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忘记》： 社会主义的三重焦虑与文学的想象性解决
内容提要：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将工人丁少纯的物质欲望问题设置为阶级冲突的源点，将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泛化，并依托家庭伦理关系的形式，通过代际认同、“阶级出身论”、打造“社会主义新人”等手段，建构无产阶级的生活范式，完成对丁少纯的思想拯救。然而，文本悬置了1960年代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难题，加之对社会主义自身结构矛盾的认识与反思不足，只能提供文学的“想象性解决”。同时，话剧作为社会主义焦虑的症候，文本内呈现出政权合法性焦虑与日常生活焦虑，文本之外又存在着作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书写焦虑，从而构成1960年代社会主义的“历史三调”，即社会主义的三重焦虑。
关键词：《千万不要忘记》 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焦虑 日常生活 想象性解决
丛深创作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原名为《还要住在一起》，最早发表于《剧本》1963年第10期、第11期合刊，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经过官方的审查与修改，为更好地结合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而改名为《千万不要忘记》1。情节发生于1963年春末的某个城市，主人公丁少纯是一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电机厂青年工人，新婚后受到岳母及妻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物质的欲望逐渐膨胀，开始讲究吃穿，为了买毛料子西服利用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以致劳动时魂不守舍险些造成严重事故，最终在父亲丁海宽、丁爷爷、季有良等人的教育下重回正轨。
新世纪以来，徐刚、唐小兵、蔡翔等学者将《千万不要忘记》纳入当代社会的“现代性”范畴中进行考察，认为这一时期的城市“日常生活”成了意识形态紧张的特殊场域，阐释了“物质”与“文化领导权”上的严重焦虑及其历史动因，更指出以《千万不要忘记》为代表的文学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2。然而，既往研究所采取的其实是后现代性视角，导致对话剧历史意义的分析未能充分重现1960年代的历史现场，对社会主义焦虑的总结也停留在“日常生活焦虑”或“物质焦虑”的单一维度上。实际上，“日常生活焦虑”仅是考察1960年代社会主义焦虑的一个切口，对于作为历史症候的《千万不要忘记》，其文本分析不仅需要叙事上向“生活政治”转型，更需要回到1960年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充分还原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复杂张力、政治意志与作家艺术追求之间的深刻矛盾，进而在文本内外打开社会主义焦虑更为复杂的历史内涵。
一、问题的形成：“改善职工生活”与丁少纯的欲望
《千万不要忘记》试图通过聚焦青年工人的日常生活，展开对1960年代“社会主义焦虑”的书写，来呈现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现实复杂性。我们在该话剧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焦虑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欲望”问题，话剧将阶级冲突及其发展追溯到丁少纯受姚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对毛料子西服的欲望这一情节，进而围绕着丁少纯的脱离正轨与姚母的资产阶级腐化活动，展开了丁海宽、季友良等人物构成的无产阶级阵营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争夺，即无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阶级斗争。
在话剧一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丁少纯一家的经济水平能够负担起一定程度的消费，第一幕姚母与丁少纯的对话中透露出他家庭收入状况，其中丁少纯和妹妹都在挣钱，尤其是父亲丁海宽“一个月挣一百四十多块”，以至于他妈妈存款有“两千多元”。这个无产阶级家庭能有相对充裕的经济条件，不仅在于丁海宽车间主任这一体面的工作，还得益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特殊政策。1962年10月6日，中央与国务院在《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强调：要“努力保证职工生活稳定在现有的水平上，并且力争有所改善”，认为“改善职工生活的根本办法，是在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职工的收入”。3在1963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等党中央一线达成共识，认为阶级斗争不能干扰工作并继续实行经济调整方针。因此，尽管1963年处于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政治环境中，国民经济与工农业生产仍在夹缝中得以调整并保持正常秩序。4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对职工的生活水平特别关注。自1958年以来职工的收入不断下降，为了减轻职工的生活负担，中央决定从1962年第四季度到1963年第三季度增拨补助费。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3月，全国约有650万职工得到补助，得到补助的职工平均每人40元。5这一政策也在第一幕的情节中得到直接体现，大刘主动要求给予季友良五十元钱的困难补助费，但被后者以“我家生活没啥特殊的困难”拒绝了。
1963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并相应地调整了部分商品价格。根据具体规定，工人和18级以下干部与17级和17级以上的科学技术干部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于是职工的生活从1963年开始有所改善，根据对31个城市2728户职工家庭的调查，每个家庭在扣除赡养成员的支出以后，仍有少量的结余。值得注意的是，在职工购买商品的支出中，有一部分是购买高价、议价商品的支出，6高消费在城市职工的生活中逐渐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从1963年到1965年，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根本性恢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文革”前历史的最好水平。7
由此可见，在职工收入普遍提升、高消费并不稀奇的社会环境下，以丁少纯一家的薪资与积蓄，购买一件毛料子西服不算过重的负担，也使得丁少纯在开始追求毛料子西服之前，其生活的物质条件已经达到了相对不错的水平，房间中的家具陈设“双人床、五屉柜和桌椅等家具都是新的”体现得尤其明显。更关键的是，丁少纯先前已经有一件毛料子西服，二者只在于“混合毛”和“纯毛”的区别。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商品化不断生产出新的物质，也随之生产出新的欲望，丁少纯的私人空间便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缩影，从穿衣镜、结婚合影、着色头像再到148元的毛料子西服都是象征着自我形象的再生产、对外部世界保持闭塞的现代物件，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是丁少纯为生活建构意义的重要方式。同时，姚母借来毛料子西服给丁少纯试穿又叠加上另一层动机，其目的是让丁少纯在穿戴与生活方式上向邵永斌的大工程师形象靠拢，实现社会阶层的“想象性跨越”：
丁少纯 （美滋滋地照镜子周身环顾）是漂亮，啊？
姚 母 像个大工程师。
丁少纯 哈哈！又给我提了一级！
关于这些事的国家政策背景，是1960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农村恢复集市贸易，大中城市出现了一些集市贸易市场与自发商贩市场，这些市场的运作对解决城市供应能力不足与促进小商品生产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成为城市资产阶级生存或谋求更高收益的现实支撑，也催生出诸多不合法的市场经济活动。8因此，在激发了阶层差异意识后，姚母紧接着提出靠打野鸭子来赚外快，其效率与收益也是一般工资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在丁海宽不能提供经济支持而丁少纯夫妻的收入又无法负担的状况下，姚母通过卖野鸭子以及向大刘借互助费、向保健站小李子借钱的方式，使购买毛料子西服变成一种超前消费，这种还钱的急迫性使得丁少纯无法按部就班地靠薪水生活，当工厂的社会主义工资制无法应对填补缺口的急迫性时，虽然嘴上说着“我总觉着这事不大带劲呢，成问题吧”，丁少纯也只能听从姚母的建议，向市场经济另寻出路。
不难看出，丁少纯对毛料子西服的欲望作为全剧矛盾的源点，其生成是由三个环节所推动：第一，自三大改造以来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主义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商品，自然也生产出了更好的毛料子西服；第二，党中央自1962年以来的经济调整方针致力于改善职工生活，丁少纯一家在消费上不必拮据；第三，丁少纯与工程师邵永斌之间的社会阶层差异刺激了丁少纯以消费实现阶层跨越的幻觉与动机。实际上，当姚母凑足钱将毛料子西服买下时，丁少纯的欲望已经得到实现，依靠姚母提供的赚钱路子只是后续填补了超前消费的缺口，但在叙事上却倒置了因果，被建构为致使丁少纯“脱轨”的唯一来源，即资产阶级的腐化活动。
二、问题的后果：资本主义复辟与阶级斗争的忘却
为了多赚外快，加上丁少纯与姚玉娟的包庇，姚母在城市中开展了诸多市场经济活动。除了卖野鸭子给“野味斋”，首先是倒卖卫生球，而在丁少纯修鼓风机让姚母小赚一笔后，又怂恿丁少纯靠修理电扇赚外快。同时，姚母对待公款的态度则是“物尽其用”，毫无道德与心理负担地僭越公私的边界。她在看到季友良拒收互助费之后，便打起了这五十块钱的主意，于是向大刘借款，在这之前，她还在明知不合制度的前提下，背着丁少纯问姚玉娟的三姨夫要了饭店二十块修鼓风机的修理费。结果事情败露后，大刘坦白往外借公款不合制度，而姚玉娟的三姨夫因为报账不合制度被追查，姚母这两次背离制度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套取了集体财产。
剧本中的人物行为，实际有当时的特殊政策背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自由市场在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受到批判，随之便是对投机倒把的政治打压。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了根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防止“和平演变”，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决定在全国城乡敦促和布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社教运动”以阶级斗争为方法，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城市“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9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五反”的指示中认为，投机倒把活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10，“私商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私设地下工厂、倒卖票证等违法活动”11则被列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同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并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社教问题，会议研究、制定了“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12，《前十条》列举了种种表现：“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13
姚母开展的经济活动都贴合官方为“资产阶级”“投机倒把”重新建构的经济—政治内涵，使姚母坐实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身份，在社教运动的认知体系里，她的经济活动必然按阶级斗争的方法被解读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丁少纯打野鸭子的性质就不是姚母说的“又不是投机倒把，明来正去”那么轻描淡写，而是在资产阶级的毒害下，逐渐“把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统统卖掉”。
此外，丁少纯甚至有了旷工的行为，因为忙着找打下来的野鸭子而错过了返程的火车，耽误了第二天的工作，这不仅是青年工人的一次渎职，更是对无产阶级的严重背叛。最终，因为一门心思打野鸭子，丁少纯在工作时魂不守舍，把钥匙掉在了定子槽里，最终酿成一起工厂事故并直接损害了国家资产，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因此，即便丁少纯没有直接参与商业上的贩卖，他的行动也构成投机倒把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致使他成为资产阶级复辟阴谋的“帮凶”。最致命的是，丁少纯对资产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知有严重的滞后性。在话剧的第一幕，丁海宽愤怒于丁少纯“空虚”的情感之后，对丁少纯的教育开始向“阶级”的层面上升：
丁海宽 少纯，你说这人为啥还要划阶级成份呢？
丁少纯 因为经济地位不同呗。
丁海宽 不同又能怎么样呢？
丁少纯 地主、资本家压迫人、剥削人呗。
丁海宽 怎么压迫？怎么剥削？
丁少纯 （对丁母笑笑）考我呢。爸爸，这你比我知道的多，旧社会不是到处都有压迫剥削吗？
丁海宽 那现在呢？
丁少纯 现在当然没有了。
不难看出，作为青年工人的丁少纯，一方面仍以旧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剥削”和“压迫”来界定资产阶级，与1960年代“社教运动”为资产阶级建构、置换进的新内涵相互错位；另一方面，一句“现在当然没有了”无疑是一种阶级意识的缺失，更致命地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前提——既然新中国没有阶级之分，就更谈不上阶级斗争了。丁少纯看似时刻记得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实际缺乏二元对立的阶级意识所构筑的思想防线，无法从阶级斗争的敌我关系来理解现实的复杂性，进而无法抵御资产阶级分子的欺骗与腐化，对阶级斗争的麻木不仁更助长了资产阶级复辟的野心。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
为了拯救丁少纯，剧中展开了一系列整改救治措施，丛深主要依托“生活政治”的构想，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对丁少纯的拯救和无产阶级接班人内涵的建构。
首先是重提阶级斗争和“阶级出身论”，通过“革命家史”的叙述，以父辈的榜样和经历来建构文化与生活方式上的代际认同。而最具榜样力量和鲜明对比的就是父亲丁海宽，他生活简朴但又关心国内外大事，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作风，正是在父亲榜样的示范下，第四幕中丁少纯因工作时粗心而丢掉的钥匙被顺利找回，他也最终投归父亲的怀抱，用剧中人的话说就是找回了“生活的钥匙”。这一幕的全部情节是以工厂区为背景并在丁海宽的家中展开，所有人物聚集在此迎来一位青年被父亲拯救的结局，自然烘托出了丁海宽的家在公共性上的绝对意义，这场空间的挪移——开场的私人空间向结尾的公共集体空间归拢，正象征着丁少纯的重回正轨。丁少纯的生活不得不接受父辈的规训与重新组织，也使得丁海宽一家在整体上成为无产阶级的生活范式。
同样是思想“脱轨”的症候，感情上的线索更加内在和隐蔽。在第一幕，丁海宽翻查报纸找资料时，无意间发现夹在其中的情书，由于父辈监督教育后代的天然合法性，窥探隐私的行为反而被视为开展家庭教育而给予肯定。丁海宽对这封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空虚”的信件感到极为愤怒，此时的“空虚”被政治化地处理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式的情感抒发，成为逐渐舍弃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而当家庭教育被建构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时，传统的“父为子纲”又被政治规定了路径与方向性，在文本中集中表现为丁海宽的无产阶级生活范式的方方面面，而丁少纯只要复制这种模式即可。这本是一种父传子的垂直代际认同，但随着社会主义城市生活的展开，它开始配合“阶级出身论”来相辅相成地发挥审查生活方式和思想规训功能，所以丁海宽的愤怒，不仅在于这封“重要思想文件”性质的情书，还在于丁少纯对“出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认知犯了大错。
剧本中“阶级出身论”的凸显，自然与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密切关系，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唯成分论”开始成为甄别的标准，而随着社教运动的进行，家庭开始被视为运作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196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家史”为中心内容的“三史”教育，尤其针对青年群体开展以“四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为核心的阶级教育。14为了重新激活群众对阶级同伴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革命”泛化为“革命家史”的形态，1964年党中央在全国加速培养“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其首要条件就是“成分好”“出身好”，更助推了社会对“红色血统”的崇拜风气。因此，《千万不要忘记》也是对1960年代社会分层工程、“纯化”社会主义阵营等政治运动的文学书写，其“革命家史”的叙述目的最终落实在实现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思想纯正与出身纯正上。
其次，《千万不要忘记》又着力打造季友良、邵永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展示另一种与丁少纯对比的榜样力量。
作为每天与丁少纯一起工作的青年工人，季友良在第一幕便表现出摒弃物质欲望、完全投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思想与生活方式：他拒绝了大刘的困难补助费，又在周六的闲暇时间研究生产技术，用一句“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巧妙应对了姚母的不解，同时他还在私人时间仍进行物质性的生产劳动，他在将个体投入集体中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季友良对废云母的着迷，看起来也是一种物质的追求，但因其指向了造福大众、创造公共价值，本质上对立于丁少纯对毛料子西服的追求，而他再三拒绝了工会给他的困难补助，更直接地表现出他对物质欲望的割舍。季友良的人物形象完全贴合官方对“社会主义新人”核心内涵的想象与设计，是高度理想化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肉身。
同样的新人还有工程师邵永斌，他学成回国后，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工人模范。当邵永斌真正登场后，他的朴素形象使丁少纯开展的各种行动彻底丧失了合理性，使丁少纯意识到自己试图通过消费来模仿大工程师、实现对社会阶层的跨越，都不过是一场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幻象”，自己所模仿与追求的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社会中的那个阶层：
邵永斌走进来。他穿一身普通的蓝布制服，挽起裤脚，戴一顶布帽子，斜挎一只草绿色的帆布挎包，上面系着一条湿毛巾，胳膊上搭着雨衣，风尘仆仆，很像一个常出门的采购员。
在与姚玉娟的交谈中，邵永斌不仅没有瞧不起下线工，反而称赞起丁少纯工作“对电力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也将工厂生产当作头等大事，利用私人时间特意来丁海宽家中做客，是为了调查电机质量方面的状况；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吃喝穿戴绝对要让步于工厂生产，为了方便生产不会犯错，既不能随便喝酒，也要穿着朴素，所以当他看到丁少纯如此讲究时，便批评丁少纯在吃喝穿戴上用心过多，动摇了“革命的事业心”；在丁少纯酿成的生产事故得到及时补救之后，邵永斌严厉地批评了姚母，指责她教坏了后代，不仅祸害亲人，也祸害国家，一句“生活的钥匙可永远也不能丢啊”，在一个更高的认识水平上点醒了丁少纯，挽救了迷失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充当着无产阶级阵营不可或缺的力量。
显然，如何安置社会中有着不安定因素的“知识青年”，是1960年代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千万不要忘记》精心打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可以看作父辈形象的复制与继承，他们与丁少纯也构成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每当丁少纯的生活发生“脱轨”，便极力发挥着监督与挽救丁少纯的作用。作为一种安置知识青年的手段，在纵向的代际认同之外，又在横向的工人朋友关系中为青年提供了生活范式。
四、社会主义经济的三重难题及其悬置
《千万不要忘记》虽然留下了一个青年工人被圆满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大团圆结局，但其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无疑是一个外部归因，事实上，问题的出现根源并非资本主义的复辟腐蚀，而是来自“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所引发的无产阶级欲望和社会主义焦虑，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自身的结构性难题，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60年代开始暴露出来。
第一个难题来自城市资产阶级的出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一再被收缩而投机倒把的政治罪名又得以确立，这些人的出路开始成为1960年代社会主义的一大难题。如果以“资本主义复辟”来界定姚母的行动，其实偏离了对她的理性认识，她的动机就是一句话：“工人阶级也得过日子不是？过日子也得花钱不是？缺钱花也得受憋不是？”由于姚母的小商贩出身，加之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职业技能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其思想与认知水平不可能达到阶级之争、路线之争的高度，所以对于他人的批评，她也只会觉得委屈，充其量认为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同时，姚母的生存空间是极为有限的，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鲜货铺子被收归合营，不论是重新接受技术教育成为一名工人，还是离开自己精神依恋的城市家庭去往农村成为一位农民，都是不合逻辑且缺乏实践的现实路径，她的选择必然是沿着过去生活方式与认知方式的惯性，践行自由市场的经济理性。
同时，1960年以来城市集市贸易的有限开放与1962年以来改善职工生活的政策，都为市场经济活动打开了空间与可能性，但是，集市贸易的存在也承受着政治的打压与限制，1963年初中央规定其性质只能是作为补充国营商业的零售市场，并规定卖家只能是城郊农民或经过批准的小商贩以及个体手工业者15，这就与姚母不合法的卖家身份及其进一步获利的愿望直接冲突，加之“大跃进”以来城市在生产、供应商品能力上的匮乏，势必催生出投机倒把现象。虽然姚母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且动机单纯，却在官方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严重脱离实际所激发的焦虑下，被过度扭曲和夸大，最终上升到严重的政治罪名。不仅如此，姚母作为剥削性的小商人出身，这种资产阶级“原罪”决定了她即便放弃那些市场行为，其生存空间也只会越发逼仄，剧中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姚母最后气不过要离家出走，展示了这是一个无解的社会主义结构难题。
第二个难题，则是1960年代社会主义内部等级制的客观存在。随着现代工业体系与社会分配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逐渐形成自己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内部通常由技术人员、专家、企业管理等脑力工作者构成，城市成为承载中产阶层的重要场所。邵永斌代表的这些中产阶层的工程师就成了普通工人追慕的理想，由于阶层跨越的困难，丁少纯首先诉诸的不是通过知识学习来上升，而是更便捷可行的消费行动来缩短阶层差距。也正是这种阶层平等的幻觉性，催生了丁少纯脱离组织的个人主义和崇尚高价的消费主义。
而伴随着1960年代“备战”的升温与“大三线”的建设，社会分层工程进一步细化、深入到工人群体当中，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细划分，同样是工人，有产业工人与财贸职工之分；有军工企业工人与一般大厂工人之分等。工人间的鸿沟是巨大的，直接体现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发展机遇等条件上：被认为受到旧社会的较多影响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工人，由于“成分不好”，其发展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党组织很少在集体工厂或街道工厂的工人群体中吸收党员，而一般工厂也要在家庭成分好的群众中招工。因此，尽管话剧对1960年代的社会分层没有正面言说，但通过工人邵永斌的发展机遇与社会地位便可倒推其异于常人的先天政治条件，社会主义差序格局的建构致使跨越高筑的阶层壁垒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在此意义上，丁少纯的“想象性跨越”实则是对社会主义等级制难题的“想象性解决”。
第三个难题也由此显形，它就是青年工人丁少纯背后的“社会主义欲望”问题。从混合毛料子西服到纯毛料子西服，从电机厂的下线工到出国留学的工程师，不难看出，丁少纯的物质欲望并非来自阶级斗争臆想的资产阶级的腐化活动，而是源自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即经济调整时期职工生活的极大改善、贸易市场的有限开放、工业化和商品化进程中物质商品的丰富与社会阶层差异等自发现象，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级制等现象的客观存在，丁少纯的欲望才得以激活。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结构性难题始终是悬而未决的。剧本在叙事上借姚母之口说出了丁少纯欲望背后的全部动因，却将罪魁祸首转嫁到姚母身上，换句话说，每当叙事触碰到社会主义的欲望、资产阶级出路、等级制的难题时，便敷衍地将问题悬置并过快地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宏观层面：一是话剧设置姚母的回归与认错作为对“姚母走后怎样”一问的敷衍作答，以牺牲人道主义与公正平等的价值观念为代价，悬置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出路问题。二是通过对邵永斌朴素形象的刻画，巧妙地绕开了社会主义内部差异的客观性问题，实际上，只要有“下线工”与“工程师”、“成分好”与“成分坏”等差异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内部分层，它所引发的问题便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三是依托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想象性书写，来压制丁少纯的“不正当”欲望，一并延宕、否决了日常生活的当下意义，剧中通过丁海宽最后的愿景来表达：
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孩子！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料子服，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光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那你们就会忘记开电门，忘记上班，忘记我们正在奋发图强的国家，忘记世界革命！
丁海宽的想象，不但将丁少纯的私人欲望牵引到造福世界的公共性彼岸，而且将当下时间与意义无限延宕到了未来，从而导致1960年代工业文明引发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正面的回应与解决，所以当他在面对姚母的雇佣观念的挑战时，无法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正面对抗，转而从道德上削弱其合法性，他认同的是通过革命道德、阶级认同与集体组织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通过市场经济下以劳动换取报酬的等价交换原则。正是这一套前工业社会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致使他对现代工业的理解构成一种“想象性阉割”：现代工业文明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个体在传统社会集体组织下与工厂机器的组合。
五、社会主义的三重焦虑与文学的想象性解决
《千万不要忘记》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引发了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现实实践与文学书写的焦虑。
首先来看国家层面的焦虑。丁海宽第一幕对丁少纯的质问——现在是否还有阶级之分，其背后无疑是官方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如何维持与巩固的严重焦虑。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转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16这一理论的提出，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1961年9月15日中共在庐山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纲领草案》问题，认为这是苏共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共产党并非“全民的党”，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17
对苏联的失望自然走向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焦虑——中国有没有被修正主义夺权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尤其要在青年人中展开教育，阶级斗争“必须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18。《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特别指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9。显然，是否承认阶级的客观存在，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与国内开展阶级斗争的逻辑起点。
其次来看民众层面的焦虑。不同于国际上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宏观争斗，1960年代国内所面对的却是资产阶级向下、向内泛化的“幽灵”形态，即融化进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腐化活动。《千万不要忘记》话剧的背景是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它天然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文化生存便利的“藏污纳垢”场所，因而我们在话剧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就呈现出两种平行景观，一边是团结、亲近的工人群体热火朝天地投入工厂生产，一边是潜藏在人群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偷偷开展“政治犯罪”，由此就引发了“如何重新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20的大问题。
民众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引发了官方对于日常生活的警惕和控制，从而引发了“生活政治”，因此，《千万不要忘记》围绕日常生活展开的阶级冲突叙事，投射出官方对于争夺日常生活领域内文化领导权的焦虑：为了抵御资产阶级的腐化，无产阶级必须在日常生活领域确立起绝对的文化领导权。但是，1960年代的国家领导权实际处于一种政治统治力与文化统治力分离的尴尬状态，这种分离使处在边缘地带的资产阶级文化趁机发动了“分子入侵”，以碎片化的不可见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变集体意志，进而渗透社会的文化核心，从而动摇了国家文化领导权的根基，这在《千万不要忘记》中有了鲜明的体现。
除了以上两种焦虑之外，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还一直对文艺领域保持着警惕。他先是在1962年12月底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后又在1963年11月批评文化部不如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接着又在12月批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21为此，“社教运动”在文艺领域开始兴起，文艺界涌现了一批响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大写十三年”口号的现代戏，《千万不要忘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教育剧”正是因此而生，它们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农兵”为主要题材，来书写国际与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文学表现现实的阶级斗争引发了许多作家的书写热情，也引发了他们的书写焦虑，据丛深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中回忆，他过去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认为“建国以后的孩子，将在红色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再不会有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等的旧思想了”，但当他拿起“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作为观察现实的新方法时，才意识到现实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他努力围绕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题，将自己经历与观察的工人生活加工成一部表现“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争夺战”的作品。22但即便如此，丛深的努力仍旧受到了质疑：
当时第一稿写完之后，给剧本起的名字叫《还要住在一起》。当时用这个作为剧名的主要原因是从这部剧本的轻喜剧角度出发的。《还要住在一起》明显是带有轻喜剧意味的剧名。但是《剧本》月刊1963年10、11期合刊登出来时，副主编凤子对这个名称不是很满意，让我改名，我想了一宿，又换了风格极为相似的《祝你健康》，当时根本没有阶级斗争的影子。23
等到剧作准备进京汇报演出的时候，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这时哈尔滨市主管文教的书记提出话剧要结合社会形势，加入与阶级斗争相关的内容，名字则按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号召，改为了《千万不要忘记》。但是丛深心里并不服气，为此在后面加上了“又名《祝你健康》”的字样，从而让我们看到了政治意志与作家主体之间的矛盾紧张，以及由此引发的拉锯焦虑。然而，这些焦虑都被剧作压抑在文本的缝隙之中，丛深只能努力保持自己与国家和民众思想与行动上的一致，他通过将宏大叙事日常生活化，打造出公私整合、一心生产的生活范式，这种想象性搭建的乌托邦景观将毛料子西服转化成一个共产主义符号，在无产阶级物质诉求“不合法”的意义真空中，填补了社会主义主体的匮乏感，从而完成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逻辑闭环，最终击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复权。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千万不要忘记》终究只是文学的“想象性解决”。民间对《千万不要忘记》的态度并非全盘接受，人们离开电影院，私下里却与这位老岳母的旧观念产生了某种共鸣24，一大批民众在接受规训与人性需求之间并非坚定不移地选择前者，而是发自内心地认同姚母的思想25。该剧建立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调和的张力之上，又试图强行兼得“鱼和熊掌”的叙事模式，使其呈现出某种“悖论性”与“自反性”。
正如前文所述的，对于1960年代社会主义难题的解决，《千万不要忘记》交付的答案是依托于“生活政治”的构想，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弥合日常生活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并抽离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核心内涵。但是，阶级斗争方案毕竟不是万能钥匙，当它试图沿袭工业时代传统之前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来规范现代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其有效性必然受到质疑，尤其是当上层建筑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变化节奏不再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同步时，反工业社会价值体系如何能为工业社会提供合理有效的意义？这种不能充分反思与直面回应社会主义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而是向外转换到阶级之争、路线之争的解决方式贯穿了话剧的叙事，它所提供的具体方案——从代际认同到“阶级出身论”再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因而更多是种种文学的“想象性解决”。
[本文系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出版，本文引用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注释。
2 参看徐刚《革命伦理与城市日常生活的焦虑——以〈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的一代〉为中心》，《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674页。
4 7 18 21 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5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287、282、378—384页。
5 6 柳随年等：《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167—168页。
8 张学兵：《当代中国史上“投机倒把罪”的兴废——以经济体制的变迁为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5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174、183、314、315、295、198、653页。
1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8—1459页。
17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20 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22 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戏剧报》1964年第4期。
23 申志远、魏春桥：《〈千万不要忘记〉不为人知的幕后》，《电影文学》2010年第1期。
24 刘嘉陵：《记忆鲜红》，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25 宋庆芳：《“十七年”社会主义教育剧接受研究》，扬州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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