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剧中城市影像叙事的变与不变
国产都市剧作为映照社会变迁、叩问时代心理的文艺载体，其城市影像的叙事流变始终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同频共振。在都市剧的创作谱系中，城市不再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抑或容器，而是成为驱动人物命运的核心场域与承载价值思辨的叙述主体。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都市剧的城市影像叙事，既从微观层面勾勒出大众的情感结构与心灵图景，也在宏观层面为城市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生动可感的荧屏案例。梳理其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旨在为都市剧创作的未来径向作出思考。
从“理想之城”到“生态宜居”，“人民城市”的精神支点不变。
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其故事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实践构成互文。早期都市剧的城市空间往往被塑造为具有现代化色彩的“理想之城”，具体呈现为商品经济语境下的“机遇场”。如20世纪90年代，以《公关小姐》《皇城根儿》《一年又一年》为代表的作品中，高级写字楼、高档酒店、歌厅等构成了影像叙事的主舞台，剧中人物的个人理想与城市“神话”紧密结合，随空间更迭而诞生的新式社交礼仪也富有喜剧色彩。21世纪以来，《奋斗》《蜗居》等作品把住房、就业等现实议题引入叙事，城市影像的“理想符号”逐渐进入现实场域。这些作品通过对“理想之城”的影像礼赞，在展现城市现代化图景的同时，也蕴蓄着对人民主体性的时代抒写。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都市剧的创作视角开始从关注物质发展转向重视人民生活品质，从追逐城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宜居”环境的优化，由此，城市生态的改造升级成为近年都市剧聚焦的议题。《春风又绿江南岸》《父辈的荣耀》《江河之上》《江河日上》等剧集关注水污染治理、生态林种植等热点话题，展现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整体建构城市生态的美好愿景。如《江河之上》关注生态领域的司法实践与城市发展相融合，剧终画面定格在法官罗远一行观看江豚跃出水面、生机勃勃的景象，既彰显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意义，也与我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相契。都市剧不再仅是城市生活的再现者，更成为“有温度”的城市参与者。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下的都市剧作品注重深描人物内心与精神重建，主人公不再一味追求事业成功，而是开始重新思考城市生活的节奏与意义。如《好事成双》《难哄》等剧中的主要人物均实现了从社会规训下的“成功叙事”到个体认知的“自省叙事”的转型，不再将外在成就视为唯一坐标，而是追问内心的真实渴望，在职场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寻平衡点。在这些作品中，“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的现代生存困境被赋予了具象的戏剧形态。剧中的信念追求既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潜能和变量，又成为一种与当代城市精神相契合的行为力量，在理想与情感的有机考量中为观众带来“荧屏人生”的启示。
从“都市摩登”到“市井日常”，“家”的情感锚点不变。
在都市剧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曾在一段时间长期扮演着空洞的“背景板”，其视听语言止于浮光掠影的景观堆砌，精神内核困于利锁名缰下的精英叙事——城市的人文价值，始终在形式层面“在场”却在情感层面“缺席”。一些剧集在追求叙事广度时陷入饾饤化、碎片化的创作倾向，职场算计、婚恋焦虑、原生家庭等社会议题取代了立体化的人物形塑与细节式的生活解剖，城市空间本是“安身立命”之所，却在影像中沦为“挣不脱、逃不过”的爱情布景。
然而，随着都市剧的叙述视角从行业精英向平凡个体回归，都市剧逐渐实现了由“以城为景”到“以城为家”的落地生根。创作者更多着墨于以外来务工者为主的“都市异乡人”，也使各类消费文化空间逐渐转化为真实的市民生活场景。
事实上，回溯都市剧中城市影像的发生，1985年播出的《四世同堂》以小羊圈胡同中的祁家四代人为核心，将抗战时期的家国命运与街巷宅院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方寸天地间折射出烽火年代中华民族的气节与风骨。在《一地鸡毛》中，小林夫妻因家庭欲望与城市现实的“不对等”，演变为一件件小事的“不合意”，从而迫使小家温情解构于咫尺天涯的疏离。这种将“一家人”的个体命运植根于城市肌理的叙事范式，也为此后都市剧的“市井格调”作了铺垫。及至当下，《好团圆》从向家三姐妹的视角，将家庭财产分配、邻里关系等议题自然交织；《烟火人家》《承欢记》等剧则着力刻画代际间的理解与陪伴，在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传递出人性的温暖。这些作品让都市摩登空间不再“忽远忽近忽然成谜”，而是通过“家”的情感纽系，构筑可靠的城市安居感，成为“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的落脚点。这种真实的情感写照，也是都市剧具备持久感染力的来源。
从“景观地标”到“精神原乡”，“地方性”的美学特点不变。
城市空间在都市剧中被表征的时刻，也正是它重新赋予都市意义的时刻。回顾我国都市剧的发展史，“地方性”既是其凸显地方风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塑造美学风格的影像特质。
一方面，都市剧通过对城市文脉的深度开掘，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精神原乡的美学升华。较早的京味剧、海派剧以其独特的地缘影像风格，实现了市民性格的“本色”画像与社会空间文化惯习的互彰。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一些都市剧作品陷入同质化的场景设计，充斥着城市商业区、写字楼等物化意象群落。当下的都市剧为“地方景观”的建构作出了回应，如《装台》通过对西安城中村的刻画，将秦腔艺术的传承与市井人情的往来相联结；《胡同》通过一家三代居委会主任的接力，呈现了北京城市的历史厚度与人情温度。这些作品以影像证明，真正的城市记忆不仅存留于文物古迹，也流淌在百姓的日常烟火中，从而绽放出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另一方面，各民族元素的城市影像呈现，为都市剧叙事开辟了崭新的“地方性”空间。《日光之城》《红石榴餐厅》等作品围绕拉萨、乌鲁木齐等城市民俗事项的描摹，揭示了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选择，凸显出“别样”美感的城市空间与命运交融的个体书写，形成了彰显民族文化意蕴、倡导团结奋斗精神的审美特色。
都市剧中城市影像叙事的“变”与“不变”，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的文化自觉与精神演进。从“变”的维度看，时代表征、地域特征乃至群体象征的转变，均体现了城市发展从物质建设到精神关怀的转型；从“不变”的维度看，人民立场、情感维系与地域特色构筑了都市剧的精神根基。无论是寄托现代化憧憬的“理想之城”，还是彰显共情力的“心灵之城”，荧屏中的城市始终承载着普通人的梦想与坚韧，也诠释着“人民之城”的恒久命题。惟有让更多的城市空间成为生命体验的安放与在场，才能让广大观众在剧中获得启迪、汲取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影像不是昨日的显影，而是明日的序章。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院长助理、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