冷静的历史反思，也有明目张胆的同情，还以丰富的文献材料和独到的文学史观见长。作者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直至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以理性作判断，以史实存歧见，给人一种通透之感。有学者称“当代文学终于有了一部堪称‘史书’的著作了”7。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数量不少，各有特色，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主要作为大学的课程设置，承担文学教育作用，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标志，不同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作为文学教育的文学史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自然有着显著的模式化和刻板化特点。文学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识传承，为了学科规范，虽然“文学史”本身也是文学的“历史”，应看作“史学”的分支，但教材“文学史”基本上是文学教育工具，而非史学研究著述。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学，其结果必如陈平原所说的那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8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史，久而久之，也会自我繁殖，相互重复，甚至自我保护，排斥创新。这就需要文学史反思，需要学术史和学科史重建。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主要由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所创建，但它还需要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研究，向文学专题研究、个人著述作开拓，真正体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知识增殖和意义再生。

二

历史是学科的理由，历史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第一原则。这里的历史化主要指研究对象的史料化、研究方式的文献化、研究主体的史学化。具体说来，史料化将文学对象看作文学史料，它们在历史中存在，有着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限定；文献化即研究时处理的文献材料，它们是客观的，也是真实的；史学化即文学研究应具有历史态度、历史眼光和历史精神，求真求实求是。作为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坚持文献基础、史料意识和历史眼光，虽然不能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作为历史对象，则是值得研究的，至少可以作为文献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实为“再历史化”过程，因为它已是历史性的存在，对它的研究即重返历史现场，重审历史对象，重建历史认识，再实现历史化。

首先，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当代文学学科化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崛起。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许多文献史料被发掘。当代文学研究出现叙述“工匠”，减少了浮夸风和强制阐释。在资料积累和编纂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对作家生平、作品创作、流派形成、文体演变、思潮变迁等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包括作家的社会历史环境，作品创作的具体背景，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教育等历史活动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各种资料。有的资料存于档案，记载地方志，涉及政策、法律和规定；有的属于作家书札、日记、回忆录、记者采访，此类时人记录带有个人情感，需要认真考辨，有的作品出版、社会传播比较曲折复杂，更是轻率不得。近年来，有关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资料，包括创作过程、出版过程、版本变迁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等已有整理出版，如“大系”“总系”“文库”“文萃”等，深具选家眼光，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有关当代文艺报刊资料，也陆续被搜集汇编，如《文艺报》《文学报》《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等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报刊等。这为当代文学资料积累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部分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和内部刊物，各级作家协会主要会议资料以及文学发展动态资料，也被整理和保存。198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三十多家高校参与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应是中国当代文学资料整理的宏大工程，该丛书分作家研究专集与作品体裁研究专集两类，已出版九十余卷，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历史档案。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编年、作家日记等等也被陆续出版，有助于当代文献史料的完善。但对拥有长时段和区域性特征的当代文学，加之社会变动频繁，个人命运多舛，以及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应该说还有不少当代文学次生或边缘性的文献史料，如各时期的地方文学报刊（副刊）及创作；基层文学活动，特别是各社会阶层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如工厂、企业、学校等文学创作及活动；还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背景中的文学史料，如当代旧体诗、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微信文学都可以作整理。在处理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上，可先求完备，再求精确。搜集尽可能广泛，整理中需辨析真伪。在史料整理上，也可借鉴文献学的考证、辨伪和辑佚等方法。

近年来，当代文学文献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钻进史料跑不出来。这就需要强调科学方法，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既求其事，明其事，也要通其理，将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做到“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9。要善于发现史料背后的问题，如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说，考证方法也要回答如下问题：“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资料是如何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作者是真诚的么？他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其证言？他说的是真的么？在他所处的位置上能掌握真实的信息么？会不会有什么偏见？”10这些疑问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也是可行的，如有关作家回忆、书信和日记文献，特别是各种有关文学运动中的材料，其真实性和作者意图，都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和怎么样。

其次，加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一直都存在，文学批评也有历史眼光，否则，怎么能做出准确可信的判断。文学史编写更是历史化的具体体现，它有当代文学观念，有文学历史事实，还有当代历史观，共同参与文学历史的叙述。因为历史化，当代文学研究才避免了率性判断、随意主张和表面感受，而是谨慎而精细地处理文学材料，得出严谨、理性而客观的结论。比如当代文学史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群众文艺活动，对社会主义文学价值等问题的认识评价持允执厥中态度，不回避不溢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问题。文学历史化推动当代文学研究从文学批评转向历史研究，从理论、概念、范畴、规律转入文献、过程、现象、细节的研究，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性和学科化特点。

最后，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发展，有赖于不断提出学科性问题，它不仅使学科化成为可能，同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又如当代文学的陌生化问题，需要重新发现文献史料，或者换一种思路和角度理解，新材料带来新问题，新角度引出新观点，文学历史才会更加丰富，更为复杂。历史陌生化也改变甚至颠覆了人们对当代文学的认识评价。并且，在学科化视域下，文学史叙述更加有理有据。在无法或不宜判断时，可述其史，叙其事，少说理，让事实说话，让材料说话，少议论或不作论断，是最为恰当的。这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方法论，至少是一种共同的言说风格。再如学术研究的精细化问题，也与学科化密切相关。精细化即紧密考证和实物查阅，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更细一点，更实一点。在过去由于受到宏大历史观和历史本质论影响，我们的文学史叙述过于粗阔，趋于概念化和本质化，忽略文学史细节，漏掉了不少有趣的文学史现象和花絮。再如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问题，近年来一直存有争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不仅是一种文学价值，而且是一种社会价值，这主要是由当代文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当代文学价值，既表现为文学对社会历史的表达，也表现为对社会人生的探索，它对当代社会发挥着教育作用，也对社会文化发挥了整合功能，形成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学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还需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以及经典化研究。确立学术经典，建立学术标准，可提升学术质量，扩大学术影响。学术经典化主要指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问题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精品化。应该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甚至有些太丰富了，但在学术的经典性和影响力上却有待提升。至于研究方法上的规范化，主要指借鉴和运用具有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方法，如人文学科的材料与阐释并重，社会科学的归纳和演绎，自然科学的实地调查和数据统计。研究问题的创新性，主要指应具有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打破方法限制与破除观念局限。

至于研究成果精品化，可以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对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历程、当代文学研究者、当代文学研究主文献进行专题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不少名家名作。就当代文学史而言，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 《共和国文学50年》，杨匡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就当代文学专题而言，如李洁非的《典型年度》，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张志忠的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吴义勤的《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程光炜的《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等。

学术经典化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真金白银，是学术硬通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它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地位。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建设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壮大，从自发到自觉，从自觉到成熟，从成熟到厚重，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并且，需要有相对丰富的学术史，相对独立的学术问题，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经典性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还比较年轻，其学科化建设也还在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它贡献出了一批当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经典。有着学术经典的当代文学研究也就更为坚实，它也会成为当代文学学术传统，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

众所周知，学科化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是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及其建制方式，也是现代大学施行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学术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平台。学科化还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与丰富的标志，它通过对知识和价值的规约，使其成为学术共同体所沿袭的历史惯例，使其定型和固化。这样，学科化以及过度的学科化，将会带来不少问题。如学科整体性视野的消失，相关技术的崇拜，问题惯性的形成，等等。在速度和技术支配下，沿着学术热点或焦点开展研究，要么精耕细作，要么流量生产，或者采取有组织的研究，将人文学科采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方法和路径，虽数量大，来得快，但会形成学术问题的习惯性区域，影响到学科的创新与发展。

当一个学科过于成熟，过于学科化之后，也会影响它的蓬勃生机，久而久之，也会出现学术的衰弱和平庸。学科化有学术成规和学术秩序，自然也带来了学科的固化。所以，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的过程中，也需要保持学科的反思和清醒，甚至有反学科化的力量。在我看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构成制约力量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性鲜活的文学批评，二是不断涌现的当代性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开始，它与大学的教育体制和文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大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的不断需求，其发展学科的愿望在某些时候并不亚于社会诉求，甚至有时还超过了社会期望。大学的学科体制却带有明显的僵化特点，学科化虽然有助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但也逐渐脱离社会现实和不同个人的需要。如果让中国当代文学完全从属于学科体制，它就会变或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并由此生成确定的文学知识、文学历史、文学观念，自然也会缺少文学话语的鲜活，文学知识的个性、文学意义的丰富，而它们恰恰需要学术研究的激活和创新，需要学术的不断突围和生长。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索真理，在于确立价值，发现意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为了知识规范和意义封闭。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并不只停留在学科建设，还应有问题阐发、意义发现和文化创造。当代文学有学科化的目标，也有非学科化的价值。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在于，它有当代性，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也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也可说是两难之处。学科化需要以历史化为前提，历史化则需要时空限定，那么，如何划定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下限，就成了一个难题。它至今也还没有论断，甚至出现了疑问，中国当代文学之“当代”到底指什么时候？也有建议放弃“当代”限定，而称之为“共和国文学”，当然，该概念也存在问题，比如海外华文文学就被排除掉了。如果我们无法给中国当代文学设定时限，我反而觉得这未尝不是好事，它的开放性更加明显，更可能向“当下”“眼前”开放，并不断有新的思想和感受进入，这或许会激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唤醒未曾注意到的学术问题，开启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征程。

在这个意义上，可否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两个方向上推进？一是学科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二是生存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前者以文学史为基础，以学科化为目标，自然就有时间起止限定。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学科需要，设定时间，有合理解释即可。后者以作家作品为基础，以思考当代文学与社会人生相关问题为目的，展开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它可以是历史上的某个作家作品，也可以是当下文学现象。在这里，我们且不说当下文学现象，就是历史上的作家作品也可以从存在性维度作阐释。如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它在文学史上曾遭受批判，成为文学史绕不开的典型事件。小说采取第一人称有限可靠的叙述方式，行文简洁而实在，叙述了夫妻关系的和谐与矛盾，后重归于好的过程，表达了城乡生活背后的观念差异和思想冲突。小说有着坦诚、质朴而清新的叙述风格，正是因为它的率真和质朴，才让人物形象的思想和感情毫无遮掩，清澈见底，才引起批评者的注意，成了批评的靶子。正是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才有可能被批评者将叙述者与作者相混淆，招致对作者思想的审判。与《我们夫妇之间》相近的，还有鲁迅的《伤逝》，但《伤逝》的叙述含蓄、委婉而乖张，它对启蒙的反思却被自我忏悔所代替，反而获得了高度肯定。由此可见，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与文本意义构成反向生长的关系，叙事即自白，就是文学表态，叙事越复杂越没有意义。这关系到当代文学的形式问题。茹志娟小说《百合花》的命运也与此相近。它有清新俊逸的风格，体现在鲜活的“生活气息”，表达的“简洁干净”以及“意象抒情”上。它的叙事清爽洒脱，毫无拖泥带水，抒情自如含蓄，一点不生硬浮夸，给人以春风拂面、清新自然之感。但它却遭受批评，认为它缺乏将生活本质化表达，而将笔触伸向大时代的小间隙，以生活细节表达个人感受，让人之常情隐含在革命战争的硝烟里，清晰俊逸反而成了思想越轨的凭证。从文学史角度，它们都是当代文学经典，但从文学角度上，它们却体现了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个人情感与革命情感，个性叙述与大众故事的差异，文学越是生活化，越受批判。这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学表达文学与生活关系提出了新视角，也为理解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的反叛及其当下文学创作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

从当代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角度来说，当代文学始终是活着的文学，是行走在路上的文学。文学是一种思想实验，是作家感受和思考生存现实的方式，当代文学研究也是社会人生的思考方式。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研究是学术积累，是学术文化的铺路石，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性阐释则是思想灯塔，是时代的思想火花。学术文化是学科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需要不断推进学科化，使其成为一门相对完备而系统的历史科学，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特点是生活、是思想、是存在，它不断突破学科范式，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和人生的召唤，具有反学科的内在驱动，而是生存的文学，是鲜活的思想艺术。

当我们将中国当代文学一分为二的时候，特别是引入生存性的文学视野时，既是为了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难题，也是为了切近理解当代文学的历史处境和现实价值，理解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当代性”和“生存性”。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表现在当代文学的史料化、历史化和规范化，体现出文献史料意识和实事求是精神，其学术意图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曾经出现且仍起作用的观念在先和感受至上的双重反驳。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性研究，则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思想性和文学性，表现为问题中心，思想存在，审美优先。它不挑战任何理论，也不维护任何规范，只是为了分析问题，思考文学，阐释意义，如此而已。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可在学科化与生存性之路上并行，它将为我们开辟两条道路，一条通向文学历史，一条通向文学现实。学科化和反学科化并不完全是矛盾的，而是辩证的，正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说，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1。它们相互借力，共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繁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9ZDA274）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历史谱系与体系建构”（项目编号：2024JZDZ04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2 王瑶：《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250页。

3 4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邵荃麟全集》（第1卷），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418页。

5 王庆生、杨文军：《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回顾与展望——王庆生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6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

7 赵祖谟：《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8 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9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10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页。

11 黎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240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