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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百花洲》《万松浦》《芒种》: “标签”时代,怎样找到“自我”
来源:文艺报 | 汪晨  2025年11月07日09:25

近年来,“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简称)于社交媒体中越发流行,逐渐成为独特的社交文化。诸如“紫色小老头”(INTJ建筑师)“小蝴蝶”(INFP调停者)等鲜明的人格标签,将个体划分入不同群体,赋予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中的清晰坐标。人们借此定位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迅速完成身份认同的建构。然而,这类标签也逐渐成为自我叙述的代言,甚至可能简化我们的自我认知,使得真实的自我被淹没在对标签的迎合和兑现中。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多的这些标签,反而加剧了个体面临的身份认识困境。那么,当下个体追寻自我身份的道路究竟指向何方?诸多文学刊物近期刊发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类自我认同与追寻的书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回应。

人的一生都在追问“我是谁”以及“我该如何认识自己”,惠忆的《大数据爱情》(《西湖》2025年第7期)就直面“大数据时代”的自我困惑,揭露当下日渐显影的身份标签化现象。职场的层级定律迫使余悦将自我放置于虚拟空间之中。她不仅通过大数据确认感情,更将“MBTI”视作自我定义的准则,在对标签的不断迎合中,陷入持久的自我怀疑。所幸,余悦虽满是低头的无奈,却仍拥有“适应鱼缸外的酸碱度”的勇气,也暗示着个体拥有突破标签的可能。范雪明的《从头开始》(《百花洲》2025年第4期)则更为直观地呈现了个体在模仿标签过程中遭遇的彻底迷失。顾大雪为了获得社会认同,从剃头手艺、走路姿态到人际关系,一步步为自己打造了个像弟弟顾小雪那样的面具。最终,他抹去了顾大雪的痕迹,从一个迷惘的我彻底跌入不存在的我。这些人物都被困在了现代社会的标签中,他们将标签视作自我身份的全部,将符合标签作为“我是谁”的标准答案。而在《西湖》第8期里,朱瀚文的《池子》和刘宛照的《好久不见》则说明,“认识自我”本就是一个流动而不确定的过程,不存在可供参照的“标准答案”。真正的身份认同,实则蕴藏于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持续对话之中。不论是《池子》中作别理想之我的高远,还是《好久不见》中最终接纳独立自我的李解,虽都尚未找到确切的身份,但皆因实现了与真实自我的对话,从而走出标签所铸就的身份迷雾。

人在“认识自我”之后,又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外部”之间的关系。许多文本都关注到个体于社会中不断逃离同时压抑自我的现象。生活中的隐形规训持续压抑着个体的真实自我。在这之下个体对触摸真实自我的渴望,使其在主动自我和被动自我中不断游移。陈聪的《公文纸缠身的少女》(《西湖》2025年第6期)就描绘了当代青年徘徊在工具自我和本真自我之间的焦虑和挣扎。一方面,主人公小草始终依照职场规则所设定的模板生活,扮演着工作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并未放弃对“正常生活”的追求,一直希望寻得容身的“海沟”。然而,人的本真在工具理性之下却成为“不正常”。小草只能选择继续投入模板化的生活。生活本身被世俗意义赋予了“标签”,将个体塑造成所谓“美好生活”的标准化零件,从而令其失去了应有的自然属性。于永铎的《魔镜引发的笑声》(《芒种》2025年第5期)就以更为荒诞的情境,叙述了技术理性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异化。林冲不断拆解、重构安然的身体,用各种器械部件组装安然的肉身,意图塑造完美的安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安然肉身的不在场,恰恰隐喻了技术理性与人的关系,她虽逐渐丧失对自我的掌控,但仍葆有“确认自己”的渴望。小说结尾处她对林冲的反抗,正是她试图挣脱技术理性、重新夺回自然之我的努力。

女性在社会中的自我确认和表达则更为幽微,面临着复杂而严密的外部规训。发表于《西湖》第7-8期的多篇女性写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多元“标签”生活下现代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惠忆的《淤青》(《西湖》2025年第7期)聚焦于相亲市场的秩序法则,量化的相亲条件成为小城青年身份认同的筹码。水淼虽反感以面容为筹码,却又不得不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用外表获得世俗生活的定义与价值。大水的《锋面》和《流水线》(《西湖》2025年第8期)则关注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底层女性的身份认同。《锋面》中的“我”在传统家庭的身份规训下,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家务劳作的贡献之上。而不断生长的自我意识又与传统的家庭观念碰撞,既想要逃离家庭,又渴望“家”的身份归属。此种矛盾展现出现代女性的普遍精神状态。《流水线》叙述的是女性被物化为流水线配件的命运。由于被认为具有更细致、更顺从的“劳作优势”,女性的自我价值与此类特质绑定。所谓“优势”实则是被压迫的“优势”。尹橙的《名字》(《西湖》2025年第8期)对女性的身份确立有着更直观的描绘。“白灵语”“白山珊”“薛文书”,三代女性“名字”的变更,正是农村底层女性自我确立历程的见证。

所有的疑问汇聚到一起,最终指向对身份“自然规律”的追寻,即超越标签、返归本真的存在方式。《万松浦》第4期中的《赤道之渡》与《自然规律的另一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考。张翎的《赤道之渡》中,刘小雨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和所谓的“作”,是她在幻想之地追寻自我所求生活的过程。在与非洲土地的相处中,她原先对理想生活的想象逐渐松动,开始更为珍贵的、关于生命本真与理想自我的思考。心向往之的生活未必是真理,现实和自然才是存在的本质。索南才让的《自然规律的另一种方式》则进一步松动了被理想生活与理想自我所束缚的青年。“我”与德吉央宗共同寻找的那条“真正的河流”,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追求,象征着无法被标签定义的本真自我。小说结尾“日升日落之间,将会有一条给我们的路”,虽没有给出确定的寻找结局,却指出了追寻过程本身的意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