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你读过大学吗？”

刘亚菲摇摇头，心想，结婚前也没这么问过我，现在儿子都读大学了，他却这么问。

“那么中学呢？”赵叔吾坐在家中的餐桌前翻一本名为《基督教与美学》的书，书是从图书室带过来的。说是图书室，其实就是家中的书房，但赵叔吾一定要说是图书室。

刘亚菲想，谁没读过中学？看来待会儿还会问我有没有读过小学，那么幼儿园呢？他总装得好像那么有学问。你信基督教吗？她看着那本赭黄色封面的书，不信？不信你翻它干什么？还美学？刘亚菲在心里想，但她一点儿表示也没有。她觉得心里想的不一定非得说出来，说出来也不一定就是心里面想的，对方想什么，还是不要操心为好。

这阵子一直在下雨。早几日天气刚暖和了一些，这又变得阴湿。赵叔吾从书中抬起头看窗外的雨，刚才他在自己认定的图书室的窗口已经看了好一会儿雨，那上面位置高，他觉得自己的思绪似乎飘进了雨丝之中。“如果有来生，”赵叔吾将那本书放到一边，“当然不会有，我是说如果有，”他打算将这句话在早餐开始前说完，“如果真的有来生，我会办一所学校。”

“那么说，你是想办一所教会学校。”刘亚菲记得小学时读的育才小学，与教堂就隔着一堵墙，后来才知道学校的前身是教会办的育婴小学，她想，再往前大概就是育婴堂吧。

“我真的会办一所学校。”赵叔吾固执地说。

刘亚菲点点头，她想，办学校没什么不好，再说，又不是现在。

早点已经摆上餐桌。她觉得自己对得起赵叔吾的想法了。早几天他只是念叨了一句“舅妈家的豆浆真不错”，她就马上打电话给大嫂，向她讨教豆浆的制作方法，买来豆浆机，去农贸市场精心挑选了大豆。大豆是昨晚泡上的，一早起来打磨，这样的豆浆与街上的当然不一样，可他竟然冒出要办一所学校的念头。

赵叔吾在餐桌前面坐下，喝了一口豆浆。他咂巴了一下嘴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今天豆浆的口感果然不一样，作为一名医生，他对食物很挑剔。他是一个中医师，本来应该熟读《黄帝内经》，但偏偏迷上了那些一无是处的闲书。赵叔吾不是一个成功的医生。

“大姨说她可能没多少时间了。”刘亚菲也喝了一口豆浆，“舅妈的豆浆还真是不错。”她看到赵叔吾皱了皱眉头，好像是在揣摩大姨与舅妈之间的关系。

本来他们可以直接称呼大姐或大嫂，这种称呼是他们有儿子以后改变的。她知道，所有的关系都是围绕她展开的，如果他们不结婚，他就不会有那么多让人伤脑筋的亲戚。多么不同，她有那么多与她有关系的人，会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慢慢死去，而他周围是那么干净。他和她结婚时办酒席，喜宴上除了她的父亲母亲，就是她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去敬酒时他都认不过来。那时他的大哥还在，大哥孤零零地坐在她家亲戚之间。后来大哥也走了，他对她说，所有的草都除干净了。她陌生地看着他。他竟然用了一个“除”字。

赵叔吾慢慢喝着豆浆，其他的没什么不同，几颗水煮蛋放在一个青色盘子里，面包片好像煎过了，里面夹了牛排和生菜，不知道是不是抹了番茄酱。他从来不用叉子，但叉子一直都放在盘子边上。生活大致是一样的。他看到一个女人，整天对着镜子丈量腰围，有一天她突然不量了。她躺在床上，病痛已经让她无法再独立走到那面镜子前，这时候，她觉得腰的粗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不要离去。她将那么多时间都浪费在镜子前面，可现在却说没多少时间了。

“我们本来可以不去的，可这是最后一个姨妈了。”刘亚菲的指头在桌子边沿弹琴般起伏，应该是在计算自己究竟有几个兄弟姐妹，问题是她不知道应不应该将自己计算在内。她是所有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他经常会想起这样的场面：庄严、肃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事。“这样的事情反正会越来越少，”她摇摇头，“到最后，就是我们自己了，我想不起到时候会有谁站在我们边上。”

赵叔吾放下空了的杯子，重新拿起书，一只脚已经踏上了楼梯。图书室在最上面一层，刘亚菲不知道他是要将书放回去，还是要将自己放回去，她对他的图书室没有兴趣。

那是他们房间多出来的半层。买这座房子时，他们曾争论过。房子有点儿怪，是当时刚刚兴起的那种跃层，一二层是一户，三四层又是一户。刘亚菲想买下面一户，因为有小院子，可以种点儿什么。“种点儿什么？难道还种大棚蔬菜？”赵叔吾坚持要买上面一户，因为是顶楼，有半个加空层，“这等于多出半层，在这上面我可以设计个图书室。”他没说我们，这意味着那大半个空间就属于他。只是从他嘴里出来的“图书室”这个名称总是怪怪的。

他真这么做了。从家中二层的楼梯上去，扶手靠墙一面就做了书架，灯光从书架后面射出来，非常漂亮。所有朋友都这么认为。而到了里面，却是一排一排简易的书架，虽然整齐，但过于单调。房间里面没有写字台，没有沙发，甚至连像样的座椅也没有，只在角落放了一张老式三斗桌，桌子后面有一把老式木椅。

“这种季节，油库会很潮湿，潮湿得会拧出水。”刘亚菲突然冒出一句。

赵叔吾将那条腿收了回来。

赵叔吾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油库了，但他记得大姨来过这个家。应该有十多年了吧，赵叔吾在心里面计算，当时儿子刚上小学，基本住校。房屋旧得很快，卧室的窗帘都换过几次了，空调也都修理过，东面客厅的地板被阳光晒开长长的裂缝，抽水马桶也换过了，很多灯泡已经不亮了，书架后面的射灯有一盏没一盏地亮着。

当时他们刚装修好这个房子，大姨站在楼梯口，她儿子扶着她。实际上，他们是互相搀扶。大姨的儿子叫三儿，是小名，大家都这么叫。三儿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身体一直弓着，看不到肚子，肚子与背几乎贴在了一起，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矮小，看起来只有十几岁，但一开口说话，那嘶哑沉闷的声音像是来自另一个人。

母子俩看着上面那段楼梯，看着那些书靠墙延绵上去，都不敢抬腿。那年她应该快六十了，站在楼梯口数落那个残疾的儿子：“三儿，叫你别总是猫在油库里面，你得出来晒晒太阳。”赵叔吾从图书室出来，看到下面餐厅的桌子上放着两篮鸡蛋。阳光很好，竟然能够晒到餐厅，晒到餐桌，晒到餐桌上面的鸡蛋。鸡蛋看起来很新鲜，还可以看到沾在上面的鸡毛。

赵叔吾下来时，大姨与三儿已经坐在餐桌面前。他们并排坐着，正在眯着眼睛晒太阳。似乎他们过来就是为了坐在餐厅里晒太阳。赵叔吾拿起一个鸡蛋对着阳光照了照。“都是自己养的，”大姨依然眯着眼睛，“今年养了五十多只鸡，油库就在山脚，好大一块地，差不多就是大半座山，你姨父原来就在那边看油库，要不是那次爆炸……”赵叔吾听刘亚菲说过那次爆炸，周边的消防车全赶过来了，那火映红了半边天，幸好油库建在远离市区的那座山的山脚，要不，怕是半座城都要遭殃。

“你们说，要不是那次爆炸，你们姨父现在还会在吗？”赵叔吾吃了一惊，觉得大姨的这句话与自己许多年前说过的话有相似之处。大姨话中的“还”字与自己话中的“除”字是相通的。他看着她的手指在桌子边沿像弹琴般在挨个儿起伏，应该是在计算那次大爆炸过去了多少年。从来没有人说过姨父死时的模样。

赵叔吾盯着大姨的手看，她的手让人想起被太阳晒干了的土地，布满一条一条爆裂开的沟壑，手指很短，像是一块用久了的橡皮。“当年，那片山坡被毁得厉害，现在已经看不到当年的半点儿影子了。山坡上的树密得连大点儿的狗都钻不过去，下面有一个隧道，以前是防空用的，现在都找不到洞口了。但我有一个办法，”她将声音放轻，像是在透露一个秘密，“夏天的时候，你走过去，走过去，突然会有一股冷气从茂密的树林中向你袭来，就像一个人，一个人，当然不是你姨父，那会吓你一跳的，哈，这就是洞口了。”

赵叔吾想象自己推开一扇门，里面全是书，但他马上发现没有自己要找的书。而刘亚菲不一样，她在那边生活过很长时间。那时，她们的父亲还在。成家有孩子以后她们都习惯称呼他为姥爷，只有赵叔吾叫外公。不过后来也随大家喊了姥爷。

刘亚菲是在老家出生的，她母亲只要生孩子就会回山东老家，生好孩子再回南方。在刘亚菲的记忆里，回南方就是回油库。后来她工作了，单位分了房，但家似乎还在油库，直到结婚了，她才觉得自己有了另外的家。

小时候，她睡过老家又长又宽的炕，还记得自己曾经爬上村后面一座山坡，长时间看着山坡下的一条土路。姥爷那年才十二岁，他说自己在坡上放羊，五只羊，这时他看到了队伍。他看到羊们都在认真地啃草。他又数了一遍，在确定还是五只后，就随在队伍后面，越走越远。“十二岁，他不读书吗？”赵叔吾对此表示疑惑。总之，姥爷十二岁就参加了革命。防空洞外面有一块水泥地，姥爷喜欢在上面放一张躺椅，躺在躺椅上，会看到那个黑黑的洞口，它像只眼睛一直盯着你。

夏天，经常会有瓜农挑着西瓜从防空洞前面经过，要将西瓜挑到市里卖。大姨父有时会将整箩筐的西瓜买下来，往往这时候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西瓜在防空洞前面堆成一座小山，兄弟姐妹都围坐在西瓜堆前吃着西瓜唠嗑儿。

有年暑假，刘亚菲带儿子去油库玩。那是儿子第一次到油库。他看到防空洞外面那块水泥地上堆满了西瓜，姨父他们一趟接一趟地将这些西瓜往防空洞里搬运，而大姨会在外面立上一块牌子，写着：有冰镇西瓜供应。字还是三儿写的，那时三儿的病还没发作。没生病前，很多人都说他长得像混血儿，其实就是夸他俊俏。三儿虽然也没读多少书，但那几个字写得大家都认识。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冰镇西瓜，路过时都会买上几个。刘亚菲看到儿子跟在三儿后面，儿子太小了，根本搬不动西瓜，但就是喜欢跟在三儿后面。西瓜进防空洞前摸上去还是烫手的，但从防空洞里面出来时，就冰凉冰凉的了。儿子像条尾巴一样黏在三儿后面，在防空洞进进出出。往里搬西瓜时，三儿手上抱的是西瓜，出来时抱的是儿子。

快到立秋时，西瓜很畅销，这时，姨父会提前几日从收购来的西瓜中挑出最好的，在防空洞里分成好几堆。三儿会拿来几张纸，先在上面写上“小姨”两个字，然后将纸条放在一堆西瓜上面，接着再写上“大姨”两个字，又将纸条放在另一堆西瓜上面。再接下来，他会按顺序写“二姨”“三姨”“四姨”……给每堆西瓜都放上纸条后，他拍拍手站起来，在西瓜堆前面转上一圈。刘亚菲牵着儿子的手站在一边，儿子不明白这些纸条的意思。

“大姨是谁？”儿子问。

“大姨是我们。”三儿指着刘亚菲和儿子的鼻子。

“小姨是谁？”

“小姨是你们。”

“那不都是我们的！”儿子高兴地冲着刘亚菲喊起来。

刘亚菲看着“大姨”“小姨”两堆西瓜，她也分不清三儿所说的“我们”“你们”。那时姥爷已经离休了，他还是经常躺在躺椅上，捧着张报纸，碰到不认识的字，会叫三儿去认，但三儿显得极不耐烦，他会推刘亚菲去教姥爷认字。她知道姥爷不认识的字三儿也不认识。

她看到大姨与三儿坐在餐桌前面的样子，真的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瘪成瓜子壳一样的男人，就是当年牵着、背着、抱着儿子的那个三儿。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油库了。她不敢想象那个俊俏的三儿的生活还没展开就结束了。她不想去，也不敢去，据说防空洞出租给人家养藏獒了，她最怕狗。

“狗养在防空洞里面，都做了铁栅栏，狗主人还怕狗被偷了呢，哪敢随便放出来。以前我们养的鸡，经常会被人顺手偷了去，现在，再没人敢来偷鸡摸狗了。”

“还是那几间小平房吗？可惜不是自己的，要不可以翻建成小楼房。”刘亚菲说，“天气炎热时，我们可以过去避暑。”刘亚菲经常想，三儿的病或许与那个防空洞有关。那些酷暑天，三儿经常躲在洞里不肯出来。

“那些鸡就放养在山上，山上什么都有，鸡舍就在那棵大樟树下面，晚上它们都会自己回来。也有调皮的玩野了不愿意回来的，自己在山上建了窝，我们每天都会上山去捡鸡蛋。”刘亚菲想，如果自己还是那么小，也会去捡鸡蛋的。恍惚间，眼前的三儿还是那么俊俏，她牵着他的手在茂密的树林中钻来钻去，在落叶、草丛还有岩缝里面找鸡蛋。但现在三儿连走平地都费劲。

说起养的鸡，大姨很激动：“有一只芦花鸡，特别能下蛋，但有一天莫名其妙地就失踪了。我们想过很多种可能，在树林里面，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比如黄鼠狼常在鸡窝边上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有一次我还看到一条大花蛇，足足两米多长，你说它吞下一只鸡还不是轻而易举。但事情总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她咯咯咯地笑起来，“很多日子过去了，我们几乎都忘记了这只芦花鸡，但有一天，这只芦花鸡突然从树林里钻出来，一路咯咯咯地叫。”她意识到这叫声和刚才自己的笑声太像，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卖个关子，希望有人问她为什么，但最终还是没忍住，“谁会想到，我保证谁都想不到，芦花鸡不仅自己回来了，后面还跟了一群小芦花鸡。”

“你说是芦花鸡在山上产下了蛋，又在山上孵出了小鸡？”刘亚菲不相信。而三儿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似乎完全游离于母亲的语境之外。这时，赵叔吾已经回到他的图书室。他觉得刘亚菲的父亲有点儿像那只芦花鸡，而那些姨和孩子们就像一群小鸡，本来自己也应该在这群小鸡里面，但他太不合群了。

大姨说完了她养的鸡，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本来她想再说说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她最近经常会胯骨痛，就像无数根钢针在扎，当然，还有三儿的病，她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三儿的病医生无能为力，她想听听自家医生的话，也许，他会说一些宽慰的话。但她发现并没有人愿意听。她对三儿说：“咱们回去吧。”

赵叔吾一直坐在自己的图书室里面，他并没在看书。他看到刘亚菲将大姨和三儿送出去。大姨临出门时，好像朝着那个楼梯盯了一眼，那眼光沿着楼梯扶手传递上来。

赵叔吾还很小的时候，与他有关系的人就一个一个离开了，先是母亲，接着是父亲。父亲离开前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很少去看父亲。父亲已经瘦得只剩皮和骨头了，只要见到他，就会对他说：“好好读书。”父亲是教书的。

父亲终于走了，赵叔吾觉得松了一口气，但他经常会梦见父亲。父亲穿着一件银灰色长呢大衣，腋下夹着几本教案，从校园的小道上走过。那是冬天，小道上的草已经枯干，沾着白色的霜，父亲的皮鞋踩上去会发出一种清脆而细微的声音。父亲推开一间教室的门，几十双年轻的眼睛以一种无比崇敬的眼光看着他。可现在，父亲只是出没在赵叔吾的梦中。

校园真的可以用漂亮形容。这是一所有点儿奇怪的学校，不是大学，也不是中学、小学。两幢教学楼，一幢办公行政楼，都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前后都是花园，种着花，也种着果树。还有一个大礼堂，供学生吃饭、开会、演出，雨天还可以在里面举行一些小型的体育比赛。赵叔吾喜欢那些举办演出的晚上，他会坐在第一道幕布与第三道幕布中间。那时候，一个舞台竟会有三道幕布，市里最好的剧院怕是也做不到。他太小了，坐在那儿谁都发现不了。他只能看到一些粗细不一的腿。

学校实际上很大，从后门出去，有一条上山的小路通往山顶的学生宿舍，还有一条沿着学校围墙的小路，这两条小路最后会交会在一起。被小路环绕起来的是一片斜坡，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灌木，四周是高大的柳树，中间有一排洋瓦房屋。房屋里面的房间是对向排列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架脚踏风琴。走廊尽头是一个特别大的大房间，有点儿像小会堂，但里面全都用书架隔开了，这就是学校的图书室。管理图书室的老师姓毛，赵叔吾会很有礼貌地叫她毛阿姨。实际上赵叔吾就是不叫也没人会注意到他。他蜷缩在书架下，就像一只小猫。

赵叔吾已经认识很多字。书架上都贴着标签，赵叔吾会很快找到被放置在角落的“少年儿童”书架。赵叔吾安静地斜躺在书架下面那块干净的水泥地上。漫长的暑假，外面柳树上有知了不停地叫，声音响亮，但总是一种腔调，很单调。赵叔吾完全沉浸在书里，有一次差点儿被毛阿姨锁在里面。幸好毛阿姨有个习惯，每次关门前都会巡视一遍。那次以后，毛阿姨开始对“少年儿童”这个书架有了特别关注。临近关门时间，她总会走到“少年儿童”书架前催促赵叔吾离开。

“让我再看一本，再看一本。”这时候的赵叔吾总会摆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央求毛阿姨。他想继续看下去。

毛阿姨看着蜷缩在书架下面的赵叔吾，觉得他就像一只小狗，他屁股下面的水泥地面干净得像一面镜子，而他裤子的屁股上已经有了个破洞。“你不能这样看书，”她是说他的眼睛离书太近了，“这样你的眼睛会近视的。再说，你这不是读书，读书不能这样囫囵吞枣。”

毛阿姨长得不算漂亮，有点儿瘦，肩膀上面的骨头好似要顶破衣服，但很和蔼。

“毛阿姨是个好人！”赵叔吾多次在刘亚菲面前提起毛阿姨，“她会让我将书带回去看，虽然我不像那些学生一样有借书证，但她就是同意了。”

毛阿姨特地为他画了一张表格，表格上列着书名、出借日期、归还日期。

“你叫什么名字？”

“赵叔吾。”

“名字倒像个大人。”

毛阿姨将赵叔吾的名字写在表格最上面，“我知道你爸爸赵先生，”她不说老师，说先生，“这个学校好像是你爷爷办起来的。”

赵叔吾有点儿奇怪。毛阿姨说的“爷爷”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一种东西。他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不愿意想很多东西，比如既然有爷爷，那就肯定有奶奶，这样想下去是没有止境的。在这个学校，如果父亲还有一点儿影子的话，那么，那个爷爷早已没有一点儿痕迹，不要说在学校，就是在赵叔吾的记忆中也没有半点儿踪影。

“在这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赵叔吾。”毛阿姨看起来很认真，她在表格上填上赵叔吾准备带走的书的书名、日期，但故意将赵叔吾三个字的读音拉得很长。毛阿姨的桌子很高，赵叔吾那时的个子实在是太矮了，完全够不到桌面上的表格。

毛阿姨看着赵叔吾尽力踮起来的双脚，笑着说：“再过几年吧，再过几年。”她弯下腰，将自己的一边脸伸过来，“来，在这儿亲一下。”赵叔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从来没与人有过亲昵的动作，也从来没有人与他有过亲昵的动作。他真的不知道。毛阿姨盯着他看，毛阿姨的睫毛有点儿长，一下一下地扑闪着。他避开毛阿姨的眼睛。毛阿姨摇摇头，将桌面上的书放到赵叔吾手上。赵叔吾不安地将书抱在怀里。这时，他看了一眼毛阿姨，突然发现她的眼睛似乎有点儿红。他慢慢地转身，慢慢地走去，一直出了门，才飞奔起来。

后来毛阿姨结婚了，丈夫是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赵叔吾在图书室看到过他，他坐在毛阿姨平时坐的靠背椅上，像是坐在幼儿园的摇摇马上，很滑稽。那些女生来借书，都会多看他几眼。再后来，毛阿姨怀孕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她还是坐在图书室里，有时她会让赵叔吾来摸她鼓起来的肚皮。她说，她想生男娃，生男娃就得让男娃来摸肚皮。赵叔吾不敢摸，他对那个鼓起来的肚皮有种本能的畏惧。毛阿姨有点儿胖起来了，下巴圆起来，肩膀上也有了肉，赵叔吾觉得她还是瘦的时候好看。

毛阿姨要去生孩子了，接替她管理图书室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毛阿姨说她叫小天，让赵叔吾叫她小天阿姨。只是毛阿姨没有将那张表格转交给小天阿姨，也许是忙着去生孩子忘记了。小天阿姨很活泼，经常会与来借书的学生们开玩笑。她穿衣服也很漂亮，如果她穿了一条新裙子，就会在图书室里走来走去，当然是为了让人们欣赏她的美丽。赵叔吾也觉得小天阿姨很漂亮。他想，假如小天阿姨怀孕了，会不会也让他去摸她的大肚皮？如果小天阿姨让他去亲她，他大概是愿意的。

那时候，赵叔吾已经将“少年儿童”书架上的书读完了，他经常偷偷溜到那些供成人阅读的书架前，他觉得自己已经接近成人。他读了《西游记》，读了《水浒传》，还读了《三国演义》，现在，他准备要读《红楼梦》了。

实际上，赵叔吾读书真有些囫囵吞枣。他并不会细读，对于《红楼梦》里面的许多诗词，他会像以前读到不认识的字句一样，大段大段地跳过。但有些地方是跳不过去的，他读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他不知道“云雨”是什么意思。当时是夏天中午，图书室里没有什么读者，小天阿姨穿着一条淡黄色连衣裙向赵叔吾走来。

“小天阿姨，你说云雨是什么意思？”赵叔吾突然站起来，他的个子还是那么矮，只能看到小天阿姨的下半身。

“你说什么？”小天阿姨根本没听清楚，“什么云雨？”

“书上说的云雨是什么意思？”

现在，小天阿姨已经看到赵叔吾手上拿着的是《红楼梦》。

“你，你怎么可以看这样的书？”她的脸瞬间变得通红，红色又很快褪去，变白转青，眼光让人害怕，充满了嫌弃和厌恶。这种眼光他碰到过，来自一个幼儿班的女同学，女同学家在他家楼上。那次，他站在家门口，那个女同学从他面前经过时在吃奶糖，糖的味道很香很浓郁，他从来没吃过。女同学将糖纸扔在他家门口就上楼了，他见四周没人，就捡起糖纸贴在鼻子下面闻，甚至伸出舌头去舔那张糖纸。然后，他就看到了这样的眼光，那个女同学并没上楼，而是躲在了楼梯转角处。

“走，跟我走，”小天阿姨想拉上赵叔吾去找他父母，后来想想他没有父母，便一下甩开他的小手，像是甩开一条毒蛇，“你这个野孩子，滚，滚，滚……”她像赶一只让人讨厌的狗或是鸡那样，将赵叔吾赶出了图书室。

那天以后，赵叔吾再也没去过图书室。他不敢，怕碰到小天阿姨，那眼光实在让人害怕。那段时间，他觉得很无聊。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去学校边上的理发店理发。那个理发店很小，只有一个姓应的师傅。应师傅理发的动作很慢，剪子或剃刀在他手上就像一只爬不动路的老乌龟。赵叔吾经常想，这么慢，他就算理一辈子发，也赚不了钱。很多顾客都会因师傅动作太慢而等不下去，只有赵叔吾不怪他慢，当然，这个慢最好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理发店进门的角落放着一只木箱，里面装满了各种连环画，连环画的封面上沾了各种污渍，摸上去腻腻的，但赵叔吾不在乎，他一页一页地翻看，就算是看过了也可以再看一遍。轮到他理发的时候，他总会让给其他顾客，有时候实在没有其他顾客了，他也会说：“让我再看一本，再看一本。”

他喜欢这些连环画。他会先从封面开始，首先挑选有战斗场面的，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他更喜欢现代打仗的，希望那些战斗马上打响。他的手上会变换着各种武器，寻找各种掩体，向成群结队冲来的敌人开火……他往往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该你了！让他们先理吧。他投掷出一个手雷。该你了！子弹打完了，现在应该拼刺刀了。该你了！等等，让我再看一本。他感觉自己中了一枪，应该是炸药包爆炸了。该你了！他抬头，理发店里已经没有其他顾客了，应师傅平静地看着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宽容地站在一边，后来干脆坐到理发椅上拿起一把梳子对着镜子梳自己不多的头发，等着他看完手中的连环画。

赵叔吾坐在图书室最靠近楼梯的那把木椅上。他探出头，透过玻璃看到楼下客厅的地板上堆着大包小包，刘亚菲正一趟接一趟地将它们往楼外搬，大包小包在慢慢减少。他动过下去帮忙的念头，但只是这么想了一下，并没有动。

早几年，三儿走了，葬礼他也没去。当时刘亚菲哭得稀里哗啦，他还是一个人待在图书室。他不喜欢去那个油库，姥爷在时赵叔吾就很少去。他始终不明白，姥爷是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的房子他可以随意选，为何要一直住在油库的那间小屋里。那边除了几张报纸，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有，一家人说的全是山东话。如果他去了，家里就会包饺子，有韭菜馅的也有大白菜馅的，大白菜馅的是专门为他包的。包好饺子，姥姥会用剩下的面烙千层葱油饼，准备给他们带回去，还会给他们备下从老家带过来的小米。妻子生孩子时，姥姥每天都会给她熬小米粥。

那时姥爷会一直与他说部队经过他们家，自己如何从村子里跑出来跟着部队，目睹与亲历一场接一场的战斗的故事。他觉得姥爷让他重新回到了童年时的那家理发店，那些连环画不断从姥爷的嘴巴里面冒出来。姥爷是最早走的。他回了山东老家，接着姥姥走了。两个老人走得都很突然，因为在老家山东，赵叔吾不去也就很有理由。刘亚菲一个人买了机票，一个人去了机场。之后，刘亚菲的那些姨妈就像倒塌了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地离去。而大姨就一直撑着，撑着，她的盆骨整个坏了，胆囊也切除了，肝已经硬化，胃上有好几个孔，只有肾脏还在勉强工作，她根本不知道应该先治哪个部位。

“但她的乳房很正常。”刘亚菲说。

赵叔吾奇怪地看着刘亚菲。最近，赵叔吾发现刘亚菲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站在镜子前面拿手摸自己的乳房。“听说现在大家对乳腺问题越来越上心了，定期多留意总是好的，”她说得很认真，“我看你是一点儿也不当回事。”她不满地说。

“不过，书上说乳腺方面的问题，只要早发现、早调理，大多恢复得不错。”赵叔吾想了想，“比如咱们儿子小学时的班主任，都十多年了，现在好好的。”他想，以前怎么很少听人说这方面的问题，大概是因为那时的人都不怎么关注健康知识，别说一般人，就连他这个医生都不怎么知道。

“你是说徐老师，”刘亚菲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双乳，眼睛里面充满了担忧与恐惧，“那时她还那么年轻，如果是我，你会怎么办？”

“别说这些捕风捉影的事。”赵叔吾随手拿起一本书，又开始回忆那个校园，记忆中，它真的很漂亮。他还想回忆父亲，但已经想不起父亲的模样了，有印象的只有学校大而空荡的宿舍，更大的食堂，那个食堂还用来开会，节日时会被当成舞台，他记得父亲在上面讲过话。有印象的还有毛阿姨，以及那个将他赶出图书室的小天阿姨。此时想起那一幕，心里依然会生出一种不知所措的耻辱。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种耻辱是什么，只是不敢再进入那个图书室，怕碰到小天阿姨的眼光。自那以后，他很怕听到“云雨”这个词。他不明白如此平常的自然现象为什么让人不敢直视，直到后来他知道了书中“云雨”的意思。

赵叔吾隔着玻璃再看下去，客厅的地板上已经空空荡荡。他从另外一面的窗口看出去，雨还是下得又细又密。他想象刘亚菲将那些大包小包一个一个放进车的后备箱，现在应该已经坐进了驾驶座，她会撩一下头发，头发有点儿湿。他没有下楼。

他想起父亲走时的那个早晨。父亲走得很早，整个病房没有一本书，而且他再也没有时间来关注赵叔吾读书了。他还想起姥爷回老家山东的那个下午，是石油公司派的车，车上装着那些破旧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同样没有一本书。车启动时，他看到姥爷坐在大车副驾驶的位置，手上拿着几张报纸，好像在读报，而那些字他依旧大多不认识。车子发动了，妻子的双手依然扒在开着的车窗上，久久不愿松开。他看到姥爷在对妻子说着什么，应该是问她小赵呢，小赵在什么地方。姥爷一直称他为小赵。他想不起自己当时站在哪个位置了。此刻，他打量着一屋子的简易书架，突然觉得一直渴望的那个世界竟然如此遥远。他从来没想过要办一所学校——怎么可能？但他希望能够与她一起到达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所学校，学校里面有一个图书室。他想，她也许已经进了那个油库，油库里面有一个防空洞。天气虽然还没有那么热，但她会想起防空洞里面一堆一堆的冰镇西瓜，和西瓜上面贴着的纸条，只是被写在纸条上的人大多已经过世了，就连写字的人也过世了。

他又看了一眼窗外，车已经开走了，此刻她会想起什么，是活着的人还是已经死了的人？但这不重要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早上说了傻话：办一所学校。也许她会一直记在心里面，但怎么可能，这毕竟不比早上喝的豆浆。他想起她站在镜子前面检查身体的样子，她对他说的话，此刻显得如此孤单和无望。他有点儿后悔。在他的记忆里，她好像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图书室。他想，现在如果她还在家中，他会轻轻地对她说：“上来吧，让我们再读一本书吧！”

是我们！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