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三十年代，潘柳黛和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文坛四才女”。张爱玲是李鸿章曾外孙女，火得不得了。潘柳黛就“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个话题幽了张爱玲一默：“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

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曾经“自说自”“是李鸿章曾外孙女”，但张老师的“火得不得了”，在讲究家世的中国，也许与家世有关系，主要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后世的“张迷”，未必都知道她“是李鸿章曾外孙女”。潘老师这句话，客观上也证实了这个事实。家世与才华，还是后者重要。

不过，潘老师这句话，的确挺犀利——以至有人说她“毒舌”，让我想起后世文坛一些以嬉皮笑脸、阴阳怪气、冷嘲热讽、俏皮尖刻出名或想以此出名的作家。我没有看过潘老师的作品，她当年既然与张爱玲等并称为“才女”，必定有分量相当的作品，如果只有这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潘老师自己也会觉得是一种遗憾。

无须争执

某地一位同行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政领导很有文学追求，主编政府资助的当地作家年度作品集，出了个精装单行本，又组织媒体宣传、专家教授研讨，颇有影响，却把我那位同行理应入选的作品排除在外。我怕同行想不通，给他引述了一个资料：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李宗吾的《厚黑学》出版，轰动了全国。当地一位军阀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薄白学》，在成都一家报纸上连载，并公然威胁李宗吾收回《厚黑学》，否则……

有人替老李担心，也有人劝他写文章反击，老李都不为所动，说：世间学问，各讲各的，信与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

不久，那位军阀因贪污案掉了脑袋，其大作《薄白学》也没了踪影；老李后来虽然在政府裁员中被排挤回乡，但总算善终，《厚黑学》也得以流传，林语堂、梁实秋一众大学者深为赞赏。《厚黑学》之外，其代表作还有《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老李因被学界列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同行听完我的一番开导，笑了：“谢谢你的好心，我没有想不通，只不过觉得有点滑稽罢了。”

不过，我却有点遗憾，历史没有“惊人地重复”：同行依然是小文人，那位行政领导的仕途很顺利。

文学不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的说法肇始，文学式微的话题从未断绝，并且愈益尖锐激烈。直至认为文坛所有人都该闭嘴歇菜，中国当代文学统统是垃圾等等。颇感悲凉。文学果真山穷水尽了吗？

不久前看到湖南作家何立伟说蔡测海的文章，眼睛一亮。

已经有些年头了，在何立伟眼里，蔡测海做事无长性，太贪玩。一起搓麻将，半夜里他太太电话打过来问他在哪里，他一边对着免提说“在台北”，一边继续搓牌。他似乎很忙，神龙见首不见尾，夹着个巨大的文件包，里头天晓得装的是什么秘密。不承想，近几年，他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拼命写起小说来，长篇、中篇、短篇，热气腾腾，接二连三，揭屉出笼，而且每每令人拍案惊奇，真是顽夫立志，庾信文章老更成。终于结集出书，让何立伟作序。

何立伟觉得某某先生更适合来写，会更权威，更恰当，更高屋建瓴。蔡测海一摆手：要不得要不得，他没有你懂我！

我与何立伟和蔡测海交往有限，只在不多的几次文学笔会上见过面。何立伟喜欢摄影，无暇与人交谈；蔡测海老是闷坐着抽烟，一脸的天才在思考。

早年读过何立伟的《白色鸟》，小说的诗性令我仰之弥高。没有想到，这样的诗性也会渗透在议论文字中。他与蔡测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同时出道文坛，摸爬滚打四十年，争争吵吵，意气相搏、拂袖、甩门、掀桌子，是经常的事，然从不伤感情，过两天，又在一起，吃饭、打牌、打哈哈、聊文学。

在何立伟眼里，蔡测海平素讷于言辞，但是聊到文学，常常蹦出一两句话，有手起刀落、五步杀人的精准锋利与狠辣。他对世事的洞明，他理解事物的智慧，对人生的透视，远在其他人之上，言辞讷讷貌似笨拙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他早年的小说就好，再经历几十年的生活积累，阅人阅世，读书思考，现在，他的好，他的深沉，他的升维的境界，他对土地、人类和世界并历史的关照，还有对自己文学审美标准的要求，已迥异从前。他的小说的品格、文字的质量、作品的意涵，完全是鹤立鸡群，另标一类。让人奇怪，一个人脱胎换骨，是怎样做到的呢？这期间，又经历过怎样的彻悟并疼痛呢？

蔡测海让何立伟写序，并配图，发来了一串Word文档的小说文本，二十多篇动辄几千几万字的小说。何立伟一边“国骂”，一边把这些小说一一读完，眼睛难受，心中愉快——这是一批水准一致的小说，远超从前的蔡测海，也远超当下髦得合时的好多作家。虽然多为短篇，却越来越具有明显的史诗性，无论山村，还是老街，都超越了狭小地域，穿透了时间，让人看到历史长河中人类生存变化的场景同身影，那些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在看得见的时空同看不见的时空中出没，那些承载着过往生活同岁月的传说、故事和歌谣，在小说中穿插，也在读者的记忆或想象中穿插，唤醒着读者浩大的时间感知力。

何立伟不愧为蔡测海的挚友，他对蔡测海及其小说的认识切中肯綮：

“蔡测海的小说有了一种气象。他把小说写大了……他的叙事风格越发具有个人性，越发肆无忌惮，越发彰显着与众不同……有一种独特的仅仅属于他的语气……一种老禅师参公案的语气，白云苍狗的语气……小说的迷人处，可以不是故事，不是峰回路转的情节，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仅仅可以凭着话事人的语气，产生阅读牵引力……唠叨也可以有至美。”

“时间是小说中的流水……流水洗出石头的童颜。它们安静地散落各处，听河流的故事。”

“我们呢，我们在听蔡测海以石头的青苔般的语言讲述的故事。”

“每次听完他的故事，总有一脉时间的烟云笼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但是这么好的小说，读的人也许并不多，够不上热闹，也根本惊不起文坛一滩鸥鹭。”

何立伟有点忧伤，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蔡测海，而是为中国的读者，为他们的阅读审美选择。他想起一位朋友的诗：“满山啼小鸟，抬头看大鹰。”

相互间的信赖、赏识、推重，溢于言表。

何立伟的序言，也是“一种老禅师参公案的语气，白云苍狗的语气”，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苍老而亲切，深沉而磁性”。读这样的“话事”文字，也是极大的享受。

最懂蔡测海的是何立伟；最懂何立伟懂自己的是蔡测海。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何立伟与蔡测海是白首相知、按剑同袍，是几十年的知音：“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明·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几个要好的湖南文友有个微信小群，蔡测海近年写的新稿，经常先发到群里。都是些上年纪的人，手机看文字，万分吃力，但是群里的文友，必定每一篇都看，看完了，一齐点赞。而何立伟除了点赞，每每要发一段读后感，而且，语多赞美。一来是朋友间的相互鼓励，二来也确是真情实感。

“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说山说水。”（辛弃疾《夜游宫·苦俗客》）

如此文学风景，不知别处可否见到。湖南文学群体曾被比之当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此其所以然。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曾邀请著名评论家雷达来我所在的省作协研讨一位新晋作家的作品，会后他题词“文学不死”。当时觉得有些突兀，现在明白是一种信念。

文学内部可以理解的忧虑、叹息、哀怨、泄气、沮丧、退却、背离，文学外部莫名其妙的否定、贬低、排斥、嘲讽、谩骂、污名、诅咒，一直与文学相生相伴，但文学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

故    园

早年进县文化馆工作，同时有了自己的小家。家属区的围墙外面，是很大的一方荷塘，荷花开的时候，清香就弥漫过来。荷塘那边，是一个树林茂密的小村。树林上面，远远地浮着一抹淡青的山影，那便是庐山。

搬进新居的那年，我没有回省城过春节。除夕一早，我在单位基建留下的废料堆里翻出大理石碎块，在屋后的空地铺出了小径；又找到几段满是裂痕的树干搭起了桌椅；又把空地翻了一遍，预备开春种瓜果花草；又去砍了柳枝，沿墙根插了一排，仿效故居就在不远的“五柳先生”陶渊明。

来年春末夏至，柳树抽了条；花草侵上小径，是那种极贱却极热烈的太阳花、百日草；围墙上爬满了喇叭花、豆角秧、丝瓜藤。这样一处院落，清静幽然。春天的霏霏细雨中，我径自徘徊；夏天的明月清风里，我尽兴背诗；秋天收摘自己栽种出的果实，很自然地体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冬天暖洋洋的日头底下，一边推着儿子酣睡的摇篮，一边字斟句酌不成熟的文稿。那是怎样一种“闲静少言”“忘怀得失”的日子。满足之余，真想像陶渊明似的问一声：“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读南北朝庾信《小园赋》。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便觉山也朗润，水也清和。胸间蓄水，心底植竹。遥想，鱼衔花影去，风送竹响来。读书，喝酒，写作。有风邀风，有月邀月。有此小园，夫复何求？

一年多以后，我被调省城从事专业写作。临走前我不无惆怅地对妻子说：我们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住房，但今生怕再不会有这样一个小园了。

朋友租了单位的货车送我们搬迁。坐在驾驶副座，挥别多年的同事，车出小镇，我不禁眼睛湿润。

几十年过去，我再访故地。旧屋依稀，小园不存，民居堆砌，拥塞不堪，往昔如烟矣。

一位散文家说：古人能够把周围的事物伦理化，以“桑梓”代表故乡，以“乔梓”代表父子，以“椿萱”代表父母，以“棠棣”代表兄弟，以“兰桂”代表子孙，可见古人对生存环境的亲切。

但我更愿意相信某位著名作家的话：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

是否喜欢一个地方，不在于那个地方有没有山色荷香、花径柳巷，有没有“鱼衔花影”“风送竹响”，只需那个地方有一个安静的窠臼，可以悄悄圈住尘世中疲倦的过客，使他得到一枝之栖。

也许因此，我从无家乡观念，到哪儿都乐不思蜀，人在哪里，就把哪里当家乡，就像南宋林升说的“直把杭州作汴州”、《红楼梦·好了歌注》说的“反认他乡是故乡”。一旦退出公职，便毫不犹豫地迁居到儿子就业的异地。

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位过来人的话：一定要找机会去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你、在乎你、要求你的地方。做人累，大多是扮演了另一个自己。没有人认识你，是你开始认识自己的最佳时刻；没有人在乎你，是你开始照看自己的最好机会；没有人要求你，你才拥有空间审视自己的真实需求。

说得真对！

他人的人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摸索写小说。收了一叠铅印的退稿信后，忽然有一个寄给四川一家刊物的短篇，编辑用工工整整的毛笔字给我回了信，说，编辑部的人都看了，觉得可以采用。我激动得不得了。但不久就收到第二封信，告诉我：广东一家刊物三月号将刊发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情节跟你这篇几乎一样。而我们刊发你这篇最快也得在四月号，不仅内容雷同了，而且有可能被读者误解。

那时候，我不知道陈国凯是何方圣贤，也不知道广东有什么文学刊物。四川的编辑应该不会瞎说，我只好认命。

《我应该怎么办》得了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看了内容介绍，与我那篇小说的情节的确相同。

县文化馆的一个同事每个周末回市里的家，周一上班时总会带来许多小道新闻，单位一开会，常常就是听她眉飞色舞地说这些小道新闻，其中有意思的我就顺手记下来编小说。投给四川那家刊物的小说的素材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岁月，一个男人被抓了，死了，女人接受了一个同情者的追求，正开始新生活，“死了”的男人回家了。女人于是问：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也许真实的“他人的人生”早已广泛流传，只是我闭塞在小县城听说得晚。一九八〇年进中国作协文讲所，认识了同班同学陈国凯，跟他说起，他哈哈大笑。那时候他名闻遐迩，每天有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向他倾诉自己的人生。他又用其中的素材写了长篇小说《代价》，获了广东省的文学大奖。

因为写作状态始终不能如愿，我逐渐放弃了这种用“他人的人生”写小说的套路，选择了接受其他大师的影响——

一位是易卜生。他说：“活着就是要同心灵里的山妖战斗，写作就是坐下来评判自己。”

一位是王尔德。他说：“艺术是世上已知的最强烈的个人模式。”

一位是张爱玲。日本有位张爱玲的崇拜者想把自己丰富的情感经历无偿地提供给张爱玲。张爱玲拒绝了，因为她“不喜欢乱碰他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个中滋味别人无法领会，在没有走进另一个心灵世界的时候，不要乱碰他人的人生。

写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型，一种是心灵型。我两种都不是。之所以选择接受几位大师的影响，并不是妄想在写作成绩上接近他们，而是限于能力觉得靠自己的经历写作较为轻松。

某种意义上，写作其实是一场人生清算，一场与自我进行的战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需要发现智识的无明，克服意志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亲人朋友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自己的原则

四十年前，发表过《自律四戒》——

因为不懂装懂而当众出乖露丑，写了“戒充能”。

因为清楚自己的书稿缺乏市场影响力，决不可为难任何出版社，写了“戒非分”。

因为谈写作被一位农民作者当面指出“你写得很差”，写了“戒得意”。

因为受省里派遣外访，适逢国家级访问团，发生种种囧事，写了“戒凑趣”。并且进一步认识到成就和影响不够却要当团体上层成员，是凑趣；作品质量和读者的认可并不到位却去争奖、争上媒体，是凑趣；并非属于某个圈子却去挤那个圈子的活动，是凑趣……诸如此类。

随着阅历的增加，戒律和对戒律的认识也逐渐增加。又懂得了最需要戒律的，是以自己奉行的戒律去“戒律”他人。每当看到声色俱厉、义正辞严的对自私、怯懦、虚荣、低级、平庸之恶、精致利己主义的指责文字，我就会想：我有没有资格站在那样的道德高地？如果没有，那就免开卑口。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第十章》）

“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赡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盐铁论·贫富》）

戒是自律；律是他律。佛家解释：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自己做不到而去指责他人，那是放肆。

进一步说，自己做到了，就可以指责他人了吗？未必。道德自我完善，并不是为了取得道德警察的资格。“完美”是修为，不是权力。完美只可以用来要求自己，不可以用来规范他人。自己可以完美，不等于他人都必须跟你一样完美；自己可以清高，不等于他人都必须跟你一样清高；自己可以不俗，不等于他人都必须跟你一样不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货殖列传序》）、“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伯夷列传》）是“天下”的常态。绝对的完美，其实不在“天下”。生活中倒是不难见到，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恰恰一肚子男盗女娼。

“以忠沽名者讦，以信沽名者诈，以廉沽名者贪，以洁沽名者污。忠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有一于此，乡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北宋隐逸诗人林逋的话，颇有道理。

人到一定年纪才终于发现：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人人都有他的追求，他的好恶，他的处境，他的立场，他的性格习性、处事方式、行为准则，只要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就无可厚非。自己的原则未必适合他人，纯粹站在自我角度责人之过，揭人隐私，念人旧恶，难免偏狭。

美国女作家琼·狄迪恩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受人打扰，也不去打扰他人。”我达不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但这话我愿记取。如果知道自己也远非完美，就不用忙着粉饰；如果知道自己也并不高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如果知道自己也见短识浅，就不用跟人争执；如果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不用种种自炫；如果可以问心无愧，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

当然，上述的原则也只适合自己，并不适合他人。

崇    拜

朋友转来一位名人的话：“不要崇拜任何人。”理由是“绝大部分有头有脸的人，都是坏人，他们不坏根本出不了名，纯粹的好人，很难出人头地、很难从底层爬上来”。并且谆谆告诫：“要学会祛魅，记住：成功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我对这位也是“有头有脸”的名人所说的“理由”无可置喙。因为我认识的“有头有脸的人”很少，无从判断他们的好或坏、“沧桑”或“肮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无法“学会祛魅”。

崇拜是一种情感投射：崇敬、敬佩、倾心、看重、推崇、尊敬，只要觉得对方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比自己强，这种情感就会自然发生。我自己在写作上崇拜一切优秀的作家，已故的前辈大家不用说了，同辈中，诗性的张炜、理性的韩少功、智性的王安忆……是很长一串名字，我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就像一根筋的法国士兵沙文崇拜拿破仑。某种意义上，崇拜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就像一个荒野夜行人仰望天上的星星，辨认方向，同时感到温暖。

当然，也有人对强于自己的人心怀嫉恨，但嫉恨其实是崇拜的另一种表现。

手    艺

应出版社之约写稿，从资料上知道了清代宫廷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的“掌案”（总设计师）、“样式雷”家族的开山始祖雷发达。他出身于木工世家，六十多岁“以艺应募”，参与紫禁城与太和殿的修复工程，因技艺精湛被任命为工部样式负责人。他主持修建的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典范。其子雷金玉继承父业，也在营造所供职。参与畅春园营造，正殿九经三事殿上梁时，大梁悬而不合，他以斧劈榫卯，成功完成上梁，立下大功，当场被任命为工部营造所的长班。人称“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从此开始了“样式雷”的建筑传奇。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现存清代皇家建筑，凡都城、宫苑、坛庙、陵寝、行宫、府邸、衙署、洋房等，大多留下了“样式雷”的烙印。这些中国乃至全世界古建筑中的瑰宝，都凝聚着雷氏家族的心血与智慧，因被称为“八代样式雷”，其建筑成就被梁思成评价为“半部建筑史”。以“样式雷”为名称的“建筑图档”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五项世界记忆遗产项目。清代，承办皇家建筑的机构称“样式房”。从顺治到宣统，在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内，雷氏一家连续几代掌管“样式房”，随清朝灭亡，才退出历史舞台。

雷家最有名的绝活，是烫样：完成设计后，会按1∶100或1∶200比例制作模型，供审定。打开烫样屋顶，内部结构、尺寸标注，一一可见，每个零部件都可以打开以研究房屋结构，甚至连一个小小烛台的纹样，都详细画出。建筑专家形容“精细到令人发指”。在电脑制图、数控机床、3D打印没有出现之前，这样的“精细”的确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

这应该是中国木工手艺的巅峰。

因为“手艺”，想到了写作。写作也是一门手艺，而且似乎也快到头了，有人说有一天会被AI取代。日前与一位电脑高手同行聊天，说起AI，他说“神了！”他正打算写历史小说《离骚》，与《离骚》相关的资料，AI应有尽有，不仅如此，AI甚至可以写一篇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呼天抢地、长吁短叹比屈原的《离骚》更《离骚》的《离骚》。

我对一切新事物有本能的迟钝。手机、电脑、网络的使用比同辈同行晚很多年，对AI几近无知。也知道不少同行用AI写出了爽文。默然良久，弱弱说——

一、我相信AI写的《离骚》语言文字会更精彩，但我未必会感动——因为没有屈原撕心裂肺的生命底色。

二、一个压根不知道《离骚》的人，AI关于《离骚》的知识对他有意义吗？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知道《离骚》，但《离骚》之外还有许多人生应该知道的知识。

三、网上看到一位我很信服的中国教授说：过度依赖AI，有可能形成“AI依赖症”，逐渐丧失空间认知能力，削弱语言表达能力以及逻辑思维钝化，以至一旦脱离AI，便难以应对简单的认知任务；Chatgpt之父伊利亚说：AI可以模拟一切，却永远无法真正体验夕阳的温暖，或失恋的痛苦。我无从判断他们的对错，唯愿他们的担心不多余。

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写作这门手艺活儿交给另一个系统处理，也许会有轻松，但也没有了自己动手的快感——尽管这快感包含着煎熬，好比只吃外卖，没有了自己烧菜的成功感或挫败感。虽然省出的时间，可以去做最有意义的事，但对一个手艺人，手艺活儿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即使知道绝对做不到“样式雷”那样的出色。

别无选择

某省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创刊，主事者嘱我代向几位认识的小说名家约稿。我欣然从命，不意遭遇几位名家的婉拒，理由是：小说的黄金期早已过去，创刊意义何在？

这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位一路出道的同行弃小说如敝屣，对我的不识时务竞于平庸的小说写作或善意提醒，或挖苦嘲笑，我皆不以为意。除了不再向朋友赠书，不再在微信谈论与自己的写作相关的话题，我坚持奉行鸵鸟主义，我行我素。但这几位名家的婉拒让我大感意外。很多年来，我每有畏缩，总是他们对文学的非功利虔诚给我以激励，使我苍白的小说写作得以延续到今天。而今，他们却也认可了小说写作已经过时——也许是因为他们另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但我仍不免心酸。好长时间，我默坐发呆，回不过神来。

前几天朋友转给我一条“每日头条”的新闻，内容是某地“当今十位作家”，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接下来的一串读者跟帖让我有了更清晰的自我认知：“这十位作家三流以上的一个也没有”“跟外省比，一钱不值”“我也算是文学圈中人，自觉还有点见识，这些人我怎么一个也没听说过啊？”

文学的黄金期无所作为，文学的黄金期过去了，还有没有写作的必要呢？我有过犹豫。

想起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冯内古特的一位同行有次在宴会中喝醉了，弹起了钢琴，忽然号啕大哭：“我这辈子一直梦想成为钢琴家，但这把年纪了，你们说我成了什么样子！我只是个小说家……”

这位外国仁兄也许真的可能是被小说耽误了的钢琴家，但我在写作上一条道走到黑，却是别无选择。

美国黑人作家、诗人、剧作家、编辑、演员、导演和教师玛雅·安吉洛的童年很艰难，十六岁生下儿子，打了好几份工来养活自己和孩子，成为旧金山第一位黑人女性缆车售票员，后来获得在加州劳动学校学习舞蹈和表演的奖学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世界开始知道了作为演员和歌手的玛雅·安吉洛。一九五八年，她成为纽约哈莱姆作家协会的一员。一九六八年，她开始写作回忆录《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一九六九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一九七〇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二〇一一年，《时代》杂志将其列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二〇一三年，该书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玛雅·安吉洛说：“我们可能遭遇失败，但绝不能被失败定义。”

这句话如晨光般温暖，提醒人们：成长是一场无悔的旅程，是对自我的深情守护。无论风雨坎坷，成败得失，都决不放弃力所能及的努力。

“所有不曾流淌的眼泪，都会在心底形成沼泽。”（荣格《红书》）能够接纳失败，是自我疗救的第一步，也是迈向内心强大的必由之路。

所有成功者的人生也许都不可复制，但“决不放弃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是可以做到的。

小时候一逢假日，父亲就带着我到处跑，看风景，看古迹。每次行前，我都迫不及待，兴冲冲。晚上回家，街上灯光齐放，我的心却黯淡下来，老想哭。长大了看卓别林电影《舞台生涯》，演员从走上舞台到最终不得不永久退下舞台，多么悲伤。后来下乡，听到一句乡间俗语：“上山容易下山难”，忽有所悟。

“上山容易下山难”，最具人生隐喻性的是乡间人砍柴，上山是空手，下山有负担。人赤条条来到世间，因为禀赋、性格、努力、机遇获得名誉、财富、地位、权力，而这一切，都终有必须割舍的一天：从风光无限到无人问津，从志得意满到人走茶凉，从前呼后拥到形单影只，从颐指气使到人皆侧目，上升时睥睨万方，回归时垂头丧气。

“上山容易下山难”，把人生说透了。

其实人生就是如此，有来有去，有上有下，有成有败，有喜有悲。但我以为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写作。

只有写作，让人永远在路上。不断地上山，下山，又上山，又下山。写一个作品，就是爬一座山，可以是崇山峻岭，也可以是丘陵土坡，只要你不知疲倦，就永远不会无路可走。听过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终生写作的作家握笔伏案而去。

写作打开的也许是潘多拉魔盒，但无论有多少痛苦，魔盒里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希望，引导你走过万水千山，春夏秋冬，生老病死。

高更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主意已定……我想抛弃一切别人视为荣誉的东西，然后自由地画画……我最终将在没有金钱和烦恼的情况下自由地去爱、去唱、去死。”

这是好多人的梦想，高更做到了，别人也可以做到。

把人生看透了，就无所谓难与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