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5年第11期|赫柏:草海之外
一
九月的青海,天空抖落一片苍蓝,湖水清冽,长风匆匆。风过时,草轻轻摇晃,模样可人。普氏原羚喜欢这样的天气——晴朗,有风,草色正好。
老周是我的故友,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牧民巡护队的一名老队员。我们缘起于摄影展共同欣赏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背景是光秃秃的沙丘,一只公羚腾空跃起,后蹄有力,身姿矫健,隐约看得见风沙的摧残藏于角间。老周的眼神颇具喜色。我凑近看,他侧过头对我笑了笑。“拍得真好。”我由衷赞叹。他点点头,用带着浓重西北口音的普通话说:“这是前年在克图拍的。那时候草刚绿,它们高兴,跳得也欢。”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要是真想看羚羊,别去景区。人来车往的,它们怕。来克图吧,这里安静。”
克图防沙站坐落在青海湖东北岸一片微微隆起的坡地上,背靠连绵的沙丘,面朝无垠的湖水。我的行程表里,有一群羚羊,召唤我去追寻,去凝望,去聆听。我常幻想着身处茫茫草原,只为静静地守在它们不远处,看它们嬉戏玩耍。高原生灵身上的野性,总能在某个瞬间击中我,化作我下一次跋山涉水的缘由。
站里有一张照片,让我特别着迷。一头羚羊站在湖岸边,低着头,长长的犄角弯曲如新月。它的姿态、剪影和轮廓,尤其是犄角上挂着的薄霜,让它看起来那样坚强。还有一些羚羊散落在翡翠般的湖边,或者站着不动,或者轻快跳跃,在雪峰下散发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除了老周,站里还有两个年轻的巡护员,小元和一个藏族女孩子卓玛。小元是本地人,大学学的生态专业,毕业后申请回到家乡这片草原上来当一名生态监测员。卓玛来自更加遥远的柴达木,扎着一根乌黑漂亮的大辫子,开怀大笑时脸上会露出两个酒窝。她很少说话,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前,编辑着监测照片的资料:时间、地点、个体描述和它们的行为等。
老周在站内为我腾出一间小屋作为临时住所。屋子里的床很大,床单和棉褥子厚得有些挤人,但很暖和,闻着有太阳晒过的味道。
在这里,早上起床无需定闹钟。每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清晨的微光便带着此起彼伏的鸟鸣将我唤醒。这里的鸟鸣不是一声接一声的啼叫,是一套欢快的晨间交响乐:云雀的清哨音从高处直落到远处低矮的柳林边,角落里的角百灵“啾啾”低叫,远处湿地飞来的黑颈鹤“咕——啦——啦——”苍凉地叫几声,山那边飞来的几群斑头雁在半空中发出喧嚣的“嘎嘎”声。它们的声音里饱含自然的力量。
推开窗户,迎面扑来潮湿的冷空气,夹杂着湖水的咸腥、沙土的气息和雨后牧草的清香。空气中似乎还有别的味道,那是一种混合了干草和麝香的气味儿。老周告诉我,这是风从羚羊生活的地方带过来的味道。
站后,矮石墙围着一小片菜地,有土豆、萝卜及几棵茁壮的青稞。围墙上斜插着几根细木杆,上面挂着人偶娃娃。“这是用来吓偷菜的鼠兔和旱獭的,”小元边解释边随手拔起一棵野草,“这些家伙太聪明了,开始还有些警惕,现在都不怕了。有时还坐在木杆底下细细打量我们,像在看什么怪物。”
晚饭后,跟老周骑着摩托车巡湖。我们沿着离公路不到二十米的一条土路走。那土路不平,布满沙子。北面吹来一道强劲的风,撩起草叶儿,也撩起草丛里的蚊虫。路两边长满一丛丛枯硬的芨芨草和一群群开着紫花的棘豆。
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牧羊的藏族阿妈。她围裹着厚厚的黑袍子,脸颊泛着高原红,对我们笑了下,用清亮的嗓音跟老周打了个招呼,把手遥遥一指,说着今天的见闻。等阿妈说完,老周跟我说:“她说今天下午一群羚羊从附近草场边上蹿过,好多!足足有二三十只。”
白天,我陪他们出去巡护,或者在站里帮他们整理资料。晚上,我们蜷缩在铁皮炉子旁边,炉膛里明亮的火焰跳跃着火舌,柴火迸裂声、干牛粪爆裂声响成一团,屋子被罩在温热中。炉上烧的是茯茶,茶香袭人,苦在舌尖,但暖胃暖心。蒸腾的氤氲中,老周讲述他年轻时在可可西里打退盗猎者,惊险如电影剧情;小元讲他在大学做鸟类环志时,先是小心翼翼地将标记戴在小鸟脚踝上,然后目送它振翅飞翔,消失在远方;卓玛用略有点儿沙哑的嗓音唱出悠扬的长调。火焰跳动着古老的舞姿,窗外湖水在月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
二
普氏原羚,也叫滩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物种,目前仅分布在青海湖周边的几个栖息地。体型比常见的藏原羚更高大,成年羚肩高约六十公分,体重二三十公斤。它们的夏毛是漂亮的棕黄色,背部颜色较深,腹部和四肢内侧则是雪白色,界限分明。冬季,它们的毛色会变得灰白粗糙,方便在枯黄的山野中隐藏自己。普氏原羚最显著的特征是成年雄性那对犄角——从额顶生出,先向后上方延伸,然后向内弯曲,角尖相对,像侠客手中的弧形刃。雌性没有角,体型也稍小,温顺秀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普氏原羚一度被国际动物学界认为已经灭绝。人们对它的了解停留在过去的文献记录和少数几张模糊的照片上。1994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抱着一线希望在青海湖周边展开拉网式搜寻,发现了少量残存的种群。当时统计到的个体数量不足两百只。“比大熊猫还少,”老周说,“少得多,而且处境危险得多。”
为什么曾经遍布高原的精灵会走到如此绝境?原因复杂,也典型,折射出众多濒危野生动物共同的困境: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导致它们的栖息地被不断扩张的农田和牧场分割;为了保护草场而修建的铁丝围栏,成了阻碍它们迁徙和基因交流的“死亡之墙”;狼群的捕食压力依然存在;栖息地碎片化带来更致命的后果:种群之间彼此隔绝,不得不近亲繁殖,导致后代遗传多样性下降,体质变弱,抗病能力变差。
在诸多因素中,那一米多高的铁丝围栏是最直接、最令人心痛的“杀手”。“它们没办法跳过去,”小元带我们站在一处草场边缘,望着眼前一道废弃的铁丝网,几撮棕黄色绒毛在风中颤动,“这是它们试着从底下钻过去时被倒刺刮下来的。”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其中一撮软毛,触感异常柔软。
2003年,青海省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处自然保护区,铁丝网被拆除,牧民在划定的界标处开几处缺口,供羚羊等野生动物穿行。2016年,老周的巡护队在年复一年的奔波中渐渐找到了保护普氏原羚的好方法。数九寒天,他们顶着能吹进人骨头缝里的白毛风,为普氏原羚送去一些食盐和胡萝卜,帮助它们度过无情又难熬的严冬。
“这种投喂是否会让动物的野外生存能力下降?”
小元摇了摇头:“我们投喂的都是简单的饲料,只给有需要的母羊,让它们能够度过极端天气。还是要让野生动物自己成长,自觅食物。我们投喂的地点一般在偏远地带,尽可能减少人类打扰。”
卓玛从一堆资料中抬起头,“我们现在做的一切,不单是为了拯救普氏原羚,还是为了拯救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普氏原羚是这里的指示物种,它在哪个地方出没,说明哪个地方的草原、湿地和水域都是健康的。”
某个下午,我遇见一群普氏原羚,三只公的,四只母的,肆意撒野,肆意奔跑。我摸摸挂在胸前的相机,又看看手中的望远镜,始终没有把它们举起。任何工具,在此刻都是多余的、突兀的。
它们就在那里,实实在在。安静地看一群自由嚼草、呼吸的羚羊沐浴在阳光里,就足够了。
三
为了解普氏原羚的生存现状及其与当地人的关系,我跟着巡护队走访了一些周围的牧民。
第一位是住在克图防沙站附近的藏族老人才让。他的帐篷搭建在背风的山坳里,面朝开阔的草场。老人坐在帐篷前的毡垫上,熟练地搓着羊毛线。他身边趴着一只体型硕大的黑色藏獒,见我们来,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噜声,并未起身。
才让老人七十多岁了,一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他说六十多年以前,青海湖边到处是成群的普氏原羚。2005年冬天,雪下得极大,持续时间又长,厚厚的积雪覆盖了一切,很多体弱的普氏原羚饿死、冻死。“我就在那边山坡下,”老人指了指远处一道山梁,声音哽咽,“捡到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羚羊。它的妈妈已经死了,倒在雪地里,小羊趴在它僵硬的身上,伸着头吸奶。那小身子,冰凉。”老人沉默了很久。
“我把它抱回帐篷,用羊奶一点点喂它。它很乖,像只小狗一样跟着我。后来,它跑回了山里。”老人喃喃说着,眼睛望向远山。
离开才让的帐篷,我们又驱车来到位于哈达滩的另一户牧民家。这里是蒙古族聚居区,男主人名叫巴特尔,四十出头,身材高大壮实,是当地有名的赛马好手。相比才让老人充满感性的回忆,巴特尔对于保护羚羊的态度更务实更直接。
“草场,是它们的家园,也是我们牧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巴特尔请我们走进他家宽敞的砖房,给我们倒上滚烫的奶茶,“我们保护它们不让它们灭绝,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草原。”
他带我们去看正在试点推广的“生态围栏”。这种新型围栏与传统的密网铁丝网不同,最下面的铁丝离地面至少五十厘米,既不影响圈养牛羊活动,又留下足够的空间,方便普氏原羚、藏原羚等中小型野生动物穿过。
“说实话,刚开始保护站动员我们拆旧围栏换这种新围栏的时候,我心里也不愿意。”巴特尔说,“主要是怕跑了牲畜损失太大。后来保护站给了我们一部分钱,补贴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他们帮忙对接了生态旅游项目。从长远看,这个收入比单纯放牧稳定得多,也可靠得多。”巴特尔说的生态旅游是指那些通过严格审批和管控的专业摄影组和观鸟团。这些团队进入保护区需要由巡护员带领,只允许停留在指定的地点,不能骚扰动物,不能投喂食物,不能掉落垃圾。“去年夏天,有一个人为了拍公羚求偶的瞬间来到这里,在我家住了一周。”他说着,笑眯了眼。
回程路上,吉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卷起长长的烟尘。老周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草原和偶尔闪过的围栏,感慨地说:“保护工作,最难的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是‘人心’。怎么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保护的意义,怎么让他们从保护中实实在在得到好处,而不是让他们觉得保护是限制了他们、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要大家理解了、认同了、愿意参与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无边无际的秋日草原,草色已经泛黄,在斜阳下呈现出一种毛茸茸的质感。天边的火烧云,把天染成渐变色,一层是热烈的红,一层是温柔的粉黄。一群羊慢悠悠地走过地平线,牧羊犬跟在后面。我记起才让老人的一句话:“草场是它们的,也是我们的。”
四
早晨下起小雨,老周开着皮卡,带我们来到湖东种羊场附近一片浅草滩。这里人迹罕至,大片格桑花——美丽的高原精灵,在等待我们。
我们下车,为接下来的观测踩点。通过高倍望远镜,可以轻易捕捉远方的一切。开始,几只落单的山雀衔走掉落的青稞籽,不久又来了一只雪豹。它一出现,就很难有机会看到羚羊了。雪豹蜷伏在背风处的一块石头后,灰色皮毛与石头合二为一,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从身子侧旁垂到岩石边缘,慢慢地晃悠着。风在咆哮,镜头里的画面却如此安静。雪豹抬首观察,它在巡视周围。忽然,它猛回头,撞上我透过望远镜投出的目光。隔着千米,它警觉又威严的眼神刺进我心里。我的心猛地一顿,好几秒喘不上气来。转瞬间,它再次藏回到石头后面去。
太阳西落,雪豹打了个哈欠,似乎觉得觅食无望,终于走开。
“别急,再等等,”老周压低声音,“普氏原羚疑心重,一般要反复确认四周绝对安全了,才会从隐蔽处出来。”
果然,在雪豹消失后不久,草坡的棱线后面陆续探出一些警惕的头。一只,两只,五只,十只……越来越多的黄色身影从坡后走了出来。它们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这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我们的视野里聚集了三十多只普氏原羚,这是个令人振奋的画面。群体中有神态威严的成年公羚,形态细小的母羚羊,还有几只追逐母亲的幼崽,黄褐色的小点更为鲜亮,带了些许孩子气。
最惹眼的是三五只发情的公羚。它们一刻不安宁,低头匆匆啃几口草,便扬脖四面环顾,转动耳朵,捕捉风中极其细微的变化。还不时伸出前蹄刨草,把地面划出道道深沟。有两只走到一起,低着头,犄角相抵,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多么惊人的野性之美!
“这并不是简单的打斗,”卓玛说,“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在族群中建立和确定地位。”
较量的胜出者,将有权在这个繁殖季节优先与母羚交配。一头魁梧强健、犄角特别结实粗大的公羚,脖子上有一簇浓密的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泛出金褐色的光。很明显,它是老大。它慢腾腾地游走,谁碰到它就会连忙后退一步,它盯住谁,谁就会立即垂耳俯首。
突然,所有羚羊,低头吃草的,相互顶角的,卧地反刍的,全停止了动作。它们头转向一侧,耳朵立起来,浑身绷紧。远处土路上开来一辆摩托车,离我们很远,只能听见细微的引擎声。直到摩托车完全消失不见,它们才渐渐放松,又开始低头吃草。一只半大羊羔丝毫不知刚刚发生了什么,蹦跳着来到母羊身旁,用头不断顶撞母亲的脖颈,好像是在撒娇。母羊低下头,用嘴轻碰它的脸颊和耳朵。
傍晚的天空骤然暗下来,乌云似乎有满肚子的话要说。雨点落下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把影子都砸进地里。羚羊群起初有些慌乱,它们的毛全都耷拉下来,紧贴着肌肤,失去了阳光照耀时的光彩动人。公羚都把双耳竖起,头部微抬,把幼羚围绕在中间,整个群体向山坡上走去。雨水长出结实的手臂,拉着草的香味向大地深处去。大自然的气味凶猛如骏马,向着鼻腔冲来,那样清新,那样不可抵挡。
一百多年前,有位名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家在青海湖畔观察普氏原羚时,曾惊叹它们“多得不计其数”。时过境迁,它们从曾经的繁盛走向濒临灭绝,又从灭绝的边缘一步步走了回来。我听到有些声音说:“人类不应该对大自然进行干预,如果有物种快要灭绝,那必定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但我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生物链的一环,没有“干预”一说。
雨没有消减的意思,我伸出手,雨水在我手掌中微笑。
五
蓝天飘着白云,青海湖宁静无浪。老周开车送我去西宁赶飞机,车缓缓驶出保护站的院门。我看见远处有一位骑枣红大马的老人立在一边高坡上。那不是我们的朋友才让吗?晨雾微散,他穿一件老羊皮袄,慢慢举起手来跟我们打招呼。“他早上都要出来看看羚羊回家的路通畅不通畅。”老周按了下喇叭回应。
路上车少,窗外是望不到尽头的戈壁和草原。老周讲述了一件他久久难以忘怀的事:“那是2012年冬天,湖面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几个巡逻时,在湖边发现一只小普氏原羚掉进了一个冰窟。头、前腿露出冰面,身体泡在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浑身发抖,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们趴在冰上,给它绑上木头,用绳子拽才把它救上来。它全身都冻僵了。我们给它包上干毛巾,喂它喝热水,把火灶开到最大,往里面添了许多柴。小羚羊慢慢恢复了体温,我看到它站起来的时候心里真的感动。我心想,就别走了,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生活吧。可它还是跑了,跑到水草深处去迎接春天,迎接黎明。
“第二年春天,我在巡护的路上再一次遇到它。它明显长大了,长出一小截角。它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土坡上,静静地望着我们,看了许久许久。我感觉它还记得我们。”
看似沉默的生灵也会记得别人的善、别人的情,并用它们独有的方式默默回报。
羚羊代表自由,在画家笔下是伫立在蓝色湖畔的身影,在诗人眼里是掠过草尖奔驰时的姿态。对于世代和自然相依共存的青海牧人而言,他们看到更多的是这样的图景:冬天凛冽的空气中,羚羊们前蹄刨着坚冰寻找地衣;狼群前来,成年母羚警惕而焦虑,为保护幼崽毫不犹豫奔赴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