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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8日至8月1日，全球知名学术机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在韩国首尔召开了第2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202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正值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创立70周年纪念，同时还是联合国所宣布的“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比较文学研究的里程碑见证着当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进行时不断朝向未来推近。

第2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以“比较文学与技术”为大会主题，旨在探索科学技术对全球文学态势的建构与重塑、审视文学表达与技术革新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而作为世界文学的科幻文学不仅映射时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样貌，而且以远见卓识的惊人想象推演着技术的未来发展，在此次大会中无疑成为了极具讨论价值的专题。第24届ICLA大会的50号分论坛“科幻的跨学科视角：文学与科学的冲突、融合与未来（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onflict, Integration and Possible Future in Science Fiction）”集中讨论了科幻研究相关问题，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参与，他们视角多样的发言展现了科幻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与成果。

专题一

第一场会议发言涵盖了数字世界背景下生命主体与存在形式的再思考以及文学与科学的演变逻辑等话题。

此次分论坛发起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王一平教授讨论了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新型公共领域与存在方式，数字世界以包容性和公共无障碍性，从技术的角度重塑了公共空间概念，其中的生命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即人类的数字孪生体（the digital replica or "digital twin" of human beings）、“人类+”的有机与无机混合体（ the “human+” hybrid that combines organic and inorganic matter），以及独立于人类存在的数字实体（digital entities that exist independently within cyberspace）。王一平认为这些新的生命形态，挑战了传统的“有机生命沙文主义”（organic life chauvinism），引发了关于生命与死亡边界的探索，尤其是数字意识延续与数字化复生的可能性问题，其意义不在于虚幻的永生，而在于重塑生命观念、改变存在范式、并为新的存在形态构建整体性的本体论框架。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敏教授聚焦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动态互动，探讨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与文学想象如何在概念和叙事层面上实现双向流动。从科学到文学，量子理论在文学中获得了“概念渗透”（conceptual penetration），为小说与诗学提供了新的叙事维度与审美可能。与此同时，从文学到科学，量子小说（quantum fiction）通过隐喻和虚构激发了科学思维的“反向赋能”（reverse empowerment），推动了科学家以不同方式重审理论框架与未来图景。何敏教授认为科学想象成为重要媒介，承载并融合两种认知模式，使文学与科学形成互嵌的关系，两者的协同不仅重塑了现实的理解方式，也为建构科幻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路径，推动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边界和意义。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吕广钊副教授以格雷格·伊根（Greg Egan）的《置换之城》（Permutation City）为例，深入探讨了数字复生的物质性基础及其对后人类主义、数字主体性与计算形而上学（computational metaphysics）的启示。他指出，格雷格·伊根通过“尘埃理论”（Dust Theory）揭示了数字生命并非单纯的意识延续，而是在算法决定性与随机性之间生成的“数字换生灵”（digital changelings），他们具备自主的主体性，并通过算法与物质生成的纠缠来完成构建。与传统将数字意识视为人类工具或威胁的叙事不同，这种设想凸显了数字存在的物质纠缠与能动性，重塑了主体性、物质性与本体论框架。

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曹牧原通过剖析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探讨了后人类生存处境与神话叙事的结合。曹牧原认为，人工智能克拉拉以“太阳”信仰拯救基因编辑技术受害者乔西的情节，被赋予了奇迹般的神圣意味，借助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她指出未来社会中技术的极端理性加剧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而人与自然，即人与神圣之间的疏离，使“显圣”（Hierophany）只能依靠AI实现，并强调在数智洪流中“爱”（LOVE）始终是维系人类主体性的锚点，神圣与世俗的辩证共存构成了后人类生存经验的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苏明明以当代人工智能科幻叙事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身心二元悖论与主体性建构内在逻辑的延续和突破。她通过对《她》（Her）与《克拉拉与太阳》的梳理分析，揭示出当代人工智能科幻叙事中的主体性模式，即主体通过与他者的互动构造“另我”（alter-ego），以满足自我需求与欲望。这既反映现实社会的交往困境，同时表明对于存在本质的永不止息的追问。最后，苏明明将科幻文本置于信息时代语境下，指出虚拟文化和消费主义生产逻辑虽导致了主体性异化，但人类自身仍具有能动性，告诫人们需警惕消费主义推动的扩张性主体模式，探索新的本体论生成逻辑。

专题二

第二场会议发言中，多位学者在后人类、加速主义与生态危机的语境下，对科幻叙事中的技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探索。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江玉琴教授探讨了中国当代赛博格叙事的三个独特特征，首先她认为中国赛博格叙事通过高科技反英雄叙事，表达中国科幻作家对人机冲突及未来社会的忧虑，其次中国赛博格叙事擅长借助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梦”（dream）之意象探索人机关系与人性本质，再者则是将赛博格作为应对人类异化的文化实践，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语境中，重新思考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人类与非人之间的关系，以追求新的平衡与稳定的未来。

德国吉森大学的西蒙娜·巴托洛塔（Simona Bartolotta）重新审视了科幻研究中“科学”的地位问题，批评当下学界过度强调混杂性，而弱化了科学理性在科幻中的核心作用。巴托洛塔认为，不加批判地接受将科幻视为“无本质”（has no essence）的概念，并不利于厘清其科幻史及其文学批评的意义，反而造成了神秘化与模糊化。这种倾向源自将科学同社会政治剥削进行简单捆绑的谬误，因为科学理性本身可能成为解放力量、抵抗“地方”（local） 和“传统”（traditional）的压迫。若模糊科幻中的“科学”与神话、民俗、超自然等世界观和本体论之间的界限，也会抹去科幻的历史与认知特性。她主张保持科学的科学理性内核，将更广泛的异质本体论纳入“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徐书悦探讨了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的《缺席的城市》（The Absent City），她认为小说通过女性赛博格“马赛多尼奥机器”（the Macedonio machine）展现了一则技术寓言，皮格利亚以阿根廷军政府独裁时期为背景，借植入亡妻意识的机械装置，探讨生命延续与人工生命的边界，批判父权制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冷战背景下的科技发展逻辑。赛博格形象既是技术的，也是隐喻的，失去身体感知的女性赛博格陷入身份与主体性的危机，模糊了人与机器的边界。《缺席的城市》揭示了现代人在科技快速发展中的焦虑，反思人工生命与复活死者的技术追求所潜藏的危险。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左茂江以丹尼尔·凯斯（Daniel Keyes）的《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怀旧-加速-平衡”（nostalgia-acceleration-equilibrium）的叙事结构、情感互动以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他认为小说通过主人公查理因智力提升而经历的成长和堕落，揭示出科技时代“加速”引发的生存焦虑和伦理危机，而“怀旧”象征着对加速的直觉抵抗，在加速体现的技术理性对情感和生活完整性的破坏之下，“平衡”则被设想为最终的出路，作品不仅反思技术进步造成的早熟、衰老和主体困境，也激发读者对技术加速与生命意义的当下思考。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罗浩然以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的作品为例，探讨如何通过“食物危机”书写展开生态批评，他认为巴奇加卢皮提出了两条路径，即“改造自然”（Transforming Nature）与创造新人（Creating Posthuman），前者通过基因工程、水利设施等技术手段试图提升环境生产力，但实际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加深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垄断与剥削，后者通过创造新人类以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看似提供了未来生存的可能，但实际上是将生态责任转嫁给了后人类，掩盖了人类当下应承担的责任。两种路径实际上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的延续，都强调了“适应”（Adaptation）而忽略了“Restoration”，反映人类面对生态灾难时对补救行动缺乏信心，他提倡科幻文学的生态叙事不应仅停留于适应自然的技术幻象，而应转向修复生态、建立人类与地球并存的生态共同体。

专题三

第三场会议多位发言人针对科幻语境下的技术、神话与文化叙事，对人机关系、伦理思想以及人类存在之边界等话题展开讨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吕超教授以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本体论为基础，探讨科幻文学中人与机器人的伦理问题，首先梳理了“机器人”（Robot）概念的演变，并将其界定为通过机械手段制造的“人造人”（artificial man），科幻叙事中的机器人可分为无自我意识的图灵机与具备自我意识的超图灵机，随后总结出四种伦理范式：神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和后人类主义，进而探讨人类与新“神”、新“物”、新“人”以及新“自我”的伦理关系。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郭昕老师通过比较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和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直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两部作品，探讨了“完美机器”（the perfect machine）的概念以及人机关系。她认为两部作品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共同质疑了“完美机器”的可能性，指出其失败的根源不在于机器本身的缺陷，而在于人类制造过程中所投射出的阶级、性别和种族上的偏见，结合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观点，将机器视为人类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人性的镜像而非独立的存在，若人性与社会关系得不到改善，人机关系的理想未来便无从实现，“完美机器”设想也注定破产。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子彦深入解读了丹·西蒙斯（Dan Simmons）的新太空歌剧（New Space Opera）代表作《海伯利安》（Hyperion），指出其通过神话与荒诞的书写，展现科技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张力，小说借用希腊神话、浪漫主义与荒诞主义等精神传统，创造出兼具机械与神性的“伯劳”（the Shrike）形象，体现了后现代神话叙事。她认为西蒙斯的故事揭示当人类在理性世界无法消解未知时，或转向对神话与荒诞的诉求，这不仅是对理性主义的补充和抵抗，也是人类在科技主导的未来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方式。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姜佑怡以“科幻人类学”（Science Fiction Anthropology）为视角，分析了青海冷湖火星小镇（Lenghu Mars Town）案例，探讨其如何通过科幻叙事与现实建构展开互动。冷湖依托于戈壁荒漠地貌、石油工业遗址和优质天文观测环境，打造出具有“中国梦核”（Chinese dreamcore）审美的火星想象空间，小镇通过火星主题文旅开发、设立“冷湖科幻文学奖”（the Lenghu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Award），推动科幻创作与产业发展。姜佑怡认为冷湖的科幻实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地貌和遗址为资源，提供沉浸式火星体验，二是依靠文学奖推动地方叙事，作为人类自我反思的“虚构民族志”（fictional ethnography），三是将科幻与科技、科普、产业相结合，利用虚构叙事反哺现实发展建设。

专题四

第四场发言涵盖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以及对于科幻历史与未来想象的考察。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石燕老师探讨了H. G. 威尔斯《时间机器》首个中文译本《八十万年后之世界》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改写，该译本不仅受到晚清思想潮流的影响，承载着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想象，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游记的叙事方式，成为在民族危机背景之下的自我聊慰。这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改变了援助的内涵与目的，凸显出强烈的中国文化身份，译介过程既延续了线性进步的观念，又暗含对于进化论的质疑，折射出近代中国人在民族未来构想上的矛盾和犹疑。

斯洛伐克科学院约翰尼斯·卡明斯基（Johannes Kaminski）探讨了科幻文学与未来展望（Future Foresight）之间的对话关系，他认为近年来科幻创作重新被视为一种探索复杂未来的方式，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的“十二个明天”系列（The Twelve Tomorrows-series），以及陈楸帆与李开复合作的《AI未来进行式》（AI 2041: Ten Visions for Our Future），都强调了科幻在提升公众对科技与社会问题的认知与应对当中起到的作用，然而这类实践往往将科幻降格为单纯的教育工具或传播手段，忽略了作为其核心的文学世界建构能力，事实上相关研究中的“情景思维”（scenario thinking）本身便源于假设事件链条、分析潜在风险与后果的叙事逻辑，其方法与文学批评中的“可能世界叙事语法”（the“narrative grammar”of possible worlds）存在巨大的对话与互补的空间，文学研究关注视角和规范原则，而风险评估则侧重应对和缓解，它们在通过叙事探索未来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深层次联系。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谭荣珊从体认语言学（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视角，研究科幻小说中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对话机制，通过整合体认语言学、概念混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以及隐喻-转喻理论（Metaphor-Metonymy Theory），构建“现实-认知-语言”（reality-cognition-language）三元模型，再以《克拉拉与太阳》和《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的人机对话为语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AI如何借助隐喻、模糊指称（vague reference）等策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重构人机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她指出“离身语言互动”（disembodied linguistic interaction）对传统语言认知模型提出挑战，认为需要提出一种基于语言学的方法论以理解科幻叙事中的人机对话，为人机交互中的权力分配提供认知视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本科生岑嘉熙探讨了在17世纪早期欧洲月球科幻作品中科学与神学间的互动如何推动理性探索与现代性萌芽，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在《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中描绘了应该英国文学史上首个登月故事，展现了一个道德完美的乌托邦社会，而另一位科幻先驱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在《月亮诸国与帝国的滑稽史》（Histoire comique des Etats et Empires de la Lune）中则以讽刺的形式构建了一个颠倒的、无神的世界，岑嘉熙认为两位均借助新兴宇宙知识展开想象，分别体现了当时的两种哲学路径，一是经验主义与技术驱动的理性道路，二是唯物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怀疑道路。

整体上看，“两种文化”的相互介入在当下已然成为一个事实。本次会议在多个维度上呈现出强有力的突破性。我们既能看到借由传统学术进路对科幻文本的深度解读，又有多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被应用于科幻文化和实践的探索。这些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方法，指向的不止是文本之内的虚构世界，也充分折射出营造出文本及其评价体系的外部世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而对于变化中的现实，我们无疑需要更多探索路径、解释方法和实践方向，以此来促使学术增长和文化实践共同走向历史和未来的深处。

（整理者 罗浩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当代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