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超:虚实、历史与诗意的多维探索 ——论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
当我们讨论一个作家的时候,讨论的究竟是什么?
当在电脑上敲下论文副标题《论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想借由“作家论”这一载体,意欲表达什么?或者说,当读者翻开杂志,他们期望从这类文章中读到什么?
作家论的要义就在于要对作家进行全面且深入的整体性把握,在对其创作轨迹进行线性梳理的基础上,揭示作家把生命经验转化为艺术符号的独特审美经验,剖析其创作范式在文学史坐标系中的革新价值。若一味执着于某位作家的单一作品、特定阶段或某一类型创作,便难以洞悉其成长的脉络与创作的思考精髓。我们在研究作家的创作生涯时期待可以及时发现并总结新的审美范式的生长,警惕的是不要陷入文学理论的“概念空转”,用空洞的概念生搬硬套生龙活虎的写作实际,导致文学研究的“失焦”。正如谢有顺所言:“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反言之,若要对文学史形成宏观的认知,对重要作家的深入挖掘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更多的关注某一部作品的推荐性的图书评论,而对作家个性价值的挖掘却相对较少。我亦如此。我这次选择研究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的起因,一方面是有来自杂志约稿的契机,更重要的其实是我认为其创作历程与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构性,他既是参与者、见证者,又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案例和样本。
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创作范式的破壁重生,他扎根于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实地探访等现实主义基础,摒弃了天马行空的虚浮想象,凸显出非虚构的纪实性。在创作《逐光的孩子》时,他以一名大学生支教志愿者的视角,深入神农架山区小学,对支教教师和林区学生的生活状态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入挖掘,真实地呈现了乡村教育者和山区孩子共同成长、一起走向光亮的过程。
同时,他在虚构的抒情表达里秉持悲悯之心,展现出对生命的关怀,从而达成一种美学层面的融合与统一,既具备洞察现实的锐利目光,又有美学维度上的扩展与衍射。在《45度的忧伤》中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孩子们的成长烦恼与纯真情感,在现实与虚构的交织中,让读者感受到成长的酸甜苦辣等复杂滋味,作品既有直击现实的穿透力,又有强烈的美学感染力。他非常擅长打造蕴含着中国哲学意蕴的意象体系,巧妙地搭建起“共时性成长”的对话场域。在这个独特的场域中,作家与读者一同沉浸在文本内,经历一场精神上的成年礼,实现共同成长。
在“战争与成长”三部曲(《剪刀·石头·布》《老狼老狼,几点钟》《躲猫猫》)中,他从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的维度切入,成功地引发读者深入思考,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和文中的人物共同经历战争的严酷洗礼,在心灵层面收获渐进式成长。他的创作风格呈现沉稳扎实的特点,文字充满诗意且温厚可亲,也敢于直面生活的真相,不回避人性中的脆弱与芜杂之处。这既充分体现了儿童文学在反映生活题材时应有的广阔宽度,也从一定程度上深入抵达了少年心灵成长所蕴含的深层意涵。
他的文学创作仍在继续,其创作的“未完成性”也可能带来对小说艺术的更多探索与突破。我在阅读和思考梳理的过程中,也重点关注他的创作发展历程以及蕴含其中的儿童文学创作艺术的内在逻辑,以及作家的主体性在创作中发挥的自觉意识和现实情怀。
一、虚实相生之境
关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秋水河的秘密》,舒辉波在接受采访时说:
最开始写的是短篇,投稿到《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这样的杂志。到了2010年左右,《儿童文学》希望作者们能够写一些长篇,我就也开始写长篇。我还记得当时写作那本书时的情景,那应该算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写得很投入,很忘我。整个人沉浸在一种难言的自我感动之中,既伤感,又迷人。
他还有一次谈到:
秋水河是我在写《秋水河的秘密》(原名《河底的秘密》)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的一个地理名词,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作长篇。
非常幸运的是,舒辉波在文学创作初期的躁动和激荡中,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原乡“秋水河”。舒辉波的“秋水河”作为其乡土童年书写的文学意象,承载着地理空间的标识,融合了精神气质的生成,构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的文学世界。通过儿童与成人的双重叙述视角,舒辉波展现了童年记忆的复杂性与成长的艰辛。舒辉波在秋水河里打捞了一网又一网生活养料、创作素材,创作出一系列以农村生活为背景,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秋水河”系列作品。其中既包括长篇小说《秋水河的秘密》,还有一些短篇小说收录进了《秋水河》,还有一些乡村题材的作品也有秋水河的光影。我想,这一系列作品,可以集中反映舒辉波在处理“真实与虚构”时的艺术特征。
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平衡生活真实与意象世界的建构关系。生活真实就是作家要书写出真实世界、真实生活,充满着毛茸茸的细节,表现出日常生活的流动性。这种真实可以通过其中的文学地理,以及地理之上附加的自然生态、人文民俗、情感等几种要素层层叠叠压铸在一起,成为一个铜墙铁壁一样的虚拟世界。这既有营造真实感、在场感的逻辑需要,又处处渗透着一些抒情的主观色彩,其内在的潜在要求是作家在写作时必须以足够真诚的态度,实现对过往人生经验的还原和回望。小说的故事情节可能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细节全部都是真实可感的,与作家的过往记忆片段具有高度相似性。舒辉波曾说:
空间是真实的,对我来说,真实的空间很重要。当我能看到那个空间了,甚至能感受到空间里的气息,闻到空间里的味道了,可感性就很强了,我就知道故事该如何在这样的空间里发生了。
舒辉波的小说中,荞麦花、红蓼、松林、麦地等,这些自然元素,成为内涵繁复的意象,在《荞麦花开》和《为我唱首歌吧》等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在秋水河系列作品中,类似于豫剧、酒酿、火锅等一些日常生活印记随处可见,日常对话中也有一些方言的痕迹,这些都发挥着风物在文本中的见证和旁观价值。为了增加历史的光晕,《秋水河的秘密》中有“张上将自忠殉国处”,这与湖北省宜城市板桥店镇的张自忠将军抗日纪念园相对应,历史的厚重超越了日常生活范畴,法相庄严、郑重其事,在文本内外重铸和生发出更多的意义。
舒辉波的小说构筑起了一座复杂而深邃的意象空间宝库,而这一突出特质在其秋水河系列作品里展现得尤为鲜明与淋漓尽致,集中体现为对乡土童年那充满诗意的怀旧情绪,以及爱的疗愈力量的细腻呈现。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复合体,其中既有具有多重意蕴的表象,又有具有多面向表征的意义,绝非仅仅是表面文字的机械堆砌、意象的生硬罗列叠加,亦不是抒情语言的大声呼喊所能涵盖。舒辉波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复杂精妙的语言技术,并藉由这些技术手段,得以充分张扬自身的个人主体精神。在很多时候,他选取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让故事从幼小童年的“我”的眼中展开,以儿童那纯真无邪、敏感细腻又充满好奇的视角,去审视周围世界的种种物象,并在回忆与回味的过程中,将这些物象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意义。正是在这独特的审视与回味之下,一种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得以自然生成,构成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独特空间。寄寓其中作家的对故乡的思念、对亲情的眷恋、对生命的尊崇等思想与情感,如袅袅炊烟般萦绕不绝,丝丝缕缕地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弥漫着其独特的浪漫主义气息。
他的文字仿佛被情感的魔力所浸润,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承载着深沉而真挚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能够触摸到作家那颗跳动着的、热情而又敏感的心。比如《黑将军》中书写的是我与名为黑将军的黑牛之间的情感故事,里面的情感基底是深沉的、悠远的,也是忧伤的、苍凉的。文本中夹杂着一个背影,那是父亲的背影。就像“我”在遭遇困难时常常会想起的那幅画面:
父亲赤着身子,弓着腰,把一麻袋两百斤重的小麦扛在肩上,晃晃悠悠地走过用两块窄木板搭就的接近五米高的浮桥……父亲剃着光头,脑门上都是汗,全身的汗水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在阳光下镀了金身的弥勒,只是他没有弥勒的笑容,而是咬着牙,鼓着腮帮……
这就是属于舒辉波的语言方式,在“我”与黑将军的这场原始生命张力的碰撞之外,以一种更贴近大地、更贴近人性的叙事方式,探索了亲情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他曾在童话故事《魔法师的猫》的创作谈中用童话的方式描写父亲:
父亲是一棵树,在那么多个消逝的漫长寒冬里,他会举起斧子,劈开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投进命运的火塘。
父亲让我们围着他取暖,烤烤小手,也烤烤后背。
这大概就是他讲给他的孩子们唯一的童话。
他将父亲比作“会劈开自己燃烧的树”,这种自毁式奉献的意象承载着牺牲精神的东方美学,又暗合农耕文明对生命力的原始崇拜。父亲黑牛吓退野狼,“我”学会如何面对恐惧。再到黑牛的死亡之后,“我”一边呕吐一边流泪。黑牛被阉割之后,感染了,淅沥着血水,阉割与血水的意象突破了传统父权的威严叙事,转而隐喻着乡村父亲在时代变迁中的被动性创伤,这何尝不是对乡村劳动者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迷失自己的反映。这些细节似乎都是对乡村中父子关系的解构与重塑。沉默不语、流血的伤口、佝偻着的腰,都成为了父亲形象的全新注解之一。不管是否心意相通,父子终有属于自己的相互扶持、彼此伤害乃至和解之道。或者我们可以从舒辉波访谈中的这句话中,读出来他与父亲的微妙且复杂的情感联系。
我想写我的父亲,但又不想正面去写父亲。写一头牛,它很大程度上是父亲的隐喻。
黑牛的动态力量与树的静态坚韧是舒辉波关于父子亲情写作的两种方式。在童话《魔法师的猫》中,小女孩的爸爸直到去世都未能写出来和“后来”有关的故事。一棵树,或者一头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沉默的父性,父亲的角色在故事中“隐形”,“消音”,与其他角色几乎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舒辉波有意识地用行动的抒情来突破生活真实的边界,用行动而非语言去制造情感感知上的“共振”。
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着绵密的意识流式的抒情,在这种表达中,内心世界的表露成为秋水河这种外在场景的镜像空间。小说的展示由内到外,由外到内,意识流在表面平静的湖面形成了叙事的漩涡,吞噬着周围的人与事,善与恶。在《秋水河的秘密》之中,开篇“我”的喋喋不休的呓语中,造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指向:
我会千百遍地问自己: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现在何方?想着,想着,我就想重拾旧梦,但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时,我就会千百遍地对自己说,我要去看她,我要回到她的身边……
这里面的“她”既像是对秋水河的依恋,又像是对奶奶的忏悔。这种“难得糊涂”的混沌状态,也正是抒情的一种,文字是固化的、坚硬的,而表意却是阡陌交错的、氤氲流动的。在波涛汹涌的河流下隐藏着的军火,与奶奶苦厄的人生灾难,成为秘密的两个谜底。到了小说结尾处:
也许,在那个冰冷的石碾子上,我还是如愿以偿地梦见了奶奶,因为奶奶就是那条河……
至此,在双线叙事互相缠绕之中的虚构的故事情节中,出现了几个表义的岔路口,无疑会走向一种浑然多义的叙事效果。我们可以总结说,在舒辉波作品中所构建出的那片“意象世界”,实际上是由他内心澎湃汹涌的情感所主导的审美空间的生成。这种情感通过精心设计的意象群、巧妙的叙事结构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如春雨润物般悄然渗透到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使得整个作品成为了一个有机的、充满生命力的审美整体。
舒辉波应无意去试图还原荆楚大地乡村的真实,或者说这一草一木、家长里短、命运多戕都是他写作的最坚实的地基。他只是借助于曾经的故乡的韵味,去传达一种形而上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虚构”的符号系统。这就构成了舒辉波作品的镜像结构,一层是生活流的物象真实,另一层是意识流的意向流动。前者为后者赋形,让抒情有了依托与倚仗,后者使前者升腾起空灵的气韵,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我们总结发现,舒辉波在写作初期就形成了成熟的“虚实相生”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延续至今,最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听见光》中,通过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如哲源在幼儿园的不适应、在聋哑学校的经历、学习音乐过程中的困难等,这些具体实在的人、事、物,来展现哲源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像孤独、无助、对梦想的执着等抽象情感,以及他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让读者能切实感知到盲人内心的复杂世界。又用一位盲人音乐家的成长经历,与困顿和疾病抗争的鲜活生命故事,展示出充满了不懈奋斗、坚韧不拔、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管窥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敏锐洞察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时代风貌和社会进步。这已然成为他的鲜明艺术风格的一种。
二、历史轻重之思
舒辉波在创作“战争与成长”三部曲(《剪刀·石头·布》《老狼老狼,几点钟》《躲猫猫》)时,将创作视域聚焦于战争与童年精神成长的深刻联结,俨然希望以一种庄重的叙事姿态,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为儿童文学注入历史的厚重质感与思想的深度。他以一种使命般的文化自觉,力图突破对战争题材的简化与娱乐化倾向,通过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细节描写,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对历史的深刻认知。他在创作谈《我为什么要写战争?》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在儿童文学中呈现历史的本相?他主张从微观生命体验切入,重构战争中个体生命的生存图景:
除了历史书上对于战争的客观记录和宏大叙事之外,孩子们需要另外一种角度的叙事作品,让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和认知到那场战争——是一种基于历史真实和田野调查的严肃叙事。
是的,历史不应烟消云散。面对那些不能忘却的峥嵘岁月,文学必须有所作为,儿童文学也必须始终在场。儿童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两条成熟的创作路径可供作家选择:一条是从高处俯瞰的宏大叙事,站在历史的巅峰,鸟瞰时代的洪流,浓墨重彩地描绘英雄人物在惊涛骇浪般的历史场景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指向的是具有神圣光环的英雄形象。另一条路径是从低处平视的日常叙事,它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片段,展示那些在庸常日月中、充满烟火气息的升斗小民的琐细之事,塑造出的是具有世俗性的平民英雄,他们在平凡中彰显伟大,在细微处见精神。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策略下,革命历史叙事文本展现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体验也大相径庭。正如记载王侯将相光辉事迹的“正史”,与那些记录平凡人物悲欢离合的“稗史”之间的鲜明对比。
战争叙事,涉及到的炮火、死亡、逼迫、妥协等苦难与压抑,似乎与当下的宁静生活有着与生俱来的疏离感,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距离,为年少的读者构建起了一道无形的保护层。它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战争的残酷,却不会被深深的恐惧所吞噬。许多早期战争题材小说,选择了家国情怀的视角,集中塑造了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甘愿奉献自己的孩子形象。这些孩子或许懵懂,但他们的心中有着对家国的坚守与担当。
在舒辉波的《躲猫猫》中,他并没有刻意去突破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相反,他巧妙地运用那些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元素,营造出一种令人熟悉的氛围。通过小女孩心安与小狗“躲猫猫”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在战争阴影下,依然努力维持着一丝温暖与童趣的村庄生活。在心安的眼中,战争被简化成了“躲猫猫”的游戏,“飞机变成乌鸦”的奇幻画面,还有“小狗救主人”的温馨故事。这些童真视角中的故事,最终演变为战争中真正的躲藏与失去,将战争的悲剧性以最温柔的方式包裹起来。在看似轻巧的描写之下,战争的残酷真相隐藏其中。作品通过儿童的人际生态圈层,由“家庭”到“乡村”再扩大到“社会”,如同层层递进的涟漪,展现战争对日常生活的侵蚀,呈现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战争叙事,无法逃避暴力的书写。战争书写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是艰难的,因为他们要解决创作边界的难题,也就是怎样把复杂的、黑暗的、残酷的历史,通过儿童文学特有的想象与隐喻,转化为直观的、明亮的、温暖的,儿童读者可理解的意象。儿童文学的伦理决定了,暴力因子会在写作中得到极大的禁锢与限制,被压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既保护着孩子们的纯真心灵,又引导他们以渐进的方式理解世界的复杂。这种精妙的平衡,一方面,旨在向孩子们传递一个深刻而清醒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暴力是何等的狰狞可怕,它如同暗夜中的幽灵,迫使人们在无奈之时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光辉和温情的爱为笔触,为暴力的阴霾勾勒出脆弱的轮廓,让孩子明白,暴力并非不可战胜,在爱与人性的力量面前,它终究是苍白无力的,也必将节节败退。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家要时刻保持一种冷静的、审慎的态度,用文字雕琢出适度的苦难与灾难,让他们成为孩子心灵成长的磨刀石,又要避免造成精神上的巨大伤害。《躲猫猫》中,对村民死亡的描写就显示出作者的冷静与克制:
我抱紧湿湿暖暖的躲猫猫,发现身边的草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人,都是刚才和我们一起钻山洞避雨的人。
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则使用一些短镜头,快速切换镜头,对死亡、伤害和屈辱的内容进行有限度地呈现。这样的笔法,既保证了灾难和苦难的浓度适中,又确保了它们的烈度适宜,不会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到窒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读者的心灵为之震颤:
鬼子见水缸里竟然蹲着个这样俊俏的姑娘,挥舞着枪刺哈哈大笑,随即“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还仰天开了一阵枪。
就在所有的人都望着水缸里的芹香时,被搡倒在地的九香婶手里已经抓起了一只沉重的木头水瓢,高高地举起,狠狠地向着“蝌蚪”的后脑勺砸了过去。
“蝌蚪”歪倒在地,伸手在后脑勺摸了一把血。
厨房太逼仄,那个鬼子退后了好几步,才把长枪调向九香婶,“扑哧”一声,刺刀整个扎进了九香婶的胸膛。
九香婶死死地抓住鬼子的枪管,喊道:“快跑!”
就这样,保庆一把从水缸里拉出了芹香,撞倒那个戴眼镜的翻译,向着芦苇荡跑去。
这一部分文字以极简的笔触,剔尽浮华修辞,冲淡和对冲萦绕其上的恐惧和不安。同时,这种快速甩动的镜头感,符合极度紧张状态下的人物认知状态,也会带来一种压迫感之后的眩晕。这重现了战争的紧张与混乱,深刻展现了个体在战争中的渺小与无助,鲜活的生命在苦难时代的漂泊和抗争。作者通过这种技巧,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战争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的生命体验,让每一个生命都在文字中鲜活起来,实现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和对个体生命的体恤,在文字的缝隙中为读者留下了一线逃逸的空间。
战火肆虐的年代,每一个生命都面临着生死考验。探寻战争中人的生存乃是战争文学的重要旨归之一。《躲猫猫》这部小说,展现了一个战争阴霾下,依然努力挣扎求生的世界。就像小说的题目所锚定的,既是一只名为“躲猫猫”的小狗,串联起故事的情感线索,又是一种儿童的游戏视野,对应的是儿童在理想生活状态下的无忧无虑,如同心安与小狗“躲猫猫”时的快乐时光。其实更重要的指向是,战争中弱者必须借隐匿求生的残酷现实,就像村民要不停地躲避鬼子扫荡的情节一样,将战争逻辑转化为儿童可理解的“规则系统”,在轻盈的游戏性表层下暗涌沉重的历史暗流。正是对平民视角的坚守,通过观察细微的日常生活与平凡的普通人的书写,凸显个体命运的渺小,管窥时代图景的宏大与苍凉。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智慧,使《躲猫猫》重新聚焦和凝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挣扎与抉择。小说通过对无数普通人在战争中求生的描写,展现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在战争中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他们的坚韧与不屈,汇聚成了强大的民族力量。
三、诗意光芒之喻
不管是虚实相生的写作,还是“以轻击重”的叙事策略,其抵达的目的地都是展现历史与现实的内在意蕴。也就是用轻盈、诗意的表达形式,将现实的艰辛转化为浪漫的隐喻,这就像是以萤火之轻承载星辰之重,难度可想而知。儿童文学更是有一种如同花儿绽放一般舒缓的抒情节奏,控制着情感的流动。与之对应的,抒情的张力是会在特殊的诗性语言的韵致笼罩下,获得“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飞动的静穆,斑斓的单纯”的紧张感。他曾在《在写作中遇见自己》中自我剖析:
我觉得语言本身就是神奇的艺术,那些不同词汇的不同组合,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不可思议。所谓“清浅”或者说写给孩子的“浅语”,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是基于准确、简洁和优美的基础之上的。……我特别喜欢读诗,我喜欢那些意象所呈现的诗意,也喜欢诗句里那些陌生化的词汇和想象。
是的,诗意抒情的根源,在于充沛的想象力。故事仅有情节是不够的,更依靠充沛想象力所填充起来的细部描写,营造充满诗意美感的文本空间。如果不能懂得想象力的价值,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艺术。想象与现实总是在文学作品中纠缠不休,无法完全区隔开来。舒辉波的关键创作策略就是,用带有更阔广意义延展的意象系统来替代平铺直叙,实现米兰·昆德拉所言说的“一种轻浮的形式,和一种严肃的主题,两者的结合立刻使我们的戏剧……和它们可怕的无意义露出真相”那种境界。意象是阅读接受过程中某一个瞬间的复杂感受,里面是理性与感性的复杂纠缠。独特的意象选择是其诗性语言的关键。舒辉波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多元的意象系统,既有自然意象,也有人文意象,是承载情感、传递哲思、结构文本的核心抒情装置。舒辉波通过语言韵律和感官描写,让沉重主题在诗意中自然浮现。例如,在舒辉波的作品清单中,“光”这个字眼反复跳跃,光的意象在其作品中呈现出多维度的变体,实现对意象的诗意再造。我曾在《听见光:一阕命运“交响乐”》集中回答了“《听见光》中的光是什么?”,阐释“光”的意象在文本意义升华中的统摄作用:
“听见光”的第一层意蕴,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对人生的体察。其中,既有对哲源敏感内心世界的生动描摹,又有现实困境中的各种伤痛和无助,更包含了他无惧艰难、仍然热爱和迎接生活的朴素愿景。
诗性语言,含蓄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恣意张扬也是抒情的另一个侧面。所谓的含蓄,就是话不说满,通过“以少总多”的意象营造,构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它似水墨氤氲,以留白艺术构建多重阐释迷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含蓄的诗性语言,其魅力恰恰在于言语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如同阅读审美过程中的“薛定谔的猫”,在未被观测前处于无限可能的叠加态。诗性语言在未被言说前,存在着多重的意蕴。而一旦我们打开了箱子,就文字之外的“重旨”发表更多评论,那审美意境便如同被定格的电影画面,固化下来,失去了那份令人陶醉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含蓄的本质,是一种“看破不说破”的、恰到好处的抒情张力。文学创作中把握和平衡“取舍藏露”的尺度,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技巧。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捕捉解读萦绕文字之上的意境的审美能力,需要在不断反复的解释、普及、言说中锻炼提升。在缺乏足够阐释的情况下,高深的审美就像无根浮萍,难以在读者心中扎根生长。例如,在《梦想是生命力的光》的第一篇《妈妈至今仍是我的泪点》中,写吴懿唯一一次与没有养育自己的爸爸相见时的场景:
其实,我对他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恨也没有爱,他和任何一个陌生人没有两样。就连他骑自行车时迎面吹过来的风带给我他身上的气息,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吴懿用平静的话语描述与生父相遇的瞬间,没有直接宣泄强烈的情绪,而以一种含蓄而富有张力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这种情感空白,勾勒出一种深沉的疏离感。这近乎刻骨的平静,这种“无感”——没有爱恨交织的激烈冲突,本身就是一种“有感”、一种强烈的情感表达,分明是命运烙下的最痛的印记,一种无法跨越的血缘的断裂。同时,这种“无感”更像是她自己制作的一副“甲胄”,用以抵御命运的痛击。吴懿从小就一直与罹患癌症的母亲相依为命,舒辉波在采访结束时,才知道她从小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仅有一点光感,她从未告诉别人。
“虽然看不清楚,但是,能感觉到光,”吴懿调皮地笑着,歪着脑袋说,“怎么说呢,就像我的梦想和希望,虽然不是很具体,但是,就在我眼前,那是我生命里的光……”
多年来,吴懿直面无人倾诉的孤独感,笑言“虽然看不清楚,但是,能感觉到光”时,顽强的生命瞬间被赋予了奇特的形状。微弱的光感,与曾经给予她帮助的人,都是照亮内心幽暗的角落的“梦想和希望”,是灵魂在暗夜中泅渡的舟楫。那微弱却固执的“生命里的光”,更是对生命本身最坚韧的礼赞——它庄严宣告,纵使世界投以最深的阴影,心灵仍能点燃属于自己的微光,在暗处找到前行的方向。
而所谓恣意张扬,与含蓄的幽微形成鲜明对比,就是要激情澎湃,注重对个体内在情绪的狂欢式抒发,是一种诗学的暴烈表达方式。儿童文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特点,就是要有足够的铺垫与情感的表达。儿童文学有着一道无形的艺术标尺,它摒弃浅薄的情感宣泄、单薄的叙事架构与空洞的救赎口号,转而追求层次丰富、情感饱满、如春风化雨般细腻的治愈诗学。在此过程中,有时候需要运用类似重章叠句的反复叙述,让一些意象成为情感的锚点。这些意象如同湖中的石子,投入后激起层层涟漪,生活的波纹,一圈一圈荡漾起伏开来,最终汇聚成为一面复杂的、斑斓的立体镜像。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强调:“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通过意象的重复和变奏,细节的叠加,情绪的累积,意象的重影,在不同章节和场景之间建立了联系,通过诗意转化调整达到某种程度的审美提升。在《天使之翼》中,描写天翼与父亲相见的场景:
爸爸?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嘴里反复地咀嚼着这个熟悉到陌生的词,就像咀嚼着一颗生涩的梅子,心里又酸又苦,我几度都想跳下车去。
一路上,他都没有跟我说话,只是默默地蹬着自行车。这样最好。风吹起他的衣角时,我会闻见一种陈腐的带着烟草焦油的酸臭味,嗯,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樟脑丸味,是那种衣柜里惯有的味道。每当这种味道传来的时候,我都扭过头去,看着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缓缓地向我身后退去。
渐渐地,我就不再想下车了,即便是他弓起腰站立起来踩脚踏板,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蛇行上坡的时候,我也不想跳下自行车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就像当初我毫不怀疑地跳上他的自行车一样,无法解释。
……
我没有应答,忽然觉得委屈极了。我那么冷的时候,他怎么不问?我那么艰难地行走,那么惨痛地跌倒的时候,他又在哪里?
舒辉波用恣意张扬的抒情手法,勾勒出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让人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热烈与沉重。或许不妨认为,这是一场情感与想象的火山爆发。“爸爸”这个词,本应充满亲情与温暖的词汇,此刻却成了生涩的梅子,反映的是天翼多年来被忽视、被遗忘的痛苦,那是一种被命运拨弄的无奈与挣扎。她几度想跳下车,逃离这个陌生又熟悉的人,逃离这个让她不知所措的场景,这是她内心本能的呐喊,是对未知亲情的恐惧,是对被伤害的自我保护。闻着父亲身上的陌生气味,她无法忽视,却又无从接受,只能扭头看向路旁后退的梧桐树,这注定是一场孤独之旅,一个遇见父亲却仍在内心世界与父亲渐行渐远的旅行。最后,天翼的委屈如汹涌的潮水般倾泻而出,她在最艰难的时候,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安慰与关怀。天翼的情感,包括爱恨、痛苦、渴望、委屈,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炽热而浓烈。父亲与女儿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以及那道鸿沟下暗涌的亲情暗流,都在文字里被无限放大,让我们在震撼中感受生命的张力。
这就是抒情的诗意。舒辉波的作品,永远都充满着诗性语言和精心调制过的抒情美学精神。
纵观舒辉波的整个创作历程,《逐光的孩子》《妈妈不说话》《天使之翼》《天使的国》等作品聚焦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困境叙事,《剪刀·石头·布》《老狼老狼,几点钟》《躲猫猫》《秋水河的秘密》《城市之光》则是展现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童年叙事,《彼岸的邀请》《45度的忧伤》等则是记取未成年人的情感叙事,其创作之路丰富多彩又立意高远,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次勇敢的探索,是对文学边界的不断拓展。从中不难发现,舒辉波的童年叙事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的思索无处不在,也在试图深入探索儿童成长过程中多元化的精神诉求,唤醒孩子们自我认知与自我觉醒的潜能。他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取向,与当下、历史和时代保持着持续的对话性。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童年叙事美学追求,在营造虚实相生之境、追寻历史轻重之思、擦亮诗意光芒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表现。舒辉波的文学探索,呈现出稳定的、均衡的审美特征,我也相信,他会持续更新、拓展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必将走向更为广阔、宏大的文学理想境界,为我们带来更多有文学热度和人文情怀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