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技的“想象力”与“科学精神” ——赵运涛《中国古代“黑科技”》读札
赵运涛是一位勤奋、踏实、渊博的青年学者，他在研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撰写专业性论著和论文的同时，还出版了《符号里的中国》《历史的错觉》等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文化研究著作。阅读赵运涛的新书《中国古代“黑科技”》，让人联想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学术精神，即：“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做札记的习惯源于广泛积累资源的需求，并蕴含他们对学术原创性的追求。赵运涛的写作同样如此，他在阅读过程中勤于动笔，常常将文本与生命、古代与当代联系起来，发掘出古代典籍的文化魅力。当然，文化写作的魅力不仅产生于作者对文献的热爱和熟悉，还依赖于思想意识的前沿性和做学问的“科学精神”，《中国古代“黑科技”》体现了这种精神。
该书提出了历史文献的“想象力”这一观念。一般而言，专业人士阅读古籍的时候，通常会关注文字背后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伦理等问题，从而为跨学科研究做准备。赵运涛表示，古人对于典籍可能更多的是注重其教化的社会意义，而自己在当下研读这些古籍，更侧重关注古人的“脑洞”。这些“脑洞”便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也就是说，相比于传播某种知识，作者更注重的是传播想象力。《中国古代“黑科技”》的科技书写主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现实层面的科技装置，如秦朝的“十二铜人”、三国时期的“杂技木人”、隋朝的“观风行殿”、唐代的“自动斟酒木人”等，不一而足。二是超越现实的“技术想象”。作者从交通、通讯、军事等层面将这些想象进行归类整理，并详细介绍它们的具体外观和工作原理，以及它们与当今某些科技设备的相似性。三是技术条件与科技想象融合后的产物，关于这些产物的叙述有机地穿插于全书的6个部分之中。纵观全书的结构设计与每一种“黑科技”的叙述，可以发现作者的观察视角和问题意识颇为前沿，使古代典籍“科技想象”的阐释不断生发出新意。
作者在科技书写中的“想象力”给予我们两个启示。一是“想象力”产生于“向外求”的思维模型。比如，作者根据清代《清稗类钞》等文献归纳了古人对“千里镜”的想象，介绍了“千里镜”的特征、应用，及其对现代望远镜设计的启示，认为“千里镜”的设计展示了古人掌握的光学知识和观测远距离事物的兴趣。在这一节中，除了整理中国本土文献，作者还关注了明朝时期由利玛窦传入本土的西方“千里镜”，并简要介绍其特征和构造。如果将更多的材料纳入考察视野，我们将会逐渐看清“想象力”的逻辑轨迹。晚清时期，一部分高级官员便已接触到西方的“千里镜”，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试用“千里镜”之后的震惊感和思想启示，从“千里镜”的构造和功能联想到“变换本质”的人格磨炼，又从人格磨炼联想到学问的精进。在这里，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描写沿着从“外”到“内”的思维轨迹，最终抵达的是一种教化意义。与之相反，“想象力”的逻辑起点是“向外求”。人们从器物及其想象中得到的不再是自我规训的道德律令，而是满足实际生活需求的欲望。如果没有观望远距离物体的欲望，那么，关于“千里镜”的想象便不可能出现。
第二个启示是“想象力”的基础是人对世界多元性的观念认知。现代性以理性作为内核，认为万物皆可进行解释，从而祛除了世界原有的神秘色彩。而在前现代社会，世界是以一种变幻莫测的面貌呈现于人们面前的。比如，《中国古代“黑科技”》从文献中分析了古人对“元宇宙”的想象，讨论了古人想象的“怀梦草”“游仙枕”等连接不同世界的科技道具，分析其来源、外观和功能。在古人的想象中，如果拥有这些科技道具，人就可以进入虚拟的世界中，并与逝去的人或者其他陌生的“他者”相遇。古人相信人能与逝者或看不见的“他者”对话，这种信念体现了人对世界神秘与多元性的理解。
梁启超所说的“科学精神”主要指实证主义方向的研究路径，具体而言，研究者采用归纳的方法，从材料中提取而出的观点符合材料本身的情况，便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可以说，“科学精神”意味着学术观点与实际生活的高度契合。古代科技书写的“想象力”如若脱离实证性因素的支撑，便容易降格为缥缈的“幻想”。换言之，“想象力”虽然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脱离客观实在。赵运涛在写作中常常将古代“科技想象”与当今科技产物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肯定了古人科技创意的“科学性”。例如，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古人想象出来的类似今天的监控摄像头、照相机、手机、微信等装置，在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古人想象中的通信、家居、武器等科技装置是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系统的延伸。归根结底，科技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作者在科技书写中的“科学精神”，体现于该书对古代科技想象背后物质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科技想象书写与“科学精神”结合，能够激发古代文献的思想活力。为了写成此书，作者阅读了大量古代经史子集中“子部”的书籍。这部分书籍的跨学科性较为明显，诸如《山海经》中包含了神话、地理、历史、宗教、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古籍中的科技想象，作者此前的《符号里的中国》将西方的符号学视角与中国文史互证的方法结合，探究了“嫦娥”“玉兔”“天空”等文化符号的意涵及其对当代科学的启示。《中国古代“黑科技”》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作者继续探讨了古籍对当今生活的参考性，并认为其来源于古人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这样看来，古籍中的科技想象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实验”，即古籍对科技和社会未来的诗性思考，这种思考既有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又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
（作者王云杉系云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徐婷婷系云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