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中篇散文《殊途，而未同归》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人生经历的真实再现。“七七级”中的他们来自街道、工厂、乡村；有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有的是返城知青；在高考之前他们或许是工人、教师、售货员、电影放映员、自由职业者……1977年，他们挤过那站满渴望知识与改变命运的人的独木桥，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那一年他们命运的闸门被彻底转动。近50年过去了,“七七级”的他们现在如何了?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改变?曾是天之骄子的他们，是否已经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殊途，而未同归 

 // 黄桂元     

那冬，那春，那条起跑线

1978年2月末，刚刚结束寂寥寒假的南开园迎来各路新生，一时间大中路熙熙攘攘，状如蜂巢。他们多为工人、农民、下乡知青、兵团垦荒者，以及少许“无业游民”。他们野草般杂生在山南海北的边边沿沿、角角落落，无背景、无学历、无地位、无前途，更无年龄优势，若说他们也曾共同拥有过什么，便是有如过山车般的沧桑岁月。

1977年的深秋时节，恢复高考的消息石破天惊，人生拐点仿佛从天而降，这批人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挤上那列发出惊天长鸣的命运班车，已是浑身风尘，满目苍凉。此刻，一个历史的长镜头摇过来，形成刺目聚焦，映出那些深深浅浅、歪歪扭扭的漫长泥泞足迹，并将见证，这部分被称为“幸运儿”的底层群体，经历过怎样从岁月弃儿一跃而为时代骄子的蝶变过程。

他们从千军万马般的考生中杀出重围，挤进狭窄、逼仄且超载的独木桥，那样一种且惊且险、且悲且壮堪称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奇观”。谈到这一届学子，南开大学中文系张学正教授曾以捕鱼做过比喻：“‘七七级’这一张巨网，捞出的是整整十一年积攒的收获，此事‘空前’，大概率也会‘绝后’，此后高考制度回归常态，一年一网捕的‘鱼’，很难与之相提并论。”

2007年冬，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悠然面世，我看到书讯，几乎笑喷。以我对刘氏幽默叙事的惯常印象，书中那个民工厨子的生计命运定然充满了搞笑意味。偏偏我班也有一个同学，日后成就斐然，与那位主人公同名同姓，形成鲜明反差，令人忍俊不禁。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刘跃进曾在《传记文学》著文说明：“我的名字很有时代色彩，介绍自己时，我通常会说，年龄写在脑门上。早些年，大家都心领神会，哈哈一笑。现在，这种会心的回应是越来越少了。”我理解，时过境迁，代际更迭，那段一度轰轰烈烈的标志性岁月往事，已随时光飘然而逝，成为遥远的岁月传说和历史标本。

形形色色、源头不一的“七七级”同学中，来自北京的刘跃进属于难以复制的个案，用诸如逆袭草根、励志青年之类的褒词、金句，远远不足以定义其传奇存在。刘跃进的岁数，在我班七十七个同学中排序第七十位，入学时十九岁出头，与如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大体同龄，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笑容单纯、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我比刘跃进大三岁，性情相近，趣味相投，可以互开玩笑。他调侃地叫我“Yellow”，我的英语差，享有这么“洋气”的绰号，没有理由计较。我们各自写了东西，彼此是第一读者，平时闲聊范围多与读书或课程有关，不太涉及个人生活。以我当时对他经历的认知，他应被归于如今的“小白”之列，事实上，这是个错觉，他过往人生轨迹之颠簸，之曲折，与一些自认为饱经沧桑的师兄师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跃进京腔京调，却不是北京“土著”。他的祖籍是山东潍坊寿光，清末年间曾祖刘清堂逃荒至吉林开通许家屯，属于闯关东性质。到了父亲一辈，一度落脚白城。跃进读一年级那年，其父调至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全家随之迁居北京。

1969年春，刚满十岁的跃进和妹妹，懵懵懂懂之间，随父母乘绿皮火车远赴河南潢川县，在黄湖农场“五七干校”一待就是三年。那一次，黄湖农场接收了中青社八户人家，带队领导是时任社长的叶至善先生。他曾在写给其父叶圣陶老先生的信中提到，这批来农场的人，老老小小共四十一人，被编为五连，其中有十个老人，十三个中学生，还有十八个娃娃。这十八个娃娃中，就有刘家小兄妹。

黄湖一带地势低洼，杂草丛生，汛期滞洪，荒凉冷寂，环境之艰苦，超出许多人的预想。当地人有一个顺口溜：“黄湖坡，荒草窝，白天无人走，夜晚鹰雁落。”农场地处干涸的湖底，骤然间多出四十几号人，住处成了问题，大家自己动手搭建土坯房，勉强栖身。没有学校，干校领导就协调当地政府，把孩子们分别送到数十里外的地方借读。跃进被分在胡族镇小学，所谓宿舍、教室，也就是几排简陋的茅草屋，早上起来，孩子们蹲在屋后池塘边洗脸，然后上课。周末是他们最期待的日子，可以回家团聚，孩子们步行回家，每次要跨过一条小河沟，高年级学生问题不大，跃进年龄小，脚跟软，有一次没控制住，直接滑入水沟，引起小伙伴们哄笑。他拖着冷冰冰、沉甸甸的棉裤，最后一个到家，一进门就对妈妈抹泪，说不想上学了。哭归哭，说归说，跃进读书的欲望仍然强烈。事过多年，刘跃进师从曹道衡教授。曹先生聊起当年干校趣事，说自己出过一次“洋相”：那次几个人经过一个水沟，别人顺利一跃过去，到了他，心里还在犹豫着，究竟该单腿跳，还是双脚蹦？慌乱中动作变形，直接掉进水里，一时成为笑柄。跃进深有同感，相信曹老师所言绝非杜撰。

1972年，农场人员分批回到北京，之后跃进在三里屯二中读初中，再读高中，勉强可以算是按部就班。那时的高中被缩短为两年制，毕业之后，上山下乡依然是城市中学生的主要去向。与许多忧心忡忡的同学不同，跃进没想这么多，为有机会到“广阔天地”一展身手而欢欣鼓舞。1977年初春，他去派出所“销户”，见到自己的身份瞬间变成非城市户口，那一刻才意识到已无退路，一路回家，脚步略显沉重，进屋却现出一脸微笑，安慰落泪的母亲，目光透着早熟的坚定。

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学校租用了两辆大公交，把已是农民身份的一众学生拉到密云山区。第二天一大早，已正式成为塘子公社社员的刘跃进，就和知青伙伴下地干活，出工时间和劳动强度与当地农民并无区别。女社员的活相对轻松，一般是间苗锄地、跟车撒肥，男社员则多承担苦活累活脏活。六月中下旬是压力最大的农忙时节，要赶在雨季前突击收割小麦，再运到麦场脱粒，常需通宵夜战。计算工分，农村壮汉可高达10分，男知青初来乍到，一般只在6分到8分之间，跃进干起活来如拼命三郎，被定为9分，在知青中最高。不久他还被选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并以知青先进代表身份去县里开会，成为这里北京知青的领袖角色。

刘跃进还是生产大队的笔杆子。一天晚饭后，跃进正出门下地抢收小麦，大喇叭里突然喊出刘跃进的名字。他赶到大队部，原来“七一”就要到了，公社需要一篇稿子，只给一天时间，大队领导让他晚上不要出工，集中时间写稿子。知青干部跃进当即应允，并血气方刚地表示，“三夏”正忙，照常出工，按时交稿。这天夜战回来，已是凌晨两点，跃进趴在炕沿，借着微弱灯光，一直写到天亮。午休后又继续写，硬是准时“拼出”稿子。回屋累得瘫软下来，躺在炕头，他遐思纷乱，想起那些公交车卖票的、商店里卖货的，每天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日子赛过神仙，多么令人向往。

这年九月下旬，社会盛传即将恢复高考，跃进先是欢喜雀跃，又听说还有门槛限制，必须拥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才有报考资格，目光顿时暗淡下来。十月中旬，实锤落下，他确认自己可以报考，距离高考时间已不足两个月。他借故溜回城，四处搜寻复习资料，再迅速返回。他白天进行重体力劳动，晚上还要穿插组织各生产队的政治学习，十点以后才能复习，困倦至极就迷糊一会儿，凌晨三四点钟再用凉水冲脸，振作精神看书。为了有个相对清静的环境，他包下了知青点值夜班的任务，每晚只睡两三小时，硬是把考试前最难熬的时光撑住了。那年高考，作文题目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正中跃进下怀，淋漓发挥，然后度日如年地等待消息，终于如愿。二十多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郭预衡教授八十大寿庆生，刘跃进前去祝寿。得知跃进是“七七级”毕业生，郭老点头笑道，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就是他拟定的，跃进听之，格外感慨。

与“刘跃进”这个名字形成有趣呼应的，是我班一位叫庄建民的同学，被大家称为“小庄”。如果说刘跃进的名字带有时代色彩，庄建民的名字则趋于俗常。保守估计，在中国，名叫“建民”的人至少超过百万。我认识的人中，从发小、同学到战友、同事，诸如李建民、王建民、赵建民、张建民、刘建民、高建民之类的名字，见过不下十位。好在庄姓较为稀缺，与“建民”组合，多少能造成些许陌生化效果。在宋代《百家姓》原始版本中，庄姓排在第323位，说它处于某种隐秘状态，也是事实，但历经近千年的繁衍变化，情形大有改观。据最新人口统计，庄姓已跃升至第113位，尽管如此，仍称不上大姓。但这不重要，在小庄看来，历史上有个庄周，就足以傲视千秋了。

小庄不小，比刘跃进足足大了三岁。我对他的直观感觉，是拿不准他是哪里人。说他来自东北、华北、西北中的任何省份，我都相信，唯独没想到他是天津“土著”，可他的确是喝着咸涩的海河水长大的，却与外地人心目中的“卫嘴子”形象出入甚大，寡言少语，举止透着克制。他总是独来独往，若有若无，像个邮差，踪迹不定。四年同窗，我与小庄疏于沟通，此后也联系不多，基本上是那种“半生不熟”的状态。

何以至此？我想根子恐怕在小庄那里。他很小就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处世哲学有个人见解，认为人之交往，应“注重分寸感，轻易不对他人表示亲近，轻易不要求别人帮助”，冷暖由心，聚散随意，减少礼貌性往来，既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节约了他人的时间，对双方有益无害。反之，关系越是亲近，越容易受到伤害，不受伤害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距离。这是精神自在的需要，还可以保持人格的独立不会走样。最近，我注意到英国女作家阿西尔的想法与之暗合，她主张人际社会应坚持“诚实的疏远”，以使人与人的关系葆有“呼吸感”，深以为然。而在这方面，小庄无师自通。

我与刘跃进、庄建民都属于“50后”，虽经历过相同的历史潮汐，却有各自的生命节点。1978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看似大同小异，实则有太多不可一概而论的戏剧性看点。

我从小貌似光鲜可人，殊不知，我这个由组织上抚养的老红军遗孤，年幼失怙，年少丧母，与年长我四岁的姐姐相依为命，日子举步维艰，自卑感自此如影随形。但我必须承认，家庭是使我很早下决心走入军营的主要原因。那年我十五岁，尚未发育成熟的身子穿着晃里晃荡的宽松兵服，步姿训练有素地走在部队大院，那种浅薄、虚荣的得意，不是同龄孩子可以感同身受的。我迷上军旅诗歌，在小本子上抄满李瑛、纪鹏、顾工、元辉、喻晓、石祥等前辈诗人的豪言壮语，然后亦步亦趋生吞活剥地在纸上涂鸦，再投寄地区或军内小报，那些气壮山河却空洞无物的句子一经变成铅字，我就沾沾自喜，亢奋难眠。

复员回津的转年秋天，国家即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在人群中传开。一时间，奔走相告者，摩拳擦掌者，不计其数。而最初，对这件事我不愿想，也不敢想，少年就中断学业，投入高考大潮无异于自取其辱。但我还清高嘴硬，振振有词：“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一岁就当童工，高尔基不曾读完小学，浩然也只读过三年书，这说明，成为作家，‘社会大学’远远要比高等学府的空中楼阁更为重要。”

其实我最清楚，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纠结。我被姐姐痛责“没出息”，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我虽然犯愁，也只能硬着头皮做做样子。姐姐在天津第一轻工业学校读过三年中专，原打算帮我复习数学，却发现她讲的东西我完全不懂，很快从吃惊到失望，最后变成绝望。她忘记了一个事实，由于父母早故，加之生活动荡，为了找到可以寄宿之所，从小学到中学，我总是不断转学，满打满算只读了六年书。所谓复习，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巩固和提升，未曾学过的知识，文科通过恶补可以见效，而对于数学，采用“短促突击”战术，绝无成功的可能。

无奈之下，我只能扬长避短，拼拼运气，把宝押在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几项文科。历经煎熬般的高考准备，命运终于开恩。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侥幸过关，做梦一般走进南开园。

小庄则是“七七级”另一类切片。读小学的阶段，小庄一直担任班干部。小庄学画整整十年，废寝忘食，“走火入魔”，画出的风景、静物、人物和石膏像不计其数。同时，还研习硬笔书法，初步掌握了仿宋体、新魏体、隶书体的基本路数，以至于早早考入天津工艺美校，也算是天道酬勤。以当时的教育背景，中专的专业质量并不亚于如今的“211”高等学府，有学者甚至认为，有些中专可与“985”水准掰掰手腕。更早年月，报考中专和报考大学，除了没有外语这项，试卷难度不分彼此，中专学制只有三年，不及大学，但自身优势也很诱人，毕业即可入职挣工资，对于家境困难的平民子弟，这也是实惠的选择。

小庄在天津工艺美校活成了一个追风少年，常与同学背着画夹游走在京津冀一带写生、采风，早出晚归，片刻不闲，好似一群忙碌的工蜂。通过细致观察不同时段不同光线，他学会了如何捕捉各种物体、风景微妙的色彩变化，把山间延伸的铁路、景色四季更迭的村落、山野里的采石场、扬水站和劳作者一一收入画中。

1976年，小庄完成学业，入职天津美术公司。不久即被派往北京军事博物馆，会同从全国各地抽调的一众美术工作者，投入军史陈列布展，“军博”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这项“文化工程”。天津美术公司负责“抗日战争馆”的整体设计和展品陈列，过程中，小庄和几个年轻同事常年驻馆，承担了锉字、刷漆、喷涂、制作展品等体力活计。值得庆幸的是，他曾数次参观国家级美术大展，多次近距离感受靳尚谊、何孔德、韦启美等著名画家的作画现场，还常常驻足于列宾、列维坦、门采尔等绘画大师的名作前凝神揣摩，此类活动，在那段日子差不多是家常便饭。毗邻“军博”的玉渊潭，那时归“公社”管辖，周围遍布着农舍、菜田和树丛，湖边水波荡漾芦苇茂密，野鸭成群。小庄常在湖边徜徉，那时他不会想到，玉渊潭是他艺术之旅的驿站，还注定成为自己百里姻缘的一方福地，此是后话。

小庄的学艺经历和“光环”，远非封闭在军营里的我这个大头兵所能想象的。无论审美视野和鉴赏水准，我和小庄都不属于一个频道，更不在同一条赛道。这一切过往，我浑然无知，小庄缄口不谈。

小庄从小就有主意，骨子里喜欢冒险。国家恢复高考，因为机会平等，跃跃欲试者人满为患。不可思议的是，扬长避短的道理连小孩子都懂，小庄却像是中了邪，并不把自己的美术特长当回事，居然剑走偏锋，下了一步奇招，也是险棋，填写了两个毫无关联的报考志愿。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牛人”庄建民同时接到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和天津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他果断选择了弃画从文。他的许多学画同伴虽感意外，但这件事发生在庄建民身上，也没觉得有多异常。他们分别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或天津美术学院。挥手作别，小庄一脸傲娇，并不羡慕。他不清楚自己踏上的其实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了。

小庄怀着对文学的浪漫激情，兴冲冲走进南开园，没过几天即遭当头棒喝。他这才注意到，中文系的准确叫法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而不仅仅限于他背诵过的唐诗宋词，他一下子傻眼。学习汉语语言和文学概论的相关课程，他感到枯燥乏味，想起昔日随心所欲、自由潇洒的快意作画时光，他的肠子都要悔青了。在日记里，他痛悔自己的草率鲁莽，像是从“美术的芳草地”误入“文学的黑森林”。

此后，每周一返校上课都成了他的负担。他不甘心，开始四处奔走，争取转校，但“开弓”岂有“回头箭”？最终还是白忙一通，回归美术本行的愿望终成泡影。因轻慢美术而被命运捉弄，这也算是报应。小庄心灰意冷，无精打采。他每天照常上课下课，过着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单调日子，都是硬着头皮强撑，恍惚觉得自己就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那种“多余人”的形象翻版。

我知道了这段故事的曲折经纬，已经是若干年后。那一刻秒懂，小庄何以对自己的过往讳莫如深，闭口不谈，那实在是扎在他心头的一根刺，稍加碰触，就会隐隐作痛。这位“误入歧途”的南开学子，习惯了沉默，也习惯了把沉默背后的一肚子“不合时宜”写进日记。

如此这般，我们几位同学并非来自同一个赛道，却一同起跑，用如今说法，我们同属“素人”一类。

殊途，而未同归

庄建民和我都属羊。据他的观察分析，羊性与牛性属于规矩、本分的食草类，习性偏于温顺、绵软，可称为“羊性人”。比例上，羊性人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极为寻常的一族，但其中也有偏于疏狂的异类，不甘逆来顺受、任人摆布，关键时偶露锋芒。

小庄十四五岁时，班里有个好勇斗狠、恃强凌弱的小团伙，头头名叫二豹，常以江湖老大自居。小庄习惯于当“独行侠”，举止不卑不亢，这让二豹不爽。二豹屁股后面跟着几个狐假虎威的小喽啰，屡屡跟小庄寻衅动粗，皆落下风。二豹双臂抱在胸前，冷眼旁观，但小庄预感，二豹出手的一天总要来的。某日下午，二豹带人突然堵住小庄去路，声称要么“单挑”，要么臣服。小庄暗想，接受挑战，输了不过是挨顿揍，没什么了不起，但若是现在就认输，后患无穷。小庄点头，跟着他们来到居民楼后面的一块空阔场地，两人二话不说，直接交锋。与体形彪悍的二豹相比，小庄个头偏矮，身板单薄，但在小学阶段练过体操，常爬楼上房，动作灵活，也有些干巴劲儿，两人扭打在一起，彼此都挨了几拳，谁都没占到便宜。僵持中，被路过的大人拉开，算是打个平手。让小庄对二豹高看一眼的是，他没指使喽啰们一哄而上，还算“绅士”。这一架打出了“和平”。二豹知道小庄不是个软柿子，气焰有所收敛，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小喽啰们也都安生了。

羊性的小庄柔中见刚，一旦撒欢，笔墨间的毒舌功夫也很了得。读南开后半程，有次小庄到一位老师家求教，回去在日记中记录下的，不是老师如何点拨如何教诲，而是对其糟糕的居住环境极尽调侃之能事，字里行间，不无刻薄。

只是羊性人再撒欢，再刻薄，骨子里仍是羊性。与之形成对照的狼性人则相反，天生具有进攻性和杀伤力。动物界的羊性与狼性属于两极，狭路相逢，强弱立判，比如公野牛，体型庞大且肌腱强壮，却是食草动物一族；母狮子体形明显逊色对方，却生性凶狠残暴，位居食物链肉食动物的顶端。两者互搏，公野牛被母狮子猎杀是大概率的事。引申到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小庄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主要是由狼性人推动的，初期更是如此，任何进步、变革、战争等都与狼性人密切相关，他对此做出结论：“历史是由狼性人创造的。狼性人创造了历史之后，由羊性人来总结、归纳，形成制度，变为稳定的社会意识。”这意味着，狼性人也需要适当地收敛和抑制自我，向“非狼化”规则和秩序靠拢。

通常，羊性人往往有怜悯之心、仁爱之心、羞耻之心、敬畏之心，狼性人则以建功立业之心驰骋天下。联系到古人说的“立德、立功、立言”，狼性人看重立功，羊性人则更多注重立德和立言。放在一个社会集团乃至一个国家的框架中，最佳的结果，便是羊性人与狼性人形成阴阳互补关系，如同车之双轮，均衡运行。

多愁善感的小庄，写日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小学五六年级。深究之，原因大约有三：一是思想早慧，二是身体早熟，三是性情敏感。三因合并，常使他心绪不宁，写日记便成了一种不平则鸣的渠道。

这种“日记现象”的缘起，也被认为是所谓文学发生学的原理在冥冥发力。小庄的性觉醒也始于这个时期。

一次在家，他听到收音机播出舞剧《白毛女》的插曲，“北方吹，雪花儿飘”，歌词、旋律和清纯女声缭绕耳畔，他先是恍惚，蓦然间有了触电般的感觉，体内生物钟密码仿佛惊蛰般唤醒。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一天他独自在家，看到大衣柜顶端放着父亲的一只皮箱，好奇心驱使，他搬来椅子站上去打开皮箱，看到里面有一本书，内容是介绍生理卫生知识，他读得耳热心跳，血脉偾张，此后一直惦记着皮箱，只要家里没人，就取出书翻看。很可能他的偷窥留下了蛛丝马迹，他发现皮箱里的那本书不翼而飞，非常失望，也彻底死心。这件事，成了父子之间的一个永久秘密。

此类偷窥之事，在我少年时代也曾有过。小时候，我家住在奉化道的一座德式建筑里，那座木质老楼有三层，一二楼各有三户人家，三层是楼的尖顶，面积狭窄，破旧不堪，一直没住人。十三岁那年，学校解散，我无所事事，整日四处晃悠。一个中午，我踩着吱扭颤动的楼梯上了三楼，地上杂物堆积，满是灰尘。我看到角落处丢着一本旧书，已被人翻得卷边，我很好奇，发现里面讲的是男女生理结构知识，更要命的还有图解，立即被吸引住，没注意到周围的动静，忽然间有人大喝一声：“干嘛呢？”我猛一抬头，见到楼梯口站着两位高我两届的邻家哥哥，我浑身一抖，下意识把书扔出去，书正好落在他们脚下，两人捡起书凑过去，相互瞧着，发出怪笑。我忙蹿下楼，膝盖还被楼梯护栏碰出血痕。那几日，我一见到他们就溜，仿佛做了丢人的事。再大些我想明白了，他们大我两岁，荷尔蒙已经觉醒，对此类读物的兴趣，至少不会比我低。

还是回到小庄。偷窥那本书，使他变得拘谨、内向，不再和同龄异性说话，见了女孩子便躲，可目光又不受个人支配，总是忍不住悄悄追寻着她们。中专毕业，他开始憧憬爱情，进入大学，他更意识到需要付诸行动，告别“柏拉图幻想”，这样的风华季节，如果不曾奔赴过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无异于虚度青春。

读大二时，小庄开始为校报文章做些插图。有个外系女孩画了一幅刊头，题为“小辣椒”，编辑觉得创意不错，便让小庄帮忙修改。小庄初次见到刊头作者就一阵心跳。女孩白皙脸上那几粒小雀斑，俊俏、活泼，尤其让他着迷。刊头定稿后，“小辣椒”却像是“蒸发”掉了。他若有所失，开始留意“辣椒女孩”的行踪，在图书馆查找，在主楼各个自习教室搜寻，在她放学的路上守候，总是白忙活。他打听到“小辣椒”的宿舍，便找借口硬闯，终于见到她，东拉西扯，语无伦次，无获而返。过了几天，经过一番自我激励，他鼓足勇气邀请“小辣椒”观看电影《佐罗》，女孩面露难色，收下电影票，却爽约了。小庄依然意乱情迷，不相信“小辣椒”对自己毫无感觉，还设想了种种女孩没来赴约的理由，认定或许是对方在考验他的爱意成色，遂郑重寄出情书，苦苦等来的是一纸拒绝。

这时候的小庄，在追女孩子这件事上还是个没开窍的愣头青，学不会察言观色，说不出甜言蜜语，做不到欲擒故纵，这并不妨碍爱情假想在他的内心疯长。

大四那年，一个叫平儿的哲学系女生进入了小庄的视野。她曾是他的邻居，还和他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某日他和她在校园意外相逢，他蓦地领悟了，什么叫“女大十八变”。就因为两人并不生疏，这意味着发展关系可以少走弯路。他省略铺垫，直接找到平儿，以熟识的口吻让她推荐几本书，理由堂而皇之，帮自己补补哲学。平儿满口答应，让小庄去她家直接挑选。

一个冬日上午，小庄去了平儿家。坐在她家，话题围绕哲学和文学，又延展到共同认识的同学和熟人，聊得尽兴，让小庄有了一种推心置腹的感觉。很快到了中午，小庄余兴未尽，却只能告辞，他约好过几天再来找她，至于借书，那本来就是借口，直到离开，两人谁都没再提起。回家一路，小庄有些飘飘然，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恋爱关系，情投意合，两心相悦，只差捅破那层窗户纸了。接下来时光变得难熬，仅仅两天，他就等不及了。那时没有可供联系的电话，写信只会耽误时间，他索性直接上门，自信地认为会给她一个惊喜。

那个上午，平儿开门，微微一怔。随后小庄看到了让他吃惊的一幕：屋里坐着一位高个子男青年，表情有些不自然。一时间三方都有些拘束。小庄稍作镇定，拉一把椅子落座，位置和平儿、男青年正好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大家不咸不淡聊了几句，他就离开了。

小庄骑车在寒冷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着。平儿的家能同时接纳两个异性来访，这不是典型的“脚踩两只船”吗？按常理，女孩子考虑终身大事，在目标没有最终确定的状态下如是操作，并非不可理解，但那时的小庄太年轻，太“直线”，也太较真儿，特别是植入他头脑的伦理观已经根深蒂固，他不能视若无睹，任其继续。他要向平儿讨个说法。 

就在当晚，小庄第三次敲开平儿家门，绷着脸把她叫出房间。两个人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他硬邦邦问：“我想知道，上午见到的那个男青年，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跟你又算什么关系？”潜台词的道德评判意味再清楚不过了，等于把平儿逼入死角。黑暗中，小庄看不清平儿的表情，却听到她回答的声调高傲而凛然：“我觉得，青年男女之间相互交往都很正常，他来我家，你来我家，我都欢迎。也许你想多了，我没有答应你什么，也不欠你什么。你不该这么问我，我也没有义务回答！”小庄惊诧，垂首，裹紧外套，羞恼离去。

一场期待中的恋爱，梦怔怔中就被画上了句号。我相信，若当时小庄以更弹性的方式接受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事实，以他的特有气质和一表人才，很可能不会发展成这般结局。事后他也是这么反思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少年时期与少女冬妮娅相恋，后因理想不同而分手，令无数读者扼腕叹息。而在我看来，保尔后来的另一个爱情桥段，更具伦理意涵，也更耐人寻味，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保尔参加革命后，心仪知性女子丽达，这段情愫却夭折于他的莽撞和误解。那次，他兴冲冲去找丽达补文化课，出现了与小庄的经历极为相似的一幕：他从门外愕然看到，丽达在屋里和一个男青年交谈甚欢，不明所以的保尔一阵失落，闪身撤出，毫无迹象地消失于众人视野，没有给当事方任何解释和转圜的机会。不久便有了保尔被炸死的误传，丽达得知消息，还把自己的悲伤写进日记。三年后，全俄召开全国青年团大会，已是中央委员的丽达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人公布全体代表名单，当念到保尔·柯察金的名字时，她的身子战栗了一下。会议间歇，丽达找到保尔，在一个角落两人有段对话，丽达表达了内心埋藏很久的困惑。保尔表情苦涩，承认那是他在年轻时犯过的一个错误，现在想来很可笑，但更多的是遗憾。丽达说，保尔，这番话你三年前就应该说，而现在太迟了，我已经有了一个小女儿，她有个不错的父亲。保尔面色凝重，沉吟道，不管怎样，我失去的，比我得到的要多。人的成熟需要过程，需要付出代价。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小庄当初的鲁莽举动，导致恋爱“未遂”，某种意义上也是必然。新中国成立最初的一二十年里，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影响了无数庄建民式的中国读者，这也是那代人的理想主义爱情观的某种认知宿命。

刘跃进也曾经历过如期而至的青春悸动，却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机警和理性，使人不能不相信，他身上所显示出的把控人生方向的“大局观”，仿佛与生俱来。

农村插队下乡第一天，十八岁的跃进就被广播室传出的甜美女声迷住了。见到庐山真面目，更感觉女广播员的外形与声音完美融合，浑然一体。以前读中学时，男女生之间楚河汉界分得很清，到了农村，禁忌破除，距离消失。这个乡下女孩喜欢穿红色外衣，性格爽朗，相貌可人，使他第一次有了想与异性亲近的愿望。作为团支部副书记，跃进少不了要与广播室打交道，他的工作稿子都是由红衣女孩播出的，有事没事就往广播室跑，一来二去，彼此都觉出有种微妙的情愫在悄然萌动。这时恰逢跃进的母亲来乡下看儿子，她敏锐地发现“情况”不对，提醒跃进与女生交往要保持距离，在农村谈恋爱更是不可取。母亲目光深远，及时叫停，不希望跃进的未来被天地其实并不广阔的农村拴住，相信儿子将来会有更大作为。跃进瞬间警醒，开始自我克制，与红衣女孩的接触大大减少。数月后，跃进收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更加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若干年后，刘跃进听到李春波的民谣情歌《小芳》，内心还是有些忧伤和惆怅，那个青春短梦毕竟是其人生之旅的初次体验。

读大一时，从系主任到汉语课老师，都曾敲打过学生，大学不负责培养作家，想当作家，此门不通。现在看来，老先生们或许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七七级”是一群过来人，表达欲望强烈，想当作家的人如过江之鲫，另一面，能真正发表作品的却寥若晨星。

刘跃进最初是圆作家梦的积极跟进者。作为中青社子弟，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他很早就读过一些红色经典作品，此后又读了鲁迅、茅盾、王愿坚、峻青、浩然和外国作家杰克·伦敦、凡尔纳的作品，其先发优势，在同学中得天独厚。他家宿舍楼内的342房间，柳青是常客，曾在这里修改《创业史》第二部。那时柳青每天都要下楼遛弯儿，他略显驼背，肤色黝黑，目光有神，头戴西瓜皮帽子，完全就是陕西老农模样。同一单元的二楼，住着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可称邻居。此客房还先后住过《红旗谱》的作者梁斌、《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等，都是小说名家。一次在现代文学课上，老师提到20世纪50年代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曲折过往，跃进惊讶地发现，与他家同住一楼的那个吴小武叔叔，居然就是萧也牧本人。

刘跃进不再热衷于小说、诗歌、散文写作，将关注点、兴趣点转向古典文学。契机发生在1979年春，叶嘉莹教授回到中国，首先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举办讲座。叶先生在111阶梯教室初次亮相，光彩照人，一讲就是两个多月，讲座听众，可用满坑满谷形容。跃进深受感染，暗自激励自己，“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并迅速付诸行动。

实现学术理想，读研深造，自是不二选择。大四那年，全国硕士生招生目录公布，刘跃进报考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由于英语不过关而名落孙山。这个小小的挫折，反而激发了他的学术激情。王立平回顾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谱曲时的情形，曾用八个字概括为“一朝入梦，终生不醒”，用来借喻跃进的学术寻梦，极为恰当。笼统地说，无论他最初想当作家，还是最终成为国内顶流学者，都没有游离“文学梦”的核心，只是在寻梦方向的选择上容纳了多元的可能性，刘跃进把这样的可能性，在日后变成了具有个人标识度的必然性，并发挥到某种极致。

1982年1月，“七七级”毕业生相继离校，各奔东西。刘跃进回京的分配单位，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下属的文史教研室。之前，清华大学来人到南开大学挑选毕业生，系里王达津和郝世峰两位教授极力推荐刘跃进，可谓慧眼识珠。庄建民则被分配到新华总社，当了记者和编辑，也算是如愿以偿。而我的毕业分配过程，称得上“高开低走”，之后的职业走向也略带几分戏剧色彩。

我拥有五年以上工龄，一直享受着带薪上学的政策红利。按“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我本应回到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中间却出现了情况。读大四下学期时，军艺曾到南开大学挑选毕业生，系里推荐了我。我的家世背景、退伍兵和编辑身份，无疑都是加分项，军艺方面阅读了我的作品剪报表示认可，此事算是敲定了。系里老师告诉我，你在班里是最先确定毕业去处的，并叮嘱暂时保密，我犹如梦幻，连连点头。此后我声色未露，学习如常，只待通知。毕业的日子终于来临，一些同学纷纷赴京报到，我心里有底，并不羡慕，随着学生宿舍由混乱不堪而变得日渐空荡和冷寂，我坐不住了，问到系里，才得知由于不可知原因，去军艺的事已经泡汤。一切毫无征兆。

单行道与多向度

“七七级”的四年学业，在匆忙散伙、各奔东西的一片狼藉中，画了句号。我和跃进、小庄京津相隔，各自沿着人生岔路渐行渐远，背影日渐模糊。此后岁月，刘跃进如何一步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我全然无知；庄建民又如何从普通记者和编辑，坐到总编室副主任、副总编的位置，后来如何辞职南下，混迹商海，我同样一头雾水。

现在看来，刘跃进在南开时就预设了一条单行道。分入清华大学当天，他便向教研室主任申请报考硕士研究生，一阵软磨硬泡下，领导还算开明，同意他填写报考表，但由于入职年限，被人事处打回来，这才得知，两年后他才具有报考资格。

这个门槛对于踌躇满志的他，无异于当头一棒。两年的等待时光是如此漫长。说来难以置信，跃进的曾祖、祖父都是文盲，父亲也只是中青社的普通编辑，不属于书香门第，更谈不上曾有过怎样的古文训练、国学熏陶，其本人的中小学教育也与古代文学毫无瓜葛，称之“小白”，绝不为过。正是在孤独、迷茫中，跃进确定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向。

两年后，刘跃进考上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为名师姜亮夫教授的得意门生。1925年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招生，姜亮夫是第二届学生，受业于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既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再传弟子”，又与大清末代皇帝溥仪成为“同学”关系。入学仪式上，姜亮夫教授对新生的要求是，你们读的不是一般的人文学科，是需要付出寂寞和辛苦的古典文献专业，为打好基础，做足吃苦准备，对得起清华祖师，不辱使命。传承之托，期待之切，溢于言表。

两年后刘跃进收获满满，回到清华，像是回到了学术家园，去图书馆成了日常习惯。在古籍书库的深处，他发现了一间专放善本的小屋，平时不对外开放。那些珍贵的古籍积久蒙尘，异所未见。跃进一有时间就进屋翻阅，沉浸其间，做了大量笔记，每每蒙尘归家。他还在陈旧发黄的借阅卡上看到许多清华老教授的亲笔手书，不禁内心滚热，一种与前辈大师隔空对话的感觉油然而生。

当刘跃进在学术“单行道”上稳步前行之际，庄建民却“低飞”于另类江湖。

小庄拥有好笔头，在新闻职场本可一显身手，却常常事与愿违。新闻和文学都是笔墨功夫，却隶属于两个范畴：前者以正在发生的事实为蓝本，不能越界，语言标准规范，强调客观、冷静、简洁；后者注重主观感受、独特想象和个性色彩。用他的比喻，就如灌木和乔木，同是植物，却完全两样。小庄成为媒体中人，却偏偏一直做着小说梦，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他相信作家圈的说法，新闻结束，文学出发，但新闻如何转化为文学，由谁转化，这都是学问。

新闻职场永远不乏嗅觉灵敏、精明能干的达人。小庄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同行：冬南夏北、轻车熟路的“候鸟”式记者有之，雇佣军般的“三包”型记者有之，出入豪华宾馆、享受车接车送的“宫廷”类记者有之，只会跑机关、编材料的居家型记者有之，凡此种种，各怀绝技。但许多东西是小庄学不来的，他真心佩服的，是那种为独家新闻而肯下力吃苦的同行，他们对生活环境和物质需求从不挑三拣四，油水不大的苦差事，别人不愿去的危险地方，只要值得，他们会拎包奔赴，一路绝尘。小庄敬意满满，心向往之，身体力行。

小庄曾在安徽下放一年，对于乡村的生态真相有切身体验。有次他去一个偏僻遥远的地方采访，一天之内要换四种交通工具，轿车、火车、轮船、客车，马不停蹄，争分夺秒。

先是从蚌埠到芜湖，乘的是火车，还有座位，悠悠一路，可以观看沿路乡间风物。正值冬天，之前接连几天阴雨飞雪，空气沉闷潮湿，这时忽然放晴，枯枝败叶草木凋零的土地，沐浴着阳光，散发出清爽扑鼻的气息，竟有几分小阳春的气象。有的土地灌满了水，为来年种稻所需。树木繁茂的地方是村庄，草房居多，间或有些许崭新砖瓦房鹤立鸡群，新旧错落，高矮不齐。一处水面上，鸭子在游弋，有位坐在岸边土窝里看书的放鸭姑娘在眼前闪过。

下了火车，过江旅客纷纷涌向渡口，吵吵嚷嚷地塞满了渡轮。小庄注意到，船上立着一辆自行车，后架绑着一个大过脸盆的篮筐，里面挤着二十多只待宰的鸭子。它们个个翘着头颅，伸长脖子，样子木呆呆的。有趣的是，鸭群中混着一只大鹅，雪白硕大的额头长着一颗橘红色圆球，像是皇冠，神态不凡。很快大鹅累了，眯起黑豆粒般的眼睛，即使在打盹，也不失鹤立鸡群般特有的高傲。拥挤在它身边的鸭子就不同了，庸庸碌碌，各色各态，有两只鸭子脑袋昏昏垂着，像是被猎枪击中，嘴里滴出的浑浊黏液挂在篮子边沿。

船停靠岸边，小庄跟着人流挤进乡间的长途汽车。他穿着皱巴巴的棉大衣，背着沉重的挎包，夹在一群灰暗麻木的人群里，想象自己的样子，很像那个篮筐中的某只鸭子，不禁哑然失笑。

汽车像匹吃力的老马，在一条崎岖不平的旧公路上颠簸行驶。小庄没有座位，摇晃中拉着扶手尽量站稳。车里塞满了旅客，人与人相互摩擦、撞击，烦躁、抱怨，更多的是神情麻木。一个瘦脸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仿佛在打瞌睡，谁知是晕车，忽然“哗”地吐出满是酸臭气的汤汤水水，溅在小庄的鞋面。他下意识后撤，却找不到多余的空间。晕车像是会传染，小庄的喉咙也在发痒，只能赶紧捂住嘴巴。还有个妇女干脆坐在地上呕吐，众人怨声四起。小庄缩在一处默念老天保佑，快点到站吧。

尽管一路千辛万苦，小庄对采访后写出的稿子还算满意，一年下来，也多多少少获得了记者职业打拼出来的成就感。

回到京城的几年里，小庄忽然觉得环境有些难以适应，新闻职场仿佛成了另类江湖。他纠结的是，以往新闻业内奉为金科玉律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现在还管不管用？引申下去，记者笔头的考量标准，是以新闻价值为上，还是以金钱价值为大？

小庄性情散淡，心气不高。在想不通的时候，选择置身事外，只想做纯正、良善的写作者。既然无欲无求，那就按部就班，顺其自然。好在他的人生轨迹还算正常有序，恋爱、娶妻、生子、育儿，一样没有耽误。这种随波逐流的俗常生活，倒也符合小庄给自己设定的道德底线，那就是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有天晚上，小庄推掉一个无谓的饭局准时回家。一进屋，看见高低柜上的黑白电视里声音嘈杂，儿子趴在地上摆动玩具，小屁股撅得老高。桌上的热菜被空碗扣着，妻子坐在一旁，低头看着手里的会计考试资料，那一瞬间，五味杂陈。

“这就是你的家吗？”当晚，小庄在日记中如此扪心自问，“你是见过世面的，你不觉得丢脸吗？”

21岁那年，小庄还在军博帮忙布展期间，有个小女生也多次经过军博大门。多年后他遐想当年，他和她在玉渊潭迎面相遇，也许不止一次，却擦肩而过。谁承想七年之后，他兜了一大圈儿到北京落地生根，竟与这位玉渊潭小女生成就了一段婚姻佳话，难道上天早已冥冥注定？小女生就读于玉渊潭中学，同学里不少是军博子弟，还有个闺蜜是小庄的偶像、著名画家何孔德的女儿。数年后他喜欢与她在玉渊潭附近散步，还带她走进军博，站在抗日战争馆的一块展板前，他告诉她：“这上面的立体字，都是我当年一个个贴上去的！”结婚后，小庄翻看妻子的旧日相册，其中一张，背景就是玉渊潭的熟悉风光，妻子梳着那个时代流行的羊角辫，身着浅格子上衣，宽松的裤管下穿着偏带布鞋，一脸少女的无忧纯真，眼神凝视，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小庄反复端详，认定她是在等候那个似乎从天而降的叫庄建民的男人。

眼下，小庄再度端详老照片，眼睛湿润了，一种愧疚感，还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自责，刺痛了他的心。

而在一般人眼里，情形不应该是这样的。记者享有“无冕之王”的声誉，重量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更属“大牌”之类，即使记者自身不招摇，不炫耀，也总会被那些“有心人”惦记。小庄对此清醒自知，人家惦记的，从来不是你本人如何魅力十足，而是看重你的话语权位置，还有由此衍生的种种资源。

以往，小庄常常以洁身自好、安分守己、穷且益坚、淡泊明志之类的字眼聊以自慰，把自己定位在合格的“写匠”，而永远成不了呼风唤雨、博人眼球的活动家。他承认自己人脉根基浅薄，职场能量有限，却并不觉得这是短板。后来的一件事，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有年秋天，家人紧急告知，堂姐在上班途中因车祸身亡，让小庄赶回来，帮助处理善后事宜，包括出面与肇事方交涉赔款金额，要求堂姐单位领导解决死者的一位亲属的就业问题，以及将现有住房换得更靠近市区等等，都是大事。在亲戚眼里，做了十年京城记者的小庄，身份特殊，自带光环，被寄予厚望，也是理所当然。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小庄虽第一时间赶到，却只做了些打下手的小事，比如帮忙写了一份申请书，与堂姐单位领导面谈，身份也只是家属代表。所有关键性的问题皆爱莫能助，自降了身份不说，亲戚也因此极为不悦。

小庄陷入了反思。他发现，活在烟火人间，做到高尚、正直、廉洁委实很难，而做到卑鄙、无耻、下贱同样不容易。有的人无论如何熏陶，也“卑下”不起来。有的谋利行为，理由堂堂正正，但真正做起来，心里还是不踏实。毕竟那么多年的“道德操守”从未逾越，即使松动，是不是也得费点力气？如此轻易破防，岂不是太“掉价”了？

新闻职场并非世外桃源，江湖丛林法则同样适用。小庄做不到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拒绝躺平，放弃随波逐流。他笃信“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一旦发现命运转机，果断奔赴，义无反顾，绝不会拖泥带水。而此时却有了一种异样的冲动，顺其时潮，伺机求变，毕竟面对利益现实，人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谁会拒绝锦衣玉食。

与此同时，留在天津的我，也正处于某种焦虑状态。

我的工作单位是市级宣传机关，坐落在泰安道，那是一座具有古典希腊风格的三层老楼，门口有武警站岗。我很快进入了状态。平时的工作是写宣传材料和各种公文，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逐渐感到厌倦。一次我大着胆子对处长表达了离开这里的想法，处长直视着我：“是不是你读过中文系，就觉得在这里屈才？你该明白，我们宣传处才是中文系最合适的对口工作，而且，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我蔫巴巴垂下脑袋。处长面色变得和善，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还年轻，文字也过硬，把眼光放远些，好好干，会有前途的！”

我没有死心，悄悄找到一位领导，他对我的一些作品比较认可，私下也常聊些文学话题。他沉吟点头，表示可以换个带有“文化”色彩的处室。两年后我又坐不住了，再次面色尴尬地找到那位领导，如此，我的工作关系转到了文联。

一些同事、朋友劝我慎重，无果，便不再多言。从机关的大干事变成下属单位普通杂志的小编辑，位子的落差，非亲历者难以懂得。但我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角色，并为日后的创作之路走出了第一步。

静水深流，或归去来兮

在“七七级”同窗中，若仅仅以“有志者事竟成”解释“刘跃进现象”，不足以令人信服。在这个娱乐至上的躁动时代，跃进以静水深流之势，默默筑造出了一座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学冰山”，其间，除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禀赋、眼光、悟性，皆为不可或缺的成功元素。

始进清华，跃进的主要任务是开选修课，属于素质教育之类，这显然不符合他的学术理想。他的人生定位不单单是语文老师，而要做纯粹而出色的学者。启程伊始，他注重学术根底，从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入手发力。为打通文史界限，还经常去北大校园旁听有关课程，其中有叶朗先生讲的中国美学史、张少康先生讲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贻焮先生讲的杜甫研究、袁行霈先生讲的陶渊明研究等，还包括中国科技史专题、历史地理学专题及专书研究，并做详细笔记，解决疑点，此外只要有机会，就去拜访名家，请教、交流、探讨，博识广览，海纳百川。

如今已是互联网时代，电子图书异军突起，传统的阅读模式面临挑战。跃进的想法也随之调整改变。中古时期以前，纸张尚未发明，钟鼎和简帛是主要的文字载体，文字记录很受限制。据《史记》记载，西汉东方朔初入长安，上书朝廷，三千字奏牍，由两人捧着供皇帝阅读，两个月才读完，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进而可以想象，学富五车，对于先秦两汉的读书人，并不值得大夸特夸。知识的传播与纸的发明和铜版印书的出现，存在必然的因果链条。到了近现代，书籍成倍增长，大大方便了取阅，再后来，书籍浩如烟海，读者阅读的兴致反而递减，靠卖弄学问而发迹者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人们各取所需，在乎个人的感受和理解，不再迷信权威。当知识爆炸致使信息过剩的时候，跃进从容如初，在学界反复强调经典重读的意义所在。

如何研读经典，自古而今，见仁见智。刘跃进结合自己的经验，去粗取精，有的放矢，从开卷有益、含而不露、探源求本、集腋成裘四个层面，推荐四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这些层面的源头，分别取自钱锺书、陈寅恪、陈垣和严耕望等大师。自号“缓之”的刘跃进，迄今已出版近二十部专著和论文集，内容涉及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编年、文献史、史料学、文学地理、文人分布，以及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入行之深，等身著述，已远远超出我的学识范围和接受能力。

与刘跃进学术领域的心无旁骛、持久深耕相比，庄建民的多向度人生气象，则是另一种风生水起，诡谲多变。

进入21世纪，有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小庄仿佛销声匿迹。毕竟是大单位、大记者，之前，其行踪飘忽本不足为奇。何况，他本来也不是同学中的活跃分子，露面次数有限尚属正常。但这回的情形异于往常。

公元2000年，庄建民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生决策，告别京城，杀入深圳，开始了长达12年的南漂生活。这一年他四十有五，已由小庄变成老庄。如此这般，扔掉铁饭碗，抛弃大媒体的靠山与招牌，改弦更张，纯粹从商，抛家舍业，背水一战，老庄会不会是哪根脑神经搭错了？退一步说，按正常思路，即使打算改换门庭，也未必一定要与原来的生活剥离得干干净净，以他的职场资历与写作能力，找个国有接收单位并不困难，他又何以如此决绝，只身南下，搏命独闯？事实也证明了，老庄这次选择给他带来的人生震荡之剧烈，以及付出的代价，远非早年的弃画从文可以相提并论。

老庄不是毛头小伙，他的选择不排除男儿血性的意气用事，或被虚幻目标诱使的一时冲动，更内在的原因，还是性格使然。他从不把过去的人生积累看得有多重，目标一旦认准，心无旁骛，拔腿就走，丢了就丢了，不足惜亦不足道，就像当年他轻易地放弃十年积淀的美术专长，一脚踏入陌生的南开校园。对于生活中一件事、一个现象、一种结果，人们喜欢用“当局者迷”来解释，但作为“事中人”老庄，却未必如此。以他的经验和智慧，离京南漂，从零开始，肯定会有比局外者更深的思虑、更远的谋划。

事后看来，老庄很可能是被自己酷爱的围棋带“偏”了。经过多年的摔打和沉浮，他坚信适时放出“胜负手”，往往会收获绝处逢生的奇效，每一招“胜负手”，都可能成为一次人生再造的涅槃。

“胜负手”是围棋术语，中日韩棋史上，记载了很多高手由于“胜负手”而力转乾坤、转败为胜的案例。老庄深谙其妙，坚信此招一出，棋局骤然间会增加许多变数，“有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否则，等待你的，很可能是“安乐死”。而此刻，老庄放出的人生“胜负手”，相当于一把豪赌，甚至不惜押上身家性命，那意思摆明了，我这步棋就这么下了，命运之神，你敢不敢接招？

至于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本身就是反常现象。在他看来，所谓“馅饼”，就是“陷阱”的别称。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无来由的高额回报，让你坐享其成，坐收渔利？退一步讲，真被“馅饼”砸中，对躺赢者也未必是幸事，至少，会助长人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和自私本能，与“人，诗意地栖居”的荷尔德林境界，相距甚远。若说人世间的超级馅饼，大约就是巨奖中彩。有美国业内人士通过欧美国家的相关数据发现了一个怪异规律，那些彩票头奖得主，五年内“返贫者”不在少数。以美国为例，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竟高达75%，委实让人匪夷所思。

老庄在区分何为“馅饼”何为“陷阱”这件事上，做过最简单的逻辑推理：凡是偶然得来，未经付出就轻易到手的东西，可以认定不是“馅饼”，而是“陷阱”。那些违反常规、常理的馅饼自天而降，应该格外警觉，闪躲为佳。用再高些的标准看，当巨大利益莫名其妙突然降临，保持清醒、克制和自律，可以认作是一个成熟公民的基本修养。老庄只身闯荡深圳，就是放弃“天上掉馅饼”的幻想，迈出这一步，也是做足了思想准备。

果然如是。南漂日子，老庄始终处于某种悬浮状态。在深圳，他凭着商业嗅觉，几乎把与证券相关的行当做了个遍，诸如网络证券咨询、招募会员制、股指期货仿真交易，以及一度爆火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他的身影都曾出没其间。最初他小有收获，甚至亲历过财富瞬间大幅增值，却好景不长，更多时是在险象环生中疲于招架，徒劳挣扎。说到底，老庄终究是文人而非商人，“商旅生涯终是梦，书生意气总为魂”，这是“胎里带”的命中劫数，绕不开，躲不掉，逃不脱。老庄现实版的生活写照，妥妥的是个“幽居”者，无迎无送，应酬皆免，但他毕竟没有看破红尘，更不会入定为僧，排遣郁结，只能在大自然寻求释放的可能。他居住在笔架山公园旁，园中呈丘陵起伏状，三座百米高的主峰鼎立，形同笔架，因而得名。每天早上爬山顶鸟瞰四周市容，远眺深圳湾和香港的遥远景色已入生活作息。星月中，他孤零零回到居所，紧闭门窗，把卧室当成练歌房，独自长啸。他小时候学过简谱，稍懂一些唱歌技巧，壮怀激烈的孤寂中，过足了随心吼唱的瘾，所有的压抑通过胸腔共鸣统统排出。

更多时候，日记是他的灵魂伴侣。他不会记录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屏蔽那些起居饮食、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遵从心绪的自由流淌。早年，他在日记中仅仅是个倾诉者，日记作为私密情绪的容器，深藏着种种追问、焦虑、烦忧、自省、忏悔，还有数次单相思过程中的诉说、呻吟与梦呓，这类日记，一度被他嘲弄为“垃圾桶”和“下水道”。后半生，他的日记逐渐变得视野开阔，内容纷杂。若做个基本概括，日记是他一生的精神驿站，年轻时的心猿意马，中年后的孤独自审，晚年的从容笃定，尽在其间，一路陪伴，不离不弃。即使日后老庄西装笔挺、举止雍容，出入于金碧辉煌、华丽排场的“高端”社交场合，在他的日记中也只是皮相而已。

2012年，老庄“断臂突围”，结束了兜兜转转的南漂日子，倦鸟归巢，回到北京，已是两鬓染霜，年近花甲。他把12年的南漂岁月视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私人事件，也是一次别具意味的出家修行。

毕业四十多年，星散八方的同学相继退休，落脚北京的老庄，随着家乡情结日渐黏稠，加之二老年事已高，回津便成常事。有好热闹者组织京津同学围棋对抗赛，架势拉开，互不服输，老庄与我皆属资深棋迷，几番来来往往，接触增多，但就私交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大体依旧。近几年，我们仅有两次单独见面，老庄趁回津之便，约我出来征询他出书的想法，地点定在我家附近的麦当劳。当过兵的我一向守时，但老庄总是“捷足先登”，点上两杯热咖啡，找一处位置清冷的角落静候。我每次提前五分钟出现，却每每落个“姗姗来迟”，抱歉落座，老庄没有寒暄，直接入题，完事就走，步子生风。

老庄的新书是一部随笔集，那只是其大量文字的冰山一角。读进去，时光倒流，往事浮现，老庄既遥远，又陌生，有时干脆就是面目皆非。老庄的人生支离破碎，四散飞扬，又悄然聚拢，无缝连接，拼成活生生的“完整版”老庄，给我带来一个窥视者的隐秘快感。概括说来，他的人生经历有如万花筒，每转动一下，都能看到不同色块和角色：资深媒体人、网络博主、业余画家、炒股弄潮儿、艺术品交易人、音乐发烧友、棋牌达人……太多兴趣点，都难以成为老庄个体生命的存在标签。这些年，先开博客，后建公众号，用文字经营一块“老庄菜园”，数百篇随笔看似七零八碎、东拉西扯，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传读本，在万家灯火中微光闪烁，并不如何耀目，却暗香缭绕。

老庄那种“归去来兮”的苍凉心境，我的切肤体验其实来得更早。

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转型加剧，全民皆商，见面若还谈什么诗歌、散文，无异于被时代抛弃的落伍之徒。

这个背景下，性格活泼开朗的萍子开始变得浮躁，还夹杂着叹息，口中念叨最多的就是“穷则思变”。 

萍子是学机械专业出身，在机床研究所伏案绘图，工作性质与我的编辑工作相近，偏“静”。后来她调进一家大型国营商贸公司，负责公关，很快便得到重用，被提拔为计划科长，南来北往，尽显才干。这时有人找到她，说窝在“大锅饭”的体制里，实在屈才，海南商机无限。1992年春节一过，34岁的萍子做出了一项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决策——辞职南下。公司高价挽留，她不为所动，一时闹得很僵，她去意已决，连档案关系都不要了。

动身前，萍子忽然有些不自信，而这时已经没有退路，我所能做的只有全力支持。我说你有机会，有人脉，有能力，没问题的。她问，创业失败了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回来就是。她说，日子怎么过？孩子怎么办？我说，我写稿子养家。话一出口，我也心虚。明明稿费讨生活不靠谱，况且，拍胸脯说狠话不符合我的性格，之所以敢这么信誓旦旦，还是因为我心里有数，以她的本事，未来的生路用不着我操心。况且当时也需要我这么表态，如果机会来了，不去尝试而轻易放弃，以她的心气儿，肯定终生抱憾。

匆匆送走萍子，回到空空落落的家，我摸索着地图找到海南的位置，发了一阵呆，是福是祸，就看命了。

很快，萍子在那个被古人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注册了自己的旅游公司。其实，一个女人独闯异地的种种艰辛，我并非全然无知。萍子曾谈起过一次旅途险情，说得漫不经心，却使我深感自责和揪痛。一次，为了一桩紧迫的生意，她只身穿行于深圳、珠海和广州之间，事情终于搞定。她在广州打算换机赴海口，一时未能买到机票，为了不耽误签单，她决定连夜乘长途汽车返回，结果被两个陌生男人偷偷盯住，她察觉了，四处躲藏，还是被他们劫持到一辆出租车里。司机警觉，出手相助，机智地把出租车开至一处武警驻地门口，当场擒获歹徒，又护送萍子赶上了已经开始行驶的长途汽车。好人见义勇为，生意顺利签单，萍子收获了短暂的惊吓，也享受到了事业成功的快感。

萍子的事业越做越顺，仅仅两年，就办了“L-1”签证，远赴大洋彼岸美国。这就是现代人特有的潇洒作为？依然是这块土地的子民，何时起，“离别”已经失去原始内涵，不再让人畏惧和忧伤，似乎谁拒绝离别，谁就是那没出息、没本事的窝囊废，活该被世界大潮淘汰。这意味着，人们要学会“离别”，学会“离别”就是学会随缘。

一天在路上，我偶遇萍子最要好的闺蜜林女士，在就近的肯德基坐了一个小时。林女士在德国打工已经五年，很难得回国。她谈到，一同出国的三位女友，只剩下她不是单身，她称自己骨子里是比较传统的女人，从无外心，在国外总惦着天津这个家。我问既然如此，何苦不回来？她叹口气，说我也是奔四十的女人了，位置早就丢了，回来能干什么？我说，远山远水，不是个事，你先生当爹当妈，自己带孩子不容易，家庭貌似存在，其实徒有其表，日久天长，男人会对未来产生幻灭感。林女士苦涩摇头，先生不肯过去打工，也不能怨他，国内的事业不错，一切舍弃，从零开始，怎会认头？在国外生存，女人往往更有韧性，也相对好混一些，男人要面子，讲尊严，不肯轻易低头，有些难办。我和她先生同为留守男士，自然有同感。我说，夫妻分离久了，别说激情，感情都难说，时间和空间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生活，具体说会改变夫妻生活走向，变得不再同路，进而成为陌路。林女士认可地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我说，96年我去过一次，三个月。林女士又问，没留下来？我说，去了才知道，什么叫“熟悉的陌生人”。随之，我们都沉默了。

1997年4月，我再度赴美，在亲朋好友的疑惑中如期归来。我与萍子成了各自人生的过客，似乎也是顺理成章。我们无论谁，都不该承担伦理责任，所能做的，便是真诚凭吊那些曾经美好的过往，并默默互予祝福。

满目青山，夕阳如血

回京后的老庄，办理退休手续，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以公职的社会人员身份，把个人的社保缴费资料提交相关部门，通过审核，就可以领到仅仅维持温饱的退休金，此路径简单，省事，却是下策；另一条路，向老单位提出申请，以原单位人员的身份退休，如果走通，退休金将会翻倍，应是上策，却难度极大。但老庄的情况有点特殊，老庄落脚深圳的最初几年，离职人员采用“停薪留职”的方式，把档案存放在原单位，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后来情形变了，在他接近退休的年份，居然赶上了清理“停薪留职”人员档案。恢复身份并享受原单位退休待遇，办成这件事有难度，但不大。老庄从上到下跑了一圈，结果越搞越复杂，最终未能如愿。究其原因，还要归结到老庄的做事风格。假如他放低身段，礼数尽到，结局很可能未必如此。他终于失去耐心，索性不要也罢。

老庄真正成了闲散的京城退休老者。一度，他的日子没有预想得那样安宁。在不知情的亲朋旧友眼里，深圳归来的老庄，仍是个“人物”，“光环”尚存，“虎威”仍在。于是时不时地，还会有人上门求助，请他帮忙找关系、打官司、调动工作，他常常哭笑不得，如实相告，重复解释，不厌其烦，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祥林嫂。逐渐地，他的日子清静了，同时也投入到了尽孝的操劳中。

很多年前，老庄的母亲本是普通家庭妇女，却常常受到单位老领导、老同事、周围老街坊的邀请，成为其子女婚事的“座上宾”，就因为兄弟姐妹齐全，儿子、女儿及孙辈、外孙辈一个不少，整个就是祥瑞的化身。天津人讲究喜事圆圆满满，遇到儿娶女嫁办婚事，就会请来庄母，图个吉利，沾沾“全乎人”的福气。

退休后的老庄比母亲更进了一步，实打实的四世同堂：上有父母和岳父岳母，中有姐妹，下有儿子儿媳，再下面是孙女，四辈齐全，其乐融融。老庄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下有“含苞花蕾”，上有“残年风烛”，喜气中别有深意，“全乎人”不是固化的，生活中变数随时出现，这才是人生真相和常态。 

英国女作家戴安娜·阿西尔在临近九旬那年，出版了深获好评的《暮色将尽》一书。她在陪伴母亲时，注意到她吞咽药片时喉结在不停颤抖，像是看到了镜子里未来的自己。在慢慢进入这个无法自控的过程中，她把衰老的身体比作一座逐渐腐朽的房子，“我们只能无奈地看着它一点点破败，再后来。她觉得就像坐在过山车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弯道会甩给你什么”。一次她跪在瓷砖上擦拭自己弄脏的污迹，哽咽不已中，她明白了，“原来老去不是慢慢凋零，而是尊严在某个瞬间突然碎裂”。

这种感觉，老庄在回津陪护父亲的日子里，曾有切肤般的体验。八十九岁的父亲患多种老年病，每天用药七八种，从沙发上站起来，需要有人用胳膊在身边协助，同时还伴有小脑萎缩，常偎在沙发里打盹儿，见了儿子，总重复着问：“现在几点了？”父亲曾是天津电影厂的摄影师，业务上被视为权威，在家里亦堪称“顶梁柱”，现在成了离不开别人照顾的“老小孩”，幼稚加低智，常常被家人哄笑和“呵斥”。每每这时，老人没有反应，眼神木然，表情僵硬。再后来，老人的自理能力丧失，尿床已成寻常事。明明有纸巾在身旁，却总是把痰吐在手里，气得母亲一边洗，一边打他的手。那天午后，他去火车站准备回京，向父亲道别，一连说了几遍，老人终于听明白了，眼巴巴地看着他，“哇”地哭出声。这一幕让老庄寒气穿心，到了这个年龄，自己会不会步其后尘？

老庄在天津那边为父亲送了终，北京这边，岳父岳母也在两年内相继辞世，仿佛老两口彼此早有相约。

九十六岁的岳父先走了两年，八十八岁的岳母一直住在老庄家里。照料岳母的日常起居，老庄和妻子轮流“上岗”，他还负责“陪读”“陪聊”。岳母年轻时是个浪漫的“文艺青年”，尤喜古典诗词，外国诗也读过一些，这也成了岳母和女婿之间聊不完的话题。岳母文学情怀不减当年，提出让女婿给她讲讲唐诗宋词，老庄也乐于投其所好。常常是岳母睡过午觉，老庄便推着老人的轮椅来到客厅，拉开架势，激情“开讲”。老庄在读南开时留下了大量叶嘉莹教授的诗词讲座笔记，正好派上用场。岳母的姥爷是个教书人，也许是遗传作用，岳母对文学、诗词的领悟力之高，出乎老庄意料，听课的神情像个专注的学生，还时不时提些看法，很有些教学互动的意思。

也就是大半年时间，岳母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先是排便困难，接着吃不下饭，只能被送进医院急诊病房处理。输液、插胃管、穿纸尿裤、装导尿管……病床上的岳母“全副武装”，像是随时准备进入生命的归途。老庄与妻子轮换陪床，目睹岳母日渐衰弱，再看看病房里七八个行将就木的老头老太，老庄心里一阵悲凉，在日记中感叹，这里几乎成了“临终候车室”。

老庄试图缓解岳母的压抑情绪，常凑近老人耳边聊天。一次他指着输液管问：“您看，这一滴一滴水流个不停，像不像一句古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顿住，观察反应，老人的深眼窝一亮，嘴唇微抖着答道：“疑是银河落九天。”老庄与岳母可以交心，有想法就说，不用掖着藏着。他和老人探讨，所谓衰老，并非生命的倒计时，而是人换了一种节奏活着。岳父年轻时曾在九龙弥敦道一家照相馆当学徒，一直对往事念念不忘，当年老庄还在香港工作，帮岳父了却了故地重游、寻访老友的愿望，一路行程，老人美得像个孩子。老庄回忆那次和岳父到过一处墓园，门楣上刻着两句话，“今夕我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老庄谈了自己的理解，无论何人，不管曾经多么辉煌、伟岸，都会有离开这世界的一天，回归故土就是回归自然，这才是生命完整，人生完善。温文尔雅的岳母静静地看着老庄，目光专注，没有回话，但老庄知道，老人听进去了。

送走岳母，老庄陪妻子一起去娘家老房子，整理遗物。主要是一些书籍、相册、文字材料。他发现一个柜橱里，满满堆着岳母从年轻到老年所写的数十本日记，里面摘抄了大量诗词、格言、哲语、警句，另有厚厚几叠笺纸便条，上面记录着某年某月某报上刊登的重要事件、信息，很类似为随时查询积累的索引。岳母早早在心里植下了文学根苗，并用一生默默浇灌，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翻阅这些遗物，老庄脑海里浮现出岳母好学上进的音容笑貌，不禁眼眶泛红。他把它们捆扎、打包，带回自己家珍藏。

这是“七七级”这一代人较为普遍的境遇缩影。

刘跃进的幼年记忆中，总觉得与父亲的关系很生，一直不肯叫爸爸。跃进有个哥哥，两岁时高烧不退，直到病亡，父亲却在外面忙得不可开交，没能及时赶回来，母亲为这事受了刺激，多年来耿耿于怀。全家迁居北京，搬入团中央宿舍，父母也是各忙各的。刚读小学的跃进每天到母亲单位吃饭，需往返十几里路，母亲给他买了月票，到无处可去闲得无聊时，便乘公交车把北京跑了个遍。他闹不明白，父亲整天不露面，究竟在忙什么呢？后来知道了，那些年除了工作，父亲最忙的就是自学。父亲上几辈都是文盲，自己也只读过乡村小学，他不甘心，报考了黑龙江省教育厅办的一个简师班，一年半时间，目标是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师。父亲以第一名成绩考中，与同班的母亲相识，一起在白城安了家。从白城到北京，父亲一直没有中断自学，家里珍藏了一捆厚厚的学习证书。

跃进的父亲病重期间，有许多话想和儿子说，但语言表达已很困难。经过反复揣摩，跃进明白了父亲的临终心事。

许多年了，母亲常常情绪失控，有个晚上竟离家出走，十岁的跃进和父亲四处寻找，不见踪影，直到黎明，母亲自己回来了，父亲从此更加小心。母亲平日总为一些小事冲父亲发脾气，谁要接话，火气更大。父亲的对策就是躲出去，回避正面冲突。进入老年，母亲又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初期表现是“被盗妄想症”，总是疑神疑鬼，致使全家不得安宁，为之异常苦恼。跃进总嫌父亲太软弱，父亲理解母亲，年轻时因长子夭折，而造成心理疾患，劝大家要多理解，与其伤心无奈，不如从容面对。

如果说父亲放心不下母亲，尚属情理之中，医疗卡又是怎么回事？内中细节，令人动容。父亲从急诊重症监护室转到急诊病房，跃进原以为他节俭惯了，有些药需要自费，不舍得花钱，后来他整理父亲的微信聊天记录，才找到缘由，父亲不想让身边的付费雇工用他的医疗卡取药。雇工应该是随时为他去医院看病取药的身边人，病危状态下的父亲很依赖他的协助，但在原则问题上拒绝让步。弥留之际，父亲担心的就是这件事。父亲病故后，跃进发现了老人写的两份材料，记录了老两口各自的病因和用药说明，这两份泾渭分明的亲笔记录，父亲从未提及，跃进猜想，可能是父亲担心自己病倒神志不清，老伴又说不清自己有什么病、吃什么药，特意写下来备儿子查询。

跃进的父亲和岳父，都曾担任过领导职务，两位老人三观极为相似，严于律己，堂堂正正，一尘不染。

他的岳父是离休干部，资历更老，在是非问题上更是眼里不容沙子。当年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以他当时的住房条件情况，完全可以提升住房质量，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住房还可以，无论家人怎样劝说，就是不肯申请，态度固执。他家住在20世纪6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大半个世纪，从未“挪窝”。后来，街道出面统一为老房子安装塑钢窗，岳父觉得多此一举，家里门窗未坏，花钱没必要，对方解释，装修费已由上级拨付到装修公司，即使不装，这笔钱也不会退还，岳父还是认为此举纯属浪费，坚持不换。至今，那幢老楼也只有岳父一家仍保持老样子。

岳父家住在一层，门口只有一个五个台阶的小楼梯，但对于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出行还是很困难，每次需要女婿女儿用电动轮椅抬上抬下。他的子辈毕竟也年入花甲，一次搬抬老人出屋晒太阳，跃进的妻子瘫在地上，急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腰椎骨折，虽经半年多调养基本恢复，却落下病根。此后，岳父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家门。

岳父认准的事，家里人谁说都没用。大家看似习以为常，心里却隐藏了诸多不解，岳父也有所感觉，不想当孤家寡人，一直在寻找合适机会和子女沟通。八十岁来临之际，家人打算给他祝寿，岳父很干脆地就回绝了，同时还写了一封态度庄重、言辞郑重的公开信：

……有人建议庆九不庆十。要按八十大寿办几桌筵席，请来亲朋好友庆贺一下。我觉得这样吃一顿饭热闹热闹的方式没有意思。我想要的是，在我活着且思维清晰的情况下，听听你们对我的评价和印象，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庆祝。

我在几年前曾做过自我剖析，小范围地介绍了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我是怎么为人处世的，我的优缺点。不过那是自我评价。大家怎么看我，平时见面谈话都不涉及，想趁着这个机会看看你们的书面意见。要说实话，说心里话。好的印象，例如通过我的言传身教得到哪些启发，有哪些感触等。我绝不忌讳说我的缺点和毛病及对我不满意的地方，这比我死后议论强得多，有些缺点、错误在我有生之年还可以改正，该道歉的地方也要弥补上。

我极不赞成死后开追悼会。再华丽溢美的悼词我也听不到了。再说，悼词也没有说缺点的，不真实全面。我也反对立墓，到清明节这天去墓前表示怀念，没有意义。周总理没有墓碑，但是他却活在人们心里。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我热切地希望支持我的倡议，满足我的愿望。

这种一般人闻所未闻的庆生方式，在家人看来，是转向开明的某种迹象，于是家人纷纷响应，畅所欲言，不仅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就连侄子侄女也都以文字方式表达了各自想法。儿子以批评为主，说父亲有些不近人情，女儿则站在客观的立场吐露心声，将父亲的为人做事善意地归纳为三点，即严格、严谨、严肃，算是褒贬兼顾。

跃进深有同感。早年，一次他去岳父家，闲聊中说到社会上某些不良现象，刚流露出些许不满情绪，岳父就拉下脸，毫不留情地一通批评。跃进面部僵硬，不知所措，他真没感觉自己哪一句是“乱说”，本想辩解，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索性知趣地找个地方坐下来，不再出声。此后多年，在岳父家，他总是有意地回避谈论自己，有关岳父的事，也大都不闻不问，敬而远之。有时，跃进也想主动拉近翁婿关系，会把学生寄来的年节土特产送给老人品尝，此举反而让岳父有了警觉。他提醒女婿，送礼者的目的，虽不可一概而论，但原因也并不简单，就算是身居清水衙门，也不可疏忽大意，口吻客气，却是语重心长。

时过境迁，已是耳顺之年的跃进，对已经故去的岳父有了新的认识。岳父原则性超强，内心深处其实也有柔弱之处。嵇康曾作《家诫》，告诫儿子为人处世还是要谨言慎行，包括一些具体细节，比如聚会时如何劝酒待客，人前人后怎么避免闲话等，岳父不曾写过类似家书，但何尝不是如此。家人的眼里，老人平生谨小慎微，做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对儿女管教严厉，自己更是以身作则，骨子里践行的是《格言联璧》所说的“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岳父为人处世，表里如一，知行合一，“慎独”“慎微”，怀戒惧之心，这是真君子的应有之义。

这一代“七七级”同龄人，他们多为50后，其父辈大都作古，自己也处于七十上下，正有尊严地步入人生的暮昏。

有哲人认为，活在这个世界，死亡和太阳是难以直视的。难以直视，却可以展开想象和追问。就如老庄笔下之言：“我把死神想象成一个头戴黑帽、身披黑色斗篷、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样子有点像佐罗，他远远地飘移在我正在行走的道路的前方，有时能看见他，有时又看不见。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我正一步步向他走近。我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来到跟前，但知道迟早会同他碰面。到时候，我会向他打个招呼，说，嗨，你好，我们总算见面了。你要带我去哪儿？现在上路吧！”那个世界同样哲意深邃，诗性斑斓，自己的生命故事是单行道还是多向度，都将隐没其间，融为一体，老庄相信，“那些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事物，在我之后许多年仍将恒久地存在”。

【作者简介：黄桂元，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级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曾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已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长篇纪实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