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与大视野 ——论欧阳黔森的地方性写作路径
内容提要：欧阳黔森是新时代探究地方性写作独特路径的先驱之一。他一方面以故乡贵州为文学立足点，在作品中将地方风采推向巅峰；但另一方面，他又以新的时代眼光“消解”地方，将独特的“贵州叙事”融汇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融”是理解欧阳黔森地方性写作的关键词，为了实现将“小地方”融进“大视野”的目的，作家借助外来者的发现视角和返乡者的在地叙述，打通“地方”的内部与外界，共同召唤出了一个变化中的“地方”。欧阳黔森的创作风格也与之配合，随着浪漫主义元素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回归，他的地方性写作路径完成了“个人小主体—国家大主体—与共同体相融合的独特个体”的循环上升。
关键词：欧阳黔森 地方性写作 外来者 返乡叙事 新山乡巨变
地方性写作是潜藏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一条伏延千里的暗线，从现代白话小说的第一位实践者鲁迅开始，“地方”的灵魂便化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肉身。同样是在鲁迅那里，借助化名为“鲁镇”的绍兴水乡，地方性被赋予了“乡土”的内核。加之，长期以来“乡土”都扮演着与“现代”若即若离的异质者身份，地方性写作也因而获得了第二个特征，即与现代性——20世纪以来的时代主流——之间的张力关系。此后，从批判中混融着乡愁的早期乡土小说、对逝去的传统加以理想化的“京派”文学，途经“十七年”时期与现代化进程短暂媾和的农村题材小说，直至“新时期”乞灵于“非规范文化”的寻根文学，其间除却极少量的城市文学和通俗小说（它们基本上都是以上海为背景的），“边缘”或“传统”几乎成为地方性写作的标志性特征。在现代文学传统之中，作为“边缘”的地方性写作不仅挑战、质疑着“中心”，同时也补充、激活着“中心”，由此成为现代化进程之中一道独特的“反现代”（至少是“前现代”）风景。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1世纪，这一“边缘/中心”张力结构逐渐被社会新变与文化转型所撬动，出现了“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中心与边缘、新与旧、守成与创制等多种范畴的‘复数’写作和思想行动”1。“地方”的内涵及其政治文化功能变得更为丰富芜杂，地方性写作也因此被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
欧阳黔森是21世纪地方性写作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新时代探究地方性写作独特路径的先驱之一。他的创作既携带“寻根”一脉深掘蛮荒生命力的流风遗韵，也继承了“山乡巨变”式的改革史诗与文明思考，读者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到“京派”小说由“常”观“变”的乡土立场。在历史集成之外，时代新知更是进一步滋养了欧阳黔森的文学生命——深刻改变当下人民生活和城乡结构的乡村振兴事业逐渐成为他创作的重心，他也由此开辟了深具个人特色，又不乏时代意义的地方性写作新路径。这主要表现为，欧阳黔森一方面紧紧抓住与其血脉相连的故乡贵州作为文学立足点，地方的边缘属性在他的作品中一度被推向巅峰；但另一方面，他的视线又远远越过了地方，传奇的、边缘的地方最终融化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
一、外来人的发现之旅
欧阳黔森地方性书写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他几乎在每一部与“地方”相关的小说中都安插了一个外来视角。事实上，借助外来视角写地方抑或是乡村，并不是新时代的独创：早在1940年代的土改小说中，外来干部进村就已经成为经典的小说开头，它为闭塞乡村最终面向现代的开放埋下伏笔；而作为知青文学变体的“寻根”文学也或多或少地携带着外来知青的探究眼光，更有甚者，还引入了西方文明的他者式注视。然而，欧阳黔森小说中的外来视角，并不止于对上述传统的激活或沿用。首先，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他曾经从事过多年的地质工作，长期在异乡，尤其是在现代都市辐射之外的深山老林中工作的经历，这使得外来视角成为作家的一种自然选择。更重要的是，由于写作视角和作家生活之间这种水乳交融的内在关联，它会随作者写作风格的成熟、认识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关注欧阳黔森的地方性书写中的外来视角及其阶段性变化，也是深入探究作家创作之路的有效方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外来视角的发出者，这为考察写作视角的变迁提供了最为明显的观测点。它既内在关联着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文学理念，又外在地折射出地方自身以及地方之外的大时代的转型。
欧阳黔森的小说处女作《十八块地》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是一篇完全在下乡知青视角中展开的作品。如同20世纪的其他知青小说一样，这篇小说具有比较明显的精神自传风格。小说虽然以“十八块地”——知青农场附近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落为题，但实际上写的却是十八块地农场中知青的生活与命运。小说开篇便颇具自觉地说明：“我们的农场离那三户人家只有三华里。却像两个世界。”2可见，此处以“十八块地”为代表的乡村延续了现代文学中“异质者”定位，是知青故事里的他者与背景，仅仅在被人物的灵魂闪光所短暂照亮的时刻，有限地充当人物内在情感的具象化产物（如“卢竹儿”部分的“大山”）。小说中极少出现对乡村“十八块地”中人、事、物的正面描写，即使有，也完全被知青的视角所风景化了：“……整个山都白了，那雪朵儿、那山、那树、那竹林、那十八块地的三户人家，都静静地在视野里……”3这里的乡村/山野尚不具备主体性，它甚至无法在牢牢占据着主体位置的外来者视角之中完全显形，只能作为视野中的一道掠影隐约存在。换言之，此时的“地方”事实上是不可见的，它尚未在作者创作初期——即浪漫主义精神自传阶段——的作品中正式登场。
“地方”在欧阳黔森的作品中真正获得灵魂，是从他的地质小说开始的，在这些小说中，“地方”成为科学分析和审美观照的对象。地质人的视角与1980年代的“寻根”者们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带着科学与现代的气息从外界而来，试图探寻偏远/未开发地域所埋藏的自然遗存或文化遗产。然而，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地质队员们和“寻根”者们所发现的其实并非同一个“地方”。寻根文学想要型构的是被时间化了的“地方”，那些被崇拜的“自然”——无论它被称为“大自然”“文化传统”还是“自然人性”——凝结着据说来自远古（至少也是前现代）的非规范文化，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反现代性”因素的具象化，因其边缘、封闭、“非现代”而获得意义。地质小说却正好相反，无论是勘探所用的科研手段、作为勘探对象的地底矿藏，还是勘探的最终目的——服务于国家建设，无一不是以“现代化”为中心、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
地质人的视角和文化气质贯穿欧阳黔森的创作历程，化入他进行地方性书写的独特路径之中。李遇春曾坚定地认为：“欧阳黔森正是凭借着独特的地质人书写而与同时代作家群体区别开来，同时他也正是立足于特定的地质人书写而抵达了人性剖析和生命叩问的普遍境界……”4事实上，文中所提到的“独特”与“普遍”恰好形成了一个张力结构，而这个结构则切中了欧阳黔森地质小说中“地方”形象的内核。在这类小说中，地质队员的外来视角充当了“地方”从相对封闭的边缘空间走向阔大雄浑的中华版图的桥梁与纽带——深埋地下的地质构造早已越过行政区划的阻隔，不可见地铺展开去。而在文学层面，它同样意味着欧阳黔森的浪漫主义风格从精神自传转向了民族情怀。正如欧阳黔森在组诗《地质之恋》中写下的诗句：“贫血的共和国/正血气方刚、朝气蓬勃/而你找的铜山、铁山/加固着共和国的基座。”5这不仅是对一位为事业献身的地质队员的颂扬，更是以诗的形式把个人的精神追求与国家这个大主体相联结，创造出独特的地质浪漫主义。
将这种地质浪漫主义展现得最为动人的，莫过于中篇小说《莽昆仑》。小说讲述的是“我”、李子等来自云贵高原乌蒙山脉腹地的地质队员勘探青藏高原上昆仑山的经历，而将“我”生活的故乡和工作的他乡这两处既边缘又神秘的地理空间联系起来的，除了地质队员的勘探轨迹之外，更有文学与历史。这正是小说赋予“地方”的第一重内涵。借助毛泽东的传世诗词——“乌蒙磅礴走泥丸”和“横空出世，莽昆仑”，乌蒙山和昆仑山不仅化入同一段革命历史记忆之中，更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获得了亲近的文化血缘，共同成为中华版图的象征。借文化地标写中华民族当然早已有之，但地质题材小说的独创之处在于，它在“地方”的文化属性背后附加了自然地理属性。这不仅让文化与历史重新落到实处，同时还经由地质人的工作内容——矿体勘探，从地质科学和国家政策的角度打开了地方的闭塞处境，将其纳入现代化图景之中。《莽昆仑》中的地质队员们之所以登上昆仑山，是为了在断层中寻找可能存在的矿体；而他们眼中的风景，也被描述为“海拔6621米的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峰和湛蓝色的苍天”6。这句描述非常精准地反映出小说的写作特点，即科学与诗意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小说充分展现了地质专家的专业素养，比如他们看到山脊会想到矿体与山系，看到“神鹰”也不由自主地分析起它的生物学特征；而另一方面，作者的浪漫诗情也并未消失。小说开头“我”在雪峰顶上喊出“这是我的天空”，小说结尾则引入诗歌《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经历了从“我”到“中国”的成长，地质浪漫主义终告成型。
地质工作经历的确为欧阳黔森的作品提供了最为典型而独特的外来视角，但“地质人书写”远不能概括其地方性写作的全貌。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展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逐渐被撬动，“地方”也在真正意义上向外界和现代打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欧阳黔森开始转向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报告文学集《江山如此多娇》中，欧阳黔森走进转型中的贵州乡村，亲身深入生活。此时，他既是前来采访的著名作家，又是当地村民“中的一员，我们是兄弟姊妹，也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7。一方面，作家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入乎其内”的目的在于“出乎其外”，正如作品中提到的另一位“来访者”——新华社记者刘子富——以一篇“黑头内参”切实反映了海雀村农民的贫困情状，引起国家高度关注，《江山如此多娇》同样是作者以来访者视角对乡村进行调研、为地方而发声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作家的视角实际上又并非纯粹的外来视角，因为作家和村民都化为了“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8，而这个巨大的情感共同体正是通过乡村扶贫攻坚工作构建而成的。内外之间的双重身份认同，不仅意味着“地方”在现代情感体系和经济结构中位置的变化，更关系到作家文学观念与写作风格的转变。欧阳黔森向非虚构文学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文学的浪漫情怀与自我的抒情性表达，而是因为此刻的现实本身提供了最为震撼的浪漫冲击，作家本人也充分融入了这一情感共同体之中，由此达至浪漫与现实的彻底混融。
二、返乡者的在地叙事
与外来者视角相对应的，是欧阳黔森地方性书写中的“返乡者”叙事，二者在作家的叙述体系中共同完成了“内”与“外”的沟通和循环。事实上，“返乡者”叙事可以追溯到现代白话小说的最初成果——《狂人日记》文前小序中“适归故乡，迂道往访”的“余”无疑是鲁迅“返乡者”叙事的开端。从此，“迅哥儿”“吕纬甫”“魏连殳”们在故乡徘徊往返，最终变成了故乡的“生客”：“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9无论是否认同于鲁迅，后来的乡土小说家和“京派”作家们都在事实上继承了这种“返乡者”叙事，即以“侨寓者”的身份回忆已不存在或不可重返的故乡。直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也仍是如此，他们所寻到的“根”如果不是记忆中“遥远、朦胧甚至有点神秘的感觉”10，那就是“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11——无论如何都与当下的现实故乡无甚瓜葛。然而，欧阳黔森在21世纪改写了“返乡者”的叙事模式：他笔下的“返乡者”们不再是故乡的过客，而是重新在故乡扎根，力图接续上故乡的血脉；他们也不再追寻不可复归的记忆之城，转而关心起当下的故乡现实。由此，“离乡—返乡—再离乡”的文学传统一变成为真正的在地叙事，人地关系也在“返乡者”的故事中呈现出新的形态。
欧阳黔森小说中的“返乡者”群体主要是由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组成的。这类“乡村知识分子”形象早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作品中就已出现，尤具代表性的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高加林是现代化转型初期卡在城市与乡村夹缝中的乡村知识青年的缩影，由于城乡之间的结构化差异以及自身游移的价值感，他最终沦为“山沟沟里”飞不出去的“金凤凰”。
近半个世纪之后，在欧阳黔森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中，也出现了一位人生经历与高加林极为类似的人物——千年村的村主任麻青蒿，但他却走向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道路。小说中的麻青蒿有高中学历，与高加林的学历水平相同；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城市工作过小半年，随后回到故乡担任小学教师，这也与高加林去而复返的经历相似。但事实上，二人做出人生抉择的理由却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不同于高加林由于在城市无处容身、万般无奈之下才重归故土，麻青蒿的返乡是一种主动选择。他之所以放弃进城打工带来的高收入，甘愿在村中当一个工资低、生活苦的小学代课教师，最关键的原因是放心不下村里的孩子：“当时我们村是真的穷，外面毕业的师范生，不，别说师范生了，就是中专生、高中生都不愿意来我们村里……我要是再狠心一走了之的话，村里面这些娃娃咋个办？”12从最初的教书育人到后来竞选村委会主任，麻青蒿行事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那就是对乡村未来的深切责任感。
然而，促使麻青蒿坚定地留在故乡的，其实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它涉及乡村与城市/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外部原因隐藏在麻青蒿和妻子丁香的婚变故事之中。麻青蒿和丁香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为了不让丈夫离开自己深爱的土地和孩子们，丁香毅然决定独自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不料丁香遭遇工厂老板的骚扰、因奋起反抗而丢了工作，带着孩子进城寻妻的麻青蒿反而误会妻子为了金钱出卖肉体，一怒之下与妻子以及妻子背后的城市一刀两断。这段情节隐含着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城市形象的变化——它已不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相反，它暴露出了现代的另一侧面。由此，读者不难读出城乡关系与小说叙事立场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张力结构逐渐被撬动，乡村开始被“看见”，城市也不再是唯一的理想化选择与现代化象征。这一变化在小说中的另一个群体——返乡青年——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莫道君行早》中的返乡青年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自发返乡者和自觉返乡者。就自发返乡者而言，他们并不充分具备麻青蒿那种对家乡的自觉责任感，但也不像高加林那样将自己的价值认同完全投入城市生活之中。事实上，这些青年的返乡理由从精神层面转向了现实层面，他们是否返乡基本取决于故乡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从网上、电视上，都看到村里现在变好了，变富了，哪个还在外面吃苦呀！”13这些青年之所以返乡，是为了物质生活的舒适与丰裕，他们的这种自发行为事实上为观测乡村的振兴工作提供了晴雨表。除此之外，小说还着力描写了一些颇具自觉的返乡青年，他们是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力量而出现的，绝非“头脑一热，也就跟着回来了”14的盲目跟风者。这些自觉返乡青年致力于在理想精神与物质生活之间寻求平衡，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麻青蒿的儿子麻浩博。麻浩博不是麻青蒿那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返乡的核心目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回报故乡。这位具有“可贵的创业者心态”的年轻人想要抓住农业产业园在家乡落地的风口发展自己的事业，即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完成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达到双赢。至此，1980年代初期“高加林”们所面临的城乡之间的两难处境几乎消解，“山沟沟”不再意味着“金凤凰”的负累与牺牲，相反，获得现代新形态的乡村为返乡者提供了创业致富的新机遇。
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欧阳黔森就书写过“金凤凰”飞回“山沟沟”的故事，那就是2003年的《梨花》。梨花是一位一路考上初中、中等师范学校直至省里的师范大学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与前文所述的被迫返乡者、自发返乡者和自觉返乡者都有所不同的是，梨花返乡是服从分配的结果。而且，相较于《人生》中高加林的痛苦挣扎、《莫道君行早》中麻青蒿的坚持与牺牲，“返乡者”梨花的心路历程并未得到着力刻画。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或许与梨花在小说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所处的位置有关——她不仅仅是一位去而复返的乡村知识分子，更是开启乡土社会内外沟通的中介式人物：“有了梨花这只凤凰，仿佛这村到处都充满了灵气，渐渐地村民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15在梨花打开村民望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之后，不仅当地人怀着好奇与憧憬走向城市，城市也将“科技扶贫队”和“新品种水稻”送入乡村，由此，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开始在城乡之间流转。另外，同样问世于新世纪到来之际的《李花》也涉及类似的城乡互动问题。小说主人公李花虽然没有太多的城市经历和太高的知识水平，但她是“这一带农村妇女中惟一上过初中的人”16，她与扶贫干部的交往、对现代农业技术知识的运用无不展现出积极开放的心态。无论是返乡者还是乡村中的居留者，这些女主人公都站在几乎自发的乡村立场上，发挥了沟通内外的关键性作用。
从1982年的高加林、2003年的梨花到2022年的返乡青年麻浩博，穿插在这三组人物形象之间的两个二十年见证着中国社会城乡结构的变迁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发展。这一人物序列事实上也展示着“返乡者”在地程度的一再深化。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乡村知识分子以“进城”为奋斗目标，新世纪初的返乡者致力于打开城乡互动的通道，而当下的返乡青年则已主动选择振兴中的乡村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在欧阳黔森的笔下，“返乡者”们都已经具备乡村立场，在返乡成为一种自主选择之后，他们进一步致力于以“本地人”的身份消除城乡之间由来已久的结构性差异。对于返乡者形象的这种塑造方式，既表明作家对时代精神的敏锐体察、对乡村现状的有效反映，更充分体现了作家本人与其笔下人物所共享的乡村在地立场。
三、巨变的山乡
在欧阳黔森的地方性写作中，外来者的发现视角和返乡者的在地叙述共同召唤出了一个变化中的“地方”。这里的“地方”不只意味着某个确定的地点，抑或是直接指向作家的家乡，它更代表着社会主流或是“现代化”边缘的空间，并由此进一步抽象为一种文化概念。另外，“地方”的变化也具有多重侧面，它既包括同一空间在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演变，又意味着“地方”概念本身在书写脉络中的发展。就欧阳黔森的创作而言，从地方形象的变化中，不仅可以读出时代的浪潮如何席卷整个社会，地方写作如何在与文学传统的求同存异中流变，更可以看到作家本人创作风格与思想观念的成长变迁。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尽管欧阳黔森以贵州作家的身份扬名，笃定他在创作中致力于发出“贵州声音”的读者与评论家也不在少数，但欧阳黔森最初却并没有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写故乡”上。无论是他最初的组诗《地质之恋》，还是小说处女作《十八块地》，这些作品中的“地方”并非他的家乡贵州，甚至也不是某个确定的空间，而更接近于某种泛指的、概念性的“地方”。它们大量出现在欧阳黔森的知青类小说和地质类作品中，主要包括知青“插队”的异乡和地质勘探的山林。这类“地方”至少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它们总是存在于记忆之中，如知青返城后“对少年时代的一个祭奠”17，或地质队员对“穿山岁月”的追怀，都与当下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并且，这些“地方”总是面目模糊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插队地点本身多半只是青春生活的远景，即使在地质小说中，被勘探的“地方”也多是以其自然地理概况示人。由此可见，在欧阳黔森早期的作品中，“地方”并不是现实地标，也有意区别于地方书写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是作为作家抒情的锚点出现的。与之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恰是欧阳黔森形成自身文学风格的关键阶段：一方面，这是他从诗人到作家的转型期，尽管仍以抒情为主，但已经开始从浪漫主义精神自传转向宏大的自然与历史；另一方面，欧阳黔森笔下“地方”及其边界的模糊同样意味着某种开放性，这预示着他此后地方性写作的独特路径。
欧阳黔森真正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贵州作家，是从短篇小说《断河》（2003）开始的。这篇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断寨”，它“地处红土千里的喀斯特高原东部”“再往东走五十里就是雄伟巨大的武陵山脉”18，这极具特色的地理环境显然就是贵州的名片。《断河》所讲述的是一段典型的贵州传奇，上一代的老狼、老刀二人为了梅朵的情爱归属而生死相斗，下一代同母异父却性格迥异的兄弟龙老大和麻老九则被卷进了血海深仇与手足亲情的旋涡，在乱世的大背景下上演着只有“化外之地”才会孕育的极端爱恨。小说中的尚武风气、山寨风俗、断河物产，乃至于储量不小的丹砂汞矿，无一不彰显着贵州的地方色彩，作家还着意将其与外部的“文明世界”作出区隔。这种典型的贵州故事后来在欧阳黔森的笔下一再出现，不仅限于《敲狗》《武陵山人杨七郎》这种短篇小说中展现的地方饮食风俗、独特物产，更在他的长篇力作《绝地逢生》和《奢香夫人》中成为故事展开的重要前提。
尽管欧阳黔森在上述作品中尽显贵州作家的风采，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方作家。他曾在散文《故乡情结》中披露了自己对于地方，尤其是故乡书写的复杂心态：“我最为熟悉的生我养我的地方被老先生（注：沈从文）写绝了……我常不自觉地想有一天我真的从老先生辉煌而巨大的身躯投给我的阴影下走出……”19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的焦虑”，作家在写作时不自觉地与沈从文作出了区分。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个乡土乌托邦自成一体，对外界的刺激（无论正面还是负面）与历史的嬗变都不甚欢迎；那么，欧阳黔森的贵州地界就多了几分开放包容的意味。《断河》中的血性男子龙老大第一次离开家乡，是为了救国家之危难而奔赴被八国联军侵入的北京，这是一种自觉参与历史的态度；而故事的最后，解放军解放了断河所在的断寨，这是历史主动将“地方”纳入时代的洪流。另一篇小说《敲狗》讲述的是贵州花江镇的故事，看似仅仅涉及当地的饮食习俗以及“敲狗”背后所暴露的伦理争议，但小说结尾时，徒弟悄悄放走大黄狗后自己也逃离狗肉店，实际上正是打开了封闭的地方故事通向外界的通道。“地方”由此成为开向历史及社会主流的一扇观察之窗。欧阳黔森一方面紧紧抓住了贵州的风采与灵魂，但另一方面，他所写的贵州从来不是封闭的，它始终是宏大历史之中的贵州，中华民族之中的贵州。
在欧阳黔森进行地方性书写的第三个阶段——也是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之后，他已经实现了个人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合二为一，而双方的连接点正是“巨变”的“山乡”。这一时期，欧阳黔森的创作以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为主：2022年，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江山如此多娇》因“以新颖灵动的形式生动描绘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被授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一年后，他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更是入选了“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两部作品对“山乡”的书写确与1958年的《山乡巨变》有异曲同工之处。《山乡巨变》与同时期其他反映农村改革的小说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周立波通过对“清溪乡”及其居民有血有肉的描写，维持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生活之间的平衡；《江山如此多娇》和《莫道君行早》同样如此，既具有政治站位，又不乏地方风土，甚至还与“桃花源”“乡愁”等文化传统遥相呼应。
以《莫道君行早》为例，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被落实为每个村的特色产业，如千年村的丹砂产业一条街和红色文化创新区，花开村的果树种植与蜜蜂养殖，等等。经由国家政策的扶持，村庄的地方文化被顺利转化为经济资源。但“山乡巨变”却并不止于此。小说借千年村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之口说出了“田园诗”式的乡村发展愿景：“在村庄晨雾的弥漫中有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在田间耕作的黄昏后有一对对的夫妻愉悦地回家……”20“巨变”的“山乡”返璞归真，但这并非混沌未开的天真无知，而是经历过现代规划、政策扶持、经济振兴、生态保护后的平和与自足。《莫道君行早》中各具特色的村庄不仅蕴含了贵州的在地经验，也是乡村振兴工作中遍布全国、不可计数的众多贫困村的缩影；而小说中对乡村未来的畅想，既是欧阳黔森对萦绕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愁”投去的一瞥，更是他对浪漫主义风格的又一次升华。至此，个人的抒情、地方的声音、文学传统的回响与民族发展的宏伟蓝图水乳交融。
四、浪漫的回归
纵观欧阳黔森地方性写作的历程，不难发现他在文体选择上的明显变化，即从早期对中短篇小说的偏爱，逐渐转向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其中自然有写作技巧与篇幅容量等策略性方面的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样指向作家关注重心的转移：这是一条从内在的灵魂闪光走向外界的人间百态的开放之路，因而必然伴随着由精神自传式的浪漫主义向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转变。不同的创作风格不仅意味着作家内心世界的变化，更与其对“地方”的不同观察方式密切相关——从最具抒情性和个人特色的诗歌，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报告文学，它们所展示出的地方性的独特侧面共同组成了欧阳黔森文学世界中多元立体的“地方”。而另一个事实是，作家文风的转变本身绝不意味着抛弃过往，正相反，随着对文学与现实的认识的双重深入，他的浪漫主义风格在真正意义上融入了现实。在这场文风的旅行中，欧阳黔森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奔赴实际上也伴随着浪漫主义的再度回归，而与之相配合，他的地方性书写路径最终完成了“个人小主体—国家大主体—与共同体相融合的独特个体”的循环上升。
诗歌是欧阳黔森最初的立身之本，组诗《地质之恋》（1991）是他踏入文坛的早期杰作，同时也是他与“地方性”结缘的开始。意味深长的是，这组诗歌所歌颂的重点并不在于“地质”，而在于“恋”，即地质工作者们对于工作本身的炽烈的爱——包括工作的内容（《勘探队员之歌》：“是那一支歌伴随你/走遍了莽莽山岗”）以及工作的目的（《一张中国矿产图》：“而你找来的黑色血液/正流动在祖国每一根细微的血管里”）。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人与“地质”碰撞时所闪烁的精神火花：人因地质而成就自我，地质因人而获得灵魂。之后，在《贵州精神》《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等诗歌中，欧阳黔森笔下的“地方”一再扩大；而且，相对于《地质之恋》中不具名的“山岗”“矿脉”“红土地”，后来诗歌中出现的基本都是“贵州”“西沙群岛”等具体地名。这种变化当然可以解释为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自觉靠拢，但细读之下就会发现，它们仍延续了《地质之恋》对人地之间精神纽带的思考——例如，写“贵州”落脚在“精神”，而“中国神奇的版图”也呼唤着人们的“远行”与“担当”。在以“抒情”为本的诗歌中，欧阳黔森成功建构出了人与地方的情感共同体。
如果说，欧阳黔森诗歌中的地方是从人那里分享灵魂，那么，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人地关系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人被地方所形塑。在欧阳黔森的诗歌及最初的短篇小说里，“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经常拥有与作者本人相似的情感、观点乃至于生活经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返乡者”和“本地人”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如果说前者接近于作家的精神化身，那后者则是从“地方”生长出来的、与“地方”血肉相连的“地方性”人物。2003年的短篇小说《丁香》虽然尚未脱离地质队员的外来视角，但本地养路工人丁香已经成为小说的主人公；稍晚一些的《梨花》中，“返乡者”梨花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中心位置，故事也完全在“公鹅乡”和“三个鸡村”展开；《断河》则更进一步，小说中的“断寨”本身成为了真正的主角，而故事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可以视为地方风气的人格化。这些“地方性”人物的出现意味着欧阳黔森创作视野的开阔与对现实理解的加深，也可以看出作家从注重自我与抒情的浪漫主义文风向现实主义的转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人物塑造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此时作家笔下的“地方”仍处于“现实”与“传奇”/“浪漫”的二元张力结构之中。而这一张力结构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历史”的引入。
“历史”是欧阳黔森地方性书写中的关键要素，历史的不同呈现形式不仅深刻影响了小说中“浪漫”与“现实”的比重，还改变了“地方”的面貌。在欧阳黔森有关地方的短篇小说中，“历史”多半是“传奇”的代名词。《断河》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小说的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在外部世界被称为“战争与革命的世纪”21，在断寨中则被演绎成跨越三代人的爱欲与复仇——这是“地方性”和“罗曼蒂克”双重意义上的传奇。小说中的“历史”很明显地分为两条脉络，其一是20世纪深刻改变社会整体面貌的“革命现实”，另一条则是偏离于时代主流、被封闭在地方一隅的“民间传奇”。小说的最后，独特的地方性叙事汇入了外部的大时代：高山深谷间的断寨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汞都”，却又在经历多年的矿产开采后于世纪末宣布汞矿破产——“传奇”由此彻底被“现实”所改造，“地方”也陷入了某种现代化困境。
如果说欧阳黔森短篇小说中的“历史”流连于“传奇”与“现实”之间，那么，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更为自觉的现实主义倾向。借助真实的历史事件，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向读者呈现的是与时代互动的、成长中的“地方”：《雄关漫道》中从贵州山野走过的是长征途中的红二方面军；《奢香夫人》把彝族领袖奢香夫人的人生经历和西南边陲的民族故事放置于元明之交的壮阔历史中；《莫道君行早》的故事情节虽然大多集中在一年之内，但这一年却浓缩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振兴之路。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变化的不仅是篇幅，更是“历史”的内涵：短篇小说中的传奇历史是从独特的地方风习中孕育的，它以自己的存在本身将“地方性”推上了巅峰；而长篇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历史则致力于对前现代的“传奇”祛魅，在探究地方全貌的同时，将其纳入现代性版图之中。至此，欧阳黔森极具个人特色、精神自传性的浪漫主义文风，似乎已然转向经典现实主义。
然而，欧阳黔森的文风变化之旅并不能被概括为一条简单的直线，它也不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单行道，正相反，浪漫主义的闪光始终伴随着欧阳黔森的创作。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对于诗歌的运用。欧阳黔森的诗人气质贯穿他的创作历程，诗歌也同样如此。在他后来的小说中，诗歌时常以或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出现，赋予作品别样的浪漫情致。《莫道君行早》中千年村的村干部们为了说服企业家喻子涵在当地建产业园，就借助了诗歌的力量：先是当面背诵她早年间写下的诗歌，以激发她潜藏的浪漫主义情怀；再进一步挖掘产业园项目内在的诗意——“让千年村变成一首更美妙的诗歌”22，最终促成了项目的成功落地。在这段情节中，诗歌不仅以感性的方式解决了现实的难题，更将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文化记忆转化为经济效益，以此实现浪漫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除了引用诗歌以增强文本的抒情性与理想主义色彩外，“诗人”这类与诗歌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也经常出现在欧阳黔森的小说中。最典型的就是地质小说中那些兼职诗人的地质队员，他们显然是作者的灵魂化身与抒情代言人，这些人物身上所迸发的诗意是“地质浪漫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诗人形象还能在小说里发挥某种结构性作用，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撕扯出浪漫的缺口。短篇小说《梨花》中来自大城市的扶贫志愿者李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与女主人公梨花分别代表着两种对待人生的态度：梨花的思路比较现实，为了仕途，她放弃了可能获得的真挚爱情；李老师则充满感性，为了一段无果的爱情，他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选择留在乡间。李老师由此成为了现实逻辑侧旁的浪漫主义对照组，而梨花看到李老师所写的纪念爱情的诗歌后几次想打电话给他，也暗示着浪漫理想对现实主义坚硬外壳的撬动。即使在欧阳黔森最为写实的作品——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中，也出现了浪漫与现实的碰撞。这部作品中，作者本人与叙述者“我”合二为一，作家的“自我”再次显影。尽管全书由贵州乡村脱贫攻坚的具体事实组成，但作家本人的全程在场为这些坚硬的事实赋予了足够的主观视角和个体化的情感态度。在作家的亲身体会中，乡村的脱贫攻坚事业不仅是可观可感的工作实绩，更是所有参与者共同构成的巨大情感共同体。至此，个体的浪漫扩大为整个集体的理想主义，欧阳黔森完成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他笔下的“地方”也由现实与浪漫、中心与边缘的张力结构中脱轨而出，成为现代的传奇。
“融”是理解欧阳黔森地方性写作的关键词：“地方”的内与外，在外来者视角与返乡者叙事的搭配之下融合；文风的浪漫与现实，在个人精神自传与宏大情感共同体的相互让渡之间交融；更不用说地方性写作本身还融汇了现代文学传统、历史文化考据、自然地理勘探、社会经济面貌等多重内涵。欧阳黔森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探索着地方性书写的尺度，他发现“地方”、书写“地方”的终极目的，实则是消解“地方”：在赋予“地方”文学肉身的基础之上，以新的时代眼光打开“地方”的封闭性，将独特的“贵州声音”融汇进时代的洪流、宏阔的视野之中。
[本文系南开大学校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研究”（项目编号：6323216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沈杏培、陆金铭：《“新地域文学”的逻辑起点、叙事空间和价值功能——“新南方文学”和“新东北文学”比较论》，《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5期。
2 3 17 欧阳黔森：《十八块地》，《味道——“短篇王”文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22页。
4 李遇春：《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5 欧阳黔森：《地质之恋·一张中国矿产图》，《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6 欧阳黔森：《莽昆仑》，《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1页。
7 8 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9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0 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11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
12 13 14 20 22 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48—449、481、394、450、452页。
15 欧阳黔森：《梨花》，《味道——“短篇王”文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16 欧阳黔森：《李花》，《味道——“短篇王”文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18 欧阳黔森：《断河》，《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9页。
19 欧阳黔森：《故乡情结》，《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21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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