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年的鸿雁传书

捐赠现场 （从左至右：张冲波、骆淑景、家书馆副馆长张丁）

“将来老爹走了，这些日记、藏书，还有我和你母亲之间的通信，你准备怎么办？”面对父亲张冲波的询问，1990年出生的儿子大手一挥，随口说出四个字：“付之一炬！”这虽是玩笑话，却让张冲波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一个小小的触动。不久之后，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成立20周年的报道，受到了更大的触动。他和妻子骆淑景毅然决定，将他们恋爱和婚后五年间往来的145封情书捐献给家书博物馆。

在10月17日的捐赠仪式上，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的话点明了这些信件的分量：“这些信不仅是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还通过对当时社会发展、习俗风尚、文艺作品的讨论，原汁原味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真实的社会风貌。”

张冲波和骆淑景的名字，在《读库》和“真实故事计划”的读者中并不陌生。他们一个致力于记录“三门峡水库移民”和“中条山战役难童”等口述历史的采访，写下了《难童》《移民敦煌》等纪实性文章；一个关注个体命运，写出了《寡居》《中师二班》等非虚构作品。而这145封从1986年到1991年的信件，则是他们笔耕生涯的起点。可以说，这对来自河南的文坛夫妻档，既是情书里的恋人，也是时代记忆的“书记官”。

145封信，藏着他俩的爱情和80年代

张冲波和骆淑景都是河南人，一个生在灵宝，一个家在卢氏。1984年的豫西山区，像全国各地一样，文学的种子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蓬勃生长。河南省卢氏县“春萌诗社”里，21岁的张冲波与24岁的骆淑景因诗结缘。

那时张冲波刚从洛阳林校中专毕业，分配到卢氏县东湾林场工作，成了一名端铁饭碗的“国家干部”；而骆淑景高考落榜后回家务农，身份是农民。“并且当时我还是一个‘大龄剩女’，我的同学许多高中毕业十八九、二十岁就结婚了，我这时还在‘自学成才’，东跑西蹿，为前程奔波。”骆淑景回忆起当年与张冲波之间的差距，直言“在正常人看来都是鸿沟”。张冲波的母亲更是心存顾虑，对儿子嘀咕着：“好不容易供你毕业了，成了公家人，你应该找个好媳妇才对。都说深山出俊鸟，而你找的这个，相貌、工作、家庭一样不占！”

但张冲波是个性情倔强的人，自1986年春天，他写下了给骆淑景的第一封信后，两人开启了长达5年的鸿雁传书。黄河两岸的距离，被一封封信件缩短，现实中的差距，在字里行间消融。渐渐地，他们从诗友变成了恋人。骆淑景说：“现在看当年的那些信，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记特别明显，那时候，各种思潮奔涌而来，我们两个处于边远地区的文学青年都感受得到，于是借着书信做思想交流、情感交流，在当时也是最典型的沟通方式。”

张冲波喜欢写作，上中专时就坚持记日记，至今，他的日记已累计百余万字。张冲波说：“和她通信的同时我也记日记，日记更真实，她的优点缺点我在日记里写的都有。当时我还喜欢一个同事的妹妹，那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也都写在日记里了。”在捐赠现场浏览他写给骆淑景的信，其中不仅有炽热的情愫，更有对人生、文学、社会的思考。而骆淑景的信，则满是上进心与通透感，让张冲波的同事都忍不住称赞：“这个女子不简单，素质高，有追求。”

书信里的共鸣终究要落地，张冲波也情不自禁地讲起独自过黄河去找骆淑景的往事。1986年夏天，骆淑景还在山西“中条山下，黄河岸边”的一个小镇上教书，张冲波要给爱人一个惊喜，“路挺远的，我从卢氏坐长途汽车四个小时到灵宝县城，再坐班车到灵宝老城村，下了车再步行十多里走到黄河岸边。那是一个小渡口，我坐了一艘有五六个人的小船，浪很大，很惊险。我是河南的，由于她，我第一次踏上了山西的土地。过了河，我还要步行30里路走到陌南镇，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又走了15里，才来到她所在的小镇，到她学校都晚上9点多了，尽管是夏天，天也已经黑净了。看到我，她喜出望外，也非常感动。”

在张冲波一位口才出众的同事专程上门劝说后，张冲波的母亲终于松口。1987年国庆节，两人喜结连理。婚后两人依然是分居两地，书信还是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只是内容从谈诗论画的风花雪月变成了柴米油盐的琐琐碎碎。

今年8月，两人的信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纸上谈爱：情书里的父母爱情》，将这一段始于文字的爱情，变成了可供品读的时代标本。

婚后，张冲波继续在卢氏林业、卢氏中药材办公室工作，骆淑景调回老家后，则先后在县委宣传部、乡镇任职。两人虽然岗位不同，却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热爱，书信里的记录习惯，逐渐延伸为对广阔世界的书写。他们从记录彼此的小情小爱，转向打捞那些即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

对写作的热爱是两个人的生活底色

谈及自己的写作，张冲波坦言，是受历史学家唐德刚为李宗仁、张学良做口述历史的影响，他认定“口述语言比书面文字更有力量”。于是，他购置DV、录像机，利用业余时间投身到口述历史的记录与整理中。

选题从身边做起，“刚开始讲我喜欢的，我母亲是个大家族，我远远近近有14个外爷（外公）、24个舅舅、16个姨，我的二外爷曾经是国民党灵宝县长，抗战时期参加过洛阳保卫战。他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大舅，先是考上南京体育大学，后又考上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1949年去了台湾。1991年，他从台北出发，辗转36个小时回到家乡。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篇《大舅回乡》，写这段家族历史，投给了《读库》。”

自此后，他对采访和写作的热爱愈发执着，还一直坚持实地采访，“不管是三门峡移民还是中条山战役的亲历者，我都必须到现场去，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人。”

这份执着在《移民敦煌》的创作中达到了顶峰。三门峡水库的移民史，是一段被时光尘封的集体记忆。1956年，为了支持水库建设，三门峡市所属三个县的百姓远赴甘肃敦煌定居，后来大部分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历经波折重返故土，少部分人则选择留在了西北。这段移民史，藏着太多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却鲜少被系统记录。

这项采访计划是2018年10月正式启动的。张冲波生在灵宝，从小就听老人们说起过水库移民的故事，决定动笔时，他深知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移民们分散在两地，且大多年事已高，记忆正在衰退，这让张冲波觉得每一次采访都像在与时间赛跑。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素材，他与支持自己的同学端虎，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开着车穿梭在敦煌和三门峡两地。三年时间里，踏访了移民涉及的3个县、18个乡镇和48个村，累计采访移民208人。

谈起当时的采访，张冲波虽然仍是开朗地边笑边说，言谈话语却让人不难想象过程的艰辛。有时为了找到一位亲历者，要翻山越岭走几十上百里路；有时老人记忆模糊，需要耐心引导，才能拼凑出完整的故事；遇到性格内敛的受访者，要反复沟通，才能打开他们的话匣子。张冲波和受访者最短的访谈只有十几分钟，最长的持续有数小时。

2020年，外出采访因疫情变得困难，张冲波便在家中整理这些录音和笔记。最终，几百个小时的视频资料，被他整理成了38万字的原始素材。

“整理文字的过程，就像重新经历了一遍他们的人生。”张冲波说，他在这些故事里看到了移民们的坚韧与豁达：“在敦煌，他们面对不适应的气候，要开垦荒地、搭建房屋，在戈壁滩上建起家园；回归故土后，又要重新适应环境，从零开始打拼。我也看到了他们的柔情，一位老人告诉我，他一直珍藏着出发时带的一把家乡泥土，几十年都没有丢掉，仿佛闻到那股土味，就回到了老家。”他将精选后的15万字书稿寄给《读库》主编，主编读完非常震动，很快回复：“好，向你致敬。”

除了《移民敦煌》，张冲波的其他作品也聚焦于口述历史，同样充满温度。《难童》一书里，他记录的是中条山战役后难民的苦难历程。众多的难民中，他选择的是14岁以下的难童。

1941年中条山战役爆发，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万余百姓偷越日军封锁线，逃过黄河，却又遭遇1942年的河南旱灾和蝗灾。难童们组成丐帮乞讨，遇到吝啬的掌柜，便使用“开顶”的绝招：年长者割破自己的头皮，用鲜血敦促对方给钱。这些触目惊心的细节，在亲历者陆续离世的背景下，成为对那个旧时代的珍贵佐证。

骆淑景的创作则偏向“内在观照”，风格细腻，文笔流畅优美。最初，是张冲波动员她记录父亲讲述的骆氏家族往事，她将其创作成非虚构作品《盲流》。另一部作品《中师二班》，是以其自身经历为蓝本，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中师生活的点滴；发表于《读库2303》的《寡居》，则通过采访村里10位丧偶女性，展现了农村女性在时代变革中的顽强生命力。

一地鸡毛里的相伴之道

“我写的稿子，都是经过她改的，她在文字上给我把关。”张冲波坦言，妻子的沉稳恰好弥补了自己性格上的“冒失”和张扬。张冲波喜欢奔波于田野乡间，骆淑景则深耕身边人事，她担心他“下太大力气”不安全，他坚持“实地采访才够真实”，两个人的创作方式不同，却在记录历史的道路上形成了奇妙的互补。

“他性格张扬，不太通晓人情世故，做事冒失容易激动。”“她老批评我太自负，还总教育我要沉稳。”谈及彼此的性格，张冲波与骆淑景的“吐槽”里满是默契。这对“吵”了半辈子的夫妻，在性格的碰撞与互补中，走出了独有的相伴之道。

张冲波说自己事业不太顺，“付出了半生，文学路上历经波折”，而骆淑景始终是他的坚实后盾，“遇到好多困难，都是她在担当”。

在《移民敦煌》的采访过程中，这种担当体现得尤为明显。骆淑景说：“他做事总爱一头扎进去，不管不顾。”张冲波外出采访时，常常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住在村民家中。她既担心他的安全，又要打理家里的琐事。有一次，张冲波在山区采访时遇到暴雨，山路泥泞难行，车辆被困，直到深夜才联系上家人，骆淑景那一刻又生气又心疼。即便如此，她也并未阻止过丈夫的脚步，“他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想，他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他想做就做吧。”

为了支持张冲波的创作，骆淑景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还帮他整理采访素材、校对和润色稿件。在骆淑景心目中，张冲波写的东西有灵气，但有时不够严谨，“我帮他把关细节”。而张冲波也懂得妻子的付出，每次采访回来，会把采访中遇到的故事都讲给她听。他们的爱情，就在这样的相互扶持中，愈发深厚。

让他们讲讲爱情保鲜秘笈，他俩异口同声说“哪有什么秘笈”，继而仔细想想后回答：“一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三观基本一致；二是遇到磕碰的时候都想想当初，要尊重感情，不能让以前的追求付之东流。”

在他们看来，爱情不是“志同道合”的口号，而是“一地鸡毛”里的互相包容。“现在年轻人要求高，我们那时候不讲究物质，只看重精神契合。”张冲波感慨，如今的年轻人“只想现成、不想付出”的心态不可取。面对儿子的婚恋问题，两人虽然也会“爹味十足”地劝说“要保持积极态度”，却也理解时代不同，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情感节奏。

“争吵和磕磕绊绊是正常的，但生活中的本质是互相关心。有时候他能把你气死，但过后还是放不下他，还要为他操心，这就是爱人和家人嘛。”骆淑景一句总结的话似乎道出了婚姻的真谛。

在张冲波和骆淑景的生活里，有创作理念的分歧，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更有性格差异的碰撞，他们却始终认为“吵到底还得过，因为没有退路啊”。这是一份经过岁月淘洗的感情，正如他们笔下的口述历史，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安稳的力量。

慢慢写慢慢过，记下不该忘的人和事

捐赠家书前，张冲波早已将所有信件扫描存档，“电子版转给博物馆，你们就省事了”。这份细致，源于他对这些文字的珍视，更源于对历史传承的忧虑。“进入数字时代，这些东西对年轻人来说是隔代的，感兴趣的不多，能在家族里传承几代的太少了。”副馆长张丁的话，道出了书信这类物质载体在当下的困境。

而张冲波与骆淑景的捐赠行为，恰是对这种困境的回应。他们深知，书信的实用功能在当今社会已经基本消失，但其中的礼仪格式、写作方式以及思想情感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就像非物质文化遗产讲究传承，物质遗产需要保护，而书信的传承人，我认为是全体人民。”张冲波的话里满是使命感。在这个“换笔”的时代，老一辈逐渐故去，互联网让手写文字成为奢侈，张冲波和骆淑景的记录和捐献，可以被视作对抗遗忘的自觉行动。

张冲波在《移民敦煌》的前言中写道：“这些移民的故事，是大时代里的小叙事，却藏着最真实的人性光辉。我希望用文字留住它们，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国家建设，付出了青春与家园。”后记里，他又写道：“采访的过程，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我遇见了太多坚韧与善良，也更明白记录的意义。历史不该被遗忘，那些平凡人的牺牲与坚守，值得被永远铭记。”

这两段文字，正是他创作初心的写照。从黄河两岸的情书，到田野乡间的访谈，从个人爱情的守护，到集体历史的打捞，张冲波与骆淑景的爱情故事和文学创作，是个人史与家国史的交织，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共鸣。他们用手写书信、实地采访，以及笔耕不辍的“笨拙”方式，在快节奏的时代里，留下了“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