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振宇：科幻创意写作的结构困境与破局方向
创意写作的二级学科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提法的反面确证。然而，在科幻教育领域，类似的困境自小学至博士阶段似乎从未真正出现：哪怕是在科幻鉴赏或研究课程中，也几乎总为科幻写作保留一定空间。即便未纳入标准授课内容，仍有众多科幻爱好者与创作者在课后向教师表达其创作愿望——科幻创作似乎总是被视为一种可通过课堂学习掌握的技能。
从当前实践来看，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均存在。在高校写作班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有刘洋、王真祯等；高校之外的各类写作班亦常吸引自觉仍需提升的作家参与。更不乏如“银河奖笔会”此类兼具观念交流与编辑修改功能的写作培养机制。然而，多数以单次或系列讲座为形式的写作班，学员所获成效通常有限。近年来另一种常见模式为中小学或高校系统内的集体创作，并形成定制出版物，但其教学功能与集体记忆构建的意义，往往超越创作训练本身。
一
在此背景下探讨“科幻+创意写作”，实则以一种近乎偶然，甚至略显莫名的方式，触及该学科常被忽略的核心关键词——“创意”。
从“creative writing”到“创意写作”，术语转变不仅体现文字与文化的演变，更深层反映产业结构的截然二致。在国内高校现有学科体系中，“创意”概念此前多见于商业与管理类学科，涉及广告创意、新媒体传播等领域——这些领域自身亦面临时代性的强制转型。此现象折射出国内初具雏形的创意写作行业的外部困境：大多数时候，无论是教学者还是学习者，所期望的教育成果，仍然指向的是既成体系的文化出版行业之内。而在更为广泛、同样以文字为载体的创意写作行业中，尤其在科幻领域，“科幻+创意写作”的有效链接尚未清晰建立，对产业逻辑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相关描述亦缺乏足够说服力。
这里其实还有另一个微妙但往往不受重视的点：在上一个历史阶段被视为中文系“笔杆子”重要出处的公文写作，在当下的多数语境下也并不被强调，主要原因正是它们“缺乏创意”。进而往往把文件政策的阅读和编写逻辑，视为公务员入职之后才需要面对的特殊技能。
回归以彰显创意为核心的“科幻创意写作”教育体系，可参照发展较早（未必更为先进）的美国科幻产业。笔者犹记年少时所受震撼：偶然得知北美科幻作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仅限于小说创作与出版；影视剧本，尤其是电视剧本，为诸多作家提供重要经济支撑。在二十年前看来，此产业形态几乎难以想象——关键不在科幻题材本身，而在于美国当时强大的科幻创意产业转化能力。
事实上，在十年前的短暂IP热潮中，因普遍缺乏专业科幻编剧，青年科幻作家参与剧本改编成为常见模式，尽管收效寥寥。直到2023年，为培养科幻编剧而举行的一系列如“小苔藓创作营”“北纬30度创作营”等直接指向科幻电影编剧的产业实践，多数成果仍不尽如人意。
两相比较，容易发现，限制科幻创意直接转换为荧幕作品的，并不只是编剧本身的创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行业对创意文本的产业定位。换言之，在“科幻创意如何经由文本成为市场化的产品”这一链条上，存在多个需逐一突破的环节。当国内影视剧行业整体还处在快速变化、不同要素彼此竞争的变革进程中时，科幻行当里以编剧形式呈现的创意写作遭遇瓶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与影视剧相比，其它相对更为成熟、某种意义上也更为现代的国内文化产业形态，实际上就给科幻创意提出了更多也更清晰的需求，因而也有着相对更快的投入产出流程。当前显著领域包括游戏、周边产品与研学活动。新兴行业则涵盖基于人工智能的提示词流程、广义上的文化宣传，以及竖屏短剧等。将“赛博朋克城市”视作正面宣传的认知偏差，不仅反映“搞文化的一定要有文化”尚是一个自我否定的反讽，更揭示“需更多专业人才参与”的迫切需求。
本文无意直接探讨以上具体门类对科幻创意需求的形态、具体逻辑及案例，而是希望在此指出：科幻创意写作有着远比其他门类的写作更为清晰的创意实践形态。如果将它进一步的学科化，那么它的基本逻辑就应当是：将有史以来被写出和未被写出的种种科幻点子、概念，以及由此诞生的审美效果，视为一个庞大且仍在增长中的语料库，进而通过适应特定产业形态的文本形式，实现创意的产品化落地。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具体科幻IP的周边衍生或二次创作逻辑，而是强调直接抵达基于科幻类型审美核心的点子和审美效果，借由特定的产业形态完成创意的实现。
以上讨论的仍是“科幻+创意写作”的理想形态。它的实现不仅有赖于中小学乃至高等教育的科幻教育体系的成熟，也有赖于相应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立足点更高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上，它实际上呼应的是长期以来国内文化建设一直试图解决、但始终未能实现的“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创造”。在这个方向上，较好的案例是“南天门计划”，它根植于现代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对传统中国文化符号的科技转译，已在当下新大众文艺话语空间中占据特殊位置。这当然属于科幻创意写作的范畴——只不过野狼獾所写作的小说文本，实际上远没有一系列充满科幻创意的视觉化图像，以及只闻其声的名称符号影响深远。
三
那么回到我们的教育系统之内，科幻创意写作的教学体系有哪些需要补的课呢？这包括：更多的产学研合作实践、更多的项目解析、更多的失败经验的反思、更多的成功案例的复盘，以及更加贴合市场的创业氛围，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资金保障。从笔者广泛参与的政府层面科幻产业政策制定经验来看，需求方向与市场潜力已较为明确，然而在供给端仍普遍处于初步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秀文化需要，与文化创意产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然极为突出。不仅缺乏足够数量、规模的具备市场说服力的案例，即便是小规模但具质感的文化实践，亦常未能得到充分梳理、呈现与讨论。
高校教育体系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长短兼顾的培养模式。从长远看，科幻创意人才的培养不应局限于象牙塔内，而需深入参与市场实践；短期则需通过一系列高效案例以锻炼团队、检验模式与评估效果。然目前此类教学难以标准化，多依赖指导教师个人的社会资源及其对创意项目的掌控与推进能力。特别是对专业外产业需求与市场反馈的把握，已超出多数学术型科幻教师的舒适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实际上仍然是颇为陈旧的话题：在科幻产业里，最不需要的人就是只懂科幻的科幻迷。
在当前形势趋紧的背景下，企业方相关项目多不愿承担试错成本。相对固定的校内科幻社团，又因行政管理的逻辑，时常缺乏实践的时间与空间可能。那么高校中跨学科的实验室、由企业或产业界组织所支持的小型创新创业比赛、跨校的读书会和工作坊，乃至教师、作家等带有个人文化品牌性质的商业实体，就成为科幻教育的重要实践单元。也正是依托于这些实践单元，创意写作的理论构建和反思提升才成为可能。
若上述路径均难实现，如何摆脱既有文化批评逻辑的束缚？如何不只将科幻文本视为“窥见更大现实”的中介？或许应回归“创意”本身，从阅读鉴赏与理论批判中实现某种反向解放，直面科幻所带来的原初、直接且兼具消费与娱乐属性的产业实体，反而能为写作开拓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正如科幻本身意味着对想象边界、伦理与意识形态的突破，我们亦将藉此挣脱诸多枷锁，在创意与实践的交汇处，开辟新的表达可能与发展路径。唯有持续推动教育、产业与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在中国科幻的土壤中，培育出既具文化深度又具市场活力的，“有用的”创意写作生态。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