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敬泽：在人的原点，重寻文学的力量

■受访人：李敬泽（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人：张佳璇 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创刊70周年有何寄语？能否分享与我报的渊源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已经70岁了，热烈祝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生日快乐。70年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一直是中国作家的朋友，也是中国文学前行道路上的记录者和参与者。我想就我个人来讲，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也是商报的作者，所以我献上的是一个作者、一个文学人的祝福，希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越走越远，道路越走越宽阔。

□现在算法推荐、AI生成、DeepSeek等已经开始生产内容了，文学应该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

■人工智能对文学的所谓“冲击”，或许是最小、几乎不值一谈的问题。因为超级人工智能乃至整个媒介技术的变革，正在从根本上、从基础上重塑人类的经验结构与生活形态，其影响范围之广，远大于文学这一领域。

文学该如何应对？恰恰在于，文学不应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必终日陷于“我是批评家，我未来如何自处”或“文学该何去何从”的焦虑中。首要之事，是好好去认识与思考：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在如此冲击之下，“人”的生活可能变成什么样子？人的经验、情感、表达，乃至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又可能变成什么样子？

先直面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再去思考文学能做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真的不必过度焦虑“自己的那点事”。如果我们还相信，文学关乎我们的情感、想象、与世界的关系、与语言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那么，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先面对这些宏大的课题。所有的文学从业者，都应先思考这些，面对这些。至于具体文章怎么写，反而是很次要的技术问题了。

□在你看来古典传统的文学，为应对我们当下的一些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可能？

■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从以往的文学经验中找到某种确切、现成的解决方案。这是不现实的。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自己独特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然而，既往的文学经验，包括我们的古典与传统——绝非无用。它们是我们面对自身困境时，可以汲取的丰沛资源，更是一种需要不断回望与激活的根本精神。在任何时代，当文学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最需要的正是回到那个原点。

这个原点是什么？是回到甲骨文刻下的那一刻，是回到一个“真人”或一个“巫”的面前。想象一下，当他手握极其有限的文字符号，却要尝试表达整个混沌初开的世界时，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那种在局限中奋力创造意义、建立连接的原始冲动，便是文学最本源的精神。

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AI也开始“创作”的时代，这种原初精神显得尤为珍贵。我们需要以一种近乎本源性、初始性的态度去面对语言，用这样的语言，直接地去发现我们的世界，书写我们的世界，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与悸动。

如同耕种，技术的迭代如同新型农具，但最终让紫薯在土壤中扎根并酝酿甘甜的，仍是阳光、雨露与时间的力量，是那种最原始的生命渴望。文学亦然，外在形式无论如何变化，其内核那种用有限言说无限、在个体经验中抵达普遍的渴望，始终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面对技术的浪潮，文学的姿态不应是退缩自保的焦虑，而是更勇敢地敞开，去关切技术重塑下“人”的全新境遇。它的力量源泉，不在于追逐最新的形式，而在于不断回溯那个用语言为世界命名的原点。那里，藏着文学永恒的生命力。而如《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这般坚守的媒体，其价值正是在于记录这种回溯与探索的轨迹，成为连接传统精神与未来创作的一座沉稳的桥梁。

徐 剑：文心筑桥，墨香传道

■受访人：徐 剑（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采访人：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你作为中国出版业发展的见证者，能否谈谈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印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深秋季节已经70岁了，比我的岁数还大，是中国出版领域里的一份老牌报纸。我和它的渊源，也快有40年了。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刚调来北京，在南礼士路，而报社的旧址就在北礼士路。虽然直线距离不过三公里，但真正意义上“走进”它，起码花了十年的时间。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专业创作，“导弹三部曲”的前两部《大国长剑》和《鸟瞰地球》一经发表便得到这份报纸的关注。我认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真正的牵线人是一位记者。大约2000年，我与作家赵瑜、编辑萧立军小聚时，结识了当时还是记者的谢迪南。她是湖南人，那份乡谊让我们一见如故。她带来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当时名为《中国图书商报》），像一座桥，将我与此后数10年的出版叙事正式联结在一起。

我分享一次具体的感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最让我感动的是在2020年12月，我的作品《天晓1921》在疫情期间出版。次年2月，书还在宣传期，贵报的“好书探”栏目便给予了重点关注。更让我意外的是，《天晓1912》入列贵报主办的“2021年度文学好书”，与刘震云、陈福民、黄怒波、周晓枫、刘汀、陈宏伟等多位名家的作品同获殊荣。我觉得他们的品位之高，影响之大，“好书探”探到好书的眼光，让人钦佩。

这份奖牌，至今仍与我获得的鲁迅文学奖奖牌并列于书房醒目处。我珍视它，因为在我这部作品后来获得的10多个奖项里，这是第1个。它意味着贵报以其专业的眼光，最早识别并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在颁奖典礼上，我发言的题目是《好书一定会被看见》，源于知遇之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后来，《金青稞》《西藏妈妈》出版，“好书探”的编辑张中江、张佳璇等同仁又对我进行了深入的文字和视频专访。我们在茶馆畅谈一上午，成稿后影响颇广。这些点点滴滴，让我对这份报纸始终心存感激。

□在你长期的创作生涯中，《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东方哈达》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龙冬写了一篇评论，在贵报上发表了，这是贵报对我的首次报道。这篇评论，让报纸与作者之间那种天然、真挚的联系得以确立。这种联系并非一直紧密，它更像一条时而清晰、时而隐匿的线——“失散了，又找到了；找到了，又失散了”。但总能在某个时刻重新连接起来。这正是行业媒体与作家之间关系的生动写照：它不是简单的报道与被报道，而是一种基于共同文化使命的守望与共鸣。

□你如何看待作家与行业媒体之间的互动？你认为出版媒介应如何助力文学与社会的对话？

贵报的宋强社长特别善于给作者和出版界之间搭起桥梁，是一位出色的“架桥人”。今年9月，我在新疆采访，他联系我说河南大学出版社希望与我合作。起初我有些犹豫，但出于对宋强的信任，我回北京后，在贵社会议室与出版社总编辑见了面。

那次会面让我感触很深。在中国出版集团右安门的新大楼里，商报在11层。在纸媒经营普遍艰难的今天，看到如此窗明几净、井然有序的办公环境，我内心涌起一股敬意。这敬意，不仅源于其硬件的改善，更源于几代报人对行业的坚守，以及你们对信息、对趋势那种近乎本能的敏锐捕捉。

数字化时代，传播的形态、速度都在剧变，但核心并未改变：信任与专业。媒体依然是那座不可或缺的桥，只是如今，这座桥更宽、更快，连接的范围也更广了。

作家与出版媒介的关系，正是一座动态的桥梁。它将作家的思考与创作输送给读者，又将读者的反馈与时代的脉搏回传给作家。无论是《天晓1921》《金青稞》，还是近期的《中国原子城》乃至即将面世的《运河谣》，在创作过程中，我都愿意与贵报的同仁分享思路、讲述故事。

这种分享不是简单的剧透，而是一种基于信任的同步记录与交流。“好书探”对这些创作动态的报道，不仅是一种预告，更是在作品问世前，便为其铺设了通往读者的精神轨道。媒介的助力，就在于让文学的声音不至于悬在半空，而是能精准、有力地抵达它该去的地方，引发应有的回响。

□你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何寄语？你希望行业媒体在未来承担怎样的角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是一个卓越的平台。特别是“好书探”栏目，形式愈发多样，影响力与日俱增。它在作家与读者心中，已经树立起一个专业、敏锐、充满活力的媒体形象。它融合视频与图文，既让读者窥见创作的幕后，也让作家感知市场的温度。这种双向的、以书为媒的互动，对作家是莫大的鼓舞，对出版业是健康的循环，对读者则是宝贵的指引。

在贵报创刊70周年之际，我首先要表达最诚挚的祝贺，祝愿这份承载着行业记忆与未来的报纸，越办越好，与读者、与市场的连接更加紧密、深厚。前不久，宋强社长邀我留字，我步入会议室，临池，挥毫，与他共同构思了一副楹联：出版薪火映照京华天穹，七十载春秋风采依旧。百万卷翰墨气韵常兴，传媒初心赓续新华时代。

谨以此祝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杖围之年，期颐之岁。

祝 勇：反对“标题党”，专业媒体应有自己的定力

■受访人：祝 勇（作家、导演） □采访人：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交集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

■我与贵报的渊源，要从其前身《中国图书商报》说起。因我本身是个读书人，非常关注出版动态，所以与出版界、与商报的联系一直很密切。在我心目中，无论是过去的《中国图书商报》，还是如今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作为行业专业报纸，其核心优势始终在于“专业”二字。许多文章非常深刻，能对出版现象和书籍本身进行深入的评析与报道。

这种专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能够敏锐地提炼出版行业的动态与趋势，提供有见地的分析；二是在微观上，尤其是书评副刊，做得尤为出色。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专业的书评是极其重要的参考。它能深入挖掘一本书的背景、内涵与价值，这是泛泛而谈的简介所无法替代的。

贵报的一些评论文章，相较于许多日报、晚报的副刊，专业性要强得多，经常能邀请到出版界、知识界的名家执笔。这种深度的、专业的解读，无论是对于阅读者还是出版从业者，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源和精神食粮。

□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你认为我报应呈现出怎样的样态更好助力阅读与出版？

■首先应当坚持并发扬贵报的优秀传统。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对出版行业趋势的宏观把握与方向性总结。这需要一种敏锐的眼光，能够洞察不同时代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分析每个时代畅销书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这种深度的趋势分析，对于出版者的决策和读书人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

其次，在具体图书的评析上，继续邀请写书人、出书人、评论家以及学界专家，提供深刻、独到的分析。新媒体时代，许多媒介为了吸引眼球，往往走向“标题党”或追逐噱头，这是不少自媒体惯用手法。但对于严肃的读书人和出版者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专业、冷静、有见地的阐释，而非浮夸的喧嚣。

因此，作为一家行业核心媒体，贵报应当继续坚守自身的定力、眼光、立场。这恰恰凸显了在信息爆炸时代，对图书进行深入分析与专业评价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传播载体如何演变，核心永远在于内容本身。必须依靠优质、深入、独家的内容，来展现媒体的独特魅力与专业风采。

□你近年来创作较为丰沛，尤其有多部与故宫相关的著作，能否谈谈近期的创作计划？

■今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我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精力，有几部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一部是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国宝》，目前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第3卷。在散文方面，《收获》杂志邀请我开设了“故宫寻美”专栏，这是双月刊一年6篇，这6篇散文即将结集，交给译林出版社出版。

此外，我即将在辽海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书名暂定为《从故宫到故宫》，副标题是“我的阅读写作史”。这本书回顾了我半个多世纪的阅读与写作历程。对我而言，阅读与写作是无法分开的，它们始终交融在一起。

书名“从故宫到故宫”寓意着我从沈阳到北京的人生轨迹——我出生在沈阳，那里有沈阳故宫；后来学习、工作、生活在北京，这里有北京故宫。可以说，我这一生都未曾离开“故宫”的文化场域。这本书既是我个人的人生历程回顾，也是对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这段社会巨变时期阅读记忆的一种打捞。许多往事在今天看来已有“空前绝后”之感，重新忆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徐则臣：媒体转型需主动破局，文学应融入日常生活

■受访人：徐则臣（作家） □采访人：唐姝菲 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之间有何渊源？

■我和商报的渊源，算起来有20多年了。我还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在商报上发表文章。当时它还叫《中国图书商报》，我经常给商报写书评，也在那个时期认识了很多商报的朋友。一晃，20多年就过去了。

后来商报改版，从《中国图书商报》变为现在的《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它主要是一张报纸，给人的印象基本停留在版面上；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在中国文坛无处不在的媒体。它不仅在版面上存在，更在行动中。商报自身也在积极策划、组织许多活动，成为了连接作家、读者与出版界之间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也是当下媒体虽然面临困难，但理应承担起的一种责任。

□传播环境在变化，你觉得行业媒体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努力或改进？

■商报的运行模式，对杂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它从一个静态的、纸面上的媒体，转变为一个行动的、敞开的、主动进取的媒体。其实传统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今天都面临现代转型的问题。商报的转型非常成功，在出版行业类报纸中是走在前列的。这对《人民文学》杂志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启发。

□能否请你盘点一下2025年《人民文学》杂志在转型方面的举措？

■2025年我们一个重要举措是改造了社里的会议室，把它变成一个开放的文学空间。今年4月，我们举办了“读者活动周”系列活动，首次面向读者开放；而就在昨天，我们又在这个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作品研讨会。我们拓展、装修这个会议室，就是希望能在杂志社内部，为我们看好的作家和作品，举办小而美、深入的作品研讨会，这是我们办刊思路的拓展。过去对一份杂志的理解可能就是一个版面，杂志出去了好像就跟杂志社没什么关系了。但现在不是这样，为了践行“开门办刊”的理念，我们举办了“读者活动周”，让读者走进来。现在我们也让作家、评论家走进来，在这里共同研讨一部作品、一个文学现象乃至文学前景。这就是把杂志从一个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狭小的概念里解放出来。

当下整个出版业都面临压力，但压力之下并非没有机会逆势上行。关键在于要借助当下很多现代科技，比如直播等新媒体路径来拓展杂志的影响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转变我们从业者的思维，要主动与读者建立联系，了解读者在哪里、期待什么，想办法把杂志和信息送到读者面前。

我相信，文学如同一日三餐，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合规合法的途径，与时俱进地尝试，让读者重新认识到这份价值。这些年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能否跟上变化，能否在变化中与之同行，还能往前多看一两步，提前做出预判和尝试，这对于媒体、对于出版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一年多，《人民文学》杂志社其实做了不少调试。比如，把会议室打造成开放的，用于研讨文学的地方，尝试让更多人走进来。接下来还可能邀请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去我们的印刷厂看看，看一本杂志到底是如何诞生的。我觉得有些行业需要“祛魅”，“祛魅”不是降低身份，而是让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拉近跟读者之间的距离。

□能否透露一下2026年《人民文学》杂志的计划？

■2026年，我们会做一些改变。比如，2026年《人民文学》杂志将正式改版。主要变化是增加印张，从208页增至224页。过去篇幅稍显紧张，发表长篇作品时可能需要删减，改版后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多内容，我们希望尽量保持作品的原貌。同时，也有一些读者反映散文字号略小，看起来有些吃力。所以我们增加的版面，一方面用来更完整地刊发长篇作品，另一方面响应部分读者的反馈，适当调整字号，让阅读更舒适。内容的版式设计也做了一些调整。现在的版式已经延续了很多年，可能老一代读者都很喜欢也习惯了，但年轻读者可能有不一样的审美和口味。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研，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设计了几款不同的款式。明年，我们在保留过去大家认可的经典装帧款式的基础上，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调整一部分表现形式，期待年轻读者们能够喜欢。

柳建伟：钱塘江大桥不是一般的桥

■受访人：柳建伟（作家、编剧）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你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哪些记忆？

■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它还叫《中国图书商报》，那时我在军艺和鲁迅文学院读书，几乎每期都会看。报中有丰富的资讯，让我们能及时了解文坛创作的动态；同时也有深度的文章，对某些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白鹿原》等作品的评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这份报纸对我个人作品的宣传与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迎来70岁生日，对一份报纸来说，距离成为“百年老店”说远也远、说近也近。我衷心祝愿《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未来能成为中国出版与创作领域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体，成为一份影响中国乃至影响世界的百年大报。

□在《钱塘两岸》中，你为什么会选择一座大桥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

■这部作品是因为谢晋导演找我写钱塘江大桥的电影剧本，经过十多年的独立准备，才逐步完成构思的。这座大桥，可不是一座一般的可让天堑变通途的大桥。钱塘江古称罗刹江，生生把浙江分成了两部分。虽然这条大江冲刷出了浙江的两个富饶的平原，但这条江终究是天堑，到了近代，它就成了浙江进入现代的一种阻隔。在钱塘江上建一座桥，当然是浙江走进现代的必然需求。可是，在这座桥设计和动工的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已开始侵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还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这就决定了这座桥的命运极为独特。这座桥最显著的命运，就是多次挨炸。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了，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大桥才彻底修复。这18年间，这座大桥的命运事关国运，起起伏伏也就成了必然。这种奇特的命运，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独一份。这样一座大桥，自然成了我构思《钱塘两岸》的一个核心意象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变迁的重要依托。

□与你以往的当代现实题材作品相比，《钱塘两岸》有哪些方面的异同？

■我写《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3部作品，前前后后也差不多用了小20年的时间。我是想做社会历史书记员式的作家。20多岁，我就开始为写长篇做准备了。到1995年，我认为我有能力写长篇了，于是就开始写了。《北方城郭》是写县域当代生活的，背景和舞台选择的是我从出生到16岁一直生活的豫西南小县。《突出重围》是写1996年前后中国军队现状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当了18年兵，在部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英雄时代》是写2000年前后中国都市经济生活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城市生活了十七八年。相同之处是写这几部现实题材作品，也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对县域生活、军队生活、都市生活都做了长时间的观察、体验和研究，属于我的心血之作。不同之处在于，《钱塘两岸》写了抗击外族入侵的战争，写了改朝换代，写了剿匪和社会主义改造。这几个时期与和平时期，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这几个时期，是要死人的，是要杀死敌人的，人物命运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变化。《钱塘两岸》的人物更多，戏剧冲突会更激烈，人物性格变化会更大。

□在创作中你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关系与比例？

■历史真实和作者小说中虚构的世界，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的。没有历史真实作为基本支撑，再厉害的作者也虚构不出来反映一个国家某一时代风云变幻的文学作品。这两者在作品中呈现什么样的比例，决定着作品的基本样貌。以历史真实为主体的小说，应该算是纪实小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作家，在历史小说方面，也有过不少成功的尝试，唐浩明、二月河、凌力和黎汝清都写过相当优秀的这类小说。还有一类小说，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只作为背景加以呈现。《钱塘两岸》属于第二类小说。在构思的过程中，我也曾考虑过是否让历史真实人物在小说中和虚构人物有直接关联，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在小说中不让历史真实人物直接出场。《战争与和平》中，像库图佐夫这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和作者虚构的人物有直接关联的。这种处理，是优是劣，不好判断。

□你认为在当下中国，为一个特定的地域立文学之传，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这种作品的价值，无疑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区域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多部体量足够大的长篇小说，写出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秘史，是件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浙江的钱塘两岸，在中国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高。民国那些年，国学、文学等学科，浙江出现了太多太多大师级的人物。但到现在为止，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没看到一部体量较大的长篇小说，来写这个时期的钱塘两岸。我希望我的这部《钱塘两岸》是抛出的一块砖，能引出中国文坛的高手，为这个地方打造出几块美玉。近几十年的浙江，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是一九九八年第一次到的浙江。那时，我就从机场高速路边上的民房，看出了这里的与众不同。这二三十年，浙江的钱塘两岸，肯定是中国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正在引领中国的发展。等过几年，我真想再写写当代的钱塘两岸。

范 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秘史”

■受访人：范 稳（作家、云南省作协主席）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青云梯》的时间线一直延伸到“一带一路”的国际大通道。你如何看待历史与当下的呼应？

■从“寸轨”铁路到现在的高铁，时间刚好走过100年。我希望在作品中通过几代铁路人的命运来生动再现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我在处理历史题材的小说时，总是力图用历史来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照进历史的纵深处。不仅仅要以史为鉴，还要重新去审视和评判历史。回望来路，一条铁路的历史变迁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过去西方殖民者依恃强权到我们的国家修铁路，现在我们将铁路修到了国外，并且我们的铁路建造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这个巨大的转变中，作家应该作为一个记录者和书写者，文学应该“在场”。我在做田野调查时，既实地踏勘过早已荒废了的100年前的“寸轨”铁路路基和隧道，也采访过当今高铁工地，目睹建设者们用先进的工艺开挖幽深的隧道。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让我感觉到一条老铁路上的小火车，正从久远的年代开来，它经历了百年沧桑，铁路越来越宽，火车越开越快，而我们都是这列时代列车上的乘客。作家的职责就是将它一路的风雨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

□你如何平衡《青云梯》的四条线索？

■我在写作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不能就铁路而写铁路，关键要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不同时代的风貌。要写出冷冰冰的铁轨上的温度和传奇。一个百年家族的兴衰史和一条百年铁路的修筑史，正可构建起这部作品的两个骨架。而故事发生地的云南南部这片地域，地方文化特别丰厚灿烂——实际上云南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也令人感动，云南地下党的第一次党代会就在这里召开，由地下党领导的第一次铁路工人大罢工也发生在这条铁路上。长篇小说的独特形式让作家有充足的空间来将一个大时代的风貌都容纳进去。关键是你如何去提炼、加工、萃取，并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只要遵循历史规律，就不难发现人物命运的逻辑。《青云梯》一书中呈现出来的四条线索，在写作时并非我刻意为之，我只是在尊重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来创作。当然，要将各条线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还涉及作家本人对小说结构的掌控。结构是一门技术功课，需要不断地磨炼创作技艺。我的每一部作品在结构上都力求创新，在创新中我也找到很多写作的快乐。

□在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细腻情感之间，你如何抉择与描摹？

■任何宏大叙事都需要人物来支撑。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写好人物命运。在命运面前，每个人物都有他的时代烙印。有些是人物命运自身可以选择，有些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有的很平凡普通，有的则大起大落，充满传奇色彩。我特别关注后者。正如我在书中借助一个人物的口说的那样，“人把自己活成一段传奇，不容易”。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传奇的人生似乎太少了点，但作家可以给你提供传奇的样本。作品中两个主要人物吴廉膺和陈云鹤，他们是民营企业家，更是读书人，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中华文化传统融汇在他们的血脉里，支撑他们将铁路坚持修下去的是家国情怀。读者读一本书，他总需要读到一点他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超出他想象力的东西，丰富他人生经验和知识积累的东西。这是小说有意思的地方。

□“大历史观”是如何具体指导《青云梯》的创作的，如何避免让小说成为枯燥的史实罗列？

■我认为“大历史观”首先要抓住历史的本质，认清时代的特征，然后再去筛选和甄别。不仅要读正史，还要尽其所能读地方史、民族史、民间史，在宏观史中作微观史的发现。一个作家读史和史学家读史，眼光应该是有区别的。作家的历史感或许就在于他在读史中能看到人物形象，看到故事，看到情节线索，看到从史学到文学之间的那条通道。唯有打通了这条道路，小说才不会成为史料的罗列。用文学的真实性、形象性来还原历史，让文学成为历史的延伸和注释。比如在读与建水朱氏家族相关的史料，包括“朱氏家谱”时，我看到的是朱家几代人的命运，在读个碧石铁路修筑史时，我看到的是先行者们的坚韧和家国责任感。

□有评论认为，《青云梯》相较于《水乳大地》，从“异域风情”的描绘走入了“民族精神的秘史”。你认为一位作家应如何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秘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水乳大地》更多地写各民族的精神融合，“异域风情”只是大家对藏民族的一种浅层认知。就像你第一次去到藏区，你的感受可能还停留在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上一样。多去了几次后，你便会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去理解认识这个民族。作家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域的书写也都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所以深入到生活中去学习、体验、感悟必不可少，它应该成为作家的一种自觉。从来都是生活在召唤你，而不是你被动地响应。如果你爱脚下那片土地，如果你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充满学习和书写的激情，你就应该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其中。惟如此，你才能得到生活丰厚的回报。

施战军：文学如何“见世面”？

■受访人：施战军（文艺评论家）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在你看来，一个理想的行业媒体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秉持一种大文化传媒的理念，其内容不仅涵盖出版、媒体发展与行业动态，更触及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趋势与生态。它能够及时反映行业动向，并辅以深度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业的风向标与文化发展的晴雨表。贵报承载的内容已超越单一媒体或报纸的范畴，形成一个立体传播平台，具备大文化气质与大传媒容量。它突破了行业圈层化的局限，构建了一个开放、综合、立体的平台。文学作为其中组成部分，得以在此平台上展现自身、经受检验，从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因此，它代表了一种对传媒发展的理想期待。

□你曾将《人民文学》的直播尝试比喻为“寻亲”。在推动文学“破圈”的实践中，行业媒体能扮演什么角色？

■文学需要如商报般的视野与思路，若仅局限于原有读者群体或自我欣赏的心态，便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因此，必须主动寻找能产生共鸣的新受众。这些群体可通过多种渠道触及，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充分认知并善用这些渠道的能量。文学应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在其中寻找更多对话者、欣赏者与认同者，实现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融合。行业媒体在此过程中作用关键，其视角乃至在采访中的提问方式都至关重要。《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展现出前瞻性特质，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其提问常能激发采访对象的进一步思考，拓展其格局。这对于弥补既往思维中的缺陷与短板具有重要价值。

□能否回忆一下，你或《人民文学》杂志社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过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互动？

■“与辉同行”直播活动结束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是首批与我们联系的媒体平台之一。其所提问题既体现出对当事人的体贴，也切实开阔了我们的思路。由此可见，商报是一个有想法的平台，是一个有境界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包容的平台，非常具有共情力、理解力的平台。

□在你看来，文学期刊与行业媒体应如何联动，更好地承担起“培养新的文学力量”的使命？

■我目前已离开期刊岗位，不便多言，但专注于培养与发掘文学人才的机构，应当多听取那些对业界与社会有深入了解的媒体人的意见，加强交流。通过这种互动，能够更早地发现新的作者与创作趋势，并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中。媒体可以帮助文学专业领域树立更可靠、更宏大的“大文学观”。

□面对技术革新与阅读习惯的变化，文学期刊和行业媒体都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你有什么期待或建议？

■无论是期刊还是报纸，均处于技术革新带来的变革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适应变化，另一方面也需对其发展有所预判。当前，各类机构纷纷建立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但这或许并不足够。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技术常常裹挟着我们进入各种媒体形态。如何创设一个能持久吸引人的内容园地，是重中之重。我欣赏“好书探”这一概念，“探”犹如探照灯，不仅捕捉已有的事物，也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它的光芒能够吸引优秀作品、好书及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一种具有召唤力的标志，在此之下，能够汇聚核心而优质的内容。内容始终是根本，形式则可随技术发展持续调整。类似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好书探”这样的平台，一方面可继续扩大自身影响力，另一方面可在内容建设上进行更系统化的规划。例如，整合名家名作、聚焦文学现象、关注并扶持青年创作力量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让优质内容在“探照灯”的照耀下更为醒目，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与重视。

虹 影：女性创作者的创作环境发生改变了吗？

■受访人：虹 影（作家、导演）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在你书架上，为什么这本《月光武士》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

■因为这是最新出的版本。我们之前一直出的是精装版，这次应读者要求推出了平装版，价格也更亲民。这个版本和之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封面设计，旧版封面像一幅朦胧的手部雕塑，强调女性的内在力量；新版则更贴近故事本身，以前精装本专门手绘了一幅地图，标注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由重庆漫画协会的尤江绘制的。但这次新版赠送了同名电影的剧照，所选择的剧照都是围绕主人公窦晓明展开的，比如他在江边的场景、与左航的互动、童年与成年的对照等，都是故事中关键的情绪节点。当然也以他主演的窦晓明为封面。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得了国外很多国际大奖，因此这个封面设计也很漂亮，附赠了胶片风格的剧照卡，可以直接珍藏。

□你笔下的女性形象从“反抗者”转向了“承担者”，为何有这种变化？

■我早期作品中的女性，需要通过极致的反叛甚至毁灭来确认存在。而在《月光武士》里，秦佳惠显得温婉甚至顺从，这与她的混血身世和具体处境有关。我想通过她展现重庆女人另一种真实面貌，是在困境中默默承担一切。这并非退步，而是我意识到，女性的力量有多种表现形式。女性觉醒的第一步，是看见并尊重这种真实。“月光武士”最核心的寓意，恰恰是“成为自己的武士”。秦佳惠最终发现外在的拯救是虚幻的，能拯救她的只有她自己。女性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于爱情或外在英雄，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在觉醒。这来自我的生命体验，我们女性需要是自己的“月光武士”。

□作为女性创作者，你觉得这些年来创作环境有什么变化？

■一直在自我改变之中。女性创作者更多承担着家庭与社会双重角色，想要专注创作，就要克服更多困难。任何时代女性都应冲破束缚，关键是要经济独立、精神自主。女性不能依附他人，也不要让他人依附自己。每个人路径不同，但核心是要有自己的重心和追求。无论在什么时代，真正的障碍往往来自内心，敢想、敢做、能独立，才是根本。当代女性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这是所有可能性的基石。只有经济独立，你才有选择的底气；只有精神独立，你才不会被任何思想或关系绑架。我常说，女性应该做到 “不能依附在男人身上，也不能让男人依附”，这听起来有点绝对，但强调的是对等、完整的人格。而女性创造者周围全是障碍，想吞食她，她只能不顾一切朝前走，才能越出这种境遇。

□从作家到导演跨界，是你女性主义实践的一部分吗？

■是的，跨界本身就是一次“成为自己武士”的行动。在由男性主导的电影工业里，一个新女导演面临的冷眼和困难是加倍的。我不仅要创作，还要亲自筹钱、管理上百人的团队，事无巨细。制作电影分前后期，前期面对创作，后期面对技术，每一步都不松懈。这让我从“步履轻盈”的作家，变成了担子“压得抬不起头”的导演。但正是在这样沉重的实践中，我验证并锻炼了自己的力量。我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坚持美学，这本身就是一种坚定的表达。请务必先点亮自己内心的光，然后像武士一样，去建造属于自己的、坚实而自由的人生。不要等待被照亮，你要自己成为光源。

□你的书架上除了自己的作品，还有哪些书？

■我收藏了很多喜欢的作家作品，比如朱西宁、骆以军、王安忆、阿来等，也有一些老书，比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1999年版，虽然纸张已泛黄，但常读常新。我经常反复阅读一些难啃的书，比如艾柯的《玫瑰的名字》和《傅科摆》，需要专门静下心来读。我还有一些地方专门放常读的书，比如女儿阳台旁的小空间，那里有庆山、门罗、杜拉斯等人的作品，都是我随手翻阅的角落。

□最后想请你推荐一本年度之书。

■我每年都会重读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关于个人与国家、轻与重、自由与责任，刻画了特蕾莎与萨宾娜两位女性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其结构之美与思想之深。它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也是关于人如何面对生命抉择的永恒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