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讲起1969年农历六月初一那场大洪水，母亲至今心有余悸。她搂着不足两岁的我，逃命也似奔过老木桥，跑到一河之隔的孔城老街青石板路上，还没等她站定了喘口气，就听得轰隆隆几声，老木桥被滚滚而来的洪峰连根拔了去，整个地消没在浊浪之中。母亲清楚记得她跑向桥头时，我在她臂弯中夹着哭腔，忽地问她“要到哪儿去”。母亲说那一刹慌得脚底冒烟，哪有心思来理我。但她记得这一句。我一度怕自己记下这个细节，是受了自我塑造的愿望蛊惑，又担心是母亲记忆回溯中的幻念。后来，在好多次闲聊中，我请母亲确认这一幕。她说，没错，你这辈子说得最早的“囫囵话”（意指一句整话），就是这句。

母亲沮丧地坐在老街石阶上，看到对岸河堤的茅顶土坯房子，一家接一家地坍塌。塌到我家时，她忍不住嚎哭起来。让她更揪心的是，丈夫正在洪流中拼命护着那几件可怜的旧家具。我父亲当年真是勇猛异常，他将房梁、门框和木家具，用一根粗麻绳牢牢地拴起，捆在门前盆口粗的大杏树上。我家几乎全部的财产，就这么顺着一根绳子，在湍急多涡的洪水中，剧烈晃荡着。好在这场过路洪水，来得急，退得也快。父亲不仅没失掉什么，还顺手捞了不少箱子、凳子等漂来的“浮财”。水退了，各家忙着制土坯盖房。母亲说起那个夏天的难熬，总是摇头叹息。夜里，大家挤在镇上小学的操场，晴天还能忍受，她蜷起身子抱着我，缩在一张借来的小竹榻上。蚊子、蠓虫、蚂蟥轮番攻击，太乏时昏沉沉睡去了，倒也不觉得什么。雨夜就遭罪了，大家臭烘烘地都躲在屋檐下、走廊中。咬着牙熬过二十多天，直到全家搬回新搭的棚屋中。

桐城，处在大别山余脉趋向长江及沿江湖区的缓冲地带上。孔城所在的东南部地势较低，多平圩洼地，夏季常受水患之苦。我念高中的八三年仲夏，因长江高水位顶托，内涝积水无法外排，洪水久滞不去，受困的各村镇，成了相互隔绝的孤岛。那时家中已建起两层结构的砖房，倒房的忧惧没有了，但困了半个多月，憋得实在难受。有一个午后，我避开父母视线，一头扎进浑浊又静止的洪水中。

正午的水皮被烈日蒸晒得微微发烫，脚部碰到的水下，却冰凉扎骨。内涝积水几乎不流动，藤草杂物和小动物沤烂的怪味儿，熏得我晕乎乎的。我游了大约五六里水路，去一个同学家借来了几本电影杂志。回途中，我右手高高托举着这几本杂志，单手划水而归。许多个夜间，半梦半醒的恍惚之际，我脑中经常闪现这个精瘦、黝黑的少年单臂划水的瞬间。似乎那一年，电影杂志大量刊登好莱坞女性的彩色剧照。少年攥出了汗的杂志中，深藏着他的荷尔蒙爆发期对女性之美的复杂想象……这是我在家乡生活中遭遇的最后一场洪水。因为水的围困，孔城老街的每一块青石板上，都透着鱼鳞的隐隐腥气。

我到过欧洲、东南亚、南美洲的许多古老村镇，不曾见任何一处街巷的路面，像孔城老街的青石板路这么美。长约三尺、宽尺余的大麻青石铺在街心，两侧间嵌中小石板。千百年光阴的消磨和人的踩踏，令这些石板棱角尽失，表面圆润滑腻，内在的纹理露了出来。石板的色泽其实偏向灰褐，只在小雨浸润之后，才显出沉着的郁青色来。大块石板上清晰可见一条连贯的深切辙印，是旧时常见的独轮车压出来的。单人推的独轮车运粮运盐，贫寒人家嫁女儿，也用它来送嫁妆，轮子外面往往要装一层铁箍，行在石板路面，嘎吱嘎吱地响着。这种独轮车，如今几乎绝迹了。老街两侧，现存有一百二十多幢明清木结构建筑，古旧沉郁的木色，与青石路面是再契合不过的匹配了。地方志上载：“主街一道，横街两条。另有七巷十三弄。街、巷、弄均为麻石铺筑，店铺房舍多具飞檐翘角，木楼花窗，鳞次栉比……”沿街木屋，有的是几进深院，廊道回环，曲径通幽。小时捉迷藏，我进过好多家，记得其间“四水归堂”的天井设计，光线从鱼鳞状小青瓦搭成的屋脊上，斜射下来，照见天井里厚积的苍苔。只可惜近些年的建设出现了波折，镇上的原住民大多迁走了。原本人声鼎沸的老街，冷落了下来……老街的源头，可上溯到三国时的吕蒙屯兵。到了北宋，这里已是江淮水路的一个繁华节点。清代中晚期，更见繁盛。我记得的，是七八十年代相交那几年：天刚蒙蒙亮，沿街卖鱼卖菜的、卖百货日杂的摊子，挨着摆放，密密麻麻。铁匠铺、篾匠铺、剃头铺子，尽数开门来赶早市。最招人的，是那几口炸春卷、炸米饺的大油锅，当街支着，旁边长凳上坐满了捧紫砂壶的老茶客。上午十点来钟，街上人流散了大半。箩筐空了的贩子们，三五成堆地开始“扯闲白”。偶尔，我母亲也来卖她那两垄地上的蔬菜。在下街头，她的菜总是销得最快。上小学和初中时，我每天要穿过半条青石板街，耳中灌满了老腔黄梅戏《女驸马》 《小辞店》的调子。不管在何地，一看见类似的老街，我心里立刻涌出小时在孔城石板街上撒野乱跑、入骨而生的那种沁凉。

镇外的清水村，有清代散文大家戴名世的墓，本地人称“榜眼坟”。孔城古来的高人异事层出不穷，茶馆中最引人的话题，是“一儒一侠一书院”。一儒，指的就是戴名世。康熙时期，他因刊行《南山集》下狱，后以“大逆”罪被杀，这大概算是史上最有名的一桩“文字狱”了。民间传说他的同村族人百余口，曾投塘自尽以随其志。我还曾找他的后人考证了一番，可惜一无所获。一侠，指的是1935年11月在天津居士林，为报杀父之仇，孤身行刺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一书院，是指清代曾被尊奉全国书院典范的“桐乡书院”。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的墓，也距此不远。多年来，我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他的“解拘救荡”四个字。桐城民谚曰：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连方以智这般通透的大哲，据传竟也是神秘社团“天地会”的创始人。我自小爱听这一类任侠济世的传说，神魂为之激荡。刚读大学时，曾写了首短诗《与清风书》，第一句就是：“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

那时，不止想做个皂衣夜行的侠客，我还想做个走村串寨的好木匠。六七岁时我懂得了，与镇子隔着的这三十来米的河面，其实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街上住的，是些吃商品粮的人，孩子长大后，去供销社、派出所、电影院这样的好地方，端铁饭碗，吃公家饭，穿锃亮的牛皮鞋。河堤上住着的，是我们这些农业户口的，以种粮种菜为生。镇上小学占了桐乡书院旧址，教室是古色古香、白壁朱栏的“朝阳楼”。我曾溜进去过，在朱光潜当年坐过的座位上，待过一会儿。而我的河东小学，课桌是泥砌的，教室漏雨透风。不过我真的从没羡慕过街上孩子。那些孩子，家里管束紧，从不敢像我们一样在野地发疯，只好干巴巴地眼馋我们。当我们一身烂泥，大呼小叫地在河中抓虾，他们也想试试，但很快又缩了回去，嘟嘟囔囔地像一帮怂货。

与我家老屋隔河相望的，是清代文人刘开的旧宅。小时天天路过，本能地觉得它是座弃宅，四周荒棘绕墙，门前巨树垂荫，透着一股阴森气息，孩子们对它兴趣全无。二十岁后，才知这旧宅的来历。刘开生于乾隆晚期，自幼丧父，家贫如洗。因无钱买书，他常在书肆中站立阅读，过目成诵。又常于放牛的间隙，在私塾窗外偷偷听课。十四岁那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刘开带着文章前去拜见。姚鼐读后，惊叹道：“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幸也！”“望溪”是桐城派始祖方苞，“海峰”是承前启后的刘大櫆，姚鼐将这少年视为振兴桐城文脉的衣钵传人，刘开自此声名鹊起。刘开文章不“拘于绳尺”，能“取精汰粗，化腐为奇”“集众家之美”。但他始终仕途困顿，一生潦倒，多次参试却未能中举。为了生计，刘开四海漂泊，耗尽心力撰文谋生，因此积劳成疾，41岁猝逝于旅途之中。

当年，刘开故宅附近，分布着许多家鞭炮作坊。70年代中后期，我父母经营着其中一座。这个行当在小镇持续了数百年。有人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袤夜空，一半是孔城镇的璀璨烟花照亮的。几个省穷乡僻壤的晦气，被孔城鞭炮噼噼啪啪地驱散了。做烟花爆竹，主要原料是火药和废纸。周边城乡的无穷旧书，曾被当作需要清除的“文化垃圾”，一车车运到小镇上，等待切成碎纸条儿。我家门前，旧书堆积如山——如今回望，这是多么稀罕的运气！在别处乡镇，像我这样的孩子，除了几册课本，全无可能读到文学书籍。而我的旧书山几乎无所不包，有《易经》《论语》这类的古籍，有革命主题小说如《林海雪原》，也有欧美文学的译著。最让我废寝忘食的，其实是竖排版线装的绘图本《水浒传》《七侠五义》和连环画《杨家将》。裸臂刺了青龙纹的提辖杨志，身轻如燕的南侠展昭，敌血飞溅石榴裙的穆桂英：一个小男孩心中渴念的，大概正是他们的三位一体。趴在旧书堆上，我囫囵吞枣地翻过《红楼梦》《唐诗选》，也乱翻过李义山的书、鲁迅的书、陈独秀的书。至今记得许多书页的边沿上，有人以蝇头小楷，作了稀奇古怪的各种批注。

多少个繁星在天的夏夜，我手上握着旧书，躺在露天书堆上沉沉睡去。伴着我的，是河中鱼跃出水的声音，蛙鸣的声音，小窗后父母的鼾声……他们做鞭炮的速度非常快。没几天，这些旧书就会被切割，包进硫黄和黄土，在不知名的某处，在婚宴或葬礼上，在节日的夜空，炸成纷纷扬扬的碎片。

铺开中国全图，桐城不过弹丸之地，然而区区数十万人口，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竟产生了一千两百多位作家，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桐城派”。今天的年轻人，谁没在课堂上背诵过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呢？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是“义理、考据、辞章”，追循的是韩愈文以载道的一脉。富有意味的是，在今天的桐城，文章气息仍存诸乡野。路边小摊贩也好，会堂上的公务员也好，百工百业的人，多以读书作文为荣，百姓守着“穷不丢书”的信条，文学像甘美的河水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所有孩子中，我从非一个例外，文学是塑造我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是长期的、混杂的，不是哪一个作家或哪一本书改变了我，而是整体性氛围，风习的滋润，给我带来了潜移默化。一颗被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塑造的内心，在我17岁到上海读书时，被深深刺痛过。上海以她的高度开放性和对西方文学审美力的彻底吸纳，强烈冲击着我，一种撕裂在我内心形成。我明晰意识到我身上“桐城”的存在，它潜伏在心底，如果它不起身冲撞，它不会如此显形——这是“家乡第一次在我身上真正醒来”，也是远离家乡之后才会发生的一次个人觉醒。我看见了我的脆弱。当我们在复旦的阶梯教室中，讨论如何走出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派“两大阴影”之时，我比其他地域的年轻诗人，更深地陷于布罗姆所谓影响的焦虑之中。

深植在我体内的另一条粗壮根系，是我家族的血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是一个醒目的漂泊者，跟足不出县的多数本地人不同，他是一个小镇推销员。每年有八、九个月，他操着鼻音浑浊、拗口难懂的桐城腔，到偏远边疆地区的中小学校推销毛笔。他远离自己的儿女，在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之处游荡着……我估摸这些以兔毛、猪鬃、黄鼠狼尾毛制作的毛笔，质量未必多么精良，所以父亲跑得越是僻远，毛笔的销路，似乎就越好。我心底一直刻着一幅黑白画：除夕的年夜饭前，我带着弟弟妹妹站在寒风中的老桥头，等着父亲归来。我们流着鼻涕，缩着脖子，跺着脚，仿佛闻到他从异乡带回的炼乳罐头、苹果、奶糖这些珍稀玩意儿的奇特香气。晚上，他讲那些离奇故事，在我们眼前展开一个神秘的世界，我第一次听到彝族、溶洞、天葬这些词儿，还有那些令人脊骨生凉的风俗……

小镇周边数十里内，丘山绵延。我首度登上其中一座无名山，是在2009年农历己丑年六月十七。我披着麻衣，领着长长的亲友送葬队列，将父亲送到黄土垒就、群松环绕的新居中。前来送行的人很多。父亲在小镇上积累了一些声望。年轻时，他是那个时代少见的拖拉机手，能娴熟地把拖拉机开到坡度很大的山梁上，会拆解、重组当时极稀罕的机械零件。给父亲头顶披了更大光环的，是老外婆的传奇。距父亲墓地只有几丈远的，是把他养大的老外婆的墓地。在我的家族史中，这个以白布将两只小脚裹得高度畸形的女人，曾沿着几个省的公路乞讨，自己吃的是野菜拌谷糠，却把讨来的大米和面粉，兑换成银子，终在孔城镇外筑起一座小寺“迎水庵”。这座河畔小寺，一度香火鼎盛，六十年代后期被焚时，父亲冒死从大火中，救下并藏起了用来支撑主殿的那根横梁。在一首名为《两僧传》的短诗中，我曾写我的老前辈“胃中塞进了几条河的沙子”。只有一米五多、单薄得一阵风可以吹走的老太太体内，有着后人难以回望的胆气、纯粹和坚忍。

父亲幼时读过两年私塾，他对读书并无兴趣。自十二岁起，他不得不扛起了开门立户、养活两个妹妹的重任。所受的白眼与辛酸，这个寡言的男人，从来都是闭口不谈。但他像家乡的同辈人一样，偏偏爱聊他其实所知不多的文人轶事。2008年深秋，父亲中风瘫痪后，又在消化道中检出恶性肿瘤，自知来日无多，终日消沉萎靡。我们用了千方百计，想让他轻松一点，总是没有效果。有一个午后，忽然听到父亲久违的大笑声，我忍不住冲到门外，只见他坐在轮椅上，攥着我儿子的手，爷孙俩笑得扭成一团。父亲以病后更加含混的土话，给孙子讲了方苞的故事。方苞年仅七岁时，就名动乡里。知府微服私访，想来考一考他。在田埂上，知府出了上联：“稻草捆秧父抱子——”此联形象传神，又蕴含伦理人情。不料，方苞抬头正见一位村妇提着一篮竹笋走过，应声便对出了下联：“竹篮提笋母怀儿。”意境完美契合，堪称绝对。这段逸事自然无考，但桐城人几乎无人不晓。多年之后，我问儿子，地道桐城土音，神仙都听不明白，你是怎么懂的呢？儿子说，我一句也没听明白，是装懂哄爷爷开心呢。儿子那年十二岁。

每年的清明节和冬至日，我都去父亲墓前坐一坐。我戒烟多年，仍会给他点上一根烟，看它慢慢烧成灰。父子之间，哪怕什么也不说，依然有一种交谈在发生。如今这场交谈，隔着缄默又厚厚的泥土。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搬到镇上一处新宅居住，堤上旧宅保持着原样，我每年也去看一眼。春来的燕子，依然在墙皮脱落的檐下筑巢。二楼旧衣柜中，父亲遗下的衣服依然挂在里面，保持着人的形状，仿佛依旧有生命的余温，在旧衣上无限缓慢地散发着，至今没有消失殆尽。似乎也永不能彻底散尽。

这几年，母亲被久治不愈的肠胃胀气症困扰。我接她来合肥长住，找了许多医生，也陪她挖了蒲公英，晾干后煎水喝，也没见多少改善。她是个苦水中泡大的女人。我外公是镇上一个衰败的小作坊主，经营困顿之后，母亲十三岁以全校第一名成绩辍学了，开始挑土修河堤，做繁重体力活，“挣工分”贴补家用。嫁给我父亲后，家中男人常年在外漂泊，她独自面对所有生活难题，脾气就有点儿躁。我没日没夜耗在旧书堆上，翻看“歪书”，完不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她常拎柳条子追着我抽打。可她哪里追得上春风中越蹿越高的儿子呢？越是追不上，她就越是焦急。母亲总是拎着青翠的柳条儿，捂着脸，一个人站在那儿哭。

母亲的聪慧是出了名的。她在街上卖菜，伸手一抓，说“八两”，你若不服，用秤一校，果然就是八两。母亲教我观察细节，她让我看到了生活中被漠视、被忽略的那些毫末。在她的不断提醒下，孩子们总能从苦日子中看到许多新的花样，充溢着趣味，也充满了人情味。她是个有很强怀疑精神的人，对一切来自权力或者长辈的观点都不确信，也从不当面顶撞，总在心里静静研磨，形成确切认知后，才开口说话。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别人再难改变她一分一毫。镇上人家，遇到些为难的事，都喜欢让她帮着拿主意。在一个男性诗人的成长史中，母亲的影响力自然是无法估量的。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题为《母亲本纪》的小诗：“……她一下子看懂了群山//这麻雀、野兔直至松和竹//都是永不疲倦的母亲//爱情和死亡，都曾是令人粉身碎骨的课堂//现在都不是了//一切皆生锈和消失，只有母亲不会//她像炊烟一样散淡微笑着/坐在家乡的门槛上喃喃自语”。

母亲往我的内心注入了一种特别的气息。我家老屋窗后，堤上的桦树苦楝树高大浓密。少年时，总从树荫与夜间流水中，听到一种迷幻的声音，仿佛是母亲为我新装了一副耳朵与眼眸。清早，她会告诉我们，昨夜堤上的沙沙声，是去世的某某亡魂来“收脚印”了。有一天她隐约中看见墙角，熟悉的身形一闪，便说近日某某将死，先来“辞路”了。有时弟弟妹妹在野外疯玩一天，夜间额头高烧，母亲会取一碗清水，用筷子立在碗中来“叫魂”。她让我看到了一个鬼神俱在的幽深乡村，也让我惊觉人的头顶之上，并不空洞，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震慑力量始终悬在那里。似乎从此处，我体验到海德格尔所讲“畏”的概念，一种氛围，或一个变种。

在历史性结构中，我的父母一辈，当算是数千载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代人。我们是过渡的一代。再往下，都是城市文化与数字文明的乳汁喂大的。礼天地而敬鬼神的东方乡村，今日已无迹可循。我觉得生而有幸的是，从父母一代的一言一行中，我们依然收集到了古文明生命体的残片，听到过一种深邃又温暖的喘息……儿子从美国波士顿归来，我领着他从爷爷墓地，东行二十余里，去看姚鼐的墓。他依然能从姚鼐写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八个字中，感受到远阔的视觉想象之美，汉字起伏铿锵的音韵之美。但我试图向他阐释“畏”的乡村气质时，他已经茫然无感了。我清楚地知道，一种真正的割裂产生了。对我们这一代汉语诗人，这种割裂本身，无疑是一种重大的心理资源与思想资源，只是在写作中的吞噬、消化、再造，依然远远不够。

在姚鼐墓边，我忽想，中国文化史上有三个人的泰山之行，最是意味深长。公元前五世纪末，孔子登泰山。《孟子》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已至暮年的孔子，在泰山脚下，还曾发出“苛政猛于虎”的一声浩叹。一千多年后，25岁的诗人杜甫正过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登泰山后，他写下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堪称古往今来青春壮怀的语言峰顶。又过了一千年，时年44岁的姚鼐辞去《四库全书》纂修官的显要职位，南归故乡桐城，在归途中登上泰山。这次登临，是他告别宦海浮沉、面向人格独立与精神新生的转轨仪式。这个仪式在隆冬、迷雾、危险攀登中展开，在目睹壮丽日出的一瞬达成，充满了象征之味。《登泰山记》超越了单纯的山水描绘，仿似是姚鼐渴望清朗的人生宣言，当然也是桐城派文章的典范之作。这三人的登泰山，分别在其暮年、青年、壮年，又恰处在汉文化初成、鼎盛、没落的三个典型时段，符号天成，各有深意，实在值得为之浮一大白。

孔城一带的丘岗，是松、樟、苦楝、桦、乌桕、桑、柳的天下。我一直纳闷，都说桐城因遍植油桐而得名，为何我见不到一棵油桐树呢？最常见的桦，也并非北方高天流云之下，那种钻云入霄的白桦。我至今觉得这里的桦树，跟字典中阐释的每一类都不搭。盛夏时，它结长长的绿色带状果实，果蒂上有黏性，孩子们把它贴在腮帮子上扮酷。再戴上细柳条编织的绿帽子，手持自制的弹弓，满堤乱窜，打鸟捕鳝，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

初见大片油桐，是高中毕业那年的五月。在龙眠山的一处深坳，乳白色花潮从谷底向上漫涌，沿着山脊扩散开来，覆盖了半座山体。桐花之白，是一种有玉质感、分层次的白。新绽的花瓣，有软玉初生的温润之白。盛极时，漫溢出古瓷般含蓄的白光。将谢未谢的，是微微渗入点灰褐的熟白。稍稍向内收卷的五瓣中，锈红花蕊簇成细小绒球，在白底之上格外分明。这片油桐的树冠阔大，枝桠交横。在深山的寂静中登高俯望，整座桐林壮观又肃穆。据说桐花落时，是整朵整朵地辞枝，保持完整姿态旋转而下。我想象过这片山体一坡缟素的样子，难怪古时一些地方曾有“桐花祭”的仪式。对我来说，桐花似乎华丽了点。我知道民间对桐之爱，不只在花的审美，更多出于桐油的实惠多用。小时候，我特别爱闻松木桌面刚刚刷上桐油的味道。从桐籽中压榨出来的桐油，耐热耐酸，防水防腐，用来涂抹家具农具、房梁木桶、雨伞纸扇，百姓人家，哪一户能离得了它呢？

史志上对桐城之名，有多个说法。春秋时期，此地有个小诸侯国，就叫“桐国”。另外，汉武帝的大司农朱邑，年轻时在乡村基层，曾任桐乡啬夫，他清廉公正，且“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朱邑临终嘱咐其子：“我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儿子遵其遗愿，当地百姓也为他立祠，年年祭祀。这个故事记载在《汉书·朱邑传》中，“桐”因此闻名。而确凿的政务记载，源于隋朝开皇十八年，朝廷正式立名桐城县，这是本地作为县级行政区划的正端。

我离开家乡去上海读书后，曾在诗中写道：“而窗外，楝树依然生得茂盛//潮湿的河岸高于去年”。在我心中，河岸每年高出的那一点，是所见种种生之艰辛，又沉淀累积了一层。它时时在提醒我，从不应轻视任何不起眼的人生，那些司空见惯、总被忽略的平凡生活中，恰恰有着对生命最疼痛的蚕食。孔城一带人稠地少，许多中青年男子带着活下去的强烈愿望，去南方的深山伐木，土话叫“放排”。其实是孤身进山，将伐下的巨木滚下高山，在河边㧢扎成筏子形状，顺河运出大山。三五年不见，放排的男人背就驼了，腰弓得几乎与地面平行，也有人活生生把腰累断了，被抬回了家乡。我曾亲见某人在烈日下喷洒农药，忽然就倒地毙命了。我慢慢见识着生命的脆弱、冷漠与痛苦。孔城河的水静静流淌，清澈时它不开口，一度被工业废水染黑时，它也不曾开口。如今它再度清澈了，如果语言不能参与它的见证，那么一切皆未曾发生，连一阵回忆都无法留下。

更为深阔的生存见证，在桐城派浩似烟海的笔墨文章中，其实处处可寻，只是如今读的人少了。更何况它曾处在争议的漩涡里，甚至背负了恶名。清代中期之后，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成了全国书院和私塾的标准教材，类同今天的语文统编教材，它定义了什么是“好文章”，影响了几代人的学风文风。桐城派的文化势力，通过教育系统和科举制度，精密干预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与写作意志。其影响的终结，也同样具有标志性。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并列为革命对象，正是因为桐城派作为旧文学、旧文化的强大代表，不打倒它，新文学就无法真正立足。我当然无意为名一辩，其实也无须一辩，文化的汰旧趋新，是生生不息的常态。只是桐城之名所蒙受的误读，实在是太多了。

文学的灵魂从不在“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虚名下，更不在功利主义对人心的蛊惑里。桐城派的核心凝聚力，其实是在姚鼐毅然归于乡野、践行文化理想的价值召唤之中。文学出自乡野，也必行于乡野，吹拂人心。姚鼐去世时，曾国藩才四岁，他从未直接受业于桐城派学者，但在创作上以“私淑弟子”自居，正是对桐城文论体系与他“经世致用”理念相契合的体认。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古今三十二圣哲之一。晚清大变局中的桐城派，始终处在自警自省、自我革命的演进之中，曾国藩直陈桐城后期文章“空疏冗弱”，缺乏现实关怀，他主张以韩愈、司马迁的雄浑之气，补救其柔弱虚泛。桐城派也远非一堵闭塞的门墙。从姚鼐讲学的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苏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的格局看，它在努力趋于一种开放性。张裕钊、吴汝纶曾相继主持北方学术重镇——保定莲池书院，将桐城派的火种播撒到了北方，呼唤此悠远文脉在更辽阔的土地上，孕育出更强壮的新根系来。

姚莹、严复、林纾等桐城派文人，在历史巨变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姚莹是姚鼐的侄孙，曾在台湾主导抗英战争，他将对世界的全新观察写入《康輶纪行》等著作，并将桐城派的义理内涵，拓展到“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开阔境界，文学的聚集点从笔法之变走向了现实的旷野。严复则刻意以雅洁的古文笔法，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与他相较成趣的，林纾不通外文，却与口述者合作，用古文翻译了《茶花女》 《黑奴吁天录》 等百余部西方小说。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所选择的，是主动调适，吸纳新知，为我所用，而非固步自封。

当一种刻板、僵化的形象被加诸桐城派时，其实远在明末清初，方以智就做起了小孔成像的科学实验，并开始研究月亮的潮汐问题。他的著作《物理小识》涵盖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多领域，其“寓通几（哲学）于质测（科学）”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学风。在同一块土地上，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奇妙的是，无论在风云聚变的文化史上，还是在可触可感的日常生活中，传统与反传统，时而是同一个词。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传统二字，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被窄化了。它时而被误读为一种过时的文体，或一种老套的理念，一种接近消失的生活方式。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每一刻，它依然是活着的、未完成的。传统是一种生命体，是一种呼吸，而非一个概念。只要我们仍在用汉语说话——甚至每个汉字中，都深藏着古老且对未来敞开着的传统——我们就无法摆脱传统对我们的再塑造。即便数字原住民时代己经开启，一切貌似陈旧的生命记忆，与我们对虚拟生存的丰沛想象之间，也因来自同一生命主体而建立不可分割的神秘关联。

父亲的竹箫依然挂在老宅的墙上。他生前的无数次触摸、吹奏，他逝后岁月的神秘消磨，让这根竹箫更像一截紫铜，泛着喑哑的光泽。在我的诗中，它曾是“六个孔洞的墓碑”。那些遥远的夏夜，全家人坐在木桥上纳凉时，我曾悄悄溜下河去，在涟漪中闪动的月亮上，扎下一个猛子，又在远处的河面冒出脑袋来。为了不让父亲发现，我在河中的划动是无声的。潜水是为了去沙滩的瓜田，偷摘几个黄皮白瓤的香瓜。小伙伴们躲在夜间桥洞中，贪婪地享用完之后，再悄然回到鼾声一片的桥面上来。

有时，我正在河中央游着，忽听箫声传来。河水其实并不深，我立起身来听。一河碎银，两岸寂静，只有苍凉箫声贴着河水，似是呜咽地涌向远处……

【陈先发，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破壁与神游》、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