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报社先是在机关大楼上，后迁到一座二层小黄楼，再到迁出小黄楼与电视台合并，有13个年头。

编辑大都来自基层，年龄参差不齐，彼此间互称老师，或在姓氏前加个“老”字。这样一来，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还显得亲切自然。

那时我初到单位，资历尚浅，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

1

报社头儿姓聂名赐伯，长得慈眉善目，一口湖南话慢条斯理。

他和善、谦逊，待人接物温文尔雅，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范儿。做什么事儿都喜欢身体力行，且一丝不苟，丝毫看不出他是报社一把手。比如改稿子，他会先戴上老花镜，将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改好，然后才开始看内容。稿件若具有新闻性，一落笔就改好了。不利的一面是，万一缺乏新闻要素，就白费劲了！老聂有他的道理：“不管通讯员的水平如何，首先我们要尊重人家的劳动！”

他做过团场中学校长，通讯员在他眼里与学生无异，将稿子当作文改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通讯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新闻敏感性也有强弱，改稿子“前功尽弃”的事儿时有发生，但老聂从不抱怨。一般是打电话让作者补充新闻要素，实在“抢救”不过来，也顶多说句：“可惜喽！”然后将废稿轻轻放入一个铁丝编的文件框了事儿。久而久之，废稿摞了一沓子。大家在心疼老聂之余，也被他的严谨和职业操守感动着。

在一个通讯员培训班上，编辑部主任点了这件事儿，许多通讯员当场垂下了脑袋。渐渐，来稿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标点符号、字词句，还是新闻要素。老聂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改稿比以往更认真了。

因为有毛笔字功底，老聂的钢笔字没得说，工工整整，就像他的为人处世。他主持编前会很民主，主要是让科班出身的编辑部主任唱主角，最后他补充几句就散会：“……时间很紧，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但签发文件或发票时就判若两人了。极其严苛，有时候对着发票上的数据还要算一下才会小心翼翼签上：“同意”或“准予支付”字样，那字，像刻上去般有立体感。

对老聂的误解始于职称。我进报社前是师范学校讲师，拥有名副其实的中级职称。本以为顺理成章地转为编辑即可，哪里料到，老聂去了一趟职称改革办公室情况就变了。他严肃地说：“你的职称不能平转，得重新申报。”语气之坚决、表情之严肃，让我一下无法接受。

记得上班第一天，老聂握着我的手，说出了那番让我热血沸腾的话语：“欢迎你，年轻人！我们从《新疆日报》上发现了你……”他将我细细打量，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然后是不停地嘘寒问暖，眼神里流露着父爱般的慈祥，让我刻骨铭心。后来才知道，老聂有个与我同年的儿子，只可惜在自然灾害年月里得了病，长年累月卧床在家。想必活蹦乱跳的我让他触景生情了。其实也不全是这样，老聂对谁都很真诚，只不过我的进入给报社增添了活力，尤其是我的第一篇稿子《一封来自猫耳洞的回信》被《新疆日报》刊用，成为改变我命运的契机。可此时，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让我非常伤心，这还是那个宽以待人的老聂吗？见我急了，他便说：“你若不相信，可以去问问职改办的黄主任。”

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当时设在科委的职改办。我曾被抽调到教育系列职改办帮过工，和黄主任很熟。结果，黄主任给了我一句活话：“只要你们报社证明你的能力，就可以平转。”我如获至宝，大步流星回到报社，将这一重大转机传达给了老聂。可他没有表态，沉吟片刻说：“我个人意见啊，编辑和讲师不是一个行业，严格地讲是有区别的。建议重新申报比较好，一可以进一步检验你的业务水平……”没等他说出二，我扭头就走！

岂有此理！名副其实的讲师居然不能平转为编辑，老聂想干吗？跳上自行车我一路狂奔，在十八团大渠渠首前我停了下来。面对滚滚而去的一渠碧水，我心潮难平。出具一个证明我工作能力的书面材料就这样难吗？天，渐渐就黑了下来，我打定主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可这件事已惊动了整个报社，老同志们轮番来做我的工作。我被激怒了，拿出获奖证书和讲师证与他们理论。奇怪，他们避重就轻，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意思，重新申报对我的未来有益！这不就是老聂的意思嘛。我开始冷静下来，细细梳理奖项和论文，越梳理越有底气。我就证明给你们看，我够不够格！

职称，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申报，经过评审顺利通过了！红头文件下来那天我欣喜万分，老聂逢人便说：“人家可是靠实力硬碰硬评上的！”不错，我是凭借《新疆日报》上那篇稿子进入报社的，可讲师和编辑隔着一座“山”。当昔日的讲师成为拥有编辑职称最年轻的报人，机关上下的议论戛然而止了。我终于明白老聂的良苦用心了。中级职称让我豪情万丈，编报和写稿两不误，我像一台开足马力的火车，不知疲倦地呼啸前进。

春节到了，我想买些东西去老聂家表达一下心意，被编辑部主任拦住了。他告诉我：“你来得晚，还不了解咱老聂。好好工作吧，那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比什么都强！”看来，老聂那双慧眼发现的不止我一匹“千里马”。其实，去老聂家的想法进报社第一天就有，一直没有成行的根本原因是犹豫不决。自从知道了他儿子的事儿，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大过年的，我的出现无疑是在老聂伤口上撒盐。直到他退下来，我都没去过他家。倒是我的成长进步让他时常流露出父亲般的眼神，我捕捉到了。

老聂儿子走时，报社的人都不是个滋味，打算一道去看看悲痛万分的他。商量来商量去，我被留了下来。那天，我呆呆地坐在空无一人的编辑部里，心里一团乱麻。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能有现在的业务水准，与老聂的教诲是分不开的。顿时，老聂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浮现。

2

美术编辑姓董名介吾，40出头，长得很精神，浑身上下充满活力。

他主要负责要闻版组版工作。要闻版是报纸的脸面，由编辑部主任亲自编，改好稿件后交给董老师组版，然后送印刷厂排版。

那天中午，我去董老师家通知一件事儿，大太阳下的院子里，他正汗流浃背地刨一块木板，地上一大堆刨花。他告诉我，这是他千辛万苦找来的枣木，刨平后再雕刻，刻好就可以拓了。我一头雾水，什么“雕”呀“拓”呀的，但知道了一种艺术叫版画。

几天后，董老师给了我一份资料。原来版画是造型艺术之一，作者运用刀和笔等工具，在不同材料的版面上进行刻画。可直接印出多份原作，故又称“复数艺术”。早期大多用于复制图画，绘、刻、印三者分工，称为“复制版画”；后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由作者自画自刻自印，称为“创作版画”……我看得头晕目眩，隔行如隔山哪。

一个星期天，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他放下手里的碳素笔对我说：“我最敬佩的人就是彭老总，他是我们湖南老乡，更重要的是，作为开国元帅，彭老总一生战功卓著，刚正不阿，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时，他正在创作版画《彭老总》，草图堆了一桌，都不尽如人意。

突然，他对我说：“有一首毛主席的诗，你知道吗？”

我说：“哪一首？”

他深情地说：“就是那首写彭老总的。”

那我知道，是毛主席写于1935年10月21日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最早发表在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上。彭德怀接诗后，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退还给了毛主席，彰显了谦逊和格局。董老师被我的情绪所感染，索性吟道，“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想不到，一向不苟言笑的董老师还会诵读诗词。彭总的战功、品格深深吸引着我们，探讨向着纵深发展着，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星期天对董老师的创作推波助澜，他反复推敲，几易其稿，草图最终定稿了。之后，他争分夺秒，只要有时间就全神贯注地刻了起来……在办公室，更多的是在家里。

他爱人魏老师是上海人，端庄大方，非常有气质。当过老师的她负责报社的通联工作兼编校，这是件很繁琐的事儿。先将通讯员来稿一一登记，然后交编辑部主任分发给各版编辑。报纸出来后，还得给作者一一寄报纸和稿费。长年累月，不要说做，看都看烦了。可魏老师始终一丝不苟，没有点责任心是坚持不了多久的。照理说她是初校，就是挑大样上的错别字什么的，后面的事儿是编辑的，最终还有总校对嘛。可她不，非常较真，一些编辑粗心的问题就被她发现，并消灭在萌芽状态了。编辑们很是感激，若是到了编辑部主任那里就得扣分了。她的这份坚守和丈夫的执着，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

这时，经过董老师的自画自刻自印，版画《彭老总》诞生了。拓印那天，董老师显得格外庄重。刻有彭总肖像的枣木板静静地横在桌上，他用柔软的纸轻轻擦拭着，然后着墨，最后拓印。一张、两张……看得出，他将对彭老总的敬仰和爱戴全注入版画中。《彭老总》相继在一些大报刊出，捧着报纸他陷入沉思之中。这幅版画作品凝聚着他太多的心血和情愫，一篇《我刻彭老总》的创作谈随即发表。几十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对版画艺术的追求他从未止过步。

他的作品当然不止版画，配图（题图和插图）更是一绝。他不是简单地配图，而是把文章悟透了才动笔，这是不折不扣的二次创作。所以，他的配图能够准确表达主题，真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报纸副刊上推出的作品，如《柴圈儿今昔》、《暴雨降临古镇时》、《奖杯奏鸣曲》、《普罗米修斯》等配图后“蓬荜生辉”。

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追赶“油龙”的队伍》，就是因为董老师配了图才得到读者的喜爱，还获得《工人时报》征文奖。在通讯员培训班上，我直言不讳地说：“图文并茂是这篇作品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读者不喜欢，是不可能获奖的！”

这是心里话，也是对董老师配图的崇高敬意。长篇通讯《壮骨雄魂》配图推出后，还向《兵团日报》投了稿。当时董老师有点担心：“人家兵团日报社有美编，不会用咱们的题图的。”我执拗地说：“不一定，好的题图哪家报社都喜欢！”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将题图一并寄出。结果，《兵团日报》在显著位置推出《壮骨雄魂》时用了题图，产生较大影响，连《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也相继刊发了。

我俩的合作越来越频繁，每当我们的作品打响，他都会认真地说：“小老弟啊，是你的文章写得好……”我清楚，文字和题图缺一不可，是共同的目标和业务水准让我们双赢的，这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

报纸拼贴画是董老师独创的。在参考了许多资料后，他开始琢磨，修改来修改去，终于完成了第一幅作品。这件作品上了我们的文摘版后，可读性一下子飙升了许多。接着，许多家报纸采纳了董老师的报纸拼贴画，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大漠驼铃、火焰山、坎儿井、葡萄园……都是他的创作源泉，他的拼贴画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是很自然的。哪家报纸会拒绝这来自天山脚下的创意呢？我曾以纪实文学《大漠风云入壮图》推介了这位湖南伢子的矢志不渝精神。

报纸拼贴画有笔墨就能干，可版画就得自己掏腰包了。有时候遇到一块上等木料，他会像孩子般手舞足蹈的。那仅仅是第一步，还得又锯又刨，直到达到他的标准。一身汗水一身刨花是常有的事儿。十年磨一剑，为了版画事业他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退休后，他和魏老师定居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上不时有他的作品，笔耕不辍的董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新疆这片沃土。

3

经济版编辑姓高名铮，大伙儿都叫他“小高”。

他五官周正，眼睛炯炯有神，鼻梁很挺，若不是小儿麻痹症影响了他的整体布局，说他是美男子也不为过。

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上海阿拉，千里迢迢投身于西部建设洪流，就这点，常人就比不了！据说与父母在香港会面那年，他仅仅接受了一架照相机，其余的什么都没要。就这架照相机，恐怕还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考虑的。不善言辞的他这样做，立马让人与《牧马人》里的许灵均联系起来。许灵均被打成“右派”后到西北牧场劳动，得到当地牧民的关怀照料，并与农村姑娘李秀芝结成连理，还毅然放弃了到美国生活的机会。小高与许灵均情况不是完全相同，但有海外关系是一样的，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短腿。小高的政治前途不会被看好，谨小慎微大概源于此。

在农场劳动时，他邋遢、落魄，但脑瓜子极其灵光。一位风风火火的农场姑娘慧眼识珠，毅然决然嫁给了他，还生了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他被调入刚恢复的师报做了编辑。一家四口告别连队进城那天，农场姑娘的眼里溢出泪水，丈夫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秀才了！

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处理稿子再正常不过。通讯员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全是他修改的字迹。有的稿子有新闻价值，但文理不通，改着改着，他干脆给人家重写一遍，好像这是他的文章。他编的经济版非常“经济”，没有一点“死角”，每篇稿件都恰到好处。连报缝都被他处理得妥妥的，很难再插进一字一句。更绝的是组版，在严格计算了稿件字数和标题位置后，他先在划版纸上一瞄，也就几分钟吧。然后用一支铅笔“噌噌噌”打草稿，之后用尺子一篇一篇细化，像是在画一幅画，极其讲究。末了，还不忘用橡皮擦去多余处。“噗！”一口气吹过，他如释重负地会心一笑，就组好了。

在印刷厂，划版纸就是“图纸”，排字师傅据此从木架上一个字一个字拣，等铅字盛满油腻斑斑的盘子，再端到模板前细细排。删除一句话或几个字，现在只需轻点鼠标就可抹去，没有任何麻烦。“铅与火”的时代，删除一字，就得用镊子拔去一个小铅块。删除一行，需要忙活好半天。小高的版已经非常好了，可他还嫌不够，挽起袖子去架上取来字，再拿镊子在模板前精益求精，仿佛在创作一件工艺品。此时他判若两人，有说有笑，完全融入车间，一下子像年轻了十岁。我便问他是否读过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他幽幽道：“知道！要是真能那样，该多好哇……”一起工作这么久，还是头回见他多愁善感。

第一天上班，我处理完稿子，面对尺子和划版纸颇不以为然。本以为“唰唰唰”很快就好，哪知道，操作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百字的小方块，呲牙咧嘴望着我，从哪里下手？我拿着计算机一边算一边划，直到夜幕降临办公室。

这期社会版，撇开内容，版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岂止是难看，还让排字师傅费了老鼻子劲了！不光我划版差，其他三个年轻编辑也不行。既没有小高快，更达不到人家的精准，只能甘拜下风。可寸有所长！他们三人相继离开报社后，个个成了气候，一个当了宣传部部长，一个做了纪委书记，一个跨界做了行政干部，唯有我坚守在党报编辑岗位上尽职尽责。这是后话。

那天，见我如此沮丧，小高便安慰我：“不要灰心，熟能生巧，划多了就好了！”说罢，俯下身子一丝不苟地改稿子了。从此，我便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版做得越来越好，还不时受到排版师傅们的夸奖。当我越来越得心应手时，报纸印刷跨上了“光与电”，电脑时代到来了。

小高做编辑部主任后，依旧兼着会计，算账编版两不误。他管着报社的采访本和稿纸，谁来都照章办事。

一次，一名记者不知道怎么就与小高吵了起来。记者领完稿纸刚要离开，被小高叫住，将稿纸顿了顿又数了一遍，果然多了，他便硬生生抽回。记者脸涨得通红，冲小高发了火：“高主任，你咋这么抠呢？我这是工作！”小高嘿嘿一笑，也不生气：“都是为了工作！咱报社底子薄，不抠不行啊……”记者死活想不通，不就是几张破稿纸嘛，何必那么认真？几个老同志一开导，他汗颜了，原来小高对事不对人，没有任何恶意。在勤俭节约问题上，报社一直都在大力倡导，数小高做得最好。

小高的字很特别，笔画清晰有力度，特别是阿拉伯数字，写的跟印刷体似的。平时，他见缝插针写些新闻稿件，在电脑尚未普及的那些年里，他这笔字可是如虎添翼！年初，师宣传部要对优秀通讯员进行表彰奖励，小高的名字赫然在目。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下去采访，他便与通讯员合作，在事实基础上加以完善或重组，有时候通过电话进一步充实内容。就这样年复一年，他乐此不疲，几乎年年都是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优秀通讯员。其敬业精神和顽强毅力，可以窥斑见豹。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从印刷厂看版回来，恰巧碰上小高，他推着自行车，后面是个背着书包的半大小子，一头汗水。不用猜，他儿子。儿子高大壮实，将父亲衬托得愈加精巧。无论体量、个头，还是颜值，儿子都远胜一筹。可能是贪玩忘了回家吃饭，小高只好去找。顶着烈日，拖着条病腿走在滚烫的街上，能没有恶气？可转眼间气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疼爱，这让我感触良多。血缘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它浓于水呀。但愿这个臭小子不要忘记父亲汗流浃背找他的这个中午。

小高退休后，我曾代表报社去上海看几位老同志。他还是那个样，惜字如金，尊口难开，依然如故地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报人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丝毫没有衰减，这让我着实感动。

4

编辑部主任姓高名敦禄，戴副宽边眼镜，声若洪钟，很是威严。倒是一口山东腔，拉近了与基层通讯员的距离。

他学识渊博，特别是遣词造句的功夫好生了得。主谓宾、定状补、的地得……他运用自如，颇有心得。一篇新闻稿件，只需粗粗浏览一遍，他心里就有数了，然后“唰唰唰”几笔，废话就没了，真是快刀斩乱麻。

他对我们这些新手高标准严要求，该说就说，丝毫不留情面。而且四个版面他要一一审定，不合适的，毫不客气地打回重来！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0年大庆前，报社走进一位业界大腕儿——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此时老高已经荣升副总编辑。

那天，他俩亲切握手，寒暄了好一会儿。艾丰走后，老高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发黄的合影照片，让我找找他俩。尽管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可毕竟年头太久，加之照片上密密麻麻，没有找到！老高拿过照片，指着第二排中间的两个人，很自豪地说：“看看，这是谁？”天哪，年轻时的老高和艾丰还真帅气！用意气风发形容恰如其分。他们读的是令人羡慕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地地道道的科班出身。以前都传，老高的同学如何如何，这天我们眼见为实了。至于照片上那些人，随便说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那届学生，最差都是省报的头头脑脑了，唯有老高，屈居一个师报，有点大材小用了。

老高的主要精力是把关，把政治关和业务关。在他主管编务的日子里，报纸从未出过什么大问题。

有一回，通讯员发来的稿件上，“省略”了一位副团长的副字，这下可好，正职不干了！打电话质问报社：“……师里什么时候免得我的职？”报社赶紧给人家道歉，还出了更正，把责任全揽了下来，毕竟没有核实嘛。那位通讯员受到严厉批评，他感到很委屈，平时不都是省掉那个“副”字叫的嘛，何必如此较真！老高以此为戒，不仅在编前会上讲，在通讯员培训班上讲，还在一篇新闻论文里引用了这个例子。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老高的较真和警钟长鸣是有理论依据的。

老高主要写社评或编者按之类带导向性的文章，这类文章政策性强，语言极其凝练，非常难把握，可老高写得得心应手。还有，顶多署个“本报评论员”，读者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若没有点奉献精神是难以为继的。十多年来，老高默默地写着社评、把着报纸关，偶尔也写那么一两篇新闻稿件。他虽然写得少，可标题新颖，导语精炼，主体部分紧凑，我们暗暗佩服。

这时，副刊编辑到位了。他精力旺盛，积极性高涨，编好版之余跑了不少单位采访，写出一批副刊稿件。副刊稿件嘛，自然文采飞扬，激情四射，这得花费很大的心血。一次，一篇洋洋洒洒的稿子被老高“唰唰唰”删去一两千字，副刊编辑心疼得直哆嗦。那是多少个夜晚熬灯费蜡的结晶啊！回到宿舍，副刊编辑越想越委屈，就摸出酒来喝了一口。敲门声就是这时响起的。拉开门一看，居然是老高！原来老高也感到不是个滋味，可能自己有点过激。便买了两份热腾腾的饺子提着来了。编辑非常感动，赶紧给老高让座，老高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两人就聊开了。

老高开门见山：“你是不是觉得，我老高不会写副刊稿子，凭什么改你的稿子？”

编辑连忙解释：“哪敢哪！我一个小编辑……”

老高不高兴了，罚了他一杯说他不实在。编辑就实在起来：“是，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老高端起酒杯与他走了一个，说：“这就对喽！我老高是山东人，心直口快。咱这样说啊，评论家不写甚至不会写文学作品，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鉴赏力呀。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啊，自己的东西自己是很难看到缺点的，但旁观者清呀……”

编辑的心胸豁然开朗起来。老高见火候已到，便细细讲了为什么删，还谈了怎样以最简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等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老高说完郑板桥的诗句就走了。

这件事后，编辑进步很快，不时有新作品见报，还获得了报纸副刊奖项。几年后，当地区一家文学刊物色编辑时，老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经过老高推荐和组织考察，调令发到了报社。编辑很快到岗，扎扎实实“为他人作嫁衣”，每每回味“饺子就酒”那个夜晚便心潮起伏。

别看老高平时谈笑风生，一旦遇到原则性问题，那是一点都不会含糊的。

有一年，一家当地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砖铺路烧砖砍树的稿子，严重失实。老高拍案而起，为了避免混淆视听，他挥笔写下了《忆昔烧砖铺路时》迅速刊出。

原来，老高就是当年砖铺路的建设者和亲历者。1966年8月，218国道修至若羌境内距离库尔勒245公里处，遇到了最大的“拦路虎”——流沙！此时，动力、原材料极端困难，但工程绝对不能搁浅。老高所在的新疆兵团工二师工程支队就发动群众攻坚克难。夜晚，在蚊虫纷飞的篝火前大家集思广益。随着头脑风暴的推进，一个制服流沙的法子脱颖而出——就地挖土、取水，以枯死倒地的胡杨树枝干为燃料烧砖！

经过无数次试验，第一批红砖烧成了！那砖很讲究，每块长22厘米、宽12.5厘米、厚5.5厘米。在技术人员的指挥下，红砖被紧凑地摆成人字形，再铺展开来，用细沙填充砖缝，使整体牢固耐用。一公里、两公里……粗略地算了一下，每公里用砖达60多万块。整整五个春秋，全长102公里、宽7米、用砖6200万块、时速达80公里的红砖公路诞生了。

《忆昔烧砖铺路时》首次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砖铺路诞生过程，公信力不言而喻。特别是建设者不向流沙屈服的精神尤为动人，也彰显了一位报人的职业道德。

2000年，干了大半辈子的老高光荣退休。红砖路作为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赢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世界之最”称号，还被命名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老高喜不自禁，走在大街上，把腰板挺得直直的，格外骄傲！

成为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他一如既往地恪守“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原则，活真实的自己，倒也其乐融融。

2021年记者节前夕，一枚“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章”别在了我胸前，这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特殊荣誉。那一刻，我想做两件事：一是再抚摸一下35年前《新疆军垦》报那张墨绿色的获奖证书，二是将“编辑部的故事”原汁原味地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我做到了。

王安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个人专著19部，其中，《沙海击浪》《在六分之一国土上》分获兵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太阳迟落的高原》获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散文《飞渡金沙滩》获第五届“三亚杯”当代华语文学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