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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中国作家网特邀文学创作、编辑、出版、评论及文化产业研究等领域专家，聚焦《建议》中关于文化建设的内容，从提升文化原创能力，推动精品创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坚持文化惠民，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角度深谈学习体会，交流思考心得。中国作家网自即日起推出相关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基于受众需求，提供人的叙事

汪惠仁

文艺及文艺出版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的，扎实推进文化强国也离不开文艺及文艺出版的助力。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中对国家文化建设提出了系统性要求，我从事文艺出版三十年，那我就从文艺及文艺出版的角度，谈谈学习体会。

出精品，出人才，这是结果要求；结果的成因，必然触及文化原创力、文化生态等体制机制性要素。《建议》再次重申了习近平总书记“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重要指示，将是否有利于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视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依据。2025年初，我提交全国政协的《关于激发文艺活力助力文化强国的提案》，与今天的话题紧密相关。在提案中，我将激发文艺活力营造良好文艺生态，分解成互为因果的三个层面：

我认为，要将保护文艺创新创造的活力，放到文化强国相关事项的突出位置。文艺是时代精神与人民期盼最敏锐的发现者、最鲜活的呈现者、最多元的转播者，拥有活力文艺，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而言，相当于拥有了创意无限的“脑”与宽阔无垠的“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检视文化文艺工作是否还需要提质增效，“活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衡量因素。活力从文艺创造主体而言，是作家、艺术家主动释放出来的；而活力从文艺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而言，是组织者解放、激发出来的。所以，文艺活力的大小有无，既有文艺家个体觉悟的因素，又有制度觉悟的因素。

其次，我认为，要将扎实落实学术民主与文艺民主，放到激活解放文艺活力相关事项的突出位置。文艺创作、文艺研究与批评，在专业知识储备，文化资源重组、人生体验、对生活开掘路径及呈现方式上，优秀的文艺家都有着强烈的个体风格。对于文艺家在文艺创作及研究中所展示的个体风格，要有切实的尊重，千人一面式的复制性表达，只会让我们的文艺丧失厚重的生活质地、丧失精神叙事的能力。

最后，要将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这个重要原则，放到保障实现学术民主文艺民主诸原则的突出位置。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中，是包含着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伟大构想与目标的，所以，文化建设当然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这就意味着，文艺创作、研究及传播之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是基于人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文艺天然的活力来自于切合大众需求文艺需求的文艺创作，来自于不再将人工具化的“人的叙事”。

在生产与消费这两侧，人的叙事这一共识如果能够达成，那么我们的文艺出版任务就可以简明理解为：基于受众需求，提供人的叙事。

我连续三十年供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回过头来看，成功的产品、品牌项目，总是离不开受众需求与人的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是一个老资格的文艺出版机构，它的文学期刊阵容大，名刊多，尤其《小说月报》《散文》，可以说，当代无数人的文学生活都与它们有关。另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发起并举办的“百花文学奖”广受瞩目，影响深远。在多个场合，我介绍过这个奖项。四十年多来，百花文学奖由小说的单项奖渐渐向全品种文学奖演进。第一届颁奖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闻界是这么概括百花文学奖的，说它是“当代文学第一次民意调查”。它是读者投票产生的奖，我想，这是它影响力的最大源头。如果把当代中国文学比作一条河流，那么，百花文艺出版社以近七十年的图书出版经验、以《小说月报》《散文》等近十种文学期刊的印行、以“百花文学奖”，深度参与了对其源头活水的发现、对其河床及流域样貌的塑造。

基于受众需求，提供人的叙事——真正践行起来，你必须要克服很多困难。善意不是一句空话，有没有足够的毅力定力，有没有足够的市场思维并且要给市场的良性秩序的建构做正向努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巨大考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生长的时期。那个时候，经历过文化荒漠的人们，太需要表达了，太需要新的阅读了，很多省、地区文联作协办的刊物一开机就是十万册，好一些的五十万到百万册。这是那个时候常见的期刊故事。但《小说月报》《散文》的创刊，并不是草率地在时代风潮里分一杯羹，它们一开始就是为汉语文学的写作与阅读提供特别服务的，它们的这种特别的善意，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市场淘洗中渐渐显出优势。这种特别的善意就是放弃狭隘的地域、江湖，放弃浮泛的综合性，为写作者与读者提供专业园地。月报除了精选小说作品，每期的附录有各地文学期刊的小说选目，几十年下来，是一份珍贵的当代小说史料。可读性，一直是月报比较重视的阅读体验。可读性本身并不指向文学性的强弱，它就是用户体验。用户体验简明操作方便，是否意味着手机内存运算速度的负面评价呢？当然不是。有方便门，于大众总是好的。为更多的人提供重新走进世界理解世界的机会，可读性本质上是行善。

至于《散文》的特别善意，《散文》一直致力于重建“中华文学园林之园中之园”。三十年来，我一直也是《散文》的一员，目睹了几代编辑的专业精神与杰出能力，每期一共就那么几十页，精心打磨，可谓寸土寸金。我与同事在《散文》一同策划过很多的专栏，每一个专栏的设立，都是煞费苦心的，在编辑含量上，我们总是设置高门槛，自己给自己难题——当然也给与我们合作的作家、艺术家添了不少麻烦——而这，对于消费者而言，却获得了深度的精神服务。

《小说月报》《散文》是文学市场中按照国际化公平规则成长起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一切超额权力对公平市场的干预。我一向认为，对共同语而言，所谓文学的价值，是以自身的自治能力为共同语提供创造力。而文学的语言自治能力，只有在真正的受众市场中才能培育出来。这意味着，在凝心铸魂的总体要求下，务求我们的文艺出版的“产业”能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宏伟蓝图相匹配。在文艺出版“产业”能力获取途中，不怕发现问题、碰到困难，我想，用我们的文化自信，用我们的开放包容，用我们的改革创新，去创造中国文艺出版的下一个黄金年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汪惠仁，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小说月报》《散文》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