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当前学界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多聚焦“创作”层面，对其重要表征“阅读革命”的研究则尚显薄弱。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中直面“阅读革命”，便会发现数字化的文学阅读实践已然置身于“技术—资本—社会文化”交织的复杂场域之中，为此可以借鉴“新物质主义”的研究视野，全面细致地考察当前数字化阅读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与实践过程。循此思路，“阅读革命”具体呈现为“平台化阅读”“可量化阅读”与“视听化阅读”三大突出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影响了文学阅读的可见性机制、感知方式与诠释路径，在充分调动读者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同时，也重新组织、控制着读者的文学审美与文学生活。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需更主动地回应数字生态的复杂性，在大众文学生活中再度激活文学的美育功能。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阅读革命 数字化阅读 制度研究 文学生活

引言：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阅读革命”

“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自2024年7月于《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一文亮相以来，便迅速引发学界热议，目前的议题集中于概念辨析、合法性论证以及“创作者的革命”“文体革命”等具体实践的梳理阐释。相较而言，《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所提出的“阅读革命”，特别是“阅读革命”之于大众文学阅读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讨论尚不够深入。何谓“阅读革命”？文中界定如下：

“新大众文艺”是一场阅读革命。阅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自由阅读，也可以自由评论，甚至加入创作，从传统的静态沉浸式阅读模式，转变为动态交互式阅读模式。移动化、场景化、交互化，成为“新大众文艺”最为显著的阅读特征。1

这一概括凸显了大众在阅读活动中的能动性与创造力，总结出数字化时代阅读的鲜明特征，即“移动化、场景化、交互化”。在此意义上，为避免概念泛化，本文所论的“阅读革命”，意在将数字化阅读视作这场跃迁的现实形态与主导路径，以便彰显数字媒介与平台治理驱动下阅读的制度性重组，因而将会在具体论述中将“阅读革命”同义置换为“数字化阅读”。数字化阅读是指读者在数字界面/平台上与具体文本交互的实践过程，读者也拥有数字用户/粉丝/书友/二创作者等多重身份。《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6.7亿，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661.41亿元，数字阅读作品总量约为6307.26万部，其中网络文学和电子书的数量占比约为67.55%。2如此规模与渗透率足以说明，数字化阅读蔚为大观。无论对此是否在意，即便褒贬不一，“阅读革命”已然是无法回避且不可逆转的“现在进行时”。

本文选择直面这一现状，试图分析当前数字化阅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文学阅读的具体影响，并在新的阅读生态中重审读者能动性与自主性问题。当然，分析现状并非空无依傍，关于读者的能动性问题，起码已有两种阐释路径。其一，可以命名为张扬读者能动性的“赋权叙事”：接受美学强调读者以“期待视野”参与意义生产，文化研究与参与式文化将读者视为“生产者”“盗猎者”与“产消者”。数字化阅读实践中的例证俯拾即是，弹幕、评论、评分、章评、同人、手书、短视频二创，读者的参与方式五花八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更是将读者推向前台；其二，可以命名为揭示读者结构性困境的“异化叙事”。法兰克福学派揭露文化产品的“虚假需要”，传播政治经济学将观众注意力视为待售卖的“受众商品”，数字劳动理论与平台资本主义批判指出用户内容/数据被系统性计量与榨取，网络文学研究亦揭示平台通过算法/流量/数据“异化”网文写作与阅读，打造标准化流水线与不稳定劳动者，同时还免费压榨读者的创意劳动成果。

这两类阐释路径均有极强的洞察力，同时也让我们在“赋权”与“异化”之间摇摆不定。在面对兼具解放性与控制性、斯蒂格勒所谓的“亦毒亦药”的数字媒介时，往往只能陷入庸俗的辩证法之中，难以真正接住现实抛来的新经验与新问题。不夸张地说，在“阅读革命”的视野下，何谓阅读，何为文本，什么是文学体验等“元概念”都并非不言自明的存在，将文学阅读神秘化、形而上学化、道德化都无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变化的规律。而各式价值判断与对于传统阅读的怀旧之情也都显得片面轻率与自我中心主义。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暂且跳出“赋权”与“异化”的二元阐释循环，尽量全面充分地观察、描述与剖析当前数字化阅读的实际展开过程。这一思路也与当代阅读研究的“新物质主义”3取向相呼应：“当代阅读理论的核心范畴已显著拓展，昔日潜藏于文本之后且被系统忽视的物质基底、技术条件、具身实践、文化情境等客观力量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分析视野。”4当代文学研究亟须在大众阅读实践、新技术条件、社会文化情境、文学作品等多元要素交织的场域之中更新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将崭新鲜明的媒介意识有效置入文学制度研究、读者研究、文学生活研究、文学思想史研究之中，并在新大众文艺的广阔视域中再度思考文学的位置与意义。细致考察数字阅读实践的技术基础与突出特征，重新审视文学阅读的入口、诠释方式与感知方式，正是本文回答上述问题的论述起点。

一、平台化阅读与“可见性”博弈

观察当前大众的文学阅读实践，首先需要了解大众接触文学作品的主流“入口”，这就不得不涉及文学传播方式的变迁。与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同年，《文艺报》的岁末“文学关键词盘点”中就对文学传播方式现状作出及时总结：

2024年，传统文学期刊、报纸的转型之路成为文学界一大热点话题。一方面，《人民文学》《收获》两大老牌期刊先后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与莫言、梁晓声、苏童等作家一起共话文学，在创下销售纪录的同时，也探索出文学在人民中“寻亲”的新方式。此外，各大传统文学期刊纷纷“出招”，如《天涯》《小说月报》等开始尝试“直播带货”，《十月》《花城》等入驻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另一方面，岁末之际，也有几家老牌文学报纸、期刊在媒介融合等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转型或休刊，关于“纸媒的时代正在逝去”的言论引发热议。5

在这“悲喜交加”的场面里，“转型或休刊”的纸媒具体是指创刊于1981年的《文学报》停止纸质出版、创刊于1993年的《书城》经历了停刊与复刊的变奏。人们在“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数字奇观”的轰炸下，不由得再次忧心纸媒的生存危机。当然不只是文学期刊，图书出版业同样焦虑重重，不得不纷纷开辟直播赛道。对此，我们不应只做出“事件化”“新闻化”的处理，也不应将“直播”视为“营销技巧”的同义语，反倒可以借此深入思考文学传播与大众阅读习惯的结构性转变。

结构性转变，植根于人类前所未见的超高速信息环境中。人们无时无刻不被海量文本环绕，AI的“一键生成”仿若隐喻，象征着“信息空白”已成上古往事。这里仅举出“小红书”App官方账号“小红书成长笔记”的说法：“每天，小红书上产生的生活记录超过1亿字。”6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在海量信息环境中，“可见性”与“争夺注意力”成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内容破圈而出的关键所在。上述所引的“与辉同行”直播间带货老牌文学杂志，便成功聚拢起了注意力的峰值，峰值是由各种因素成就的：在直播间的“平台节点”中，原本在幕后工作的编者、长期“隐身创作”的作者、无名的读者以及具备媒介影响力的主播“云端聚会”，并通过个体故事等体验性分享7有效传递“这本书适合谁/为何要读”的讯息，实时销量与弹幕热评提供着“社会信用”。读者很可能被这一新奇的形式吸引，或者只是在刷屏间无意闯入，进而在品书论道的氛围中被打动与唤起，最终在直播间下单购书。而回放、剪辑与后续讨论等矩阵式扩散尽可能延长了传播效应。在此，文学的“可见性”被折算为观看人数、评论数、成交量与销售码洋等数据，平台与主播成为放大“可见性”的关键力量。

这表征着数字时代文学可见性机制的巨大变化。在印刷文明主导的传统传播途径中，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主要依赖出版社的编辑与出版、书店与图书馆分发、报刊书评与文学奖项背书，共同塑造了较为中心化、自上而下的传播与阅读路径；在互联网发展初期，门户网站、论坛社区与搜索引擎拓宽了文学作品“浮出水面”的方式，影视、游戏改编等也让书面作品变得更为大众化；到了如今高度数字化的传播环境中，虽然传统的传播与阅读模式仍在存续，但在作品与大众读者的“相遇”过程中，数字平台日益成为阅读实践的基础设施。

只需略加回想，在新华书店站着看书、在线下书摊租书、在报刊亭追新刊、在邮局订阅报刊、手写摘抄本与制作剪报本、在课堂上偷偷传阅畅销书并最终被老师没收、在网吧与MP3上追小说，凡此记忆，大多已黯淡消逝。取而代之的阅读方式是打开移动智能终端，找到那些维持我们日常生活运转的“App”，就可以轻松实现随时随地随心阅读。具体来说，当前中文阅读生态中的数字阅读平台主要包括：综合电子书平台（微信读书、掌阅iReader、京东读书、咪咕阅读、书旗小说等）、网络文学阅读（起点中文网、QQ阅读、潇湘书院、晋江文学城、番茄小说、七猫小说、纵横中文网、17K小说）等、有声书与播客平台（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FM、小宇宙等）、知识付费平台（得到、帆书、三联中读、看理想等）、社交/短视频平台（微信、抖音、B站、豆瓣、小红书、知乎等），等等。

这些数字阅读平台，能够将文学作品/内容、读者、开发者、广告商聚合起来，运用数据化与算法化的中介机制来引导与实现阅读行为。平台已成为“整体性的技术、文化系统与制度化网络”8。这些作为基础设施的文学阅读平台既发挥着技术普惠作用9，同时也有着极强的商业属性，它们的共同点是鼓励读者在单一平台内完成“看/听→购买→认同/偏好/黏着”的闭环操作，尽量减少外链跳转与跨平台比对。在这种组织方式中，读者更容易顺应平台内部的编排逻辑，主动检索与跨文本关联的意识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

当然，各平台的治理与运营机制、用户结构与消费偏好、内容生态、市场覆盖率都有所不同。大体来说，有研究者将平台主导下受控阅读模式划分成“平台+下载”“平台+订阅”“平台+广告”等三种模式。10比方说，付费型平台（起点、晋江）侧重订阅/分账，免费型平台（番茄、七猫）侧重阅读时长/广告变现，知识订阅型平台（比如知乎盐选等）以会员订阅获取专栏/电子书为主，兼有单品付费。

平台的不同商业模式直接影响着文学的生产、阅读与传播。这是网络文学研究一直重点关注的问题。简单来讲，VIP付费模式更加依赖作品质量吸引读者，而基于广告流量分成的免费阅读模式需要尽可能地攫取读者的注意力资源。有研究者指出：“自2018年起，免费阅读平台开始涌现。它以广告费为盈利手段，以去中心为作品推介原则，呈现出与以往付费文学网站截然不同的技术理念和文学场逻辑。在此，读者的受众劳动成为网文公司经济资本的来源。”11这一转变不只发生在网络文学领域，就整个数字阅读领域来看，2024年广告模式首次超越订阅模式成为行业主力，这“代表着营收模式的转变，反映出用户行为、内容策略和商业逻辑的调整。平台营利方式从用户直接付费向注意力变现迁移，广告成为未来发展新支点”。更直白地说，“广告模式属于流量经济，与内容的相关性不强，更侧重娱乐性和实时性”。12而流量逻辑主导下的文学阅读已呈现出两类鲜明特征：其一，以“切片化”捕获注意力，以“跨平台”联动最大化注意力；其二，基于情绪、欲望与个体经验重新绘制阅读导航系统，不断发明新的感觉结构与叙事结构。

首先来看所谓的“切片化”。读者每次点击与滑动屏幕，都是在涉入“流量之河”。不妨想象自己在特定生活场景中，登录某个感兴趣的平台，伴随刷屏动作而来的往往是以下“信息模块”：推送消息、KOL推荐话术、社会热点（热搜、畅销榜、热门评论、影视名场面等）、“文本切片”（标签、金句、封面、短视频、梗、表情包），等等。这些“切片”大概率成为大众读者与作品“第一次相遇”与“怎样相遇”的关键触媒。当然，肯定有读者是目标明确地追更自己订阅的作品，或主动搜索自己想读的作品，但也已经被作品的“周边信息”紧紧环绕。特别是在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流之中，吸附注意力的“钩子”无处不在。

切片早已不是文本的“边角料”，而更像是平台时代的“阅读前言”且参与调控读者的阅读节奏。由此，刷屏/快读/略读/跳读成为常见的阅读姿势，而“新奇感”“共鸣感”与“疗愈感”13则成为信息时代的典型审美范式。这与人们长期预设的理想阅读状态——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沉浸式、无功利的慢阅读、长阅读、反思性阅读——相距甚远，因此自然会有许多批判切片化阅读、碎片化阅读的声音，而且已有读者发起数字媒介的“反碎片化阅读”实验，倡导培育“屏读韧性”14。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敏锐地觉察到“反碎片化”叙事中的精英气息，强调“碎片化”阅读方式的正面价值及其与当代生活方式的适配度。

无尽的争议还在继续，而“切片先行，作品后置”已经实打实地成为争夺可见性的有效策略。比如，2024年抖音平台的“史铁生热”就较为典型。《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显示，史铁生是该年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抖音上史铁生相关视频累计18.6万个，增长192%，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量增加51%。在此过程中，余华感慨“铁生不在了”等短视频起到显著的引流与发酵作用，类似“余华聊到史铁生望着远方哽咽”等话题频频登上抖音热榜。加之“顶尖文笔”“人间清醒”“直击灵魂”“互联网嘴替”“治愈内耗”等标签，使得史铁生的作品与年轻读者（特别是00后）的生命境遇与人生课题紧密相连。这一潮流也在各个平台的电商直播、读书博主、话题热搜的联合推动下推向高潮。从话题引流到细读作品，从平台热点到跨界联动，史铁生最终凭借自身作品的艺术魅力获得了跨越代际的读者与影响力。

其次，除去打造“切片化”与“跨平台”的注意力机制，文学作品的标签分类系统、感觉结构与叙事结构也被悄然重置。史铁生的作品如“多年前的子弹正中眉心”，多年后才真正读懂其文学内核，因而被读者亲切地命名为“子弹文学”。

与“子弹文学”类似，“韩女文学”（韩国女性文学）“老登文学”（以男性视角为主、性别观念陈旧的文学作品）等标签命名，以及网络文学的各种类型分支，都成为数字化阅读上重新进行内容编码的方式。换言之，读者不是以“现实主义”或是“散文”这些文学学科内部的分类方式来定位作品，而是将作品与数字技术、社会文化氛围、生命经验进行糅合重组，以“××文学”为视镜，去重新理解人性幽微与生命课题。大众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再分类、再命名、再解读、再评价，无不体现着文学在情感教育、生命支持、伦理维护、公共交流等方面的公共价值。故而，从作品中提炼的标签、主题词、标题、内容简介、视频封面等“副文本”是否能够有效切中社会情绪，是否契合平台信息分发规则，也就成为“可见性”达成的关键要素了。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长篇连载、类型文学、故事奇谈等内容更容易受到青睐，而读者需求与欲望又会以“点击量”“订阅量”“完读率”等量化指标影响文本的再生产。平台模式、读者类型与文类塑造之间，存在着颇有意味的相关性。比如，知乎盐选以中短篇、强情绪、高反转、重付费、IP联动为突出特征，因此“重生文”等爽点题材就特别走红，被网友总结为“千层套路，一脉爽文”15。自2019年的《宫墙柳》以来掀起中短篇重生文的爽感狂潮，有效切中了当下高压精神环境下寻求释放出口的阅读需求。平台与文类之间的强相关性，并非中国独有，斯坦福大学教授Mark McGurl指出亚马逊平台上的小说创作越发由特定类型与粉丝喜好主导，源自同人文化欲望与爽点的写作套路正在主流化，尤其在言情、情色、奇幻、LitRPG（以游戏化数值与规则为核心的网文类型）中最为突出。16由此可见，平台强势介入文学的阅读与创作，使其在极大程度上被置于消费主义的服务逻辑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化阅读重塑“可见性”机制的同时，带来了传播权力的再度中心化。垄断性平台、头部主播、媒体人、著名知识分子获得可见性自然要容易得多。与“可见”同行的，正是“不可见”，原创性严肃文学（尤其是新人作者的作品）、学术著作的可见份额进一步萎缩17。不过，“再中心化”并非回到旧式自上而下的单一把关，而是通过分散的入口、隐性的门槛与算法的中介，形成一种类似于“无物之阵”的引导机制。

总之，数字阅读实践被平台、算法、社会交往、时代情绪、商业模式等多元力量共同编织。正如学者Simone Murray所指出，文学公共领域已成为文学与商业的杂交平台。18相应地，读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也变成了杂交的、过程中的产物。读者既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资源与参与方式，同时也遭遇了重重限制与挑战。这意味着读者的自主性由诸多细节构成，变成了有待培养的数字读写技艺：主动搜索、自觉设定阅读目标、自由掌控阅读节奏与注意力方向、觉察叙事类型的“消费陷阱”、在轻量级与重量级文本间自由切换等能力。问题不在于数字化阅读的娱乐性与碎片化，而在于娱乐性与碎片化处于唯一性、霸权性与无意识的状态。在此意义上，那些获取了可见性的文学作品，诸如上文提及的史铁生的作品，仍能起到某种美育功能，以其异质性、复杂性与修辞力量涵养读者，对处于霸权地位的“流量—注意力”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二、可量化阅读与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

上节聚焦平台化阅读的“可见性”机制及其影响，而当读者与作品在数字场域相遇后，阅读过程本身又涌现出另一核心特征——“可量化”。阅读行为已不只是静默的精神角落与不可见的自我沉浸，而是越来越被植入可计算、透明化、可展示的信息环境；读者形象也不再混沌模糊，而是持续生产者包括自身属性、注意力分配、情感反应与兴趣偏好的“阅读数据”。这些数据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它让阅读过程变得更加可控进而便于被“优化”，在阅读内容的供需上变得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这些数据也成为数字平台用以预测用户行为并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资源，构成“监控资本主义”运转的关键路径。以下就从读者与平台的双重视角，具体分析可量化阅读的实践形态与深层影响。

（一）读者的阅读优化策略与文化资本管理

在数字阅读平台中，读者可以便捷获取阅读进度、累计时长、连续阅读天数、阅读数量、排行榜位次、活跃度曲线等量化数据，能够定制自己的专属阅读计划；而平台的游戏化激励机制（打卡积分、勋章解锁、主题挑战赛等）也参与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重塑阅读动机、强化阅读目标。在当代社会日益加速、高压、内卷的背景下，可量化阅读以“即时反馈”与“目标情绪”回应了读者自我优化的诉求，可以直接转化为自我效能感。

早在2007年，《连线》杂志记者凯文·凯利和技术专栏作家盖瑞·伍尔夫便注意到量化思维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提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概念，用以描述由数据技术发展促成的“通过数字认识自我”的现象。19此后，学界逐渐将“量化自我”发展为一个批判性概念，试图揭露“自我优化”表象下的“自我异化”机制：

量化自我所奉行的“自我优化”理念，表面上是主体自主性发挥的显现，实则数据权力按照外部给定的标准将主体转化为标准化的标签。个人也在更健康的身体、更好的生活的美好承诺下，按照最佳效果和既定规范进行自我调节与塑造。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稳定自我的形成”，也使得“个人及其行为被解构成纯粹的数据”，从而丧失原始经验中真正个人的、定性的和主观的内容，最终导致“自我构建的疏离”。20

这一批判路径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且颇具启示意义，尤其当量化思维介入主观性、审美性极强的严肃文学阅读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割裂更显违和。但对于“可量化阅读”的评估，不宜给出本质化的结论，而需分层次具体分析。所谓“稳定自我”在数字时代已非静态实体，而是持续与技术互动的动态产物。不同读者自我量化的程度、目的存在差异，在与阅读数据的互动中可能同时夹杂着顺应与抵抗（比如关闭提醒、屏蔽数据、卸载应用等方式）。更关键的是，数字技术与自我主体性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技术环境中安放“自主性”。读者需要在数据生产与解读中自我觉察、自我调整，这与个体的反思能力与技术素养密切相关。因此，面对可量化的阅读趋势，径直走向技术批判并非最优解，更值得关注的是用户与自我管理技术的动态互构关系。

此外，可量化阅读不仅关乎数据的生产与掌控，更将阅读过程推向“表演性”与“景观化”，进而将“阅读”更彻底地转变为可展示的文化资本。在读书博主展示的阅读场景中，身体姿态/装扮、桌面陈设、光影滤镜、叙述语法，都成为打造“阅读美学”的要素。各类所谓的读书博主速成指南，核心直指如何强化身份标签，吸引社交互动，进而汇集自己的流量池。当然这里只是讨论流量机制，并未否认存在部分高质量的读创作者成功借此构建了阅读社群与情感共同体，为大众读者带来了深刻且真诚的文学阅读体验。

再比如，在线下书店（如先锋书店）与书展（如上海书展）打卡、拍照之后，添加标签、自媒体发帖，一系列操作之下将阅读影像化与地标化，最终变成社交媒体上的文化符号展演。尤为讽刺的是，文艺书籍由于其非功利性与人文光环，更容易被转化成身份表演的工具。正如媒体“BIE别的”在《新型才华男已诞生：“文艺表演男”》一文中指出，“文艺表演男”已是全球社交媒体上的普遍现象。在数字平台上，用户倾向于通过关键词、标语、简短自我宣言等来建构线上身份，因此类似“阅读各种书籍”“喜好何种艺术”等文化符号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表达。文章指出“文艺表演男”模仿、讨好女性特质来获取关注、好感与性资源。21社交媒体上对于“文艺表演男”的嘲讽解构同样在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中出现，带来某种“文艺祛魅”的社会效应，将文艺作品等同为男性投机的符号，等同为崇尚空谈与不接地气的代名词，抑或召唤回“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叙事模式22。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社会心理变化，值得另文分析。

（二）平台的数据资本与算法治理

阅读实践所产生的数据，已成为平台预测用户喜好、实现商业价值的战略资源。平台依据阅读数据（点击率、订阅率、留存率、互动数据、付费比例）调度推荐位，“数据即正义”的商业准则推动叙事题材在“爆款—疲劳—更换”之间快速轮换。这一数据驱动模式的正面价值，也可被总结为一种基于互动的生产力模式：“大量的作者，大量的读者，经由大量的互动，将‘创意’转变为‘创造’类型本身，并通过对类型中各变量可能性的穷尽和突破，实现类型的快速进化，然后在新的‘创意’—‘类型’的行动中，完成主流类型的一轮又一轮的替代、更新和进化。”23在这一视角下，读者的能动性与生产性被充分释放出来，主要体现为两点。

其一，读者依靠评论、共创等方式直接介入作品生产——即时反馈激发作者灵感、纠正创作错误、影响情节走向。这种生产机制的互动性决定了网络文学的文本特性：“类型化、模式化、创意高于文字、长篇幅与读者要求优先。”24这点以往关注较多，此处不再赘述。

其二，读者的评价高低、金钱与注意力的投入程度，直接影响作品“可见性”与文化/商业价值。比如，书影音爱好者聚集的豆瓣网的评分系统，以及各式星级评分、销量排名、转发/点击等量化指标强势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命运，改变了“文学价值”的生产与感知方式；网络文学网站的“自然榜单”，包括月票榜、畅销榜、阅读指数榜，是“网站根据所有读者的阅读行为，按照特定算法逻辑进行统计排列所形成的可见性序列”25，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读者的需求与心声。

读者的喜好，粉丝的黏性与购买力，更是作品能否进入IP改编的筛选指标。以“知乎盐言2024年故事影视化改编心愿清单”为例，其选择标准为：“综合考量用户数据、专栏评分、获奖情况，还有故事评论区、弹评区里那些‘求求拍成影视剧！！’的用户呼声！”26这种以数据与粉丝购买力为基础的价值评判机制，已成为数字时代文学生产与跨媒介改编的常态。当然，数据逻辑也存在反噬风险，若IP改编偏离原著内核，便会引发读者/原著粉的抵制，导致流量与口碑双输。

需要深入追究的是，以上所论的读者能动性更多体现在微观层面（单部作品生成、评价与商业价值打造等）与中观层面（话题发酵、类型迭代、二创改编等）。可以说，在文本生产层面，读者确实释放了充分的创造力，贡献出不可被忽略的集体智慧。但不可回避的是，在数据分发使用、叙事范式推广、产业链生产布局等宏观层面，读者缺少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维护个人利益的途径，平台资本占据主导作用。以下将从信息分发与全产业链开发的视角具体分析。

从信息分发过程来看，平台算法基于用户的浏览痕迹、个人信息、消费能力、喜好与倾向、留存时间生成“个性化”推荐，推动阅读消费场景（订阅制、单篇付费、打赏、会员专栏、付费电子书/章节付费）的顺畅化——文学阅读与其他信息消费日益同质化，都被纳入数据/经济逻辑中来加以“定价”。但阅读的可量化并未促成更透明的供需关系，反而催生了“算法黑箱”：其运行逻辑与决策过程并不透明，读者只能被动接收算法的信息分发结果。27面对算法自动推荐的信息流，有研究者感慨：“网络文学的可见性生产从公开透明，又再一次回到了曾经的不可知状态。只不过上一次乃是人为，而这一次，却是在商业机密和推荐算法的统治下，变得幽微奥妙、深不可测了。”28在斯蒂格勒的意义上，算法自动推荐、快速决策与“黑箱化”将带来“科技休克”。这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自主决策，原有的阅读认知能力将发生“短路”。阅读过程变成机械性承接，注意力与记忆被高度程式化，最终将带来心灵的无产阶级化。29

从全产业链开发的角度来看，平台资本（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B站等）将文学纳入文娱产业整体布局，以IP运营为核心追求收益最大化。“网文平台形成了以数字阅读为基础，以IP培育与开发为核心的双路线格局，版权营收在企业营收中所占的比重显著提高。”30电影、电视、图片、游戏、动漫、微短剧、有声阅读、音乐的多向联动，重塑了大众的文艺生活。在IP开发改编中，平台资本最大化利用读者留下的海量数据，也无偿吸纳他们的集体智慧与创造力。学者郑熙青曾将“基于爱意”的“二次创作”重新定义为“创意劳动”，而媒体资本正在对创意劳动进行免费剥削。31

综上，数据已成为平台获取商业利益与资本积累的核心来源，读者则在算法治理中被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数据样本”，“‘数据关系’成为当代社会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32。这正是数字时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征候：“量化自我”以数据追踪的方式追求自我优化，“算法治理”则将数据转为控制权，二者一体两面地影响着数字化阅读的实践形态。读者既认同量化管理的便捷性与自我效能感，同时也试图在数字媒介释放创造力，摆脱线下世界的异化感。但与此同时，“算法治理”对于注意力、创造力、欲望与热爱乃至整个精神世界的资本化改造，又让阅读实践所允诺的解放感，再度成为有待攻坚的战役，有待抵达的彼岸理想。

三、视听化阅读与“文学生活”再组织

前文侧重分析数字化阅读的技术化、理性化特征。与此同时，数字化阅读嵌入的多媒介语境，推动阅读突破单一的视觉中心范式，走向“多感官参与+身体感知”的融合形态。在媒介深度融合的当下，阅读的“可感性”正从传统的视觉中心与文本崇拜中脱离，转向由声音、影像与界面共同构建的体验场域。学者张文彦指出，“人类今天进入的是技术声图像的听视观时代”33，并提出数字化阅读的三种支流。本文借助其分类框架梳理当前纷繁复杂的感官化阅读实践，需加说明的是，三种类型的划分只提供了分析性框架，具体实践往往交叠渗透。

（一）传统阅读技艺的数字迁移。以阅读为志业的群体（如学者、出版人、资深读者），正在“凭借惊人的阅读量和过人的阅读技艺，成为内容与读者的媒介、传统阅读向数字化阅读的转译者、阅读文明的传播者”34。在此过程中，纸质与电子、线下与线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消融。读者无须独自面对静态文本，完全可以在视听娱乐场景中有目的地获取可靠知识与精神滋养。其中，读书类节目正是典型载体，具体包括：“《开卷八分钟》（2007—2014年）、《读书》（2011—2024年）、《一千零一夜》（2015—2019年）等系列节目以名著片段导读的形式打造视听文本，激发受众阅读经典原著的兴趣；《书香北京》（2010—2012年）、《朗读者》（2017—2021年）、《读书人》（2017—2018年）等节目以文学作品结合国民现实人生经历，发掘文学经典对于个体成长的积极影响；《读书的力量》（2017年）、《书房里的世界观》（2020年）、《但是还有书籍》（2019—2022年）等纪录片以影像化的形式呈现书籍的生产和文学阅读的状态，讲述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文本生成的过程；《一本好书》（2018—2019年）、《典籍里的中国》（2021—2022年）等系列节目中聚焦文学作品的部分，以戏剧演绎的方式还原文学描绘的场景，将文学作品的内容转化为直观的视听产品，为受众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一路书香》（2017—2018年）、《跟着书本去旅行》（2019—2024年）、《我在岛屿读书》（2022—2023年）等节目结合户外实景聚焦于文学的生产与创作环境，营造文学阅读的氛围。”35通过这些节目，传统阅读技艺（筛选定位、文本细读、价值判断等）通过多媒介手段降低了接收门槛，较好地引导和激发了大众阅读兴趣。此外，各出版公司、出版品牌与知识付费平台（如“活字文化”“看理想”“得到”“帆书”等）也在持续邀请著名教授、知识分子的系列文学课程，推动文学专业知识的大众化转述与传播。

近年来，文学播客的兴起非常值得关注。文学类播客的发起者既包括出版社，也涵盖阅读爱好者。36有研究者指出中文播客“精英而复古”的特征，文化少数派、技术发烧友、出版人、媒体人与文化记者成为中文播客发展的先驱与主力，呈现出长时段、深对话的特征，这无疑带动了传统阅读技艺的线上迁移。以国内首档专业纯文学播客“跳岛FM”为例，其定位是“一份可以用耳朵收听的文学杂志”，于2020年3月31日正式开播。节目模式为“每期邀请作家、译者、书评人，围绕文学话题展开圆桌讨论。你可以在‘跳岛’FM探寻作品诞生的起点，分享与碰撞文学灵感，研读热门作品解读文化现象，亲临全球文学现场”。作家赵松担任节目文学顾问，讨论话题从经典到热门作品，同时还辐射到社会议题。该节目已于2024年12月27日停播，有听众感慨“四年好像在跳岛上了一个文学辅修专业”37。“跳岛FM”的尝试并不是个例，而是代表了文学公共知识生产的显著转向：文学界、学术界、读书界正在努力打破与读者的壁垒，通过新媒介更主动地进行人员调动与主题策展，以更直接的连接方式与更贴近大众的表达语法，试图在数字时代重新激活文学的公共价值。

（二）“跨媒介阅读”，具体是指“技术加速了线性文本与影视、有声、文创产品等之间的互相转译，用户可以把同一主题下文本阅读和多媒体收听看综合起来，通过自主编织多元行为编织意义，突破单一文本及载体的限制”38。其中，阅读的视听化趋势最为显著，其规模可通过读书类视频的数量、观看人数得到直观说明。《2024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显示，时长≥5分钟的读书类视频累计约1143.43万个、收藏量约3.91亿次；读书类直播累计约730万场、场均观看约3076人；读书书评相关内容约541万条、总评论量约2306万次。39再比如，B站在2021—2022年的一年窗口内，读书类视频播放量超过58亿、观看人群约9060万，日均至少观看一条读书视频者约74.3万人。40当然，这些读书视频的类型、长短、质量不尽相同，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具体分析。

整体看来，读书视频的BGM调性、讲述者声线、剪辑节奏、字幕显隐，已不再是阅读之外的点缀，而是构成了读者进入文本的“新前言”与新的讲解法则——故事性叙事、个体视角切入、追求情绪抚慰与情感共鸣、金句提炼、给予观众获得感，等等。与传统阅读中的序跋、评点、书评、导读等功能类似，这些图书视频影响着读者如何靠近作品、以何种语调开启第一段理解、在何处暂停与回返。

阅读变成可观看、可收听、可互动的公共经验，读书视频重写了读者与作品的接触路径，这对于传统书评业造成进一步的挤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Ron Charles忧心忡忡地写道：“书评的未来前景黯淡，影响力确实微弱。‘纯粹的书评’很少能引来商业模式需要的网络流量——而这些数据对于行业的塑造（和扼杀）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若是没有那些始终有洞见的书评，文学恐怕会沦为‘一片荒芜的园地，并任其荒芜滋长’。”41充满八卦故事与营销技巧的读书视频或许会助长文学园地的荒芜，但成系列、专业度高且兼具趣味性的图书视频，特别是文学经典系列讲解视频，也已大量涌现。如何保护这些高质量评论免受流量逻辑的侵蚀，成为需要面对的问题。

除去读书视频，有声书的蓬勃发展也是视听化阅读的重要分支。《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我国数字阅读作品总量约为6307.26万部，其中网络文学和电子书数量占比约为67.55%，有声阅读作品数量占比约为32.45%。42TTS（文本转语音）技术、多端同步、AI等技术的成熟，将阅读从“视觉专属”延展为“视听兼顾”。目前主流数字阅读平台均提供AI朗读与真人朗读两种有声化途径，且文学类图书是有声书的核心板块。43

有声书的场景适配性值得关注，收听行为往往发生在通勤、散步、做家务与夜间助眠等场景中。44很有意思的是，“有声书助眠”现象非常流行，上文提及的史铁生作品，如《我与地坛》也被用作有声催眠读物。此前已有摇篮曲、深夜广播、白噪声与冥想等助眠手段，如今有声书凭借不用看屏幕的低刺激与温和的陪伴感，嵌入许多当代人的生活习惯之中。这种移动式、碎片化的文学阅读，已成为当前文学生活的典型样态。如论者所说：“这种移动性首先意味着知识生产行为与阅读实践活动时空界限的消融，流动化的知识生产、碎片化的内容阅听、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穿梭往复、彼此纠缠与耦合互构成为当代数字阅读实践的鲜明注脚。昔日被人们所忽略的位置、场景、环境等空间性要素日益上升为阅读实践与意义建构中的重要力量，甚至阅读行为主体都已演化为由互联网与自然环境构成的宏观信息系统的一个有机节点。”45对当代文学生活的观察，离不开对位置、场景、环境等空间要素及其所属的生活方式的考察。

读者成为互联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个有机节点，意味着线上阅读世界与线下文学场域的进一步融合。除去视听化阅读，文学阅读也日益演变为全身心的参与，或曰“身体式观览”。剧本杀、角色扮演、文旅研学、文创开发等形式成为向线下蔓延的路径，而世界读书日/书展/读者日/阅读节等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展演节日”。读者在角色代入、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形式中完成叙事体验。

有研究者已指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被定义为“调动人的认知、情感和实践能力的想象游戏”46，并被置于当前的文化、经济、政治机构之中，读者得以在文本虚构性的延长线上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生活。

（三）界面阅读，诸如“直播间里展示商品信息的文字，主播和用户的对话框，抖音中烘托气氛、解释性的文字，影视中的字幕，电子游戏中的提示词等，这类阅读行为被数字化技术从线性文本世界剥离出来，不再受旧有文法规则的约束，不再围绕知识规则和价值取向盘旋，是被数字化技术解放又受到数字化逻辑支配的产物，它降低了文字符号的阅读难度，彻底融入技术图像观视行为47。在文学阅读中，弹幕与热评、视频花字与提示、播客里指向实时评论的“时间戳”，都以“合唱”方式陪伴内容阅读。笔者在《互联网世代的文学生活——以弹幕版四大名著的接受为个案》一文中对于弹幕的读写机制已有详细分析。48但与“弹幕－作品”的同步出现不同，如今数字阅读界面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评论/批注前置”。

“评论/批注”是一种基础而广泛的文化实践，而非仅是读书边上的小动作：凡是附着在作品上的说明、反应、链接都属批注的范畴，既包括高亮、脚注、批语，也包括网页评论、标签、超链接、弹幕、对社交帖文的引用评论等。批注在文本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搭建桥梁，协商意义，形成一个个阅读共同体。面对海量信息，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批注性文字也越来越卡片化、模板化、要点化、知识导图化，这对强调多义性、模糊性的传统文学审美实践带来不小冲击。

而在这些社会化批注当中，“评论前置”构成鲜明特色。与传统“读后感”不同，如今关于作品的评论往往“前置”到阅读开始之前，且实时在场。比如，在“微信读书”App检索“我与地坛”并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进入页面后可直接看到6180位会员的“推荐语”，以及1000个“热门划线”49。其中热度最高的一句，被191012人划线：“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并不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点击划线部分，可以查看各种不同评论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这类划线互动贯穿文本始终。

传统阅读遵循“内容为王”，而数字阅读则转向“关系至上”，“数字媒介平台通过点赞、分享、划线和打赏等技术手段将用户关系纳入生产、分发和接受的全链条”50。“关系优先”的逻辑，使得读者与文本，读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审美距离，直觉与感性占据上风；前置评论的存在，更对文学阅读的多义性、模糊性、复杂性、难以完全透明化的晦暗地带构成干扰。读者还未正式阅读，便已有意无意地被他人观点预设了认知方向。

学者南希·K·拜厄姆曾批判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困境：“一方面，我们能利用这些媒体有效管理他们，另一方面，别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些媒体来管理我们。我们被期待随时随地回复信息，这样一来，每个人的自主性便越来越受限。一种‘永久联系’（perpetual contact）的状态在赋予我们权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扰。”51如今，这一困境已延伸至阅读领域，读者也在慢慢陷入“永久接触”的困境之中，需要不断在“接收评论、参与互动”与“保持专注、自主思考之间做出选择”，唯有隔离干扰，才能获取一个相对独立的阅读空间。

这并非否定“众声喧哗”的社会化阅读。多元评论确实可以拓宽认知视角，问题的关键在于读者能否主动、自觉调控阅读距离。数字化阅读的生命力，恰恰源于其对 “感官、身体、他者” 的无限敞开；但这种 “敞开” 既是 “文学生活” 重塑的动力，也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在数字时代的 “读写素养”—— 如何在开放中保持独立，在互动中守护审美，成为视听化阅读时代的重要命题。

结语：中国当代文学的“技术—资本—文化”制度及其“美育使命”

本文立足新大众文艺视角，聚焦“阅读革命”的现实样态与深层影响，通过梳理数字化阅读平台化、可量化与视听化的三类实践机制及其文化效应，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介入日常生活”的方法论思路。这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应置身于新大众文艺场域之外，做单纯的颂扬者或批判者，而是需要深入体认数字时代阅读实践，以理论阐释捕捉复杂肌理。正如研究者所犀利指出：“时至今日，人文学科一直为一种支配性的知识分子政治所主导，厚‘文化’、艺术而薄‘大众’媒介形式，厚‘批评’而轻‘生产力’。”52面对这一不断反复出现的困境，我们亟须回答：如何看待数字时代大众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当下的文学生活、文学观念、文学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文学研究能否参与到对未来文学理想的共同建设之中？秉持着这样的研究立场与问题意识，本文暂且搁置价值判断，转而全面观察数字化阅读的具身实践，并从中提炼出“平台化”“可量化”“视听化”三大核心特征。

数字阅读平台塑造作品可见性机制，推动阅读走向切片化传播、类型化叙事与标签化分类，而平台的“再中心化”又使得读者自主选择阅读变成一场需要持久博弈的旅程；阅读的可量化为自我优化、自我成长提供了可靠抓手，却也难逃表演性、景观性的诱惑，文学阅读可能被抽象化为文化符号的空壳，成为社交场域的身份道具。垄断性平台的数据分发规则与算法推荐体系，既提升了读者自主性的权重，又难免将自主性异化为可预测、可变现的“消费力”，服务于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视听化、感官化、身体参与式的阅读形态，将更多人引渡进文学世界，又将文学的虚构性力量迁移进日常生活之中，重塑文学生活的形态。

借由以上总结分析，“阅读革命”的面貌更为清晰，可以细分为制度层面的平台—算法—版权治理，实践层面的切片化、社交化、视听化，以及经验层面的感知结构与审美路径重构，从而为后续讨论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贯穿本文思考的主轴是“技术—资本—文化”的复杂叠印与力量博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需要自觉开阔新视野，必须直面数字生态与文学权力的数字化转型。我们早已置身于一个技术物所建构的视野，数字技术内在于文学实践、文化认知乃至日常生活的深处。因此，当代文学研究只有将技术、物质、资本、经济等制度化力量、霸权性逻辑彰显出来，才能让学术批判更有针对性，让文学研究的力量扎根于现实土壤。

相较于批判性的审视，或许更重要的是重提文学理想、重建文学生活。这也是“新大众文艺”这一视野赋予当代文学研究的宝贵启示。“新大众文艺”绝非一个单纯的学术概括，更是一种打破学科壁垒的思考路径，一种聚合多元力量的实践机制。它提醒我们，当代文学研究除了深研文学学科内部的理论与文本问题，还应沉入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释放文学的公共价值与美学潜能：在新的信息环境与数字权力结构下，如何拓延读者的行动空间？如何借助文学的异质性、多样性、沉浸感、代入感去培育更具公共性、更加美好共同生活？新大众文艺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包容同质与差异、普遍与特殊、主流与边缘，搭建起一个更为包容且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53。这一价值指向，或许可以命名为当代文学的“新美育”使命。在数字时代，所有读者都可以借助文学阅读自我启蒙，自我培育，在与数字世界的动态交互中实现自我更新。

将近七十年前，文化研究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曾在《识字的用途》中设想普通人如何将识字能力转化为滋养生活的力量，而非沦为商业、公民或宗教规训的工具。这一追问在今天更加振聋发聩，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我们怎样让文学回归生活本身，让阅读不再只是信息、数据、技术与资本利益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有益于精神成长与社会文化建构的能动力量？或许这才是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研究“阅读革命”的责任所在。

注释：

1 《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2 42 《新华社权威快报｜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6.7亿》，新华网2025年4月23日，https://www.news.cn/20250423/c8ecb66047994f9fb3f11aace435b579/c.html。

3 “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强调物质的能动力量，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在关系性纠缠中共同生成，关注具体的物质—话语实践及其伦理—政治影响。

4 8 45 50 赵立兵：《数字阅读基础设施：元概念、方法论与意义场》，《编辑之友》2024年第6期。

5 参见《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学报刊何去何从？》的编辑按语，《文艺报》2024年12月30日。

6 参见小红书App账号“小红书成长笔记”关于“第2届身边写作大赛”的文案，2025年9月10日。

7 关于“《人民文学》直播中的话语方式”，参见李壮《〈人民文学〉直播“出圈”与“杂语时代”的文学》，《文艺报》2024年2月28日。

9 海量免费资源、便于携带、记录、交流、调整版式与检索、可以转为朗读模式等，都成为电子阅读平台为人推崇的原因，确实也为普通收入阶层、偏远地区、视障群体等释放了技术利好。

10 参见武振国、李衍宣、李中和美《平台主导下受控阅读模式的异化风险与平衡策略》，《出版广角》2025年第4期。

11 项蕾：《推介去中心与消闲货币化：数字资本主义对网络文学场域的重塑》，《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12 成琪：《数字技术如何改变阅读生态》，《经济日报》2025年8月27日。

13 关于疗愈叙事的文化影响，参见李静《新媒体语境下“疗愈型自我”的养成——以“老树画画”“小林漫画”为切入点》，《文艺研究》2022年第12期。

14 参见邓香莲、林一民《迈向“屏读韧性”：加速社会中青年数字阅读游离的归因与消解》，《现代出版》2025年第6期。“屏读韧性”以数字自律、数字极简、数字共鸣为基础，有意识地争夺阅读过程中的数字自主性。比如，作家蒋方舟就于2019年宣布进行互联网“脱退”实验，试图抢夺数字时代的注意力主导权。

15 参见播客“词与物”的第11期节目对知乎盐选文的描述，2023年8月8日。

16 Mark McGurl, Everything and Less: The Novel in the Age of Amazon, Verso, 2021.

17 《学术书生存指南》（铃木哲也、高濑桃子著，丁瑞媛、齐珂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的中译本近期出版，关注的即是电子时代学术著作的写作问题。学术出版的生存危机有许多表征，比如三联书店副总编冯金红谈及：“前不久见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老师，聊起现在出版业的情况，他说美国现在的一般学术书（比如东亚研究），从原来印刷800—1000册下坠到只有200册，基本只能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守望着读者。”冯金红：《数智化时代，“读书人”正在快速消失》，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2025年7月30日。学术著作的写作与阅读向来属于小众，但仍可以此为指标，观察出版环境、信息环境与阅读传播方式的转变。

18 Simone Murray, The Digital Literary Sphere: Reading, Writing, and Selling Books in the Internet Er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19 20 王文敬、杨文静：《西方“量化自我”的两条批判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关东学刊》2023年第1期。

21 太子爷：《新型才华男已诞生：“文艺表演男”》，“BIE别的”官方网站2025年8月22日，https://www.biede.com/performative-male/。

22 比如，2025年优酷上线的都市剧《蛮好的人生》里，女主角胡曼黎的老公身为哲学教授，竟然借着读书会的名义出轨。夫妻二人因这场背叛爆发激烈冲突，情绪最高潮处，胡曼黎损毁了丈夫收藏多年的《世界文学》杂志，导致丈夫愤而离去。这一情节设定，典型代表了“负心多是读书人”叙事模式在大众文化产品的复现，迎合了大众对于文化人的某种想象。

23 24 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171页。

25 28 项蕾、高寒凝：《“可见性”的权力运作：文学网站生产机制的历史沿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6期。

26 参见新浪微博账号“盐言故事”2024年7月5日。

27 笔者曾分析“算法黑箱”给读书博主带来的不确定感与焦虑感，以及对创作带来的套路化影响。参见李静：《当情感遭遇算法：互联网文艺评论的“自发性”难题》，《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29 32 李亚琪：《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生命政治新形态及其批判》，《东南学术》2022年第5期。

30 汪永涛：《Z世代网络文学的阅读方式：以注意力经济为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31 郑熙青：《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原创性和著作权问题》，《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33 34 38 47 张文彦：《技术图像时代阅读研究的问题与理论》，《编辑之友》2023年第4期。

35 曲美潼：《文学作品的视听化呈现——读书类节目对文本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电视》2024年第2期。

36 书业播客名录可参见邓冰冰《书业播客：新听觉文化中的媒介融合尝试——以〈跳岛FM〉为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第十二辑），2024年第1期。

关于“跳岛FM”的介绍与读者留言，均来自其“小宇宙”App账号。

39 参见抖音官方账号“在抖音学习”发布的相关数据。

40 《2022B站读书生态报告》，“哔哩哔哩”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23日。

41 Ron Charles, “The future of book reviews looks grim”, The washington post , august18, 2025.

43 姜泽玮《内容、形态、场景与满足：移动新媒体有声书的用户使用研究——以移动应用“微信读书”与“微信听书”为中心》（《出版科学》2021年第5期）一文显示，作者发放的500份调查问卷中，文学（含网络文学）类书籍位居有声书用户使用的榜首，65.2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这一类。

44 有一组数据可供参照，根据 JustPod 公司发布的《2022年中文播客观察》，收听播客的场景集中于通勤（66.3％）、做家务（62.1％）、睡前 （41.6％）。

46 倪湛舸：《旅行的故事：〈盗墓笔记〉、粉丝经济与虚构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0期。

48 李静：《互联网世代的文学生活——以弹幕版四大名著的接受为个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49 数据截止到2025年9月11日。

51 [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第2版）》，董晨宇、唐悦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52 [澳]约翰·哈特林：《数字时代的文化》，李士林、黄晓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53 李静：《技术赋权与新大众文艺发展》，《光明日报》2025年8月2日。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