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坐过这么多线路的公交，也算是坐出经验了。什么人上来，我一打眼，就能看出这人要干啥事，要说啥话，会选择什么座。

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脸色偏黑，暗红，不是很高，很臃肿。脸臃肿，手臂臃肿，腿臃肿，像一个大号的圆柱体。一上车，就满头大汗。他顾不得擦汗，而是扶着车门处的栏杆，斜着身子从车头望向车尾。如果还有人上车，他便尽力侧着身子。他上身穿蓝色制服。天儿热，就只穿制服；天儿冷，便在制服里面套衬衣或者毛衣。下身是肥大的黑色运动裤，都没见他换过。也许是头天洗了，第二天再穿上。反正每次见他时，都是上蓝下黑的装束。人都上了，他朝司机喊一声：“关门！”

喊声一出，众人惊奇，没想到他那臃肿的身子里能发出那么尖细的声音，像从一团棉球中抽出一根棉丝，细得锐利、陡峭。他喊完，便开始工作。对，工作，姑且这么称呼。他从车头走到车尾，眼睛盯过每个人，每个人脚边的行李，每件行李……有时，他会停下来，盯着某个人看，目光射出，钉子似的。没见过他的人会问：“咋了？”

“没……没咋了。例行检查。”他居然笑着，笑声平和，与喊声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从车尾返回，往往车子就到了下一站。人们下车，他也下车。他下车时不忘跟司机打个招呼，司机也朝他摆摆手，公事公办的样子。刚坐公交那阵子，我一直以为他是公交协管员，觉得这家伙除了臃肿些，其他都还不错，干事儿认真，干完就走，一点儿也不拖拉。

有一天，我坐103路公交车。车子拐上黄山路，他上来了。一上车，就不停地抱歉说：“迟到了，迟到了。对不起！一条鱼跑到屋顶上去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我坐在司机后面的第一排座位上，正对着司机后面的厚板子发呆。听见他说“一条鱼跑到屋顶上去了”，我转头问他：“鱼怎么上了屋顶？”

他顿了下，大概没想到有人会问这个问 题。他停下正要往车尾走的步子，盯着我看 了一眼，说：“鱼怎么上了屋顶，你说呢？”

“我哪儿知道？不是你说的吗？”

“我说的？我说鱼上了屋顶，没说鱼怎么上了屋顶。”

我被说蒙了。是啊，他只说鱼上了屋顶，没说鱼怎么上了屋顶。鱼怎么上了屋顶，是我说的，不是他说的。我看着他脸上淌出的汗，说：“鱼是沿着头顶上了屋顶。”

“你瞎咧咧。哪儿有鱼？鱼在哪儿？”他敏捷得很，一下子将问题推了回来。

问题就像一条鱼，撞向我。我也不赖，

指着车子前面，说：“鱼在车子前面游呢！”

车子里的人都哄笑。我以为他们在哄笑他，但很快我明白了，大家哄笑的是我。有人用手指着脑袋，点了点，似乎在示意我什么。我差点儿就发火了，我想说我那地方没问题，灵光着呢。幸亏没说。他已经忘记刚才抛过来的问题，进入工作状态。

等他到站下车后，司机朝后面伸出头，说：“别看远大这样，但问起问题来，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秋雨连绵。这座不南不北的城市，到了秋天，雨像南方一样地下，空气却像北方一样干燥。早晨坐公交时，既没有冷风空调，也没有热风空调。车里是原生态。因此，就一半黏糊，一半焦脆。我早晨习惯上了车就闭眼睡觉，偶尔也构思小说。小说难写，好的故事太少。很多故事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去写。小说差不多被逼进了一条叫想象力的死胡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想象力自然比不过小年轻。小年轻敢想，可以想，能够想。而我们呢？想象力还没开动三分钟，就回到了烟火人间。我们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实打实的生活。我时常闭着眼，努力地想，但结果大多无济于事。

一逢雨天，公交车上人也少了。那些老年人好像都约好了，集体“请假”。我后来明白，孩子在雨天，往往都是私家车接送。老人们难得清闲一回。当然，也有些老年人坚持坐公交车，有的去医院，有的到老年大学，也有个别的纯粹是赶着雨天出来逛逛街。雨声一大，车子里的声音就小。仿佛雨也有魔力，能让人的心思都纠缠进雨丝里。

公交坐久了，同一路线上的人，大都混了脸熟。虽然没说过话，也根本叫不出名字，但谁在哪里上车，又在哪里下车，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留意到靠在后门窗边的短发老头儿。看他身材，还算挺拔。半寸长白发，穿的是格子衬衫，而且是厚棉布的。身后还总背着双肩包，里面鼓鼓囊囊，也不知到底装了些什么。他一上车，就直奔那个位子。如果位子上有人，他便站在边上，看着坐在那位子上的人。长期坐这公交的老伙计，也都知道，赶紧让他。有时碰上陌生人，倘若年轻，他便直接上前请人让座。倘若也是老年人，他便站在那儿，盯着人看，那目光看得人发毛。最后，往往是别人主动离座。他坐上位子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噗”的一声，啐出一口痰。拿纸巾包着，不藏不掖，就半举着。我看着他，几次想上前说几句，但总归没说。估计有我这种想法的也不止一个两个。看他不顺时，我便再看看那些让我喜欢的人。有两个老奶奶，穿着打扮清清亮亮，一个叫鲁姨，一个叫冯姨。她们总是坐在一块儿，轻轻地说话，间或也能听见她们笑出声。那笑声，让人想到她们年轻时应该也如此明亮。

远大这天是从工人文化宫站点上来的。他一上车，迅速扫视了一遍车内，目光在那个短发老头儿身上停留了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会走上前，请短发老头儿下车。远大盯了一会儿，半闪着身子，往车尾走。走到中间时，他突然问鲁姨：“荷花呢？”

鲁姨正在跟冯姨说话，听远大这么一问，便转过头来，先是笑了下，才说：“还记着呢。谁是荷花？”

“我家房子都装修了。我妈妈说等着她来生娃。”远大站在鲁姨边上，用手比画着，“生两个，三个，四个，八个。生……”

“人又不是猪，生那么多？”鲁姨笑着，身子往前倾，“远大着了道了，连生几个娃都想好了。”

“我看这事，你可是脱不开了。”旁边的冯姨打趣道。

远大不管这些，还是站在座椅边，绞着手指，说：“荷花有多高？”他将手放在座椅上方，“比这长吧？”

“长，长得多！”鲁姨说，“比你还长。”

“那……”远大脸上笼罩起愁意，咕噜着，半晌，“那我可不要。我怕！”

“怕个啥？还要生八个娃呢。”

“怕……太长了。我妈说，女人长了，吃人。”远大臃肿的头甩了甩，又用手拉着制服。制服发出轻微的撕裂声。他猛地跺了下脚，“你们骗我，荷花正在我家睡着呢。睡着，香喷喷的。馒头大。”

鲁姨笑得往后仰，“远大发梦了，发梦了。”

远大望着她们，目光里尽是无辜。

旁边有人道：“别再逗他了，也可怜。”

远大像听见了这话，又像没听见。他回到车前门，眼睛一直望着鲁姨，直到车到站。他边下车边望，那眼神更细了，像牵扯一根小火苗。那火苗虽有些灰暗，却真真切切地燃烧着。

车里恢复了平静，雨仍在下。短发老头儿的手依然半举着。刚才跟远大说话的鲁姨又开口了：“真不该让他一直想着。你知道，最初说荷花的，可不是我。”

冯姨点着头，“我都知道。唉，那话可是老刘说的。”

“对，老刘说的。可现在，远大只记得是我说的。我又没办法叫老刘来对质。”鲁姨叹了口气，望着窗外，“一晃都一年了。老刘去年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雨天。”

“是快啊，我前几天碰见她女儿，说是 去公墓给老刘烧周年。人算个啥？老刘可是 我们中年龄最小最精干的，倒是最先走了。”

“老刘当时怎么就说起荷花了？”

冯姨说：“估计也不一定真有荷花，只是老刘当时脑子一热，顺口说了的，哪承想远大当了真。”

“他一根筋。跟这种人，是开不得玩笑的。他真记着。换了正常人，早忘了。”鲁姨说，“他说房子都装修了。唉，想着也可怜。他也该四十好几了吧？”

“这个不清楚。反正我退休那年，坐这公交就见着他。不过，人也是可见地老了。一胖三分老。听说他家就一个老娘。怎么就成了这样？”

“看着也挺好的。除了胖。”

“可不呢。不发作的时候，好人一个。发作了，听说连他娘都打。”冯姨说着叹了口气。

我坐在后面，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我倒真想多听一点儿，可她们已经转移了话题，说到已经走了的老刘，说老刘的老头子又找了一个。那个一直应和着的冯姨说：“估计老早就好上了。只可惜，老刘还不知情。”

“她要是知情，能让位？”鲁姨用手轻轻地挠着白发，“要是知道，她再怎么拼，也得挨着。哪像现在，脚一伸，家就被占了。”

“上周我还看见老刘那老头子带着那女的逛街，在城隍庙里吃锅贴。我当时真想上去骂他一顿，可又想，我凭啥骂他呢？”

“这倒是。凭啥呢？只能怪老刘走得太早了。她可真是好人一个。连远大都对她存着个念想。”鲁姨边说边收拾东西，她们每天的终点站是稻香楼。听她们说，她们要穿过环城路，雨花塘那边有一个女子合唱社。那个一直说话的鲁姨是合唱社的主唱，而老刘，走之前是合唱社最好的女高音。

年底，天气冷。大家都期待着一场雪，天气预报也预报了好几次，甚至连雪的厚度都报出来了。城市里的人，眉头上都有些欢喜。雪这东西，早些年每年冬天都下个不停，下着，下着，积得有一两尺深。然后是十几二十天的融雪天。雪最后一直融到墙根下、树根边，才算完。那样的雪天，大家却都抱怨：雪下得太大了，太多了。现在没雪了，一年难得一场。许多人便问：这雪呢？难道它们不在天上了？不在天上，又去了哪里？要是还在天上，咋就不下来呢？天上真的比人间好？

这些问题，可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公交车上大家争论出来的。争论雪的时候，我发现老人们都很可爱。连半举着纸巾的白发老头儿，也冷不丁地插上一句：“到逍遥津那儿去堆个大雪人，比那转着的大轮盘还高。”

他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问题，跟他人似的，还有点儿天真。有老人出来笑他，说：“那雪人手上也得举着个纸巾，不，干脆举个灯盏。”

“灯盏一举，雪人还不化了？”有人反驳。

白发老头儿的手依然没放下来，那手让人想起印度教中那些苦修的老者。他们骨瘦如柴，手长期举着，向着他们所向往的得道的方向。时间久了，手的关节和肌肉都定型了，再也回不过来。我也有点儿担心，这老头儿的手，不会也回不过来吧？仔细观察，他这半举的手举得有技巧，有水平。他有时也会交叉着半举着手，捏着的纸巾还会在手指间不断轮换。他是通过一小团纸巾，不断地变换着整只手和五根手指间的游戏。以前，老人们出门，手里总攥着两个玉球或者核桃。玉球或者核桃在手掌心里碰撞着发出的声音，有时清脆，像一瞬间又回到盛壮年华；更多的时候，声音沉闷、苍白，有心而无力。白发老头儿大概早些年也玩过玉球，他的手指关节突出，却灵活。他一边转动着手指，一边冷冷地呛了句：“你这话跟远大说的一样！”

“远大？我咋的跟远大一样了？”那边被呛的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看起来文质彬彬。他走近白发老头儿，站在他座位前，“你以为你比远大好，是吧？远大可比你强多了。”

“你……”白发老头儿霍地站起来。他的手没忘记捏着纸巾，他用另一只手指着戴眼镜的老头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戴眼镜的老头儿嘿嘿地笑着，说：“你嘴里有象牙？现在可不是你在厂子里的时候了。那时候，你多横。不就是个副厂长嘛现在，你跟我一样，退休佬一个。”

白发老头儿歪着头，脸色有些发红。有人开始半真半假地劝道：“别说了，都老了，说这些有啥意思？”

戴眼镜的老头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早年他那个横呢，巴不得连人都吃了。

厂子里就他最横，最不讲理。还说人家远大。

远大虽然傻，可他心不坏。心不坏，知道不？心不坏！”

白发老头儿猛地伸出手，手指间的纸巾团射向戴眼镜的老头儿脸上。戴眼镜的老头儿赶紧抹着脸，嘴里骂道：“还怕人讲？要怕讲，当年就别那么横。你现在都不敢回厂子里了吧？看大家不打死你！”

白发老头儿的身子发颤，他那么个大块头，竟有些摇晃。旁边有人道：“别说了，别说了。出了事不好。别说了。”又去拉戴眼镜的老头儿。戴眼镜的老头儿看白发老头儿的脸白了，叽咕着站到前门边上。有人拉白发老头儿坐下。这当儿，车子靠站，远大穿着蓝制服上来了。

远大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布袋子，上面印着“防诈防骗，安全第一”。他肥胖的大手伸到袋子里，抖索着摸出一些纸片，又摸出一个个小糖果袋。他先是将纸片和糖果袋递给司机，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司机伸手接了，问：“怎么舌头大了？被老鼠咬啦？”

“不是。”远大努力想说清楚，“鱼咬的。”

“鱼能咬你？”司机笑着，“你要活吞了它。”

远大一次一次地摸出纸片，加上糖果，一次一次地递给车里的乘客。纸片估计是他专门领的防诈宣传材料。他发得仔细，一个人也没漏。发完了，还回头检查了一遍。

“我就是被鱼给诈骗的。舌头都……都捋不直了。”

“远大，昨天荷花来了呢！”有人喊。

远大回过头，望着后面，摸着耳朵，“人……人呢？”

“人走了。”

“怎么……怎么走了？”

“你不来，人家不就走了。”

“现在……现在是不是到家里去了？”“肯定是。”

远大抬了下腿，他一定是想跳起来，表示欢喜。他拍着手，说：“我舌头大了……怎么……怎么跟她说话？”

“不要说话。让她养娃就行。”

“那……那不行。要举办婚礼！”远大的脸上洋溢起光泽，“我请你们都去喝……喜酒！”

大家哄地笑起来。远大半蹲着，沿着过道从前往后扫视过去。他突然往前一扑，像一块大石头扑到后车门前，迅速而准确地抱住了白发老头儿脚边的那只油桶。油桶在他的怀抱中晃荡着。

“停车！停车！”远大喊。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远大蹲在地上，赶紧靠边停车。白发老头儿这时才看清远大正抱着他的油桶，赶紧站起来，喊着：“那是菜油，菜油！”

远大哪管得了这些，车刚停稳，他就像壁虎一样趴在车门上。车门一打开，他抱着油桶，一下子蹿出十几米，然后停在了路边的空地上。他嘴里嚷着：“快走开，快……快……走开！”他嗓子有些哑，司机这时已经下车，跑到远大边上。远大摇着手，嘴里哇哇直叫。司机走上前，一把抱住他，说：“这是菜油，不会爆炸的，不会爆炸的！”

“会，会！”远大一脸惊恐的表情，“大火，大火！”

白发老头儿和其他乘客也下来了，老头儿上前要拿油桶，远大紧紧护着，说：“大火……大火！”

老头儿骂着：“真是人傻多作怪。快给我！”

远大往前跳了一步，躲开老头儿。

司机说：“都回车内吧。我来处理！”

老头儿还想上前夺回油桶，远大却一直抱着。远大的眼睛里像沉着秤砣。司机拉住老头儿，将他往回推，然后又对着远大道：“我打电话，让人过来取。”

远大满头大汗。远大气喘吁吁。远大勾着身子，箍住油桶，像抱着火，又像抱着全车人的命。他颤抖着，臃肿的身体，沸水一般，不断往外突起，甚至，腾起了一层白色的汗气。

公交公司的巡察员跟着司机走了过来。远大这才将油桶交给他们。司机喊他上车，远大却已经瘫倒在空地上了。

端午过后，天气一下热起来了。因为单位搬到新的办公地址，有大半年时间，我都不再乘坐公交。单位有通勤车，何况我已经是半退之人。端午前，接到早些年一位老乡的电话，说他们单位有份刊物，行业刊，期期都是行业信息，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他问我可有兴趣，过去给这刊物把把脉。说穿了，就是增加点儿文艺色彩，搞个文学栏目，让大家在读行业信息时，也能轻轻松松地透点儿新鲜气息，提升文化修养。这事儿我乐意，便答应下来。于是，我又开始每周两次乘坐公交去编刊物。有时坐166路，有时坐162路。坐得最多的，还是166路。

很多事情，当时见了，觉得难忘，事实上，时间稍稍久了点儿，便被覆盖了。166路公交上依然有许多老人、孩子。上下学高峰时，依然嘈杂。其他时间，则稀稀拉拉的。我特意避开上下学高峰，九点从政务区出发，车上往往只有三五个人。沿途不断有人上来，也不断有人下去。上来和下去的，大都是拖着两轮帆布包的老人。他们的目的地很明确——菜市场。有的买了菜直接去儿女家，有的原路返回。无论是买了菜的，还是没买的，大家偶尔说上几句。

我每天依旧坐在最后一排，上车后就闭目养神。有时也构思小说，想到一个好情节，禁不住有些兴奋。我有个习惯，喜欢找朋友说高兴的事，于是便打电话，非得滔滔不绝地说完才算。车里一天比一天嘈杂。即使人少，也嘈杂。嘈杂的不是人声，而是短视频声。老人也都会看短视频了，玩得溜，笑得前仰后合。就在那笑声中，有人突然叫了起来：“这不是远大吗？远大呢，真是远大！”

远大？这一下子让我激灵起来。很久没见着远大了。至少我重新坐上166路后，一次也没见着臃肿的远大。那嚷着的老奶奶举着手机，说：“远大好像瘦了点儿呢，是不是？”她问旁边也正看着的老头子。

老头子眯着眼，又看了会儿，说：“他在哪儿？医院里？”

“也是，看着像。这床单，应该是。他咋的就病了？难怪半年多没见他人了。”老奶奶说，“他怎么没穿蓝制服？”

视频里传出声音，志愿者到养老院慰问，问那些住在养老院的人都有什么愿望。

远大坐在床上，臃肿的身体如同挤过水的豆腐，原来是白豆腐，现在是黄豆渣。他的精神有些萎靡，声音好像变宽变哑了。

志愿者问他：“住在这里，远大，你最想谁？”

远大挠着自己的光头，低下头，说：“我最想我妈。”

“你妈？”志愿者问。

“她在盒子里，到山上去了。”远大说。

志愿者停了下，换了话题：“要是许愿，远大，你最想许的是什么愿？”

“我要娶荷花。”

志愿者笑了，“荷花马上就要开了，我们下次给你采许多许多送来！”

【洪放，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合肥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长篇小说《秘书长》《追风》等，获安徽省社科文艺出版奖、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